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宣帝時代的經學走向及其調整*

袁寶龍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102488)

漢武帝之獨尊儒術,引發了儒學的空前繁盛,公羊學的陰陽學理論因此由微而著,為漢代皇權的合理性闡釋提供有力支撐。就在公羊學獨盛的同時,因其對先秦儒學批判精神的吸納與繼承,又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大一統政權的潛在威脅。漢武帝去世后,公羊學的批判鋒芒日益顯露,時人開始以審慎、批判的眼光來回顧和評價武帝之政,儒學與現實政治的矛盾日漸激烈。漢宣帝親政以后所面臨的正是這樣糾結復雜的理論與現實境況,如何應對洶涌澎湃的公羊陰陽學思潮,緩解公羊學興盛對西漢帝國的理論侵襲等一系列問題亟待漢宣帝解決。

一、昭宣之際公羊學理論與現實政治的矛盾

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對于漢武帝之政已有微辭,只不過當時武帝初歿,余威猶存,且在霍光的蓄意安排與引導下,賢良文學的鋒芒皆指向為漢武帝設計強國之策的桑弘羊等一干興利之臣,未能觸及武帝執政思想這一根本問題?！尔}鐵論·刺復》稱：

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于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荊、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克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后,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咸陽、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從法,故憯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1]

此即武帝朝群臣代君受過之明證。鹽鐵會議后,霍光盡敗政敵,大權獨攬,依然忠實地沿襲漢武帝時代的“有為”精神。但這種“有為”精神其實與公羊學以德治致盛世的主張背道而馳?；艄鈱h武帝之政的沿襲,一方面使得西漢王朝繼續保持著積極進取的“有為”態勢;另一方面其對儒學理論的借重,又難免有飲鴆止渴、療瘡剜肉之嫌。也就是說,昭宣之際的當政者對于政治與學術之間的抵牾置若罔聞,甚至為矛盾的滋長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態,政治現實與公羊學學理層面的對立也因此日益尖銳,漸至不可調和。

至漢宣帝執政時,漢武帝的風評已然迥異于前朝。這無疑與儒學的進一步昌盛以及儒生對于現實政治認知的愈加深刻有直接關系。經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數十年的醞釀積淀,儒學理念已經成為西漢社會的精神歸依。這一時期的儒生大多沉醉于儒學理論之中無法自拔,日益表現出張揚的個性與趨于極致的理想化特征。他們執卷沉思,回首儒學獨尊以來的輾轉歷程,越發意識到漢武帝雖然外示儒術,但其實際的施政手段卻與儒學意旨大相背離。儒生群體對于漢武帝的不滿,也在這一時期毫無掩飾地表達出來。據《漢書·夏侯勝傳》：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圣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循,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薉、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于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圣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后;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符瑞并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巨魚,神人并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庇谑侨撼即笞h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遍L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认x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于民,不宜為立廟樂?！惫涔搽y勝曰：“此詔書也?！眲僭唬骸霸t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茍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庇谑秦┫嗔x,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瓌?、霸既久系,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眲儋t其言,遂授之。系再更冬,講論不怠。[2]3156-3157

漢武帝時代,董仲舒這般的純儒僅具“緣飾”意義,無法走近權力中央,真正為漢武帝所用者實為公孫弘、倪寬這一類通知事務、達于權變的通變之儒。時過境遷,經積年尊儒,彰顯儒學原則的察舉制逐漸成為漢代的主體仕進機制,太學的興建又為儒學的傳承散播提供了制度化保障,昭宣時期的廟堂之上出現越來越多的純儒,完全基于儒學視角的聲音也在國家最高決策舞臺上時?？陕?。

夏侯勝以非議武帝獲罪,著名的循吏黃霸亦以不劾夏侯勝之舉而致罪：

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系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逾冬,積三歲乃出,語在《勝傳》。[2]3628-3629

夏侯勝、黃霸于必死之際,猶能修習經典,正是道勝于君理念的鮮明體現。此舉更與宣帝朝其余諸臣形成極為鮮明的對比。諸臣強調“此詔書也”,其實就是強調圣意不可違背,這是漢武帝建構大一統集權帝國以來政治文化的重要遺產。此前數十年間,“君意不可違”這一文化意旨已經根植于西漢官員群體的內心深處。然而在公羊學“興太平”“造盛世”這一宏大夢想的激勵下,以夏侯勝、黃霸為代表的儒生們張揚的個性再度顯露出來,這一長期以來似已牢不可摧的政治原則由此出現破裂甚至瓦解的可能。

換言之,公羊學曾是漢代君主集權制度的理論基石,但這一思想的理想化與極端化,又會對君主集權制度形成反噬。如果說夏侯勝與黃霸的個人持守與淡然生死,尚不能形成廣泛的公共影響力,那么充滿神秘主義的災異理論則以其超乎尋常的群體威懾力成為公羊學反噬“霸王政”①漢武帝創設的政治體系以儒術為表象,實則彰顯著強烈的法家精神,故稱之為“霸王政”。參見袁寶龍《西漢中期“有為”精神下的“霸王政”體系建構及其傳承演進》,《黑龍江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第104～110頁。的主要突破口。

至(本始)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余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吊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托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曩者地震北海、瑯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币虼笊?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2]3158

由董仲舒首創的公羊學災異理論經后世學者的闡發,于漢宣帝時期盛極一時,成為時人揣測天意、研判時局的重要理論工具。夏侯勝以言災異而獲罪,最終又因災異之生而得豁免,此事說明當時災異理論的影響力之巨,上至天子,下及平民,無不深受其影響。而這種超乎世俗皇權之上的理論闡釋,無疑是對大一統政權的潛在威脅。

漢宣帝敏銳地注意到這一理論層面的變化趨勢,并迅速找尋到應對之策,即通過有效的資源整合化解其脅迫性,使其為我所用。每當出現地震、洪澇等自然災害,宣帝多有罪己之詔,同時詔求賢良方正,減免租賦,以安黎民。金春峰指出,漢宣帝即位之初,大臣上書言事尚不稱引陰陽災異,但正是漢宣帝宣揚以后,大臣上書條奏,多以災異為依托和根據,災異譴告成為朝廷上一時風尚。[3]可以說,對于災異理論的官方接受成為漢宣帝朝神學體系建構的重要特征。

最具典型意義的應對之策莫過于通過人為干預,使祥瑞與災害交相出現,幫助時人于欣喜驚懼的交替侵襲中求得心安,效果尤佳?？v觀史籍,漢宣帝一朝禎瑞迭現,祥兆頻生,遠多于前朝,此中緣由頗耐人尋味?！稘h書》記載：

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統興,故立三年,尊孝武廟為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后庭。又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筑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后青。神光又興于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2]1248

神爵元年(前61),詔稱：

乃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齋精,祈為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2]259

又,五鳳二年(前55),復詔稱：

朕飭躬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并見,或興于谷,燭耀齋宮,十有余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余刻,吏民并觀。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婁蒙嘉瑞,獲茲祉福。[2]266-267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史稱宣帝一朝,“鳳皇下郡國凡五十余所”[2]1253。禎瑞祥兆的頻繁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天象異常帶來的普遍性恐慌情緒,對于穩定局勢、重建士人階層與普通民眾的信心有著不容忽視的積極意義。

二、漢宣帝對陰陽學理論的轉化與借用

漢宣帝對天意表述以及闡釋方式的人為介入在宏觀層面把災異對大一統格局的消極影響化于無形,表現出高明的政治智慧與嫻熟的帝王之術。除此之外,漢宣帝嘗試把災異理論引入政治實踐,以此打擊異己,彰顯皇權,維護既有的大一統格局與尊卑秩序,這一點在對霍氏集團的處理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霍光死后,諸霍專政,君臣關系日益緊張。張敞曾上封事稱：

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于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2]3217-3218

宣帝善其計?！妒捦畟鳌芬嘣疲?/p>

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愿賜清閑之宴,口陳災異之意?！畬?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于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圣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權廢矣”。[2]3273

宣帝以過人的政治智慧和理國才能,把災異理論轉化為執政利器,在達成政治目的的同時獲得了輿論支持,可謂一箭雙雕,事半功倍。誅除諸霍之后,此范式被廣泛應用于帝國政治實踐中?？梢哉f,漢宣帝對災異理論的理解與運用皆達至境,頻繁出現的災異非但未能動搖帝國統治的根基,還成為高舉“有為”旗幟、創制中興格局的輔助工具。漢宣帝高屋建瓴,以過人的膽魄運籌帷幄,遂得于前所未有的理論困境中破圍而出,乃至因勢利導、化敵為友,開建盛世,蔚為西漢中期政治文化領域中的奇觀。

不過也正因為如此,災異理論得以內化于西漢后期的政治文化之中,再也無法剝離破除。宣元以后,西漢中后期政局日益沉淪于災異學說的漩渦中不能自拔,整個西漢社會皆沉浸于末世惶恐與改制更化的縹緲希冀之中。這種風潮固然源自儒家思想的繁盛,亦與漢宣帝對災異理論的放任、借用乃至激勵不無關聯,只不過此后的發展態勢已非漢宣帝所能預料掌控。

如前所述,漢宣帝不僅接納了陰陽理論,而且以過人的政治智慧將其轉化為施政的輔助工具。漢宣帝一朝對于陰陽理論的借用乃至倚重在諸多方面皆有體現,尤以用人選官最為直接明顯。宣帝朝達官顯宦、元勛重臣多有精通陰陽學者。如宰相魏相,便是當時的陰陽學大師。

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謹当聿伞兑钻庩枴芳啊睹魈迷铝睢纷嘀?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圣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斓刈兓?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加抟詾殛庩栒?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圣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圣?！枷喾畋菹露鳚缮鹾?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愿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2]3137-3141

魏相之后,邴吉入閣為相,曾路遇逐牛而問其事,人不解其意,吉曰：“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盵2]3147此事表露出強烈的神秘主義色彩。邴吉于宣帝微時有恩,故備得圣心眷顧,然觀其為相之風,則其得為相或非止有恩于上。魏、邴二人身居群僚之首,皆能自覺地把陰陽學理論與國家的治理之道相結合,宣帝朝西漢國家的最高決策也因此表現出鮮明的陰陽學特征。

毋庸置疑,漢宣帝對災異理論的轉化與借用,解決了漢代社會諸多錯綜復雜的現實問題。不過,這種借用也在無形之中認同了災異理論的合理性,對其發展起到激勵作用,使其鋒芒輝耀于大一統精神之前,促使其向著極端化的方向演進,最終威脅到皇權的穩固。

蓋寬饒目睹漢宣帝為政之道,上書直陳時弊：

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廢,儒術不行,以刑余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庇忠俄n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睍?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后,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鄙喜宦?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2]3247-3248

蓋寬饒引《韓氏易傳》之語闡明天下非一姓之私的觀點,并以此作為進諫的理論支撐,隱然暗具脅迫之義。漢宣帝覽奏后龍顏震怒,朝臣或有深知圣意所思者,以此進讒,果奏奇效。此事以蓋寬饒橫刀自盡告終。從蓋寬饒的言行作為,以及自剄之后“眾莫不憐之”的情景可知,盡管當時以漢宣帝的天子威權仍無人敢直攖其鋒,但是極端化的儒學理論已經席卷整個漢代社會,陰陽學理論中關于“天命無?！钡闹T多觀念已經為儒生群體普遍接受。

漢宣帝時期,公羊學與陰陽學的結合達到董仲舒以后的又一個高峰。班固稱：“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睢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盵2]3194-3195

可以說,自董仲舒以后,陰陰學作為公羊學重要的理論構成不斷發展進化,批判性與對皇權的威脅性不斷凸顯。尤其當漢代儒生意識到漢宣帝的施政風格與公羊學派的理想之間存在沖突,甚至與儒學經典描繪的王道理想背道而馳時,他們便自然而然引發了對漢室的極大失望,這種失望最終在陰陽學理論的鼓勵下上升為對漢帝合法性的質疑。[4]蓋寬饒的上書令漢宣帝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如何抑制公羊學的陰陽學理論泛濫成為他親政后思索的重大議題。正是在這樣的求索過程中,同樣以闡釋《春秋》為主旨,且與其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穀梁傳》進入漢宣帝的視野,漢代學術思想與理論格局亦因此迎來一場聲勢浩大的整合與變革。

三、漢宣帝時代的經學調整及其影響

先秦以降,釋《春秋》者非止公羊一家。據《漢書·藝文志》：“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盵2]1715《穀梁》與《公羊》皆于漢初以今文寫就,公羊學系齊學,穀梁學為魯學。齊學獨尊之前,魯學亦曾有凌駕諸學之上的機遇。實際上,即便在齊學取得獨尊地位之后,穀梁學者亦從未放棄奪回儒學正宗地位的努力。據《漢書·儒林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于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2]3617

此處提及,公羊學大興之后,衛太子于貫通公羊學后,又私問穀梁之學,卒鐘于此。從漢武帝與衛太子的性格截然兩判可知,父子二人的學術取向大異亦在情理之中。只不過,此后衛太子身死,穀梁學亦從此湮沒無聞。直到鹽鐵會議后,隨著漢代統治政策的調整,諸如仁義、王道、民本等儒家主張開始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在經學上則表現為由崇法主變、奇險詭異的《公羊春秋》學向溫柔敦厚、具有濃郁的宗法人倫溫馨的《穀梁春秋》學的轉變,即由齊學向魯學轉變。[5]可以說,這種轉變態勢源自儒學獨尊后諸多分支派系自我發展的內部需求,從學術層面而言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漢宣帝親政后,精準地把握這一學術思潮的新趨勢,復以政治權力引領導向、推波助瀾,為經學嬗變提供了歷史性契機。據《漢書·儒林傳》：

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并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后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征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征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余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并論?！豆颉芳叶嗖灰姀?愿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并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2]3618

事實上,漢宣帝對穀梁學的偏好顯然不會如此段史料中所說的這樣簡單直接,此番由官方授意、引導的經學格局調整背后實具極為深刻的政治圖謀與時代內涵。

漢武帝末年公羊學與現實政治的矛盾已經顯露,漢宣帝通過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手段把公羊學的批判精神轉換成推動帝國政治的輔助力量。此舉的代價就是繼續放任陰陽學理論與批判精神的滋長,實際只是把公羊學與“霸王政”的矛盾激化向后延緩而非根治。

這或可視為漢宣帝關于帝國政治宏大布局的組成部分,通過這種戰略性延緩為根本性解決公羊學的威脅贏得時間。而這種根本性的解決之道就是以穀梁學取代公羊學,通過儒家思想的內部革易達成最終目的。楊樹增先生指出：“《穀梁春秋》不講‘受天命為新王’,宣帝正欲用《穀梁》來抵制《公羊》學的影響?！盵6]以漢宣帝之英明睿智,在面臨公羊學的長期理論威脅下,以同樣闡釋春秋義理而主旨相異的穀梁學來對抗乃至抑制公羊學,亦在情理之中。

弘揚大一統精神為公羊學理論的重要特質。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于陰陽災變視域下對于先秦儒學“從道不從君”批判精神的承襲與闡揚,逐漸成為這一理論的顯性特征,與現實皇權逐漸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相比之下,穀梁學更強調“親親尊尊”之道,注重宗法倫理,強調既有倫理秩序與君臣關系的不可侵犯性。與漢武帝時銳意進取的時局不同,漢宣帝治下的西漢帝國經濟發展,民力恢復,顯示出蓬勃穩健的發展態勢,對于開拓進取的需求已經讓位于穩定時局、鞏固統治,穀梁學則剛好可以在摒棄公羊學弊端的同時滿足這一現實訴求。

對于漢代經學嬗變具有標志性意義的石渠閣會議,就是帶著明確的政治訴求,以前述政治形勢與學術思潮的變革為背景召開的。

宣帝甘露三年(前51),石渠閣會議正式召開,“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2]272。漢宣帝親自稱制臨決,給這次會議賦予了濃重的官方色彩,也直接決定了這次會議的進程走勢及最終結果?？梢哉f,正是在漢宣帝態度鮮明的支持引導下,穀梁學得立于學官,一躍成為官方統治學說,地位甚至一度凌駕于公羊學之上,成為彰顯國家意志的儒學正宗。穀梁學家自有其“以禮為治”的政治主張,隨著穀梁學大盛,禮治的呼聲日益高漲。穀梁學家們針對當時的形勢,對《公羊》家所闡述的、已被人們認可的《春秋》之道進行修改,以期為解決“漢家制度”與儒生理想之間的矛盾提出一種折中方案。正是在公羊、穀梁興替的背景下,宣元之際“以禮為治”取代“以德化民”成為儒學士大夫群體主導思想的歷史痕跡。[7]這也是漢宣帝為破除公羊學咄咄逼人的批判質疑、求得現實政治與儒生理論之間的和解而做出的最后努力,其對學術思潮演進的順應和轉化正與其彰顯“有為”意旨的“霸王政”精神相一致。

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公羊學理論經此前數十年闡揚光大,其影響力已然貫徹于漢代社會的各個層面,人皆曉喻,深入人心,即便失去了官方統治哲學的地位,仍于民間有著極強的號召力。

實際情況是,盡管有漢宣帝的官方介入與引導,公羊學仍是西漢中后期《春秋》三傳中內蘊最深厚、影響最大的一家。其作為西漢意識形態領域主導理論的地位并未受到根本性的觸動,相比之下,穀梁學則始終處于從屬地位。[8]公羊與穀梁出現明顯的升降趨勢,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漢宣帝于帝國治理的過程中,意識到儒與法相輔相成的特點,不能顧此失彼、厚此薄彼,亦能如武帝一般運籌帷幄,左右逢源,以個人能力掌控外儒內法的理論格局,其對穀梁學的吸納與借助也與當年漢武帝之興公羊學極其神似。

然而,無論漢武帝抑或漢宣帝,他們都試圖以一己之力來把持儒、法的共生互融,卻始終無法在儒學昌盛的學術氣氛中為法家精神確立制度化保障。這種儒、法均勢的達成也因此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脆弱性。到漢宣帝末年,儒學益盛,雙方共存之勢時刻面臨崩解之危,尤其太子的政治偏好與學術取向,令宣帝懼于身后之事。據《漢書·元帝紀》：

(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毙圩魃唬骸皾h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2]277

漢宣帝的這種無奈慨嘆,正是源于西漢政治“外儒內法”的吊詭現實。從漢武盛世到昭宣中興,在儒學思想蓬勃滋長的背景下,西漢帝國始終未能真正形成制度化的國家治理機制,這成為漢代盛世的最大隱憂。石渠閣會議雖然確立了穀梁學的正統地位,但此時已是漢宣帝統治晚年。不久,漢宣帝去世,他精心構筑的以穀梁學抑制公羊學進而求得現實與理論和解的宏大戰略,也就此無果而終。公羊、穀梁兩家之學并未如漢宣帝預想的那樣不共戴天、盛衰異途,而是在頻繁的互動共鳴中締造了真正的儒學盛世。以好儒著稱的漢元帝登基,引發了西漢儒生的群體振奮,最后也如儒生所料,儒學理論真正走進西漢帝國的最高舞臺。與此同時,公羊學固有的理想化特征與批判精神重新涌動風行,充斥泛濫于漢末社會。這種思想層面的演變在政治現實中表現為對現狀的質疑與不滿,這也直接導致西漢帝國權力中央的劇烈變革,法家式微,儒家政治興起,整個帝國由此陷入專一用儒的窘迫困境。

宣元之際思想格局的這一重大變化,開啟了經學極盛時代。至此,首創于漢武帝時期、踐行于孝宣之世的“霸王政”全面瓦解,儒生政治視野下儒學原則成為無可置疑的最高原則,其對漢代政治文化體系的影響至為深遠。自此之后,西漢帝國的政治運作失去了法家的制度規約與效率保障,開始了滿懷熱情理想卻又缺乏實踐經驗的儒生政治時代,歷時近百年積極向上、蓬勃奮發的西漢“有為”時代正式終結,轉而陷入經學時代對更化改制、復古效周的憧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