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中小學生的心理影響分析及情緒引導策略

黃 艷， 王亭亭， 黃金巖， 徐思盈

1. 武漢工程大學 高等教育研究所，武漢 430205；2. 江蘇大學 教師教育學院，江蘇 鎮江 212013；3. 武漢紡織大學 管理學院，武漢 430200

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的突然爆發導致，人們不得不面臨長時間的居家隔離，這不僅加深了人們對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敏感程度，也嚴重威脅人們的心理健康．中小學生作為未成年人，是此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最有可能產生心理應激反應的群體．新冠肺炎疫情對于居家隔離的中小學生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心理影響？加強體育鍛煉、提高情緒智力和營造良好的家庭關系是否能夠有效地緩解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小學生的負性心理影響？采取怎樣的策略能夠積極地引導中小學生的情緒? 本文通過探討這些問題，分析中小學生在疫情期間的應激反應和產生負性心理的可能性，呼吁重視中小學生的心理健康，并為制定科學的心理干預措施提供參考．

1 文獻回顧

1.1 重大突發衛生公共事件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指突然發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會公眾健康嚴重損害的重大傳染病疫情、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職業中毒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公眾健康的事件[1]．大量實證研究發現，負性生活事件、突發事故、地震和傳染病等危機后，與事件相關的群體都可能出現應激反應，并出現焦慮、抑郁等情緒障礙[2-3]．應激是個人感受到某種應激事件，無法擺脫和解決而產生的一種身心緊張狀態．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作為一種急性應激源給民眾的心理健康帶來了負面影響，有研究者在對民眾進行檢測時查出了不同程度的焦慮和抑郁癥狀[4]，發現越是處于疫情重災區的個體，越會產生更高的焦慮水平[5]．中小學生是弱勢群體，新冠病毒肺炎的爆發對他們焦慮、抑郁情緒障礙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6]．家庭在學生的成長中起著重要的監護作用，疫情背景下選擇身體活動、情緒智力及其家庭親密度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作為關鍵的研究因素具有重要實現意義．

1.2 身體活動與負性情緒的關系

近年來，身體活動(Physical Activity，PA)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有研究表明，長時間在戶外和參加體育活動可以改善心理健康[7]，經常進行體育活動的青少年心理壓力的困擾程度明顯低于體育活動很少的群體[8-9]，這是因為積極的體育活動能夠自我強化、感覺良好，從而幫助青少年克服障礙，使其變得活躍[10]；而時間長久坐、缺乏體育活動則會顯著增加產生抑郁癥狀的幾率[11]．當中小學生群體暴露在高度緊張的生活事件中，包括重大突發災難性事件中時，體育活動可以培養他們積極的自我意識，為其提供歸屬感，改善其身體功能，緩解情緒困擾[12]．

1.3 情緒智力與負性情緒的關系

情緒智力或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EI)是指個體調節自身情緒、理解他人感受、利用這種理解來決定如何作出反應以及理解自己的情緒反應如何影響他人情緒的能力[13]．壓力性事件中，情緒智力水平不同的人產生焦慮、抑郁等心理困擾的狀況不同[14-15]．高情商能夠緩沖壓力對心理的負面情緒甚至可以增加積極情緒的頻率，因而體現出最低的焦慮水平[16]．但是也有學者持有不同觀點[17]，他們認為高水平的情緒智力只是與消極情緒和應激反應相關，不能緩沖負性事件對心理的影響．

1.4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負性情緒的關系

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低是導致兒童心理健康不良發育的一個公認的風險[18]．它與兒童的情緒發展和心理健康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在許多研究中，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指標通常以家庭人均收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父母的職業狀況為衡量標準，與兒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增加直接相關[19]．有研究表明[20]，當青少年暴露于壓力性生活情景時，在家庭人均收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父母的職業狀況3個反映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指標中，父母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青少年較少出現心理健康問題，而家庭人均收入和父母的職業狀況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預測性卻很?。?/p>

1.5 家庭親密度與負性情緒的關系

家庭親密度(Family Cohesion，FC)是指家庭成員之間相互承諾、幫助和支持的程度．中小學生焦慮情緒的總體水平與家庭親密度呈顯著負相關，家庭親密度越低，子女越容易表現出抑郁和焦慮障礙[21]．這可能是由于家庭親子間缺乏情感交流與相互支持，家庭氣氛不融洽，兒童和青少年易感到孤獨、壓抑，變得退縮和沉默，或者因較大的壓力而引起焦慮[22]，而他們感知到的來自家庭的支持度越高，參與消極行為的可能性就越小[23]．因此，家庭成員之間的這種支持和溝通可能是緩解壓力的一個重要因素[24]．

2 研究目的與工具

2.1 研究目的

本研究探究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背景下，身體活動、情緒智力、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家庭親密度4個變量是否對中小學生的心理健康產生了直接影響，并且高水平的身體活動、情緒智力、家庭社會經濟狀況和家庭親密度是否充當了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壓力性事件和中小學生心理健康之間的“保護者”．

鑒于此，本研究提出4個保護性假設：① 高水平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能夠保護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② 高水平的家庭親密度能夠保護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③ 高水平的情緒智力能夠保護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④ 高水平的身體活動能夠保護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2.2 研究工具

2.2.1 醫院焦慮抑郁量表

本研究使用醫院焦慮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中的焦慮分量表和抑郁量表2個分量表測量對應的癥狀．焦慮分量表每道題有4個選項，每個選項根據接近問題的程度賦予分數，每個選項賦予0-3分，根據得分判斷學生的焦慮水平．本次測量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9，KMO系數為0.87；抑郁量表每道題有4個選項，每個選項根據接近問題的程度賦予分數，每個選項賦予0-3分，最后根據得分判斷學生的抑郁水平．本次測量的Cronbach’sα系數為0.92，KMO系數為0.83．

2.2.2 家庭親密度量表

家庭環境量表中文版(Family Environment Scale-Chinese Version，FES-CV)是國際上評估家庭環境的常用量表之一．本研究選取家庭親密度分量表，測量家庭成員之間相互承諾、幫助和支持的程度．測量依據選擇的答案來評分，若回答“是”評為“1”分，若回答“否”則評為“2”分．本次測量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4，KMO系數為0.85．

2.2.3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量表

本研究測量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采用了自制量表．該量表包括3個方面，即父母雙方是否有體面的職業、收入以及文化程度．每個條目采取4級評分制，得分越高說明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該量表在本次研究中Cronbach’sα系數為0.82，KMO系數為0.86．此外，對量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表明模型各項指標擬合良好，CFI=0.98，TLI= 0.96，SRMR=0.017．

2.2.4 身體活動量表

本研究使用的身體活動量表是為了解研究對象參與體育鍛煉狀況的自制量表，包括“對最近一次的體育成績” “每天身體鍛煉時長”以及“每日靜坐時間”等．每個條目均采用5點評分制，例如體育成績分為非常差(1分)、差(2分)、一般(3分)、較好(4分)、非常好(5分)，“每日靜坐時間”為反向計分，即靜坐時間越久分數越低．該量表得分越高說明身體活動情況越好．本次測量的量表Cronbach’sα系數為0.85，KMO系數為0.82．此外，對量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表明模型各項指標擬合良好，CFI=0.97，TLI= 0.96，SRMR=0.015．

2.2.5 情緒智力量表

情緒智力量表(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EIS)中文版是在國內廣泛應用的測量情緒智力的量表．該量表分為對情緒的感覺能力、對情緒的表達能力、理解和推理自身情緒的能力、理解和推理他人情緒的能力4個測量維度．量表采取5級評分制，得分越高說明情緒智力水平越高．該量表在本次測量中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2，KMO系數為0.84．

2.2.6 應激程度量表

我們使用應激感知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PSS-10)中文版來測量新冠肺炎疫情對研究對象的影響程度．該量表共有10項條目，分為5個等級，1“從來沒有”(0分)-5“非常常見”(4分)，其中第4、5、7項和第8項是積極陳述的條目，以相反方式計分．量表各條目計分的總和為0～40分，分數越高則感知到的壓力越大．量表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本次測量中該量表Cronbach’sα系數為0.89，KMO系數為0.91．

2.3 統計方法

首先建構中小學生潛在的心理健康問題與中小學生學段、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應激反應程度、身體活動、情緒智力、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家庭親密度等變量之間的回歸關系．通過在該模型中逐一加入相應的交互項來檢驗中小學生的應激反應程度與其身體活動、情緒智力、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家庭親密度之間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測量過程使用極大似然估計方法，做斜率檢驗時，采用均值加減一個標準差將調節變量分成高低組，使用SPSS 22.0對數據進行主要變量的描述性分析和Pearson相關分析，運用Mplus 7.4進行調節變量交互效應的檢驗．

3 結 果

3.1 數據來源與樣本描述

本研究的數據源于2020年3月1日-5月31日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線上問卷調查．調查對象來自武漢市江漢區、江岸區、硚口區、洪山區和江夏區的22所中小學．共發放2 824份調查問卷，回收有效問卷2 652份，回收率為93.91%．報告自己接觸過疑似病人或者新冠肺炎患者的學生共有38人，占總樣本數的1.43%．本研究所使用樣本的基本描述性統計情況見表1．

表1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小學生心理影響調查樣本基本描述性統計結果(N=2 652)

疫情隔離期間，各中小學的班主任或者年級心理健康教師組織學生開展線上調查，向學生強調參與研究是自愿的，并保證學生和家長及時了解研究的目的、程序、可能涉及的風險和益處，獲得他們的知情同意，同時承諾對調查表中的所有答復都將嚴格保密．

探討學段、應激程度、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家庭親密度、身體活動、情緒智力與焦慮、抑郁等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發現(表2)，學段與焦慮、抑郁以及應激程度正相關，高年級學生比低年級學生更容易產生心理健康問題；應激程度與焦慮和抑郁顯著正相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的應激程度能夠正向預測中小學生抑郁和焦慮心理癥狀；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家庭親密度、身體活動與情緒智力與焦慮和抑郁顯著負相關．

表2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小學生心理影響的各變量平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

3.2 結構方程建模

本研究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期間，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身體活動、情緒智力以及家庭親密度對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反映直接影響的模型1表明，學段、應激程度、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家庭親密度、身體活動和情緒智力均能夠顯著預測中小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在交互作用測量中，進一步將應激程度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應激程度與身體活動、應激程度與情緒智力、應激程度與家庭親密度的交互項分別加入模型1中，得到模型2、模型3、模型4和模型5(表3)．

表3 預測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的結構方程模型

由模型2可知，應激程度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的主效應顯著，并且應激程度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交互作用亦顯著(p<0.001，路徑系數=0.167)，表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在應激程度對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中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模型2反映出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發生的方差解釋率達到73.4%；在模型3中，應激程度和身體活動對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的主效應顯著，并且應激程度與身體活動的交互作用亦顯著(p<0.001，路徑系數=0.544)，表明身體活動在應激程度對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中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模型3反映出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發生的方差解釋率達到74.5%；在模型4中，應激程度和情緒智力對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的主效應顯著，但是應激程度與情緒智力的交互作用并不顯著(p>0.05，路徑系數=0.039)，表明情緒智力在應激程度對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中不具有調節作用，模型4反映出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發生的方差解釋率為71%；在模型5中，應激程度和家庭親密度對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的主效應顯著，并且應激程度與家庭親密度的交互作用亦顯著(p<0.05，路徑系數=0.082)，表明家庭親密度在應激程度對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中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模型5反映出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發生的方差解釋率為71.4%．

為進一步分析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家庭親密度和身體活動對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的調節作用，本研究進行了簡單斜率分析，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家庭親密度和身體活動3個調節變量分別按正負一個標準差劃分出高低組，考察在這3個調節變量上應激程度對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如圖1-圖3所示，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水平由低到高時，應激程度對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產生的影響逐漸減小，假設1得到驗證；當家庭親密度水平由低到高時，應激程度對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產生的影響亦逐漸減小，假設2得到驗證；當身體活動水平由低到高時，應激程度對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產生的影響逐漸減小，由此假設4得到驗證；情緒智力在結構方程模型中沒有檢測出交互作用，因此假設3沒有得到驗證．

圖1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預測小學生心理健康的調節作用

圖2 家庭親密度對預測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的調節作用

圖3 身體活動對預測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的調節作用

研究表明，高水平的身體活動能夠保護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高水平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能夠保護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高水平的家庭親密度能夠保護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但是，情緒智力水平與中小學生心理健康能否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無關．

4 討 論

4.1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期間中小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武漢市采取全封閉式管理，對處于成長階段的中小學生易造成心理障礙．研究發現[25]，不同學段的學生焦慮和抑郁的情況有所不同，這與其他學者的結論一致．有檢測發現[26]，小學學段、初中學段和高中學段學生焦慮情緒障礙和抑郁情緒障礙檢出率分別為19.8%與21.3%、28.7%與30.1%、35.3%與36.7%，該系列數據相較于其他研究結果的檢出率偏高，這可能是因為樣本選取不同產生的差異．本研究表明，學段越高的學生越容易受到情緒障礙的影響，這可能是因為高學段的學生處于成長青春期，自我意識增強，并且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有關疫情的網絡輿情，而網絡輿情真假難辨，容易引發情緒上的波動；此外，相較于小學生，中學生學業壓力較大，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學生只能居家在線學習，脫離了與老師和同學的交際氛圍，容易產生焦慮的情緒．

4.2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期間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分析

本研究探究了家庭經濟地位、家庭親密度、身體活動和情緒智力在青少年心理壓力、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應激程度與心理健康問題中可能的調節作用，結果表明，較高水平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家庭親密度和適度的身體活動能夠保護中小學生的心理健康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負面影響．研究假設1、假設2和假設4得到了驗證．

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結果顯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中小學生焦慮和抑郁心理情緒呈負相關，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能夠有效緩解新冠肺炎疫情的應激反應對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的負性影響．這與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即較低的家庭經濟收入不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相較于高收入的家庭，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更容易產生心理問題[27-28]．

家庭親密度與焦慮和抑郁呈負相關，本研究表明，家庭親密度越低的家庭，子女越容易產生焦慮和抑郁情緒障礙，通過調節效應驗證了高水平的家庭親密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青少年的負性心理問題．這與多數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坦誠交流能提升親子關系，也能夠緩解青少年的負性情緒[29]．同時，本研究發現“中小學學段”與“家庭親密度”2個變量呈顯著負相關，這可能是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心理發育成熟，青少年有了越來越強的獨立思想和自我意識，容易與父母產生矛盾，父母如果不積極及時溝通，親子之間的關系可能會受到影響．

適度的身體活動對中小學生的焦慮和抑郁情緒障礙有預測作用，本研究表明，身體活動具有顯著的調節效應，經常進行體育活動的學生，他們的心理健康問題更易于得到緩解[30]．這與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即體育活動有利于中小學生積極心理品質的形成[31]，而缺乏體育活動或久坐時間過長都會增加抑郁癥的風險．此次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調查問卷發現，中小學生每天久坐時長在10小時以上的人數占比高達21.24%，這可能與新冠肺炎疫情隔離期間不能進行戶外活動學生沉浸網絡有關，對中小學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的影響．

情緒智力是一個人理解自己以及與之互動的個體情感的能力，個人情緒智力是否會對其負性情緒造成影響，眾多學者的研究結論各有不同．有學者認為情緒智力與負性情緒的產生沒有相關性[32]，在壓力性事件中情緒智力對個人的負性情緒不具有調節作用．也有學者發現高水平的特質EI減弱了壓力與心理健康的關系[33]．本研究發現，情緒智力能夠預測焦慮和抑郁情緒障礙，主效應顯著但應激與交互作用不顯著，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應激反應中高水平的情緒智力并不能夠緩解對心理健康的危害．這一結論也有相關學者證實[34]．有研究者[35]認為高情商可以調節應激源(緊張的生活事件、社會經濟逆境和家庭功能障礙)對他們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這些高情商的青少年使用了有效、積極的應對策略，這就解釋了情緒智力高的人能夠靈活地在應對方式之間切換，在需要時心理能夠達到最佳狀態．而在新冠病毒肺炎暴發期間，對普通民眾而言，當時針對新冠病毒肺炎的治療國內外都沒有有效的解決方法，同時，疫苗沒有被研制出來，缺乏特效藥，民眾處于被動消極狀態，只能通過居家隔離的方式進行防御，在此背景下高情商者產生的心理問題相較于低情商者較小，但高情商者并不能通過情緒智力減少新冠肺炎疫情對心理健康產生的影響．

5 本文的局限性

本研究在武漢市5個行政區搜集了2 652個樣本數據，但是研究主要依賴心理健康的自我報告測量，這種測量容易受到個人主觀偏見的影響；此外，樣本當中有接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經歷的學生，研究沒有對這些學生展開一對一訪談，深入探究他們的心理健康問題．

6 結論和建議

6.1 學校層面

第一，加強對突發公共安全事件風險防范知識和方法的普及，提升中小學生疫情防范的科學素養．結合新冠肺炎疫情在不同階段的傳播特征，加強疫情認知線索的宣傳以及疫情的傳播和風險防控知識的科學普及，消除中小學生的不確定感．中小學生面對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時出現的擔憂和恐懼等正常的應激反應，不必刻意壓抑或完全否定，適度的負性情緒反而會喚醒大腦皮層分泌腎上腺素，有助于提高個體對疫情的警惕，采取防護措施，但需保持自我覺察，負性情緒一旦過度，就會影響正常生活和生理心理健康．因此，應鼓勵中小學生保持日?；顒右幝珊驮械纳罘绞?，保證充足睡眠，提升身體免疫力．

第二，以學校為主導，積極開展中小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在重大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爆發后，中小學生群體，特別是處于青春期的中學生群體，除了成長的困惑還有學業的壓力，更容易出現負性心理情緒，學校應當邀請專業心理咨詢師與家長和學生進行積極的交流和溝通，疏導學生的心理障礙；同時，組織心理健康教育專題講座，提請家長重視子女的心理健康問題，并且和學校一起共同預防子女在疫情期間可能出現的心理障礙．

6.2 家長層面

第一，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突發事件，家長應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緒．為了深入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家庭對中小學生心理情緒的影響，本研究選取了22個雙親家庭和4個單親家庭，針對家長和學生展開了半結構化訪談，研究發現，家長面對新冠肺炎疫情表現出的負性情緒會影響到子女的情緒，并且這種影響在單親家庭中表現更加顯著．此外，由于疫情期間停工停產導致家庭經濟收入減少，特別是在一些父母沒有固定職業或者收入的家庭，家長表現出來的負性情緒對子女造成的負性心理影響顯著．因此，家長在子女面前應當盡量不要表現出焦慮或者恐慌的情緒，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緒，在子女面前表現出積極樂觀的態度．

第二，面對與新冠肺炎疫情長期共存的新常態，家長應努力營造良好的家庭氛圍．家庭是保護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的第一道防線，本研究表明，高水平的家庭親密度可以有效緩解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小學生負性心理侵害．災難面前，家長應當更多地關注子女的心理變化，面對子女出現的負性行為，應該幫助子女找出引起負性情緒的原因，多陪伴子女，多交流心理感受；同時，讓子女參與到家庭事務中來，讓他們感受到來自家庭的溫暖與關愛，以及與家人在一起的凝聚力．

6.3 中小學生層面

第一，養成體育鍛煉的習慣，促進自身健康成長．經常進行體育鍛煉能夠有效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養成適度體育鍛煉的習慣，對中小學生而言是一個認知體驗、反復實踐的運動過程，學校和家長應該幫助中小學生養成體育鍛煉的習慣．一方面，學校應當積極宣傳體育活動對形成中小學生健康心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家長可以通過制定家庭體育活動計劃，培養體育鍛煉習慣，提升親子關系．

第二，學習情緒管理，提高突發事件的應對能力．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緒有利于擺脫心理問題的困擾，對于小學三年級以上的中小學生可以有意識地學習如何進行自我情緒的管理．除了均衡飲食，保持良好的作息規律以外，面對情緒障礙的困擾可以讓自己放松一段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或者聽音樂、看書等緩解情緒．如果仍然不能解決，應當主動與家長傾訴，表達內心真實的想法或者向專業心理健康老師求助獲取心理支持，排解負性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