從邊堡事件看明中期以后邊防政策的變遷
——以土木堡之變等三個邊堡事件為例

段培西 楊榮星

(1.山西師范大學,山西 太原 030000；2.山西開放大學，山西 太原 030027)

明朝建立之后，元朝余部退往長城以北的草原地帶，后分化為韃靼和瓦剌兩部，對明朝北部邊防依舊是嚴重的威脅。從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間，曾多次發兵北伐，一度削弱了韃靼和瓦剌的勢力。但是，北方游牧民族多以畜牧為主要生產生活方式，以騎射為主要生存作戰技能，逐水草而居，所以“虜眾易合而勢常強，我兵難聚并而勢常弱”[1]42，他們“侵暴邊境，出沒無常，大舉深入，動至數萬”[1]41。這就使明廷一直在“戰”還是“和”的問題上糾結。

明中期之后，軍力衰弱，用武力應對韃靼和瓦剌的威脅自然就更加艱難。加之皇帝“怠政”、倚重宦官，皇權高度集中與強化，宦官代行皇權、濫權，加重了皇帝怠政的負面影響，導致了兩場危及明朝存亡的敗仗。河北懷來城外的土木堡、北京密云的古北口見證了這兩次戰爭，也見證了明中期以后邊防政策的變遷。

一、“土木堡之變”及事變后的消極固守應付政策

“土木堡之變”的發生，標志著正統年間(1435-1449)埋下的邊防隱患全方位暴露了出來。此次大敗仗在這個時候發生，看似偶然，其實有其必然性。

(一)“土木堡之變”

土木堡，坐落于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土木鎮，是一處重要的軍事要塞。它曾經被叫作“統漠鎮”，據說是隋末高開道所建立?！犊巯箱洝飞嫌涊d，傳說遼朝君主曾于此地駐扎，駐扎期間曾樹立大型幕帳于此，所以又稱作“統幕”，后來逐漸音訛為“土幕”，再后來才逐漸演變為“土木”這個名字。[2]到元朝時，原有的城堡已不復存在，有一條御道從元大都(今北京)出發，通往其草原故都開平，這里遂設立驛站和驛城。明朝初年，原有的驛站和驛城建制依舊保留。永樂初設置城堡，與榆林堡、雞鳴驛共同拱衛首都京師。該堡周長1000余米，高約11.67米，在東、西、南三面設立城門，同時設有甕城1座，城外有護城河，深2.3米，寬6米許。駐守此處的最高軍事官員是操守，領轄官軍114名，守墩軍約300名。[3]325

正統十四年(1449)，瓦剌首領也先帶兵犯邊，明英宗朱祁鎮在沖動之下貿然率大軍出征，被困在土木堡，由于后勤準備極不充分，水源被掐斷，致使明軍陷于危險境地。也先佯裝講和，趁明軍不備，發起突然襲擊，明英宗朱祁鎮成為也先的階下囚，眾多文臣武將戰死，明軍折損過半，歷史上稱之為“土木堡之變”。

(二)明軍失敗的政策原因

當時宣府和大同都是明朝的軍事重鎮，距離都城的距離并不遙遠，且附近還有京營重兵，然而戰爭開始就不斷損兵折將外加喪失領地。具體原因包括以下兩方面：

首先，“不花錢養兵”的軍戶制和衛所制遭到了嚴重破壞，北方邊防廢弛。軍戶制和衛所制是明代的基本軍事制度，隨著明太祖朱元璋統一全國的戰事和政權建設基本完成，軍戶與衛所的分布逐漸擴散至全國，衛所制度亦在實操中逐漸完善。其基本形式為，約5600人編為一衛，1120人編為一所，在固定的駐地一邊屯田，一邊承擔防務。管理層級自下而上有千戶所、衛、都司、五軍都督府。自給自足是軍戶制和衛所制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其主要目的，但在操作層面容易出現士兵及其家屬忙于耕織、士兵無暇訓練的狀況。隨著時間推移，“各衛所的兵額中只有五分之一能執勤從事軍務”[4]，軍情緊急時各衛所臨時調動兵員充數，在兵員素質缺乏保證的前提下，部隊整體戰斗力薄弱。本次事件中，明軍從大同班師東返途中，在前哨戰役時就已經折損大量兵力，余下部隊于土木堡徹底戰敗。相較于瓦剌軍，雙方戰斗力立見高下。

其次，明方統帥體制混亂，決策與軍令一錯再錯。明英宗朱祁鎮率軍出發前，吏部尚書王直曾率群臣上書勸諫皇帝要三思而后行，但明英宗重用大宦官王振，堅決要親自領兵。出征路上，王振倚仗明英宗的寵信對軍務亂指手畫腳，隨行文武大臣的意見多被置之不理，結果明軍內部亂成一團，以至于前哨戰役一敗再敗。同時，也先為誘明軍深入，主動向北撤退，明軍貿然追擊，在得知前方敗績的消息之后就立刻陷入慌亂撤退狀態。且明軍殘部在撤退時找不準合理的路線，致使將士們疲憊不堪，等到明軍潰退至土木堡之時，瓦剌軍已緊追不舍。此時兵部尚書鄺埜多次建議明英宗退入居庸關以圖安全可靠，但卻被王振所反對。不久后瓦剌軍隊將土木堡圍困起來，同時也先假意遣使議和并擺出一副撤離姿態，而明英宗朱祁鎮卻沒有提防，王振下令移營就水，饑渴的明軍哄奔向河，人馬失序，瓦剌伏兵四起，明軍二十余萬人亡三分之一、傷居半，土木堡一戰，明軍大敗。

(三)對蒙“絕貢”等若干消極固守政策的出臺

“土木堡之變”后，于謙擁立景泰帝朱祁鈺并整頓軍務，不僅穩住了陣腳還使得挾持明英宗的瓦剌勒索未遂，隨后組織北京保衛戰擊退瓦剌。然而，明英宗復辟后將于謙當作“政敵”處死，于謙的整軍成果化為烏有。幾年之后也先被暗殺，瓦剌勢力相對衰微，韃靼也處于內亂之中，北部邊境貌似暫無大患。

同一時期，明朝群臣持“守為策之善，而戰非吾之利”[5]態度者占多數，形成了主要依托長城“固守邊疆”[6]的北邊邊防政策，不斷修筑邊堡、加固長城邊墻，把“固守”作為防御蒙古犯邊的一項主要手段。在這一政策主導下，政治方面，明朝嚴格限制與蒙古的往來，不再外派使者前往蒙古；經濟方面，明廷則采取多種限制措施，拒絕與蒙古進行互市貿易，人為隔絕雙方的經濟交流。[7]長遠看來，這種做法對明朝增強自身實力并無太大的幫助，蒙古也因輸入必需品的渠道被斷絕而不滿。蒙古積怨，自身積弱，到嘉靖年間，“各邊假按伏以自全，或拾殘騎以詐報。將士既無斗志，總督諸臣亦止于布列兵馬，散守要害，名曰清野，實則避鋒，名曰守險，實則自衛”[8]。這樣一來，北部邊軍戰斗力缺乏，碰上敵軍往往消極防御，致使北部邊防工作形同虛設。而蒙古韃靼部卻日益強大，最終造成了明朝嚴重的邊防危機。

二、古北口“庚戌之變”后的強邊通貢政策

“庚戌之變”的發生，無異于是對明廷和明世宗的一次嚴重打臉行為。明世宗時期，明朝的邊患比正統年間更加嚴重，加之明世宗嚴重失職，俺達汗兵臨城下，明廷只能倉促且被動地應對。

(一)古北口及“庚戌之變”的簡要經過

從北京市密云縣向北行進45千米即可到達古北口，古北口原名虎北口，因其西南有山名曰臥虎山，故有此名。它是長城的重要關口，也是溝通燕山山脈南北交通的要道之一。漢時此處已駐兵戍守，防御匈奴。明初依地勢修筑長城，洪武十一年(1378)在這一地區建城并駐兵把守，并增設門關兩道，一道設立于長城關口處，稱作“鐵門關”，僅容一騎一車通過；一道設于潮河上，稱作“水門關”。古北口與西北的居庸關同為京師的兩個重要門戶。

時間進入嘉靖十五年(1536)，此時明朝北部邊防軍務完全是一副荒廢之象?！睹魇贰酚涊d中，都御史王廷相指出邊防工作有“三弊”：一是軍士多雜派，一年到頭不得入操，實與田夫無異；二是軍營多見老羸茍且應役，精壯子弟征招不來；三是“富軍憚營操征調，率賄將弁置老家數中，貧者雖老疲，亦常操練”[9]。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十余年后“庚戌之變”時官軍不能戰不敢戰、敗仗不可避免的結果是何原因所致。

到了嘉靖二十一年(1542)后，明世宗朱厚熜整日沉溺于神仙方術求長生。重用大奸臣嚴嵩父子，以致忠良遭到排斥甚至陷害，違法亂紀現象嚴重，社會秩序紊亂，朝政日益廢壞，朝廷內部矛盾、社會矛盾和危機愈發嚴重。[10]也難怪著名的清官海瑞在《直言天下第一疏》中以直白、辛辣的態度將明世宗朱厚熜大力批判了一番。

這一時期，從明朝輸入蒙古的農業與手工業產品，在數量與品種上都難以滿足蒙古人的需要，韃靼首領俺答汗非常希望擴大與明朝的邊貿活動以獲取更多生活必需品。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俺答汗向明朝第五次提出通貢的請求，但明廷害怕重蹈“土木堡之變”的覆轍，于是對此采取了拒絕態度，還處死了對方來使。于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發兵大舉侵犯明北部邊境，因該年為庚戌年，故此事件名為“庚戌之變”。同年六月，俺答汗的軍隊先攻打大同，總兵官張達和副總兵林椿二將全都戰死。然而負責鎮守此處的大將仇鸞卻花費重金賄賂俺答汗以求“高抬貴手”，于是俺答汗將矛頭指向東邊。同年八月，俺答汗軍沖入古北口，當地駐軍迅速潰敗，俺答汗軍繼續推進，直逼京師城下。

自土木堡之變后，京師百年無警，俺答汗的突然襲擊引起了極大的恐慌，駐扎于京師附近的四、五萬駐軍要么是老弱病殘，要么被達官貴人當作仆役使用，再加上兵器的缺乏，戰力明顯不支。明世宗調來勤王的援軍裹足不前、消極應對，嚴嵩也要求諸將避戰自保，俺答汗的士兵在城外近郊大肆燒殺搶掠，并威脅：“予我幣，通我貢，即解圍，不者歲一虔爾郭！”[11]

此時禮部尚書徐階進諫，若無條件應允，有辱明廷尊嚴，應該勸俺答汗先行撤兵，再派人就通貢問題與其周旋。世宗采納了這項建議，允諾了通貢，于是俺答汗撤兵。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初一日，俺答汗軍一部分由高崖口等處退去，另一部分由古北口舊路撤走。庚戌之變期間，“諸州縣報所殘掠人畜二百萬”[12]。

(二)對蒙政策由“絕貢”至強邊通貢并舉

庚戌之變是明蒙關系在土木堡之變后經歷的又一次嚴重沖突，其導火索是“絕貢”糾紛。關于明廷為何如此頑固地拒絕蒙古的通貢請求，胡凡在《論明世宗對蒙“絕貢”政策與嘉靖年間的農牧文化沖突》一文中認為，從當時的情況加以分析，其根源主要在體現在明世宗朱厚熜身上。明世宗存在根深蒂固的輕視蒙古的觀念，比如他對蒙古總是秉持諸如“丑虜”“虜氛甚惡”“黠虜節年寇邊，罪逆深重”這樣的態度，故對蒙古事務采取的政策，反復多變。[13]

“庚戌之變”后，明世宗懾于俺答汗兵威，勉強同意通貢。嘉靖三十年(1551)在宣府、大同一帶開放馬市。然而不久之后，嚴嵩因與仇鸞爭權奪利而阻撓馬市開辦，明世宗的態度又開始動搖，當蒙古方面進一步提出擴大邊貿的要求時，便干脆關閉了馬市，并且下令，凡是再提此事者處死。中央各部官僚多數擁護，但是他們又拿不出更為合適的方案去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直至明世宗去世，俺達汗軍多次劫掠山西、河北北部得手。

隆慶初年，戚繼光接手京師附近防務，俺達汗軍的劫掠大為收斂?！?戚)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14]。但千里邊疆，全都修飭，國力不允。明廷復又考慮，遠征漠北已經失去了實際操作可能，自己更不具備滅亡對手的實力，長期的敵對只會導致兩敗俱傷的局面，便不得不在對蒙政策上探求新的路徑。

“隆慶和議”便在這種形勢下催生，大同得勝堡成為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見證。

三、得勝堡“隆慶和議”后的封貢互市政策

明穆宗朱載坖雖然是一個在正史上顯得低調的皇帝，但他讓高拱等有能力的大臣入內閣打理政務，故這一時期明朝在許多方面都有了良好的改觀，為“隆慶和議”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得勝堡及“隆慶和議”始末

得勝堡,位于今大同市新榮區堡子灣鄉得勝堡村北。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創建，長方形，周長1700米，墻高12.67米，曾“黃土夯筑，外包磚石”[3]514。當年的得勝堡，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據《三云籌俎考》記載，該堡外接鎮羌堡、內聯弘賜堡，這兩堡之間“矢鏃可及”[15]，它們與長城、關隘形成嚴密的得勝口防御設施體系。

明隆慶四年(1570)，俺答汗之孫把漢那吉投奔明廷，成為明蒙關系緩和的契機。此后不久，得勝堡成為“隆慶和議”成功后封貢、互市的主場地。

俺答汗之孫把漢那吉入關后，大同巡撫方逢時、宣大總督王崇古分析研判，俺答汗如果看重這個孫子，定會前來索人，己方就以“縛送板升諸逆，還被掠人口”為條件，然后“以禮遣歸”。[16]如果俺答汗放棄這個孫子，則厚待把漢那吉，待俺答汗去世后，扶持把漢那吉，挑起蒙古的內斗。無論哪種情況，明廷最后都可獲利。王崇古與方逢時向朝廷上書報告相關情況，并提出處置建議“許以生還那吉”，初步提出“議和”思路，“授官或賞賚……后議封爵……許以市易”，實現“華夷兼利”。[17]當時朝廷內閣首輔高拱和重臣張居正贊同他們的主張，力排反對派非議，面請皇帝批準。

俺答汗索孫心切，直奔大同，且對于明廷“縛送板升諸逆”的要求，馬上應允，并說自己孫子降漢，是天遣之合。

事實上，俺答汗犯邊往往只為搶掠，此時明朝邊防力量得到加強，搶掠已不合算，封貢稱臣且有互市在后，俺答汗心愿得遂。由此，雙方和議，水到渠成。

(二)封貢互市，實現百年“和好”

雙方談判，基本上以和平手段達成，各取所需，各有所得。明隆慶五年(1571)，明朝皇帝敕封俺答汗為“順義王”(后封其妻三娘子為“忠順夫人”)，并在得勝堡舉行隆重儀式予以慶賀，同時宣示開放大同、宣府等地的馬市。[18]《明史》載，儀式中受封者不在少數，諸如：“昆都力哈、黃臺吉授都督同知……賓兔臺吉等十人授指揮同知……”[19]8487把漢那吉，也授了指揮使一職。

隆慶和議，不久即見成效。僅大同得勝堡官市，自5月28日至6月14日，順義王進貢馬1370匹，交易價10545兩，“私市馬騾驢牛羊六千，撫賞費九百八十一兩……”[20]當年秋天，雙方立下基本規則：俺答每年進貢500匹馬，朝廷賞賜同價的絲綢等物品。俺答汗的兒子賓兔、丙兔桀驁不羈，被父親告誡，漸漸收斂。自此，“諸部無入犯，歲來貢市”[19]8488。東起延、永之地，西到嘉峪七鎮的數千里邊境，軍民得以樂業休息，朝廷不用再在兵革上花費重金，每年節省邊防費用十分之七。

隆慶和議是明朝以多管齊下的務實手段解決與外族敵對關系的重要舉措，收到了明朝北邊數百年間很少爆發大規模戰爭的良好效果。明穆宗在任期間的“和議”以及開放邊市是兩項影響深遠的政策，使“疆場無警者四十余年”[21]。此后明朝與蒙古之間不再有激烈的邊疆戰事，邊疆環境得以安定，雙方得以各取所需。萬歷中興，也與這兩項政策的作用有較大干系。

三、結語

自明朝中期以來，以武力應對邊患的做法難以為繼之時，明廷沒有及時采取務實手段進行調整，采取了被動的、近乎不作為的態度去應對，比如廢棄有效的整軍措施，得過且過，以至于邊患問題不僅得不到解決，反而為日后再次于邊患事件中蒙受重大損失和威信掃地埋下隱患。至隆慶年間，通過加強對邊防軍務的整頓并主動尋找合適時機，果斷決策通貢互市，才終于摸索出一套雙管齊下且相對務實的辦法，北方邊患問題才得以基本解決。對明蒙雙方而言，交流和融合是社會發展的趨勢，也是邊境和平、各族人民互利相生的長久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