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紅學百年回顧與反思學術筆談

潘知常，苗懷明，趙建忠，喬福錦，高淮生

“現代學案”欄目主持人高淮生：清人阮元曾經說，學術盛衰,當于百年前后論升降焉。值此新紅學百年紀念之際，我們策劃了“新紅學百年回顧與反思學術筆談”，試圖在新紅學百年回顧與反思的基礎上對紅學新百年做一些具有學術啟示意義的展望與謀劃?？梢钥隙ǖ卣f，學術升降不是本次學術筆談的唯一目的，紅學新百年的學術傳承與學科建構才是本次筆談的最終目的。當然，我們深切地意識到建立廣泛的學術共識的重要性，所以，我們熱切地期待這次學術筆談所做出的關于新紅學百年以及紅學新百年的判斷或評估能夠獲得比較廣泛的關注和認同。這次學術筆談的選題如下：1、《回到王國維 超越王國維——從“舊紅學”“新紅學”到“后紅學”》；2、《何為“新紅學”——為紀念新紅學創建一百周年而作》；3、《新紅學百年之際對〈紅樓夢〉“作者”和“版本”研究問題的反思》；4、《周汝昌先生與新紅學百年》；5、《紅學光四海，文卷載癡心——紅學新百年的學術思考》。以上五個選題之間既相對獨立又有內在聯系，對于人們認識和評價新紅學百年的得與失以及認識和把握紅學新百年的發展方向具有顯而易見的啟示意義。

回到王國維 超越王國維——從“舊紅學”“新紅學”到“后紅學”

潘知常

新紅學的功績不容小覷。1921年，胡適和俞平伯恰同學少年，前者年方28歲，后者年方24歲，無論從哪個角度說，都是“兩個年輕人”，但是他們卻翩翩出場，直接叫陣以北大校長蔡元培為首的“索隱派”，從而結束了昔日不免荒誕的以探秘、偵探為特征的“舊紅學”，從作品與歷史的研究轉向了作品與作者的研究，作者、家世、版本，從此成為百年紅學研究的主線，而且也成就了紅學研究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高峰。

如今，整整一百年已經過去，我們不能不說百年來的新紅學無愧于流逝的百年時光，也必將載入紅學史冊。這一點，從新紅學的權威地位至今也并未從根本上被撼動就不難看出，從后來的一流紅學家的傳世之作大多都沒有脫離胡適所開啟的考證模式、大多都未能走出胡適當年所設置的研究框架就同樣不難看出。例如周汝昌先生的代表作《紅樓夢新證》，馮其庸先生的代表作《曹雪芹家世新考》。

然而，我也必須說新紅學自身存在的缺憾無可避諱。這一點，從1954年它所遭遇到的“兩個年輕人”的迎頭痛擊就已經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更何況，新紅學在“知人論世”的道路上實在走得太遠太遠(甚至，有時已經誤入迷途)，而且已經將自身的拓展空間開掘到了極致。遺憾的是，同樣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迄今為止，盡管紅學界百花齊放、景象繁榮，但新紅學并未面臨根本的挑戰，更遠遠未被超越。這一點，僅僅從在新紅學之外的傳世之作并未出現、新紅學之外的學派并未崛起，就可以得到證實。

問題的癥結是對于新紅學的自身缺憾未能準確把握。

在我看來，新紅學的自身缺憾與它所立足的現代性立場密切相關?，F代性，其實也就是現代文明的教化，康德把它概括為“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1)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24頁。其中，理性的覺醒無疑是關鍵的關鍵?；蛘呶覀兛梢苑Q之為：為世界祛魅。顯而易見，聯想到胡適當時孜孜以求的新文學運動、國語運動和整理國故，以及“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我們就會順理成章地發現，新紅學的提出完全就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因為，從“舊紅學”的“逆入”到“新紅學”的“順流”，從“舊紅學”的臆測故事情節到“新紅學”的直面作者、時代、版本，從“舊紅學”的猜謎、附會到“新紅學”的無征不信……同為“考證”，從凌空蹈虛到尊重證據、相信證據，彼此之間相差實在是不可以道里計。因此，“新紅學”的勝利完全就是引現代性之水澆灌紅學研究之沃土的勝利。

然而，新紅學的自身缺憾也恰恰就在這里。我們知道，現代性自身又存在著啟蒙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的截然不同。啟蒙現代性側重于現代性的建構，關注的是現代性的現實層面，亦即工具理性和科學精神。審美現代性側重于現代性的反省，關注的是現代性的超越層面，亦即對于工具理性和科學精神的反思?，F代性為人、也為人的主體性祛魅，更傾盡全力致力于對現代性的核心即理性的批判。因為，“啟蒙的目的都是使人們擺脫恐懼，成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啟蒙的世界卻充滿了巨大的不幸?！?2)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啟蒙的辯證法》，洪佩郁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1頁。因此，正如貝爾所說：“現代性是兩種范式而不是一種”，“第二種現代性是對第一種現代性的反思，且是作為對第一種現代性的反射作用而產生的?！?3)吉登斯等：《自反性現代化》，趙文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68頁。這是一種現代性反對現代性的啟蒙二重性，而且僅僅發生在現代性自身而并非在傳統與現代性或者現代性與后現代性之間。因此，它們互為他者，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

具體到紅學研究，倘若從啟蒙現代性出發，意在建構現代性，那么無疑也就亟待更多地關注于啟迪民眾，改革社會，關注于開發民智。因此，在“審美-表現理性結構”與“認知-工具理性結構”“道德-實踐理性結構”之間偏重后者，也不惜以理解物的方式來理解審美、理解藝術,更不惜以與物對話的方式與審美對話、與藝術對話，也必然成為理所當然?？傊?，在作品之外來討論作品、在啟蒙工具的意義上討論作品，也必然成為理所當然。當然，這就是應運而生的新紅學。由此，新紅學袞袞諸公往往對《紅樓夢》的美學價值評價不高，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了。例如，胡適就竟然聲稱：第一《水滸傳》，第二《儒林外史》，第三才是《石頭記》。其借助對于《紅樓夢》的作者、家世、版本的考證以開啟民智的良苦用心不言自明。

遺憾的是，新紅學成也現代性，敗也現代性。就成功而言，新紅學能夠毅然與現代性相向而行；就失敗而言，新紅學則是錯誤地依附于啟蒙現代性，而與審美現代性背向而行。也因此，新紅學未能真正走出《紅樓夢》研究的困局也就成為必然。例如，考證是面對作品與作家的關系，索隱是面對作品與世界的關系，這固然是“新”“舊”紅學的區別，但是，對于“意謂”“本義”的追求，卻是其中共同的立身之本。就作品與歷史的角度而言，舊紅學無非是把作品看作密電碼，而學者則自命為偵探；就作品與作家的角度而言，新紅學無非是把作品看作自傳，而學者則充當著考古的角色?？傊?，都是針對“意謂”“本義”的，誤以為作品中存在著一個一成不變的“意謂”“本義”，關注的都是作家想說什么、作品怎么說的?？傊?，在作品之外去研究作品，這就是昔日舊紅學的全部內容，其實也是百年新紅學的全部內容。周汝昌先生在1982年曾提出：“對《紅樓夢》思想、藝術的研究，不能算到紅學的范圍里，只有《紅樓夢》的作者研究、版本研究、脂硯齋評研究以及‘佚稿’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紅學”。他所立足的正是啟蒙現代性，因此才會中氣十足，而且睥睨天下。然而，這樣的新紅學已經完全成了啟蒙現代性的對應物。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其意原本根本不在《紅樓夢》，只是因為《紅樓夢》情況特殊，恰恰可以成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例證，恰恰是一個啟蒙現代性能夠大顯身手的舞臺，才格外受關注，而不是由于《紅樓夢》本身的魅力。因此，也就很快把路走到了盡頭，并且已經再也無路可走——因為它已經竭盡全力做了它所能夠做的一切，而且，都已經做到了盡善盡美。周汝昌先生的代表作《紅樓夢新證》與馮其庸先生的代表作《曹雪芹家世新考》，正是這條道路已走到盡頭的標志性建筑物。它們是輝煌的象征，也是嚴厲的警示。在這個意義上，俞平伯先生去世前慨然而言：“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的當了?！睉撜f，斯語不謬，屬于夫子自省。并且，在我看來，也實為百年新紅學的“墓志銘”。

當然，拯救與救贖的努力也不是沒有出現。其中最令人矚目而且寄予期望的，當屬“另外兩個年輕人”，這就是李希凡、藍翎。沖擊新紅學，盡管他們功莫大焉，但是仍舊未能沖破新紅學并且走出新紅學，也是無可爭議的事實。至于原因，在我看來，當然是因為，就他們而言，其實也無非就是啟蒙現代性的完成，或者是啟蒙現代性的回歸。在現代性問題上，無疑是更旗幟鮮明了，但畢竟仍舊是沿襲著啟蒙現代性的老路，而并非審美現代性的康莊大道。因此，李希凡、藍翎關注的作品與史實，很有點像是舊紅學的秘史的放大或者泛化，無非是從家史到國史，無非是換湯不換藥而已。

顯而易見，新紅學的困局其實也就是啟蒙現代性自身的困局。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眼前無路想回頭”，只有沖破“紅學”迷局，才能走近《紅樓夢》；只有走出“紅學”禁錮，才能走進《紅樓夢》。結論無可置疑：紅學界亟待著手理論清場。新的百年，紅學研究必須另辟蹊徑。走出新紅學的一百年，進入后紅學的新百年，已經是刻不容緩的歷史性抉擇。

值此時刻，20世紀的第五個年輕人，也就順理成章地進入了我們的視線，那就是：王國維。我經常說，20世紀的紅學其實就是五個年輕人的紅學。而且其中要屬王國維最屬命運多舛。嚴格來說，他起步于1904年，是五個人之中最早的，然而，要論實際影響卻是最晚的，屬于早熟而晚成。1904年，亦即新紅學問世的七年之前，他就已經登高一呼，遺憾的是偏偏沒有應者云集。然而，百年之后回首前塵，我們卻必須要說，只有王國維才是繼舊紅學、新紅學之后的《紅樓夢》研究的正確的道路的開創者。

毋庸置疑，王國維走上的同樣是現代性的道路，然而，區別于新紅學的則是他沒有與啟蒙現代性相向而行，而是毅然轉向審美現代性。也因此，他從起步之初就是劍指所謂的“舊紅學”，并且率先宣告了它的結束。他在《紅樓夢評論》“余論”中批評索隱派與考證派昧于“美術之淵源”，“茍如美術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紅樓夢》自足為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則其作者之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固當為唯一考證之題目。而我國人之所聚訟者,乃不在此而在彼;此足以見吾國人之對此書之興味之所在,自在彼而不在此也?！?4)《王國維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23頁。舊紅學對《紅樓夢》的興趣“不在此而在彼”，在他看來，這“足以見二百余年來,吾人之祖先對此宇宙之大著述如何冷淡遇之也”(5)《王國維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頁。。他所要做的則是結束興趣“不在此而在彼”的所謂“紅學”，決絕地從“彼”回到“此”，回到《紅樓夢》研究本身。

無疑，王國維的選擇十分重要！畢竟《紅樓夢》是文學作品，而且只是文學作品。因此，審美現代性的立場才是紅學唯一正確的選擇。審美現代性，必將會在“審美—表現理性結構”與“認知—工具理性結構”“道德—實踐理性結構”之間偏重前者，必然會以理解人的方式來理解審美、理解藝術,必然會以與人對話的方式與審美對話、與藝術對話?？傊?，在作品之內來討論作品、在審美與藝術自身的意義上討論作品，也必然成為理所當然。由此，王國維指出：曹雪芹是“足以代表全國民之精神”的“大文學家”，遺憾的是，在中國作為“有純粹美術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貴,且加貶焉”。而《紅樓夢》，則是“有純粹美術上之目的者”，并且“足以代表全國民之精神”“自足為我國美術上唯一大著述?！?6)《王國維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23頁。在他看來，《紅樓夢》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絕大著作”(7)《王國維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頁。，就在于它獨辟蹊徑，揭示了人與靈魂的維度。因此，從《紅樓夢》與民族的精神底蘊的內在關系的角度、從《紅樓夢》作為民族的偉大靈魂蘇醒與再生的史詩的角度，王國維進入了《紅樓夢》所開創的靈魂的維度，從而開創了一種闡釋《紅樓夢》的新的可能性(8)相比之下，梁啟超只是利用《紅樓夢》來宣揚改良主義,陳銓只是視《紅樓夢》為“東方《民約論》”,并且借此宣傳“民主”與“大同”，汪精衛只是把《紅樓夢》視為“中國家庭小說”，蔡元培也只是把《紅樓夢》視為“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之作。而且，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比蔡元培的《〈石頭記〉索引》要早13年，比胡適的《〈紅樓夢〉考證》要早17年，比俞平伯的《〈紅樓夢〉辨》要早19年。。

當然，王國維的發現也有不足。這就是：沒有能夠落實到文本本身，沒有能夠把被抽象邏輯犧牲了的特殊性、唯一性還原出來，把鮮活的血肉還原回來，而是干脆就搖身一變，從舊紅學和新紅學的“意謂”變成了“無意謂”。然而，文學作品畢竟不是在特殊中求普遍，而是在普遍中求特殊。這一點，他的關注不夠。

確實，文學作品是大地上的鮮花，但是它畢竟是鮮花而不是大地；文學作品是“糧食”釀就的“美酒”，但是它畢竟是“美酒”而非“糧食”。也因此，在關注作家、世界、讀者之余，還是要更多地關注作品。畢竟，作者會死去，讀者會改變，世界會轉換，只有作品永恒。何況還存在著千真萬確的“意圖謬誤”以及“作者死了”，“一千個讀者”也只能出現關于《紅樓夢》的一千個說法，而不可能是關于《三國演義》或者《水滸傳》的任何一種說法?！耙庵^”“本義”當然也并非無足輕重。例如，奧登曾經就稱譽葉芝是被“瘋狂的愛爾蘭將你刺傷成詩”，顯然，這就是時代的作用。?？思{有自己的“郵票那樣大小的故鄉”“約克納帕塔法縣”、馬爾克斯有自己的馬貢多、大江健三郎有自己的北方四國森林、奈保爾有自己的米格爾大街、杜拉斯有自己的湄公河岸、莫言有自己的“高密東北鄉”的新天地、沈從文有自己的湘西邊城、蕭紅也有呼蘭河……而且長篇小說《天使望故鄉》的作者托馬斯·沃爾夫也指出：一切嚴肅的作品，說到底都是自傳性的。也曾有人問海明威“作家成長的條件是什么”，海明威的回答是：“不幸的童年?！憋@然，猶如那句“芝麻開門”的密語，時代、故鄉、童年，都為作家打開了一個神奇的藏寶洞。然而，這一切卻又必須經過靈魂的反芻、精神的反芻、美學的反芻。長歌當哭，必定是在痛定之后的。

正如克羅齊指出的：“只有經過形式的打扮和征服才能產生具體形象?！?9)克羅齊：《美學原理·美學綱要》，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第11-12頁。請注意這里的“經過形式的打扮和征服”。歌德也指出：“文藝作品的題材是人人可以看見的，內容意義經過一番努力才能把握，至于形式對大多數人是一個秘密?！?10)王岳川：《宗白華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123頁。請注意這里的“形式對大多數人是一個秘密”。因此，與啟蒙現代性提倡的內容決定形式不同，審美現代性則主張“形式為自己創造內容?！?11)斯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論》，劉宗次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35頁。因此，猶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吟唱的：“愛要讓你看見，愛要讓你聽見?！眱热菀彩?，思想也是，它必須也被“看見”、也被“聽見”，能夠被“看見”、能夠被“聽見”的《紅樓夢》。換言之，最終得以呈現在作品里的只是“有意味的形式”，也就是說，只是作家以形式征服內容的結果。羅布格里耶說：“只有人創造的形式才可能賦予世界以意義”(12)轉引自余秋雨：《偉大作品的隱秘結構》，北京：現代出版社，2012年，第133頁。。顯然，文學作品就是這樣通過“人創造的形式”去“賦予世界以意義”?；蛘?，《紅樓夢》“說了什么”(作家想說什么、作品怎么說的與“作品說了什么”是完全不同的)，就是《紅樓夢》賦予世界的“意義”。

遺憾的是，王國維顯然在這個方面未能深入開掘，因此，也就只能“但為風氣不為師”，而且最終也未形成一個與新紅學彼此抗衡的學派。何況王國維的努力在當時的中國恰恰并非處于正確的時間和正確的地點，因此，王國維的大聲疾呼只能成為百年紅學史中的隱話語，并且與新紅學的顯話語彼此映照，交織成為百年紅學史中的雙重變奏。

但是，無論如何，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們畢竟還是要說：百年之前，王國維猶如先知，他的《紅樓夢評論》在新紅學問世之前就已經指明了審美現代性的走向。而且相對于所謂的“紅學”(舊紅學、新紅學)，王國維所開創的可以稱之為“后紅學”。它猶如空谷足音，堪稱天下絕響。遺憾的是，“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所謂的“紅學”畢竟還是先要從“舊紅學”拓展而為“新紅學”，畢竟還亟待繼續開掘拓展。作者、版本等問題的考證，也確實頗為必要,沒有對它們的深入開拓，王國維所提倡的《紅樓夢》研究也確實無法落實，更會流于空談。但是，新紅學在作者、版本等問題的考證上已經竭盡全力而且已經竭澤而漁的情況下，新紅學在已經遭遇瓶頸并且再無力推出鴻篇巨制的情況下，《紅樓夢》研究的立足點從啟蒙現代性向審美現代性的轉型，《紅樓夢》研究走出“紅學”壁壘，卻是歷史的必然，也是邏輯的必然！

由此，站在未來百年的地平線上，我們必須要說，《紅樓夢》研究亟待從《紅樓夢》之外回到《紅樓夢》之內；《紅樓夢》研究也亟待走出“紅學”(“舊紅學”“新紅學”)研究，進入“后紅學”研究。這也就是說，《紅樓夢》之為《紅樓夢》，無疑是有根據的，但是卻沒有證據，因此也無需局限于“考證”，而亟待去“考索”。因此，《紅樓夢》研究盡管存在作者、版本等特殊性，但是卻不應自設屏障并且執意單獨一門所謂的“紅學”?！按肌?，只是《紅樓夢》研究的前奏與序曲，“待釋”，才是《紅樓夢》研究的主體與展開?！都t樓夢》研究也不應再局限為一門“求證”的學問，而應該提升為一門“求索”的學問，類似于從來就沒有被局限于作者、版本之內的“莎士比亞研究”“雨果研究”“托爾斯泰研究”“卡夫卡研究”“魯迅研究”……其中的關鍵，是“意義”而不是“意謂”“本義”?！都t樓夢》之所以是《紅樓夢》，也正在于：它立足于“意義”，而不是“意謂”“本義”。

而且，“后紅學”的《紅樓夢》研究當然也存在著文獻層面的研究、文化層面的研究，但是卻必須是以文本為中心的；《紅樓夢》研究無疑是與不同的讀者、不同的時代相互對話的產物，但是也仍舊是以文本為中心的。在這方面，我們只要聯想一下即便是德里達也斷然堅持要以文本為“圣書”，就不難意識到其中的真諦。

可以預期，從“舊紅學”“新紅學”到“后紅學”，一個更加繁榮的《紅樓夢》研究的時代必將到來，而在周汝昌先生《紅樓夢新證》與馮其庸先生《曹雪芹家世新考》那樣的鴻篇巨制之后，新的鴻篇巨制，也必定只能在走出“紅學”研究(“舊紅學”“新紅學”)的《紅樓夢》的“后紅學”研究中才能夠應運而生。

回到王國維，超過王國維，讓我們一起努力前行！

(作者：潘知常，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從事美學基本理論、中西比較文化與美學、《紅樓夢》研究)

何為“新紅學”——為紀念新紅學創建一百周年而作

苗懷明

1921年3月27日，這是胡適完成《紅樓夢考證》初稿的日子，盡管他后來在顧頡剛、俞平伯的幫助下又用了半年多時間完成改定稿，最終產生重大影響的也是改定稿，但學界通常將這一天作為新紅學的誕生日。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已是一百年過去，到了為這個日子寫紀念文章的時候了。

雖然對紅學研究者而言，新紅學是個很常用的學術術語，但有一個比較尷尬的事實，那就是這個術語并未被社會廣泛接受。最能說明這一問題的一個事實是，除了《紅樓夢》的專業工具書如《紅樓夢大辭典》之外，那些詞典或百科型的辭書特別是像《現代漢語大詞典》《辭源》《辭?！愤@樣影響很大的辭書都沒有為其設立條目。就筆者翻閱的結果來看，只有李華興主編的《近代中國百年史辭典》、何本方主編的《中華民國知識詞典》收錄了“新紅學”一詞(1)內容如下：“‘紅學’為《紅樓夢》研究這門學問的專有名字，民國初年起，漸被文藝界公認。五四運動后，在西方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影響下，紅學研究領域異軍突起。1921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提出要依據可靠的版本與材料，用實驗主義考證方法重新研究《紅樓夢》；1923年出版了俞平伯的《紅樓夢辨》，通過集本?？?、辨偽探佚，首次揭開了程偉元、高鶚續書之謎，恢復了曹雪芹原作的本來面目。標志著新紅學的建立。以后凡按胡、俞方法研究《紅樓夢》及其作者的人，均稱新紅學派?！陛d李華興主編《近代中國百年史辭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70-671頁。何本方主編《中華民國知識詞典》一書有關該辭條的內容抄自該書。。倒是“紅學”一詞被眾多詞典或百科辭書收錄。這反映了社會及其他學科對“紅學”“新紅學”的認知情況，值得紅學研究者深思。

不管外界接受不接受，承認不承認，“新紅學”作為一個專有名詞在紅學研究者中長期被廣泛使用，成為一個出現頻次相當高的專業術語，這是不爭的事實。撰文論述之外，還有一些研究者直接將新紅學用在自己專著的書名中，如曹聚仁的《新紅學發微》(創懇出版社1955年版)、克非的《紅壇偽學：全面透析考證派新紅學》(團結出版社2012年版)、石中琪的《顧頡剛與新紅學》(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年版)等。因此，從學理層面進行探討還是有必要的，而且也是可以成立的。

一

如果認真閱讀相關著述，就會發現一個問題，大家都在使用“新紅學”一詞，但各自表述的內涵不盡相同，甚至存在較大差異。大體上可以分為如下幾種情況：

一是將新紅學作為紅學研究史上一個歷史階段的名稱。即胡適、俞平伯等人之前的紅學屬于舊紅學，之后的則屬于新紅學。如馮其庸、李希凡主編的《紅樓夢大辭典》就明確界定：“人們就稱胡適以前的紅學為舊紅學，稱胡適、俞平伯和顧頡剛以后的紅學為新紅學?！藗兎Q從他(指胡適——筆者注)開始的紅學為新紅學?！?2)馮其庸、李希凡：《紅樓夢大辭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第1071頁。按照這種劃分法，當下仍處在新紅學時代。

二是將新紅學作為胡適、俞平伯、顧頡剛等人開創的紅學研究派別的稱呼。這個意義上的“新紅學”是相對于蔡元培等人的索隱派、文化藝術派或小說批評派而言的。比如唐弢明確指出：“胡適、俞平伯、顧頡剛等以實驗主義的考證方法來研究《紅樓夢》的一派，叫作‘新紅學’”(3)唐弢：《什么叫做‘舊紅學’和‘新紅學’》，《文藝月報》1955年2月號。。李華興主編的《近代中國百年史辭典》也持同樣看法。有學者將胡適等人的紅學研究稱作考證派，也是基于這種認知(4)比如劉夢溪在《紅學》一書中，稱胡適等為代表的紅學派別為考證派紅學：“紅學史上影響最大、實力最雄厚的紅學派別是考證派紅學?？甲C派紅學的創始人是胡適”。見劉夢溪《紅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第74頁。。作為一個紅學派別，其代表人物除了開創時期的胡適、俞平伯、顧頡剛，還包括周汝昌、吳恩裕、吳世昌等。

三是特指胡適、俞平伯兩人的紅學研究。這個概念是在1954年批判胡適、俞平伯運動中專門使用的，為了防止運動擴大化，將“新紅學”嚴格限定為胡適、俞平伯的紅學研究。這次運動的先鋒即李希凡、藍翎兩人的文章如《“新紅學派”的功過在哪里？》一文中就反復使用“‘新紅學派’，尤其是俞平伯”這一奇特的稱呼(5)李希凡、藍翎:《“新紅學派”的功過在哪里？》，《紅樓夢評論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44-51頁。，時代色彩非常明顯。應該說這是一個特定時代的專有名詞，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譬如李希凡、藍翎如是說：“‘新紅學’的實質就在于它是士大夫階級意識和買辦思想的混血兒，是反動的實驗主義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具體表現?！?6)李希凡、藍翎：《走什么樣的路？——再評俞平伯先生關于“紅樓夢”研究的錯誤觀點》，《紅樓夢評論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42頁?！拔母铩逼陂g，兩人又將其修改為：“‘新紅學’的實質就在于它是封建地主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洋奴買辦思想的結合，是反動的實驗主義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具體表現”，見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45頁。

這種界定一直持續到“文革”期間，比如聞名于世的大批判寫作班子梁效在其文章中稱新紅學為“胡適派資產階級‘新紅學’”“胡適派的‘新紅學’”“資產階級‘新紅學’”，其意識形態色彩更加鮮明：“胡適派的‘新紅學’，大肆宣揚了這些主觀唯心主義——實用主義的反動觀點，以及資產階級腐朽的人生觀，并用它來作為精神武器，毒害人民，向無產階級進攻?！?7)梁效：《批判資產階級不?！獙W習〈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人民日報》1974年10月16日，第1版。20世紀80年代之后，隨著撥亂反正及學術研究的常態化，人們已經不再使用新紅學的這一特定內涵。如果不是筆者征引文獻來說明這件事，相信不少人已忘記甚至不知道新紅學的這一特殊內涵。

四是介于第一種和第二種之間，既指紅學研究史上的一個時代，也指胡適等人開創的紅學研究派別，往往說得較為含糊，不夠明確。這在紅學著述中頗為常見，不再舉例。

第五種理解來自一些紅學愛好者中的民科，他們劍走偏鋒，將新紅學等同于曹學甚至等同于《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的觀點，以此對胡適進行指責乃至謾罵。因這種理解與事實嚴重不符，缺少學理，未被學界接受，后文不予置評。

總的來說，對新紅學有如上五種理解，其內涵各有差異，甚至很大。就實際的運用來看，以第二種最為常見，本文題目《為紀念新紅學創建一百周年而作》所說的“新紅學”也是在此層面上來說的，當然第一、第四種運用也比較多。說起來有些尷尬，盡管新紅學這一術語已有近百年的歷史，紅學研究者在普遍使用，但對其具體所指缺少專門的研究，并沒有統一的認識，真是不應該。

既然是一個被經常使用的專有學術術語，應該具有自己獨有的內涵與外延，對其理解和使用的不同無疑會影響到這一術語所包含內容的評價，進而影響到研究的科學性和準確性，事實上，這種現象屢屢發生。因而有必要對這一問題做進一步的辨析。

二

這里要探討的一個問題是，新紅學一詞是在何時何種背景出現的？了解這一點有助于對這一詞語的準確理解。

周汝昌在《紅學·史學·文化學》一文中對“新紅學”一詞的語源是這樣考察的：“‘新紅學’者，原本是在‘批胡運動’中新加的一種‘惡謚’，并非好話，可是看《胡適口述自傳》時，發現胡先生也采用了這個‘新’名詞，而且好像好有得意之色?！?8)周汝昌：《紅學·史學·文化學》，《東方赤子·大家叢書》周汝昌卷，北京：華文出版，社1999年，第247頁。拋開對胡適的譏諷和嘲笑不說，周汝昌對“新紅學”一詞最早出現時間的判斷是錯誤的，因為早在“批胡運動”之前就已經有人開始使用“新紅學”一詞，而且剛開始使用的時候并不是“惡謚”，而是“好話”。

一般認為顧頡剛是最早使用新紅學一詞者，他在1923年3月5日為俞平伯《紅樓夢辨》一書所寫的序中明確提出：“我希望大家看著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9)顧頡剛：《紅樓夢辨》序，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年。在序言中顧頡剛將新紅學作為舊紅學的對立面提出來,他所說的舊紅學特指以王夢阮、蔡元培等人為代表的索隱派紅學，而新紅學則是特指胡適、俞平伯等人進行的紅學研究。也就是說顧頡剛所說的新紅學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可以說此時“新紅學”還只是顧頡剛創造的一個新詞語，是對胡適、俞平伯紅學研究的概括，但還不是專有名詞。顧頡剛本人也不會想到，幾十年后這個詞語竟然成為一個紅學研究者常用的專業術語。

盡管胡適當時還沒有使用新紅學一詞，但他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也明確表達了這層意思，與顧頡剛是一致的。在該文中，他先破后立，批評的靶子就是蔡元培等人的索隱式研究：“我希望我這一點小貢獻，能引起大家研究《紅樓夢》的興趣，能把將來的《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去：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10)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稿，宋廣波編校：《胡適論紅樓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181頁。這里所說的“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就是顧頡剛所說的 “舊紅學”，“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就是新紅學。

由此可以看出，新紅學的提出是針對蔡元培等人索隱式研究而言的，它最初的內涵是指一種新的紅學研究方法，即胡適所說的“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作為一種紅學研究派別的稱呼則是在胡適、俞平伯等人的紅學研究被普遍接受并產生影響之后概括出來的。其后，新紅學一詞隨著胡適、俞平伯等人研究成果影響的擴大被普遍接受和使用，在接受和使用過程中被不斷賦予新的內涵。

總的來看，從1923年顧頡剛首次提出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使用新紅學這一概念的學人并不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三十年間，新紅學這一概念因批判胡適、俞平伯運動而被大量使用，被賦予特有的政治內涵，正如周汝昌所說的“并非好話”。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撥亂反正和學術研究的恢復正常，這個概念才恢復其學術性，并沿用到今天。

胡適本人是否使用過“新紅學”一詞，翻檢其紅學著述，只有一處，即《胡適口述自傳》第十一章的題目“從舊小說到新紅學”，其下有個標題叫“新紅學的誕生”，正文中則未見胡適談及該詞，更沒有像周汝昌所說的“好像好有得意之色”了。該書題目中的“新紅學”是胡適所用，還是整理者唐德剛所加，現在已無從考證了。從胡適在著述中從不使用“新紅學”一詞來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唐德剛在《編譯說明》里說“本稿乃按原有目次重分為十二章”(11)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編譯說明，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詳情如何，待考。

三

就學界的基本認知來看，新紅學的內涵有狹義與廣義之別。狹義的新紅學是指一種紅學研究派別，即以胡適、俞平伯等人為代表的偏重作者家世、版本等實證研究的考證派紅學。這是與其他派別的紅學研究相比較而言的。

狹義的新紅學之新主要是指研究思路和治學方法方面新，具體說來，是指以胡適、俞平伯等人為代表的關注作者、版本問題、注重文獻資料、以考證為特色的紅樓夢研究，只包括以此類思路和方法進行的紅樓夢研究。就其核心人物胡適來說，其研究有著鮮明的特色，那就是他的興趣及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作者、版本等問題上，所研究的只是《紅樓夢》的部分領域和問題。此外如從文學、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胡適幾乎不予關注。

狹義的新紅學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范圍和方法。在20世紀80年代初，學界曾圍繞紅學的內涵進行過討論。首先提出這一問題的是周汝昌，他提出“紅學顯然是關于《紅樓夢》的學問，然而我說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卻又不一定都是紅學?！靡话阈≌f學去對待《紅樓夢》的仍然是一般小說學，而不是紅學?！?12)周汝昌：《什么是紅學》，《河北師范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按照他的觀點，紅學包括曹學、版本學、探佚學、脂學四個分支，從文學、文化等角度進行的探討則不是紅學。這一觀點提出后，在學界引起爭議，直到今天為止，還未取得一致意見。

盡管周汝昌提出的是紅學概念問題，盡管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多次嚴厲批評胡適，極力否認胡適對他的影響，但胡適的重要影響是他終生都無法擺脫的。只要了解胡適紅學研究的特點，就可以理解周汝昌為何提出上述看法，不管他承認與否，研究者多將其視作新紅學派別的重要成員。從他對紅學的界定可以看出其所持的觀點恰恰是屬于新紅學的，他所說的紅學四個分支恰恰是新紅學的研究范圍，他不自覺地想用新紅學替代紅學，混淆了兩個概念的內涵，這才引起爭議。如果說曹學、版本學、探佚學、脂學是新紅學的四個分支，文學、文化的角度不屬于新紅學而屬于紅學，相信就不會產生歧義了。

廣義的新紅學表面上是指紅學研究史上的一個階段，實則是著眼于胡適等人紅學研究的影響，將胡適在《紅樓夢考證》發表之后所展開的《紅樓夢》研究都視作新紅學。

《紅樓夢考證》刊布之后，影響深遠，其所倡導的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和接受，對后來的《紅樓夢》研究產生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稱其開創了一個紅學研究的新時代是頗有道理的。首先表現為興趣的影響，不少學人特別是年輕學人對這部小說產生了深厚的興趣并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其次表現為方法的影響，有些學人受到胡適研究方法的影響，秉持科學、理性的精神研究《紅樓夢》。也就是說，后來研究《紅樓夢》的人雖然深受胡適影響，但未必會探討作者、版本等問題。

一個世紀過去之后，回顧20世紀至今的紅學研究歷程，可以看到，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等文章發表后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早已超出紅學范圍，擴展到了整個文史哲研究，影響了幾代人。

需要說明的是，狹義的新紅學與廣義的新紅學是相關聯的，存在著因果關系。相對于蔡元培等人的索隱式研究，胡適等人的紅學研究是一種創新，而且經過辯論，戰勝了索隱派，對整個紅學研究產生影響，開創了一個學術上的新時代。沒有狹義的新紅學，就沒有廣義的新紅學。

對新紅學不同的認知會帶來不同的評價。作為一個紅學研究派別來看，新紅學的貢獻很突出，但缺憾也很明顯。貢獻在于明確了曹雪芹的著作權，對版本的研究較之前大為深入，特別是引入脂批這一新的領域，示范了一套新的研究方法；缺憾在于只對實證研究感興趣，對《紅樓夢》的思想藝術等方面則不予關注。新紅學的這些特點因胡適的巨大影響潛在地影響到此后整個紅學研究的格局和方向，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梢哉f，胡適等人的研究成果已經成為當今紅學研究的一個起點，相關研究基本是從與胡適、俞平伯等人的對話開始的，不管是贊成還是反對。

就目前學界對“新紅學”這一概念內涵的認知來看，僅僅作為紅學研究的一個派別似乎嫌小，因為胡適等人的影響遠超出一個紅學研究派別，對其后整個古代小說乃至古代文學的研究都有深遠影響。但將其作為紅學研究史上的一個階段，將胡適等人之后的一切紅學研究都算作新紅學的話，則范圍又顯得太大、太泛，且不說有不少人并不贊成胡適的觀點乃至反對，索隱派并未銷聲匿跡，不斷有人加入，他們顯然是不屬于新紅學的，即便算入新紅學，他們也不會同意，比如潘重規等人的研究。

因此，到目前為止，還很難為“新紅學”這一概念做一個大家都接受的界定，在筆者看來，不妨持開放態度，兩種內涵的新紅學并存，但在撰寫著述的時候應加以說明，以免誤解，影響研究的準確性，引起不必要的爭論。

(苗懷明，南京大學文學院，從事戲曲學、明清小說和紅學研究)

新紅學百年之際對《紅樓夢》“作者”和“版本”研究問題的反思

趙建忠

從民國十年(1921)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至今，“新紅學”已經走過了整整百年的研究歷程。站在學術發展史的立場看，“新紅學”相比“舊紅學”學術實績豐碩，出現了新的學術增長點，這是學界公認的事實；但以今日紅學取得的進展，重新檢視“新紅學”關于《紅樓夢》“作者”和“版本”問題的研究結論，發現其很多具體結論還經不起推敲，論證過程也較粗疏，研究方法上的“大膽假設”更是存在主觀臆測和意圖謬見。

胡適《紅樓夢考證》認為曹雪芹系曹頫之子，斷定《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里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1)民國十年(1921)，亞東圖書館以道光十二年(1832)王希廉評本加新式標點排印《紅樓夢》，卷首載胡適《紅樓夢考證》作為“序言”，筆談所引胡適關于《紅樓夢》的論述，均出自這篇“序言”的改定稿(收入《紅樓夢資料叢書·考證》，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不另注。。且不說證據是否薄弱，僅據《紅樓夢》里賈政系員外郎身份且也是賈母次子的身份與曹頫“相合”的類比，這種直線型思維方式，說明其《紅樓夢》“自傳說”觀念多么根深蒂固。他還大膽假設“《紅樓夢》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紅樓夢》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并且說得斬釘截鐵：“這是無可疑的”。今日看來，并不符合《紅樓夢》版本的實際存在情形。乾隆年間周春《閱紅樓夢隨筆》中記載表明，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本面世前，早就存在八十回與百二十回兩個鈔本系統?！都t樓夢》開篇明明寫有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的話，也說明此書在作者去世前已大體完成。

胡適大體確定了《紅樓夢》的作者系曹雪芹，歷史功績不該抹殺，但其《紅樓夢考證》的某些論點仍存在闡釋空間，這也恰恰是研究者繼續探索《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問題的緣起。學術研究總要與時俱進，1953年周汝昌出版了《紅樓夢新證》，其所提供的大量史料遠遠超過了胡適早年勾畫的曹雪芹家世輪廓。新時期以來，馮其庸出版了《曹雪芹家世新考》，在曹雪芹祖籍研究方面又有新的突破。隨著曹雪芹及其家世研究的不斷深入，實際上已經建構了當代紅學的研究分支——“曹學”，進一步揭示了孕育曹雪芹和《紅樓夢》的環境土壤。經過幾代研究者的探索，如今已將曹雪芹的生平連點成線，使得人們心目中的《紅樓夢》作者形象逐漸清晰。當然，也有必要指出，由于曹雪芹出生后并未趕上江寧織造府“繁華”的實際狀況，一些研究者認為他缺乏創作《紅樓夢》的生活經歷，于是又引發了對《紅樓夢》“原始作者”的持續追尋。據不完全統計，至“新紅學”百年誕辰之際，《紅樓夢》作者的“新說”候選人已逾百位，但那些“新說”的依據較孤弱，論證也不夠嚴密，并未得到紅學界的廣泛認同。判定曹雪芹系《紅樓夢》作者，形成的證據鏈有：《紅樓夢》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自證，脂硯齋批語的旁證，永忠、明義等早期文獻的外證，都很難駁倒，所以才被大多數研究者接受。當然，《紅樓夢》作者問題并非不能討論，尤其在曹寅與曹雪芹的關系上，曹雪芹的生卒年代與《紅樓夢》成書過程的邏輯關系等，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研究《紅樓夢》作者問題，重要的是拿出可靠的證據，同時又能合理地否定現有文獻證明，否則很難動搖曹雪芹的著作權。因此相對其他《紅樓夢》作者“新說”而言，將《紅樓夢》著作權判歸給曹雪芹，目前為止可謂矛盾最少、且能被大多數研究者接受的結論；當然并不意味著問題不存在，將這部作品的草創放在乾隆朝并視為曹雪芹一個人獨立完成，在研究曹雪芹生卒年代與《紅樓夢》成書過程的邏輯關系以及這部作品誕生的文化語境時，明顯存在頗多癥結，尤其是文本內部的很多矛盾現象難以得到全面合理的解釋，而那些癥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深入研究《紅樓夢》的困擾。筆者曾提出《紅樓夢》作者問題上的一個新命題“家族累積說”，試圖對作者問題上的種種偏頗加以節制，是對圓滿解釋《紅樓夢》文本內部矛盾現象的嘗試?！凹易謇鄯e說”的新命題可以與紅學界已取得的“曹學”成果掛鉤，啟示人們去探索曹氏家族對曹雪芹創作直接、間接的可能影響。隨著“曹學”的不斷拓展，從《紅樓夢》文本分析入手，并結合脂批等清代文獻提供的豐富信息去研究，這個新命題還可以深入下去。

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還強調了研究版本的重要性，他區分《紅樓夢》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的異同，認為后四十回是高鶚所續，這是以他為代表的“新紅學”的重要觀點。紅學領域的問題五花八門，但續書是最關鍵和最有全局性的實質問題。應該指出的是，所有問題的癥結與解蔽大都是圍繞這個實質性問題展開的，這個問題如獲得解決，其他很多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靶录t學”對《紅樓夢》后四十回的結論，成為紅學論爭的焦點。隨著新材料的不斷出現和文學研究方法的日益精密，“新紅學”的結論及其論證方式不斷被質疑。今日研究者的共識是：胡適《紅樓夢考證》中指出的張船山詩注中“補”字，不宜直解作“續”，因為“補”還有“修補”“輯補”等含義。至于用張船山四妹張筠嫁高鶚的傳聞為“高續說”張本，純系捕風捉影。事實上高鶚妻子僅盧氏一人，從近人新發現《遂寧張氏族譜》得知，張筠所適“漢軍高氏”，實指四川人漢軍高瑛之子高揚曾。但后四十回續書引發的《紅樓夢》版本問題，并沒因作者是否為高鶚而中止進一步研究的進程?！都t樓夢》版本研究的出發點是為了尋找最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本子，是為了研究《紅樓夢》的成書及傳播過程?！都t樓夢》存在脂本和程本，這有現存的文獻依據。脂本的價值是多方面的，研究者可據脂批來考索曹雪芹家世生平和《紅樓夢》早期創作情況，尤其在曹氏生平及成書過程材料缺乏的情況下，相對于沒有早期批語的程本，脂本便顯得彌足珍貴。程本價值的認定以前主要局限在《紅樓夢》傳播方面，隨著早期百二十回鈔本的陸續發現，研究者開始探討其在《紅樓夢》成書過程中的價值。單論《紅樓夢》的傳播意義而言，如果沒有程本的擺印流傳，僅靠那些有限的殘鈔脂本，《紅樓夢》的影響必然大受限制，也很難想象紅學能有今天這種繁榮昌盛的局面?？梢哉f，脂本與程本的價值特征，不僅是簡單的殘缺與完整的區別，也不僅體現在鈔本提供了作者家世材料或成書過程情況，而印本保持了《紅樓夢》完整流傳這樣的淺層認識上，更重要的是，脂、程兩種版本體現了不同的思想意蘊和文化指向。正是這一原因，才形成了紅學中的許多熱點問題。脂本、程本都有各自不可替代的價值，脂本凝聚了曹雪芹及其家族群體有關《紅樓夢》素材的積淀和早期草創之際的版本形態，程本則體現了《紅樓夢》大體成書后一代代文化精英們的長期思考。因此，研究前八十回“廟市”傳抄階段、百二十回抄本傳播階段和以程偉元為代表的“書坊”擺印及后來翻刻階段形成的不同文本，進而研究《紅樓夢》版本完整接受過程中所折射的集體無意識，都是有價值的學術工作。從文字源流和作品名稱的實際存在情形出發，將曹雪芹的創作分為《石頭記》和《紅樓夢》兩個版本系統，似更便于解釋版本的演變。曹雪芹早期手稿的閱讀接受者，大體分為兩個圈子，一是以脂硯齋為代表的家族群體，二是以明義、墨香、永忠等為代表的朋友群體。家族群體中傳閱的本子側重寫盛衰之變，書名叫《石頭記》，是將大觀園兒女作為載體，所以脂硯齋等人的批語中頗多家世興亡之感。朋友圈子中傳閱的本子是為“閨閣昭傳”，書名叫《紅樓夢》，即曹雪芹開卷反復強調的“大旨談情”“都只為風月情濃”，而將家族興亡作為“千紅一哭”的故事背景。但曹雪芹接近定稿的作品，則應是愛情離合與家族興亡兩條主線的有機結合。由于是在朋友群體中傳閱，曹雪芹更能放開筆自由抒寫而無所避忌，這從早期的明義題紅詩側重為諸芳傳影寫照的內容也可印證。紅學界之所以重視明義題紅詩及序，主要是因為提供了有關《紅樓夢》版本及作者曹雪芹的家世文獻，他在《綠煙瑣窗集》中有關曹雪芹《紅樓夢》備記風月繁華之盛的記載就很重要。對明義題紅組詩的解讀，研究者多傾向于所詠集中在前八十回的情節，但通過辨析明義那二十首詩，似是題詠相對首尾尚完整的一部《紅樓夢》稿，盡管當時明義所看到的鈔本可能還處在“披閱增刪”階段，但全書主要框架、情節已備。概而言之，前八十回內容更多一些，接近于今日見到的定稿，因此，其內容在明義的前十七首中基本得到了反映，至于最后三首，所詠分明是八十回后至全書結束。從那三首詩分析，看不出其與程本后四十回情節有明顯的差異。永忠的詩也印證了他從墨香處看到的曹雪芹早期版本名稱就是《紅樓夢》，且是以寶黛愛情為主線。種種跡象表明，程本后四十回可能含有曹雪芹殘稿，雖然文字也許經過后人的點竄、整合、變形重構。其實《紅樓夢》版本也存在著“層累”或“累積”現象，看來“新紅學”關于《紅樓夢》版本問題的結論有待進一步研究。如果說，筆者提出《紅樓夢》作者“家族累積說”是為了嘗試解釋《紅樓夢》文本內部的矛盾現象，那么提出《紅樓夢》成書過程的“版本累積說”，則是為了更圓滿解釋《紅樓夢》從殘鈔脂本到完整程本的演變軌跡，這也是近年出現的脂本和程本先后及優劣爭論話題語境下思考的產物。

有一個現象應當引起注意，當今所挖掘到的曹雪芹家世史料和《紅樓夢》版本資料要比“新紅學”初創時期多了很多，但總體上并未出現實質性突破，這其中究竟蘊涵著怎樣的學術規律？值得紅學共同體加以深思。余英時在《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文中曾分析紅學考證派的癥結(2)參見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香港中文大學學報》 1974年第2期。，認為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解決難題的途徑是從考證曹雪芹身世來說明《紅樓夢》主題和情節，并指出考證派紅學實質上已蛻變為“曹學”。余英時的文章當然有可議之處，但其論述有“深刻的片面”之處。紅學考證派“文史合一”的思維模式確實違反了創作規律。人們之所以對那些連篇累牘的“曹學”考證文章有成見，主要原因恐怕還是很少直接涉及《紅樓夢》本身?？甲C曹雪芹及其江寧織造家世，目的當然是為了更好地研究《紅樓夢》，這就是中華人文傳統中的“知人論世”，與西方以研究作者為學術特色的“傳記批評型”有異曲同工之妙?？甲C派使《紅樓夢》研究走上了科學的軌道，但文學畢竟又不同于科學，心靈感悟的東西單靠所謂“科學意識”是難以得到圓滿解釋的。如果強調過了頭，有時這種“科學意識”反而會成為窒息“創造精神”的勁敵，從這個意義上說，實則是反科學的。紅學考證派的研究內容雖然切近了《紅樓夢》的具體歷史語境，但主要還是一種背景的廓清，并且還伴隨著副作用的出現?！靶录t學”經過百年的演變，“曹學”和“版本學”建構過程中呈現出的“經學化傾向”日益嚴重，無關宏旨的一字一考、一字之辨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紅樓夢》的審美視線?？甲C派紅學的集大成者周汝昌晚年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發表的《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回顧》文章中曾清醒地指出：“‘胡適考證派’‘新紅學’的最大不足之處就是僅僅陷(限)于歷史考據，而未能向文化高層次的研索方向邁往直前，竿頭進步?！?3)周汝昌：《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重點摘要)》，《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這是老一輩紅學家總結前賢同時反思自己研究道路上沉痛經驗的思維亮點。今日的紅學研究者應走出“新紅學”單維度史料還原模式。不錯，文獻史料是研究一個問題時需要取資的資源，但不能忘掉研究史料的出發點是為作品解讀服務的。只有消除“曹學”與“紅學”的分野，才能實現文獻、文本乃至文化在《紅樓夢》研究中的融通與創新，從而追求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的辯證統一。希望紅學有所突破，能反映人們對紅學發展的追求和期盼。學術研究的發展總是伴隨著學術爭論而發展，紅學進程中存在這樣那樣的學術論爭是正常的學術現象，應以平常心和學術的態度來對待，堅持學術規范，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學術討論就會健康發展。學術討論無疑是推動學術發展的動力，只要是堅持以學術為本、秉承嚴謹的治學精神，任何學術觀點都應當得到尊重。對《紅樓夢》這樣偉大的文學經典，人人要有敬畏之心?！都t樓夢》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研究《紅樓夢》不僅可以加深我們對社會對人生的認識，同時可以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紅學發展的進程中，總會遇到各種新問題。紅學同仁要珍重、維護和強化《紅樓夢》研究共同體，使《紅樓夢》研究群體得以健康發展。紅學要與時俱進，反思“新紅學”的舊模式是必然的前進過程。應該看到，在新時代文化語境下，“紅學”這一東方顯學研究的起點已被墊高，如何開辟新的方向，是紅學界共同關心的問題。勇于開拓的研究者不會在自我封閉的心態中進行思維，而是在與外界對話中不斷攝取新的信息，從而調整自己的理論意識。

回顧新紅學百年的進程，正是為了迎接新時代紅學的跨越式發展。

(趙建忠，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從事紅學與古代文學研究)

周汝昌先生與新紅學百年

喬福錦

如果以1921年5月《紅樓夢考證》問世為起始時間標志，那么現代新紅學至今已有整整一百年歷史。百年中國，政治風云激蕩，社會變遷劇烈。學人命運境遇各不相同，代際差異非常明顯。1999年冬，新千年來臨前夕，在天津師大的一次學術講座中，我曾提出20世紀紅學五代人之說。新紅學百年到來之際，站在歷史的節點回望過去的百年，紅壇大家與奇人眾多，周汝昌先生卻是唯一一位以一身而貫穿五代學人的特殊學者。談論新紅學百年史，絕對繞不開周先生。以“周汝昌先生與新紅學百年”為題作歷史回顧，不僅是舊百年學術反思之需要，也是新百年學科重建之課題。圍繞此一題目，我想以代際關系為線索，簡要談一下自己的看法。談論歷史很難回避人事糾葛，不當之處，還請學界同仁指正。

一、 現代新紅學創立及胡適與周汝昌之師徒關系

胡適先生不僅是20世紀中國大歷史中的重要人物，也是古今中西交匯時代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大師之一。這樣的判斷，或許等到華夏農耕文明經現代文明洗禮轉型至后農耕文明或新古典文明的歷史進程完成之后，才能真正為人所理解。20世紀50年代中葉對于胡適先生的批判，涉及哲學、歷史、文學、考古、紅學等學術領域。其中紅學研究一項，正是這場大批判運動發起的導火線。作為開山祖師，胡先生心目中的新紅學，是不同于索隱舊紅學的科學考據紅學。作者與版本研究，既是主要學術課題，也是新的學術指向?！都t樓夢考證》不僅解決了長期爭論不休的作者及其身世問題，也將前八十回真本與后四十回偽續做了徹底切割。然而現代新紅學的學術成就，則不止作者與版本研究兩個方面。以“自傳說”為基礎的《紅樓夢》文本闡釋，雖有不周延之處，盛衰主題論斷卻不能否定。脂硯齋的紅學開山祖師地位雖難以撼動，紅學作為一門現代專學，則是在新紅學時期才得到學界承認，盡管胡先生研究《紅樓夢》的目的是推廣科學方法論。新紅學考據雖與古文經學傳統相聯結，更主要的是對西洋實證方法的吸收，其意義已經超越紅學界而影響到現代中國學術文化的方方面面。出身燕京大學西語系的周汝昌先生，跨入新紅學領域并與胡適之先生發生學術聯系，始于《懋齋詩鈔》的發現，也與胡適之先生的提攜直接相關。在我看來，1948年冬胡適先生南行前留給周氏兄弟的甲戌錄副本，是者有意留下的新紅學火種。20世紀50年代批判運動中胡先生看到周汝昌寫下的文字后，仍承認周汝昌繼承了他的學術衣缽，是他留在大陸紅學方面“最有成就的徒弟”。

二、 俞平伯先生之早年貢獻與晚年“悔悟”及俞周關系

紅學五代人之說，有大致年齡界限：1890—1910出生者為第一代，1910—1930出生者為第二代，1930—1946年出生者為第三代，1947—1960年代中后期出生者為第四代，1960年代末—1980代末出生者為第五代。單自年齡上看，俞平伯與周汝昌并不同代，兩人卻同是胡適之先生的徒弟。俞平伯先生的成名作《紅樓夢辨》最大貢獻是從文本比勘角度，證明胡適先生前后版本的真偽之別。僅此一點，即為新紅學研究打下堅實的文獻基礎。俞先生晚年講出胡適腰斬《紅樓夢》“有罪”、高鶚完成《紅樓夢》“全璧”本“有功”這樣的話，不僅是對新紅學最主要成就的否定，是對乃師胡適的否定，也是對俞先生自己的否定與背叛。之所以出現如此狀況，一方面是俞先生自己說的“越研究越糊涂”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與俞先生始終把《紅樓夢》當作閑書看待有關。在以世家子弟消遣心態對待《紅樓夢》的俞平伯先生心目中，此書前后文本的區別并不是大問題，后四十回是否為曹雪芹原作并不重要。相較俞先生，出身北方鄉村書香之家的周汝昌先生，堅守中國文化傳統的立場更為明確，求真斥偽意識更為自覺。俞周之間出現問題，原因主要在俞先生一方。當年周先生想借閱庚辰本，困難重重。陪同俞平伯先生到北大圖書館看書的黃肅秋先生透露出俞不想讓周看此本及館藏珍貴文獻的信息，周先生自然感到不快。然即使如此，兩人之間亦未見有任何沖突。南京發現靖藏本，周先生最初十分重視?！扒Ю锷訒闭咦C明原書帶到北京交給俞平伯，聯想到當年不想讓自已觀看庚辰本之舊事，周先生自然認為俞先生有意不讓他看靖本。周先生后來否定靖藏本，也是南京方面有人提供證據所導致的，與俞、周芥蒂并無關聯。其實除文本認識有區別外，俞先生與周先生之間的個人關系并不像傳說的那樣壞。兩人不僅有過書信來往，“文革”結束后為俞先生召開平反大會，周先生也是主動參加者。

三、 周汝昌先生與新紅學事業之發揚光大

民國歷史雖然短暫，學術成就卻足以彪炳千秋。古今中西交匯時代的紅學，索隱、考據及思想藝術評論等方面均有重要創獲。胡適之、俞平伯、顧頡剛等前輩大家是民國紅學的代表性人物，作為第二代紅學大家，周汝昌先生的代表性紅學著作《紅樓夢新證》初稿，亦是在民國時期完成的。從學脈傳承角度講，胡適新紅學的真正繼承人并非俞平伯而是周汝昌。周汝昌關于作者家世方面的大量新材料挖掘考證，尤其是關鍵性文獻的發現，對于《紅樓夢》文本解讀的意義極其重大。在版本領域，先生不僅第一次提出“三真本”之說，亦是脂學研究的開創者與版本探佚的突出貢獻者。關于《紅樓夢》“全璧”背后歷史的鉤沉，尤具探索意義。有人會說，《紅樓夢》“全璧”背后云云，是陰謀論。其實持此說者，并不懂清代的社會、政治、文化、學術環境。家國天下興亡史被扭曲成寶釵黛三角戀愛俗套故事，皇權罪惡被粉飾成皇恩浩蕩，爾后即大肆傳播，背景絕不簡單。作為現代新紅學之集大成者，新紅學原有課題之外，在紅樓文本研究、紅樓文化傳播、海外紅學研究乃至治學方法探索等方面，周先生均有獨特貢獻。關于紅學與《紅樓夢》研究相區別的學理分疏乃至“四大分支”學科體系之建構，更是新紅學事業發揚光大的具體體現。我曾講，周先生精神上與胡先生較遠，與陳寅恪、吳宓一類視民族文化為個體生命依托的新人文主義色彩較濃的邊緣化學人聯系更為緊密。先生晚年的“隨筆紅學”系列專著，融傳統考據、義理、辭章之法為一體，對《紅樓夢》作多角度、多層次考論、分析、闡釋、賞會，既是《紅樓夢》精神文化世界探索之路標，亦是華夏紅樓藝術之“別樣文章”。

四、 第三代“主流”紅學家與周汝昌先生之群體對立

我所說的第三代，是1949年之后至改革開放之前進入學界的一代。第三代紅學家在“批俞”引發的“批胡”及全民“評紅”運動中成長起來。除極個別人外，這代人很大程度上已脫離中國精神傳統，學術上也被耽誤了。這代人與周汝昌先生的學術對立，可以20世紀80年代中葉之后“主流紅學”之“掌門人”馮其庸先生為例。馮先生在學術文化界有多方面影響，公認的成就仍在紅學一域。我為淮生兄所寫書評稿(即為《紅學學案》所作書評)，發表時編輯出于好心，將原屬第三代的馮其庸先生歸入第二代，其實馮先生20世紀70年代中期“評紅”運動中才涉入紅學，遠在同代人李希凡先生之后。馮先生20世紀70年代末期完成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在曹家東北生活期間文獻資料的整理研究方面，確有貢獻。新時期以來，在組織紅學活動中，馮先生曾起過他人很難替代的作用。然精神分裂與學術倒退之評價，放在馮先生身上，同樣有效。從思想境界方面觀，同類學人之中，何其芳先生顯然要高出李希凡先生一層。以“階級斗爭形象歷史”說紅樓的馮其庸先生，比起李希凡先生，境界又差一層。即使新時期問世的《論紅樓夢思想》，也未見有多大進步。所謂“超前三百年”之說，仍是歐洲中心論與單線歷史觀的產物。馮先生自己講，作者、版本與思想研究，是其紅學研究的三大重點。思想境界，已在李希凡先生之下。作者與版本研究方面，問題亦不少。周汝昌先生關注的氏族文化研究，被馮先生簡化為“遼陽祖籍”說，是學術倒退之證據。庚辰底本研究中的錯誤判斷，連累了紅研所集體校注本?；煜都t樓夢》版本真偽，后果更為嚴重。有人說兩版電視連續劇《紅樓夢》之不同，是周汝昌與馮其庸學術水準乃至精神境界高低的具體體現，確有道理?！都t樓夢》后四十回偽續，無論情節、結構還是主題精神，均與前八十回存在根本差別。新版電視劇失敗的根源，即在于版本選擇上的倒行逆施。我曾多次對友人言，第三代紅學家留在思想文化史上的材料，比留在學術史上的貢獻要多得多。他們的問題，主要是時代造成的，然個體選擇，亦很重要。第三代紅學家中，胡文彬先生仗義執言，人所共知。呂啟祥先生身處矛盾漩渦之中，從未見寫過傷人文章。劉夢溪先生不僅醒悟早，甚至能做到“吾愛真理”勝過“吾愛吾師”，令人十分敬佩！杜景華先生“國學熱”之后開始自我反思，盡管因過世而中斷，意義仍在。然而除少數學者外，多數學人至今仍難以逃脫被自己的時代裹挾的命運。實際上，周汝昌先生晚年所面對的并非個別人，而是特殊年代造就的一批人，是權力化的學術體制，是極端教條化的思維方式。數十年以來對于一個無勢可依的老輩學人的非學術批判與群體性圍攻，早已超出學術討論范圍。即使平時很溫和的學人，寫起文章來也是上綱上線，大有“文革”遺風。譬如被論敵作為“把柄”的“佚詩”問題，其實只要不帶偏見，根本不需要過多討論。擬補古詩是華夏固有之傳統，據說何其芳先生也曾以擬古詩“考”過同事。周先生擬補曹詩及傳開的全過程，已有公開材料披露，其中并無不可告人的秘密。為排遣苦悶而擬補古人詩，是“事件”起因。傳給友人看，有斗氣的意味，因為先生并不看真“文革”中期發現的一系列假文物。后在吳恩裕先生鼓動下有發表欲望，目的亦為“傳詩”而非作假。正如胡文彬先生所講，周先生所補佚詩，沒有一句是為證明他個人的學術觀點而寫。即使為“傳詩”，周先生斟酌后覺得不妥，最后也主動撤稿。多年來，不管外界怎樣探考，周先生強調佚詩為“現代人擬補”的態度一直未曾改變。周、馮結怨前，馮先生也不覺得“佚詩”是值得研究的問題。被人大做“道德文章”，則是周、馮決裂后的事。周、馮兩位前輩結怨，公開事件無疑與蘇聯之行有關。此前首屆國際會議上周先生雖因接受境外媒體關于“《紅樓夢》是連結海內外中國人的精神紐帶”的采訪而受到過馮先生警告，其時并未出現大問題。蘇聯之行，作為“首席專家”的周先生被人愚弄，才是矛盾公開化的原因。關于這段歷史，不僅有檔案為證，亦可從當事人馮其庸先生《回憶錄》與《年譜》記載的不一致看出端倪。其實周馮兩位早期關系并不壞，周先生還是1980年代初馮先生教授職稱的主要推薦專家。

五、 周汝昌先生與新紅學學脈隔代傳承

20世紀五代紅學學人，前兩代已經進入歷史，第三代幾乎全部進入耄耋之年且逐漸凋零?，F今活躍于紅壇者，多是第四與第五代人?！拔母铩睔q月中度過青少年時期的第四代學人，恢復高考后才有幸進入大學。由于歷史原因，各學科領域均有隔代學術傳承的現象存在。老三屆的梁歸智與20世紀60年代初出生的趙建忠、陳維昭、高淮生等中年紅學友人與周汝昌先生之間的學術因緣，即是新紅學隔代傳承的實證。歸智兄之“探佚”成就，在周汝昌先生基礎上完成。建忠兄主辦的首屆全國中青年紅學會，受到過周先生的大力支持。維昭兄關于周汝昌實證方法之論述，是學術精神隔代傳遞之表現，他與第三代學人、復旦同事應必誠先生之間的爭論，亦可反面為證?；瓷忠詾橹芟壬摹俺跣摹笔蔷然罴t學，可謂“同情的理解”。我自己關于《紅樓夢》作者、版本、文本乃至學科重建方面的研究，則受先生的恩澤更多，尤其是“反面《春秋》”文本性質的認定。沒有周先生“乘槎待帝孫”之探考，即不會有我的關于玉湘“乘桴浮于?！敝撓?。沒有周先生盛衰結構說，《紅樓夢》“四時榮枯”之《春秋》敘事脈絡即不能完全理順。還需說明的是，第四代紅學家中即使有人對周先生產生誤解，也是上一輩人誤導的結果。新紅學學脈之傳承，還體現在第五代學人與周先生的學術聯系上。20世紀90年代進入大學的第五代學人，是和平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是世紀之交成長起來的具有全球化意識的全新一代，也是具有建設性品格的一代。其中宋廣波、于鵬、顧斌等青年學人，均與周先生發生過直接的學術聯系。梳理總結百年新紅學歷史，應是新世紀之初嶄露頭角的第五代青年學人的學術使命。第五代學人所編輯的《還“紅學”以“學”》專題文集的出版，同樣是周汝昌先生與新紅學精神血脈承傳的體現。

六、 周汝昌先生與新百年紅學

由胡適先生提倡經周汝昌先生發揚光大的科學考證與學術探索精神一脈相傳百年。當下學界之主要任務，是在承繼新紅學未竟事業的同時，增強這門學問與華夏傳統學術的聯系，進而重新認識與評價被現代性偏見否定的索隱派紅學。邁不出這一步，根本性問題一直會糾纏不清。維昭兄最近撰文，將《紅樓夢新證》中華書局版恢復“新索隱”一章視作新紅學終結的標志，很有見地。還需指出的是，周汝昌先生之新索隱，是經過現代科學實證洗禮的索隱，即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的探賾勾沉，實際是深度考據?！靶滤麟[”不僅彌補了胡適方法論之缺陷，同樣是周先生超越新紅學的關鍵之處。我在多種場合說過，傳統學人，于經部、史部、子部及詩文集研究中多用索隱之法，為什么《紅樓夢》不能索隱？何況脂硯齋已經點明“真事隱去，假語存焉?！薄都t樓夢》文本具有文、史、經三個研究面向，華夏固有之學在現代學科宰制下被納入純文學研究范疇，并非紅學之幸?！八妮吺⑺ァ北澈笫恰八某d亡”，“四朝興亡”深層是華夏文化之“四時春秋”?！都t樓夢》文本之內在脈絡、本事內幕乃至精神大義等，均需索隱而獲得揭示。承繼著新紅學歷史而走進新世紀的中青年學人，應沿著從胡適至周汝昌的路線繼續前行。從學術轉型角度觀察，基于中華本土的學科建設構想，“文化小說”之研究取向，考據、索隱、精神藝術賞會三位一體的治學方法，不僅使周汝昌先生成為包括現代新紅學在內的百年紅學的終結者與超越者，若稱周先生是新世紀或新百年紅學的奠基者與引路人也不為過。

學界非象牙塔內的道場，然盡量避開非學術干擾還是有可能的。1996年秋遼陽會上，我曾當面對馮其庸先生講，年輕一輩應繼承前輩的學術成果，不該承繼老一代的恩怨紛爭。但愿這一想法不至于落空。古典紅學之概念，似有人用過。我以為，以脂硯齋為開山祖的古典紅學經過包括新紅學在內的現代紅學洗禮進而完成新古典紅學建構，應是新百年之最大愿景。我曾用“五世其昌”預測紅學之未來。值此新舊百年交替之際，希望更多的中青年學人關注包括周汝昌先生個體生命史在內的現代新紅學歷史。也希望在凝聚共識的基礎上整合學術資源，重建固有學科，進而為傳統人文學術之現代重建乃至中華文化復興，做出紅學這門特殊學問應有的貢獻。繼往開來，任重道遠，愿與中青年學人共勉！

(喬福錦，邢臺學院，從事紅樓夢研究和中國傳統文學研究)

紅學光四海，文卷載癡心——紅學新百年的學術思考

高淮生

2021年3月20日，“新紅學百年回顧暨《高淮生文存》出版研討會”于中國礦業大學南湖校區博物館報告廳成功舉辦。這次研討會由江蘇省紅樓夢學會、中國礦業大學博物館文博中心、中國礦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處、中國礦業大學期刊中心、知識產權出版社共同主辦。這次研討會議題包括四個方面：1. 民國紅學研究的學術史回顧；2. 海外紅學研究的學術史回顧；3. 新時期紅學學科建設與發展；4. 《高淮生文存》的學術評估?？梢哉f，五位學人的學術筆談既是對這次研討會議題的充分闡述，也是對這次研討會議題的進一步深化和拓展。如果說這次研討會揭開了全國范圍的新紅學百年紀念學術活動的序幕，那么，我們期待這次學術筆談可以翻開紅學新百年學術傳承與學科建構的嶄新一頁。

2021年對于新紅學而言，可謂論升降之年，回顧、反思應與展望、構想兼顧起來，這樣才能看到紅學新百年的希望。我對紅學新百年的展望與構想姑且簡略地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 紅學史建構、紅樓文獻學建構、紅學學科建設是新百年紅學的基礎工程

近年來，我與喬福錦教授提出了紅學學術史建構、紅樓文獻學建構、紅學學科建設的三位一體的構想，這一構想并非空中樓閣般的臆想，而是建立在對新紅學百年反思以及新百年紅學展望基礎之上的富有建設性的設想，這一設想已經落實到我們的學術實踐之中了。從2015年至今，我們策劃了多場高端論壇和學術研討會，其中2015年“紀念曹雪芹誕辰300周年學術研討會”(江蘇徐州)主要議題是紅學學術史建構，2016年“歷史回顧與未來展望——《紅樓夢》文獻學研究高端論壇”(河南鄭州)主要議題是紅樓文獻學建構，2017年“歷史回顧與未來展望——紅學學科建設高端論壇”(北京)主要議題是紅學學科建設。此外，我們還策劃了2016年“紅學發展的希望與未來專題座談會”(北京)、2017年“周汝昌與現代紅學專題座談會”(北京)、2017年“《周汝昌紅學論稿》出版暨紀念周汝昌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北京)等等。以上學術活動已經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學術影響，學術史、文獻學、學科建設三位一體的學術倡議已經受到了紅學界的廣泛關注。

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一書中說過這樣一句話：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我在撰著《紅學學案》(新華出版社2013年版)過程中便決計另辟蹊徑，換一種眼光看紅學。2013年4月17日，中國藝術研究院召開了由中國紅樓夢學會、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共同主辦的“《百年紅學》創欄十周年暨《紅學學案》出版座談會”，本次座談會上，著名紅學家李希凡、蔡義江、胡文彬等先生以及與會專家充分肯定了《紅學學案》為現代紅學史“建檔歸宗”的學術創新意義?！都t學學案》是紅學史的新寫法，開辟了紅學史的新路徑，同時具有人文社科諸學科學術史的范式意義?！吨袊V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在李金齊執行主編的總策劃之下，開設了“現代學案”欄目，2014年至2019年陸續刊發了40余篇學案文章，出版了《現代學案選粹》(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舉辦了“《現代學案選粹》出版座談會”。由此別具一格的紅學學術史新建構的實踐經驗推而言之，紅學新百年的真正希望寄托在這種“換一種眼光看紅學”的學術建構過程中，而學術史、文獻學、學科建設三位一體的學術倡議同樣是“換一種眼光看紅學”。

二、 紅學體系和學派的建構和生成是新百年紅學的生命力所在

我曾在《“周汝昌與現代紅學”專題座談會綜述》中說：“紅學今后的百年，看看能否誕生更有活力的多種體系來，這才是紅學發展的命門。體系與體系的比武，總比觀點與觀點的論爭，更有學術高度和境界。所以，我們倡導大家都勵精圖治，建立起自己的體系來?！?1)高淮生：《“周汝昌與現代紅學”專題座談會綜述》，《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新紅學百年歷程中能夠自成體系者歷歷可數，這就是紅學百年盡管如“烈火烹油”般地興盛卻“富而不貴”的根本原因，至少我是這樣評估的。當然，我的這一評估是建立在《紅學學案》的述學過程中的，即從《紅學學案》到《港臺海外與紅學學案》(知識產權出版社2019年版)，再到《民國紅學學案》(正在撰述中)，我逐漸建立起了以上認知。這一認知同樣可以用來認識學派生成的重要性。新紅學百年，真正意義上的紅學學派當屬胡適開創的新紅學學派，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說迄今為止的重要成果主要是在新紅學的影響下或啟發下生成的緣故。既然人們在回顧與反思過程中發現了新紅學學派的固有制約性，那么，展望與構想紅學新百年的發展藍圖也就成為今后紅學的主要任務之一。

三、 紅學的有效學術評價機制的建構是紅學良性發展的學術保障

眾所周知，百年紅學最不缺少的是紅學論爭或“筆戰”，最缺少的則是最基本的學術共識。劉夢溪在《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一書中將頭緒紛繁的公案、論爭或“筆戰”系統地梳理出十七次論爭、九大公案，其實何止這些呢！以至于人們如此感慨：剪不斷，理還亂，是紅學！這些論爭或“筆戰”往往因為意氣之爭而湮沒了學理論辯，使得正常的學術爭辯或爭鳴由此變了味。歸根結底，有效的學術評價機制并未真正建構起來。

如何建構有效的學術評價機制呢？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話題。我認為可以先從專業的學術著作評論即書評做起，這是西方國家謀求學術昌盛的經驗，可以直接借鑒。

楊聯陞在《書評經驗談》一文中說：“許多人認為書評不重要。我則認為一門學問之進展，常有賴于公平的評介?！?2)楊聯陞：《漢學書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458頁。筆者深有同感，所以立意做一本紅學書評，于是《昨夜的星辰——紅學書評初集》由知識產權出版社于2020年10月出版。這本書評是百年紅學的第一部，是基于對紅學如何建構有效的學術評價機制思考之后的初步嘗試。這本書評的文章在出版之前曾陸續發布在苗懷明教授創辦的“古代小說網”公眾號，意想不到的是引起了香港學人洪濤的回應。他在回應《看清紅學真相的方法論佳作：洪濤著〈紅樓夢與詮釋方法論〉》(2020年9月4日刊于苗懷明教授創辦的“古代小說網”)一文時這樣說：“頗感意外?！都t樓夢與詮釋方法論》是十二年前出版的，書評的作者高淮生教授為什么這個時候談論一本舊書？”(3)該文發布于2020年9月26日的“古代小說網”公眾號。洪濤撰寫了五千余字的文章回應我的這一舉動表明：紅學需要有效的學術評價。

其實，不僅紅學需要有效的學術評價，當今的中國學術整體性地需要有效的學術評價?；仡欀袊F代學術史，民國時期的學人集中精力用于借鑒西方的學術以建構自己的現代學術體系，沒有真正建立起一種整體性有效的學術評價機制；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政治運動導致了學術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則嚴重影響了有效的學術評價機制的形成；20世紀80年代以來盡管學術日趨繁榮發展卻始終沒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學術評價機制。當然，真正建立起整體性有效的學術評價機制并非易事，需要學界同仁堅持不懈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