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樣化的現代性模式與中國新現代性的超越性建構

張晨耕

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關鍵性問題?！吧鐣髁x現代化”包含“社會主義”與“現代化”兩大關鍵詞，“現代化”是對人類社會由傳統到現代轉變以及現代社會持續性展開的描述，而現代性則是對現代化在廣義社會歷史層面的抽象總結?！吧鐣髁x”與“資本主義”都是在“現代”這一特定歷史場域內展開并通過不同的現代化實踐歷程得以建構，實踐歷程的差異表現為社會發展道路的差異，最終可歸結為現代性模式的差異，而這一邏輯過程的各個環節不是嚴格的順次展開關系，而是相互觀照與支撐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僅呈現為現實的社會歷史實踐進程，而且蘊含著某種社會發展道路的選擇與建構，最終呈現為某種現代性模式。

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在中國特有的歷史環境與現實訴求基礎上展開的，不僅表現為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實踐進程，而且突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與建設，呈現出“中國新現代性”。這種新現代性與西方資本現代性、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不同，有其自身的超越性建構。

一、 資本現代性的發展與本質

現代性本質上是對“現代”這一歷史場域以及現代化具體內容與展開歷程的抽象概括。不可否認，西方社會率先揚棄了傳統的生產實踐與交往實踐方式而進入“現代”這一歷史場域，奠定了現代人類社會的普遍性基礎，并將“現代性”的概念及問題域納入人類的思維與認識體系中。因此，對于廣大后發進入現代社會的國家與民族而言，現代性似乎是一個舶來品。西方國家用以開辟“現代”這一歷史場域的主要利器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上建構的雇傭勞動、資本邏輯、商品拜物教等。因此，其現代性模式常被稱為“資本現代性”。資本現代性并不呈現為對某一完成時歷史狀態的固定概括，而是呈現為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的動態理論體系，有其發展的階段性：

第一，啟蒙現代性階段。直觀來講，啟蒙運動造就與滋養了現代性的產生與成長，其帶來的理性主義精神、科學主義精神、人的主體性地位，使得人能夠大膽運用自身的理性能力對自然界進行實證、計算、改造、征服，對社會歷史按照人的需要進行改良與重構。自由、民主、法制、科技、經濟、藝術等都以斷裂于傳統且昭示著現代的新樣態呈現?？梢哉f，啟蒙運動以來，傳統成為被人類社會所極力揚棄且在歷史中必然被淘汰的對象，現代有了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合法性”，至此，西方社會進入了啟蒙現代性階段。

啟蒙現代性建構成形的根本原因應該從具體的生產與交往實踐活動中尋找。啟蒙運動從一開始就與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發展纏繞在一起：其一，啟蒙對理性以及人的主體地位的確立，對科學的探索，對自由平等的追求等，無不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發展將人從傳統的生產與交往體系中“解放”出來的基礎上，建立在重新厘定商品、貨幣、勞動的歷史定位與社會價值的基礎上；其二，啟蒙思想奠定了現代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歷史觀、認識論等方面的重要原則，然而這些原則無不需要通過與資本的“合謀”得以確立實施；其三，啟蒙思想自其產生起就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與世界歷史的擴展而普及到全世界，擴張的資本始終是啟蒙思想傳播的先頭軍。

第二，經典現代性階段。對經典現代性進行批判闡述的代表人物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韋伯用理性化、科層制、“鐵籠”等內容精準闡述了一個全面而深刻地斷裂于傳統的現代社會，現代性獲得了最為正統與經典的表達。韋伯認為，在現代社會，人類的實踐活動遵循某種可計算、可實證、精確化、目的導向的客觀規律、規則、邏輯。以價值中立、非人格化、形式化、利益導向為特征的“工具合理性”在社會中得到廣泛地運用與表達，在此基礎上，“法理型”權威體制也取代了傳統威權體制。但是，個人成為服從與執行理性化與科層制的工具，大寫人的自由與理性遮蔽了小寫人、具體人的自由與理性。

韋伯認為，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合乎理性地使用資本和按照資本主義方式合乎理性地組織勞動尚未成為決定經濟活動的主導力量”(1)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陳維綱譯，北京：生活·新知·讀書三聯書店，1987年，第41頁。。經典現代性從屬于廣義上的資本現代性：從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講，經典現代性所表達的種種社會事實，其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產品的商品化，交換價值對使用價值的遮蔽，以及雇傭勞動等以資本為核心的經濟社會體制。工具理性使得資本的增殖積累成為人類社會生產最主要的目標追求，同時，資本的增殖積累也成為建構工具理性的主要活動。人主體性地位的確立及現實需求的滿足，都需要通過工具理性下以資本增殖積累為導向的實踐活動來實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生產與交往活動，必然依托于某種復雜且精密的分工與管理體系來運行，而這一體系不僅向內深化，而且向全球擴展，“鐵籠”與科層制就是嵌套在該體系之中。

如果說啟蒙現代性階段人類社會的傳統與現代還有著諸多糾纏反復，那么經典現代性階段，“現代”這一歷史場域得到了根本性確證，資本現代性進入了“黃金時期”，獲得了最全面、最深刻、最正統的闡釋表達，極大強化了自身的歷史地位。

第三，反思現代性階段。資本現代性努力浸入世界歷史的不良產物就是伴生了諸多的矛盾與災難，這迫使資本現代性不斷進行自我修復與調節，催生了諸多“新變化”“新發展”，資本現代性進入了反思現代性階段。具體表現在新科技革命帶來的生產力發展與生活富足；后工業社會、消費社會、后現代社會等社會形態；人們對民主與極權、左與右、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關注與反思；“公共領域”的突顯；對宏大敘事的拒斥；文化的商品化、碎片化、多元化；文化交流的廣泛性與沖突的激烈性相共存等方面。

上述諸多表現都是建立在現代性所固有的那種承接于啟蒙運動的“反思批判性”在特定歷史時期——資本現代性的成就與災難集中對抗爆發并深刻塑造人類歷史——應用發酵的基礎上。正如吉登斯認為的那樣，“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現代性的時期”(2)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143頁。，“社會實踐總是不斷地受到關于這些實踐本身的新認識的檢驗和改造，從而在結構上不斷改變著自己的特征”(3)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34頁。。

然而，反思現代性本質上也是資本現代性的一種特定表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以及資本關系的調整，是反思現代性產生與發展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反思現代性所面對的種種經典現代性之痛，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發展內在矛盾激化的結果，反思現代性所呈現的自我修復，本質上也是對這種內在矛盾的緩和，其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找到了新的改進空間，資本關系有了新的均衡力，資本有了新的增殖點。另一方面，反思現代性不僅只有反思改進的意味，其本身也是資本現代性發展進步的具體表現，反思現代性所搭建起來的是一套更先進、更復雜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框架，生產力更發達，全球資本關系更穩固，雇傭與剝削關系更隱秘，資本增殖更靈活、多樣、高效?？梢哉f，反思現代性使得資本現代性以一種全新的“現代性模板”形象進入新全球化與世界歷史。

所以，資本現代性呈現的是人類社會由傳統到現代的轉變以及現代社會不斷深化發展的歷史進程。資本現代性的三個階段不是線性的依次取代關系，而是以復雜的結構疊加在不同地區、不同的現代性譜系中，尤其對于中國這樣的后發國家而言，資本現代性既是被學習與追趕的對象，也是被挑戰與超越的對象。

二、 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的興起與失敗

擴張是資本現代性的重要特質，資本現代性的全球擴張造就了其自身的發展深化和以其為主導的世界歷史。資本現代性擴張的過程中，必然遭遇與其原生環境狀態相異的歷史環境與現實需求，由此生發出差異化的社會發展道路、新的世界歷史形態以及新的現代性模式。世界歷史以及人類的現代性模式也不再呈現為單向輸出侵入的格局，而是有了更多的對撞性與層次性，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就是典型代表。

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在事實上受到“彼得一世改革”的影響，俄國向西歐學習并積極融入已見端倪的歐洲現代社會。然而俄國真正的現代化進程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通過蘇聯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現的。這就使得俄國的現代性模式不同于西方其他國家的資本現代性，其突顯了社會主義性質。

列寧對第二國際機會主義道路的斗爭，是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實質性的起點，這意味著俄國要建構一種與西歐資本現代性相剝離的新現代性模式。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機會主義理論家們主張放棄暴力革命，通過議會斗爭的形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伯恩施坦對當時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發展有如下判斷：一是認為“至少在較長時期內可以把像從前那種類型的普遍營業危機看成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了”(4)愛德華·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選》，殷敘彝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2頁。；二是認為“民主是手段，同時又是目的。它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手段，同時又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形式”(5)愛德華·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選》，殷敘彝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9頁。。

在當時的歐洲，銀行與生產的結合造就了金融資本，資本主義在其世界市場中輸出的不僅僅是商品等實物，而且還有增殖能力更強的金融資本，通過資本的輸出，資本主義以帝國主義的面貌呈現，并在經濟上、政治上對世界進行瓜分，以達到壟斷目的。列寧認為，“壟斷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的最新成就”(6)《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7頁。，而“用卡特爾消除危機是拼命為資本主義涂脂抹粉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無稽之談”(7)《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5頁。。這是列寧對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發展的判斷，也是對資本現代性演變趨勢的判斷。

列寧主張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使俄國走上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當時俄國現代社會的生成，面臨著沙皇封建專制統治與帝國主義壓迫的雙重威脅，沙皇的封建專制統治是必須且必然被“現代”所揚棄的“傳統”，帝國主義下的資本主義擴張又不可能真正帶來俄國現代社會的建立與發展。當時俄國的民粹派，或者否定資本主義對于俄國社會發展的必要性，或者掩蓋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期望通過社會改良與調和主義的方式實現俄國的社會發展。列寧認為，“民粹派的愿望和工業自由背道而馳，竭力阻止現代化的發展，就這一點來說，它們是反動的、荒謬的”(8)《列寧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9頁。。列寧并不否定資本主義對于俄國社會發展的價值，但揭露了民粹派小資產階級代言人的身份及其“人民之友”的虛假表象，認為俄國不具備議會斗爭的條件，也無法通過資本主義的自然生長來搭建一個健康的現代社會，只能依靠工人階級，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消除封建專制與帝國主義的威脅，以實現現代化發展，建構一種新的擺脫資本現代性桎梏與困境的社會主義現代性模式。列寧相對于革命的“同時勝利論”提出了“一國勝利論”，認為可以率先在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在此基礎上“吸取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51頁。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對馬克思“卡夫丁峽谷”理論的實踐與延續。

俄國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在資本現代性與帝國主義鏈條上打開的一個缺口，也是某種新現代性模式的一個入口。列寧認為俄國通過“十月革命”建立的是一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一方面，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本質上內含著反資本、反資本主義、揚棄資本現代性的訴求與歷史目標，以及建立一種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基因與歷史使命。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構成及其歷史任務表明，提高社會生產力，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發展，提升人的生產與交往實踐活動能力與層次，是蘇聯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也是建構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的關鍵所在?；诖?，列寧提出了“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秩序+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10)《列寧全集》第3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0頁。的社會主義公式。蘇聯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通過新經濟政策使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經過兩個“五年計劃”的努力，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由此建構一種異于資本現代性的社會主義現代性模式。

馬克思晚年對俄國革命的關注以及“卡夫丁峽谷”理論的探索，本質上是在試解“是否存在一種異于西方資本現代性的現代性模式”的問題，列寧對俄國革命與建設的分析與指導，本質上則是在試解“如何建構一種不同于西方資本現代性的現代性模式”的問題。前者是對如何跨入與開啟社會主義現代性的追問，后者是對如何展開與推進社會主義現代性的追問。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的確立使人們看到了一種新的現代社會發展樣態與現代性模式。然而，如何保證社會主義社會的快速、健康、持續發展，是建構與發展社會主義現代性所面臨的一大持續性難題，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因沒有解決好這一難題而最終走向失敗。

第一，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后，為了應對復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蘇聯以犧牲農業支持工業的方式優先發展重工業，在此基礎上成功取得了國內外戰爭的勝利，躋身世界強國行列。但由此形成的發展路徑依賴使得蘇聯偏重發展重工業，導致工業體系與經濟社會發展失衡。究其原因，是蘇聯受制于應對國內外戰爭與對抗局勢的需要，過于抬高工業化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而長此以往必然導致對現代化發展的全面性及其客觀規律的誤判，導致對西方資本現代性的誤判，也導致對如何建構社會主義現代性的誤判。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蘇聯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處于冷戰對峙狀態，這使得蘇聯的社會主義現代性在人類世界歷史建構中未能繼續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與價值。此外，歷史表明，無論是俄國，還是蘇聯，乃至當今的俄羅斯，與歐洲以及美國等資本主義強國的關系，決定了其所處世界歷史環境狀況及其如何參與建構世界歷史，而任何一種社會主義現代性也都必然面臨類似的問題。

第三，人的存在與發展問題是任何現代性模式的核心問題。社會主義現代性應該以“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最終指向，但蘇聯偏重重工業發展的計劃經濟模式，其帶來的后果之一就是人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都被捆綁并教條式地嵌入在重工業體系以及國家的計劃指令之下。在此體制下，雖然蘇聯總體上是一個能夠與美國相抗衡的超級大國，但是涉及人民日常生活的工業門類與行業缺乏應有的活力與創造性，與那種現代較之于傳統所特有的靈活、自由、創新的動態平衡式的社會發展特征背道而馳，而這必然造成人生存狀態的畸形。

第四，“蘇共二十大”中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給蘇聯的民主與政治發展帶來了災難性打擊。建構社會主義現代性是一項艱難的理論與實踐探索，產生種種錯誤與不足是不可避免的，如何認識、定性、糾正這些錯誤與不足，是建構社會主義現代性必然要面對且必須去解決的重大問題，這關系到社會主義現代性建構的連續性與科學性。

綜上所述，與資本現代性相比，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受到更多更深刻的來自世界歷史與國際關系的影響沖擊，甚至可以說，任何一種新現代性模式都是在相應的世界歷史形態與國際關系格局的沖擊影響下建構起來的。人類現實實踐活動能力、范圍、層次的提升，是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所取得發展成就的根源，也是任何一種現代性模式興起發展的核心支撐力。而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失敗的根源也在于對上述問題的背離，對社會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的背離。

三、 中國新現代性的超越性建構

討論現代性模式問題，必然要涉及一元現代性與多元現代性之爭，本文無意對該爭論下一確定性的判斷，這些爭論分歧所討論的實質性問題則是不同現代性模式之間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問題。一元現代性體現在，不同的現代性模式處于一個相同的，以世界歷史樣態呈現的“現代”歷史場域，且面臨著相同的實踐對象與實踐方式。而多元現代性體現在，各個國家地區與民族群體基于各自不同的歷史環境與發展訴求，以多元的方式操持共同的實踐對象與實踐方式，并形成多元的現代性實踐集合。

社會主義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現代性之別，是多元現代性最集中最深刻的體現。社會主義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現代性相比，其共同面臨著一元現代性所呈現出的“現代”這一歷史場域的實踐對象與實踐方式。不同的是，資本主義現代性呈現出更加深刻與徹底的資本現代性特征。社會主義現代性往往是通過徹底的社會革命，消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侵略與本國傳統封建勢力而建構起來的。社會主義現代性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和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并努力在實踐中而非觀念中實現上述目標。對于社會主義現代性而言，雇傭勞動、資本邏輯等資本現代性的核心內容僅具有方法論層面的意義，其始終是要被揚棄的對象。

因此可以說，不同的歷史環境與社會狀況必然呼喚催生不同的現代性模式。對于中國而言，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環境與社會狀況，同歐洲、俄國有著更大的差異性，因此從理論上講，中國的現代性模式必然呈現出“新”的特征，是一種“新現代性”，而中國新現代性也正是多元現代性與社會主義現代性的體現。

中國新現代性的超越性，并不是要碾壓與淘汰資本現代性與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并賦予自身強勢的“現代性模板”價值，而是基于中國的歷史環境與現實訴求超越上述現代性模式對中國現代性建構的桎梏，并生成一種新的現代性模式。而對于中國新現代性的表述，本文是從馬克思的現代性理論視域出發，從馬克思對人類歷史與現代社會的認識與批判入手，揭示中國新現代性的形成與發展。中國新現代性既包括傳統到現代的歷史轉變，又包括轉變后的“現代歷史”發展。

傳統向現代的轉變，是某種現代性模式得以建構的開端。廣義上講，這指的是現代社會逐漸深化發展以取代傳統社會的漫長歷史過程，狹義上講，這指的是一個國家由傳統社會踏入現代社會的歷史轉折節點。歷史表明，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是在外部現代性力量沖擊的基礎上開啟的，并最終構成“中國新現代性”。

第一，近代鴉片戰爭時期，西方已進入電氣時代，西方資本現代性是以包裹著啟蒙現代性的經典現代性樣態擴張侵入至中國。而中國遭受的這種“千年未有之變局”，最直接表現為經濟與武力的沖擊，這種沖擊之下，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與現代性的建構僅作為歷史不自覺的客觀結果而出現，中國要真正自覺進入現代社會，必然要在諸多復雜且艱難探索的“合力”下實現。

第二，資本現代性得以建構的根本動因在于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發展成熟。資本現代性擴張至中國以后，中國并沒有相應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土壤來支撐其生根發展。一方面，近代中國困于內憂外患的局面，救國圖強始終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的首要目標，中國的現代性建構一開始就不是以經濟發展為導向。另一方面，中國固有的文化積淀與倫理價值觀對受沖擊的經濟社會起到了某種逆向保護作用。最主要的是，按照資本現代性邏輯生長起來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既想打破西方資本現代性在中國建立的現代性秩序，但又不得不依附于該秩序以求發展。中國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或者滋生出一個半現代的落后中國，或者倒逼出一個新現代性的新中國。

第三，中國的現代性模式，是建立在自身特有的價值判斷與實踐導向基礎之上。在對自由主義與集體主義、主客對立與主客統一、公平與效率、平等與自由等辯證對立關系問題的抉擇上，中國有著獨特而創新的應對方式。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是西方資本現代性中最具代表性與實用性的內容，是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發展的常態化訴求。但是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在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發展中從未占據過主導地位。中國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的非原生性，使得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必然受制于某種外在統一性力量的提攜、引導與規制，以確保效率與公平的價值實現與結構協調。此外，中國集體主義的文化傳統，大一統的社會政治傳統，大同社會的歷史追求，天人合一的自然觀等歷史積淀與文化基因以及由此而生的價值判斷與實踐導向無不催生中國的新現代性，并構成對既有現代性模式的區別與超越。

第四，中國近代以來歷次救亡自強的運動與革命，本質上都是對“如何實現傳統到現代歷史轉變”的探索，都是對中國新現代性的探索。歷史表明，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推翻了阻礙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中國的現代性建構至此有了社會主義性質，呈現為一種“新現代性”。正如毛澤東所言：“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在一方面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1)《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7頁。。在此過程中：一方面，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既不是實現資本的增殖積累，也不是實現某一單獨群體的私利，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再對任何披著資本現代性外衣的虛假救世主抱有幻想，而是從中國的歷史環境與發展訴求出發，掃清阻礙中國現代社會發展與現代性建構的障礙，資本現代性的一切優勢與弊端，都要在中國的實際發展狀況面前重新審視；另一方面，新民主主義革命期間，雖然蘇聯給予了重大的支持與幫助，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能夠根據中國現實的歷史環境與社會狀況制定與實施符合自身革命需要的路線與指導思想。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及其帶來的中國社會由傳統到現代的轉變，本質上呈現為一種區別于資本現代性與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的新現代性模式。

新中國的建立開創了“中國新現代性”的現代性模式，但中國新現代性不僅指的是中國社會由傳統到現代的歷史轉變，更重要的是中國進入“現代”這一歷史場域的后續發展?？v觀資本現代性與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工業化”“資本”“世界歷史”是人類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人類現代性建構的重要主題，同時這也是馬克思現代性理論的核心議題，我們可以通過這三部分內容窺見中國新現代性的建構情況及與其他現代性模式的差別與超越：

第一，工業化與現代化之間的關系。工業化帶來了人的現實實踐活動與生存方式由傳統到現代的巨大轉變，并持續性地推動著現代社會的進步。因此，任何現代性模式的首要歷史任務都是實現工業化。但是馬克思論述現代社會大工業的時候同樣論述了私有制、異化勞動、剩余價值、雇傭關系、法律制度等內容。換言之，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真正服務于現代社會的工業化，是一個包含所有制形式、人的生存狀態、經濟社會制度等復雜內容在內的綜合體系。

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優先發展重工業所形成的路徑依賴與發展慣性造成了蘇聯工業體系與經濟社會體系的畸形失衡。資本現代性所帶來的人類生存狀態的巨大改善，以及世界市場、殖民體系、工業分工體系的建立，都是建立在現代工業化生產對傳統農業化生產絕對優勢與力量的基礎之上。

對社會主義中國而言，新中國成立以后很長一段時期內，基于應對國內外局勢的需要，中國模仿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優先發展重工業。但是中國的工業化始終在宏觀現代化的背景與目標指引下展開，包含工業化發展在內的“四個現代化”保證了中國現代性建構的整體性與協調性，避免了重蹈蘇聯的覆轍。此外，中國工業化的早期資本積累來自本國的農業剩余以及合理的對外貿易，后來與中國工業化相配套的是改革開放發展政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建成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的生產實踐活動與交往實踐活動實現了現代化轉變，這是中國新現代性最根本的支撐力量與呈現方式。

第二，“資本”在中國新現代性建構中的歷史價值與歷史命運。從字面意義來看，資本與資本現代性有著天然的聯系，資本是資本現代性最為突出的特征。雖然“資本”這一概念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孕育而生，但本質上來講，資本是一種裹挾著雇傭勞動、商品拜物教、交換價值的以無限增殖為目的人類實踐活動及過程，是現代社會中普遍性的現實實踐活動方式與載體，其對于任何一種現代性模式而言都是必然被上手操持的對象。

對于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而言，計劃經濟的優勢使得蘇聯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資本帶來的負面效應，但是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意識形態控制使得“資本”很難發揮其必要的歷史價值。對資本現代性而言，資本是其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建立世界殖民體系、經濟體系、勞動分工體系最有力的工具，但資本霸權下的社會全面異化也是其始終無法根除的頑疾。

對社會主義中國而言，無論是新中國成立后的計劃經濟，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是從現實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出發建構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前后三十年”的差別，不構成相互否定的關系，而是資本在不同歷史時期以不同的樣態發揮不同的歷史價值。而縱觀人類社會，資本主體性常常僭越與遮蔽人的主體性，資本主體性邏輯下先污染后治理、先剝削再分配、先爭霸再崛起的發展道路是中國新現代性所極力摒棄的?！百Y本主體性在發展中必然呈現出單一主體、文明輸出、強制擴張、零和博弈等特征”(12)桑明旭：《資本主體性的歷史批判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公共性邏輯——兼論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哲學基礎》，《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而中國新現代性自身就蘊含著揚棄資本，消解資本主體性的訴求與力量。同時，對于蘇聯與西方的現代性模式而言，我們沒有囿于其現代性所表現出的發展示例與資本實踐方案而陷入教條主義與拿來主義，而是從實際出發在實踐中不斷調適自身與資本的關系。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背景下，對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以及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格局，合理利用與最終揚棄資本既是核心訴求也是主要目標。

第三，現代性建構與世界歷史發展。在現代社會，當神的歷史轉變為人的歷史，區域史也轉變為世界史，因此現代社會是以世界性的面貌呈現的，不同國家地區所生發出的不同現代性模式本質上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內外關系基礎之上，并且不同的現代性模式共同推動塑造著世界歷史的發展。

對于資本現代性而言，以資本、軍事、科技為支撐所建立起來的廣泛的世界市場、殖民體系、生產分工體系、經濟金融體系、知識產權體系等，是其對世界歷史的塑造。對于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而言，長期的軍事戰爭與冷戰爭霸下的世界歷史長期處于對抗割裂狀態，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被拖入持續性的國際對抗泥潭，并最終導致其衰敗。

對社會主義中國而言，在以下幾方面應對與建構世界歷史：其一，對國情的認識。毛澤東曾講：“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13)《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頁。。從建國初期毛澤東提出的“不發達的社會主義”與“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階段論，到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都是對我國基本國情的科學把握與理性認識，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與初級性成為對國情判斷的共識，在此基礎上，解放與發展生產力才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任務。其二，對國內主要矛盾的判定。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經歷了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判定與轉變。中國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與判定始終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以人生存狀態的改善為著手點，以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為終極追求，并且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實施帶有中國新現代性特征的更新調整，只有這樣才能構建一種真正屬人的世界歷史。其三，對國際局勢的判斷?；靵y的國際局勢與內憂外患的社會狀況可以催生新現代性模式，但是新現代性的持續性建構則需要客觀而理性地認識自身與世界的關系，建立一種和平、穩定、互利的對外關系。中國在處理對外關系過程中，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不當頭、不爭霸、不稱霸的戰略選擇，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以及國內外雙循環協調發展的一系列主張與措施表明，中國新現代性積極融入世界歷史，并為建構一種健康的、發展的、和平的世界歷史積極貢獻中國方案。

綜上所述，中國新現代性的建構及其與其他現代性模式的差別與超越，實質上反映的是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生長歷程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展開歷程。雖然中國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以及現代社會發展中“工業化”“資本”“世界歷史”三個維度內容并不能窮盡中國新現代性超越性建構的所有內容與細節，但其在總體上依舊呈現出了中國社會現代化歷程中創新性的道路選擇與實踐活動。

四、 結 語

中國的現代性模式建立于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歷史變局與解困探索中，展開于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歷史實踐中，并在當下與未來繼續得以深化建構。一方面，中國的現代性模式是在中國特有的歷史環境與發展訴求、中國人民的智慧與努力、后發優勢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等社會歷史條件下建構起來的。另一方面，中國的現代性模式將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送入現代社會，展開現代化的實踐活動，并開創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及現代化的中國道路?？梢哉f，從中國現代性模式的社會歷史條件與最終結果來看，中國的現代性模式呈現為區別與超越于資本現代性與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的新現代性。

現代性蘊含著強烈的歷史因素，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對現代性問題有著深刻而精準的解釋力，馬克思認為要“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1頁。。進言之，是否推動人現實實踐活動的進步，是否推動社會生產與交往活動的發展，是否推動人生存狀態的改善，是西方資本現代性與蘇聯社會主義現代性興衰起落的根源所在。因此從根本上來講，中國新現代性得以實現超越性建構的根本原因也在于，中國新現代性以一種創新的方式推動了人現實實踐活動的進步，推動了社會生產與交往活動的發展，推動了人生存狀態的改善。

“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中國2035年遠景目標，這表明中國新現代性建構依舊任重道遠，同時，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與現代性問題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依舊會緊密糾纏在一起，當前中國新現代性的建構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其中具體細節有待我們作進一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