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大學生感恩和社會支持對創傷后成長的影響

夏 赟， 何 雯， 錢閭建

重慶文理學院 學生工作處，重慶 永川 402160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肆虐成為重大心理創傷事件，因其生死攸關、突如其來、未知性等特點，不僅嚴重危及公眾生命及財產安全，也對全國民眾尤其是湖北民眾心理造成了嚴重影響[1]．根據積極創傷心理學研究結果表明，創傷事件在給人們帶來創傷應激障礙、抑郁、焦慮等消極心理反應的同時[2]，也會給個體心理帶來積極的變化，這種積極影響被Tedeschi和Calhoun稱為創傷后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簡稱PTG)[3]．如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經歷過隔離的個體可由此學習如何克服逆境、增強自我力量、實現自我超越[4]．因此，如何幫助大學生從新冠肺炎疫情中獲得成長，幫助其發掘正性心理體驗，提高其抵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承受力和保持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主要考察發生疫情一年后大學生心理成長程度以及感恩、社會支持與創傷后心理成長的關系，為疫情期開展針對性的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參考依據．

PTG是指個體同主要的生活危機進行抗爭后所體驗到的一種積極心理變化[5]，主要包括自我覺知的改變、人際體驗的改變和生命價值觀的改變等3個方面的內容[6]．研究發現，經歷不同創傷事件的人群都有可能出現PTG[7]，如新冠肺炎抗疫一線護士PTG處于中等水平[8]，原志芳等人研究發現新冠肺炎患者PTG總分為(59.27±21.22)，接近中等水平成長[9]．另有學者發現地震幸存者PTG發生率高達51.1%[10]，汶川地震一年后青少年PTG發生率高達62.76%[11]．已有研究多集中在災難受害者人群，較少關注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大學生PTG的影響．少部分研究從理論層面探討了如何在重大疫情治理中引領大學生成長發展，認為可利用重大疫情治理的偉大實踐對大學生開展理想信念教育、榜樣教育、實踐教育和責任教育，能有效促進大學生成長[12]．大多數學生認同自己在疫情中歷練了成長，通過對生命、生活和人生的新思考，提升了對美好生活的感知和體驗能力，應對逆境和危險的力量有效增強，內心更加充實豐盈[13]，但尚無新冠肺炎疫情中大學生是否存在PTG，其PTG特點等相關實證研究．因此，本研究假設1：在此次疫情中，大學生獲得創傷后成長．

目前對PTG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認知和環境因素上，已有研究發現，自我同情[14]、感恩、社會支持[15]、主動反芻、性別[16]、年齡[17]、教育水平、人格特點、創傷事件本身嚴重程度[18]等是PTG的影響因素．近期研究還發現，社會支持、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知識掌握程度[9]能促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PTG；社會支持、職稱、文化程度、原工作科室、防疫一線工作時間、是否接受過系統災害護理培訓、有無類似救援經歷、有無親友同事確診感染、護患關系滿意度、有無參與危重患者搶救經歷能促進新冠肺炎抗疫一線醫務工作者PTG[8]．梳理已有研究，發現這些結論主要聚焦在病患者、地震經歷者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中醫護工作者等群體，鮮有關注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能促使大學生產生PTG的影響因素．

積極情緒的擴展建構理論認為，感恩可以拓展個體的行為和認知，改善個體與外部環境的互動模式，有利于個體建立支持性的社會系統，并更多地感受到來自他人的支持[19]，已有研究發現，感恩不僅對PTG具有直接正向預測作用，且可通過社會支持正向預測PTG[20]．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中，涌現出眾多感人至深的抗疫故事，有84.6%的大學生表達“在疫情防控中有很多令我感動和感恩的事”．黨中央科學防治疫情舉措、醫務工作者奮力抗戰一線、普通民眾積極參與抗疫阻擊戰、全國開通各大心理支持熱線、政府學校制定分批返校方案、高校積極探索在線教學機制[21]、社會和高校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高度關注等為大學生提供了強有力的社會支持，尤其是疫情重災區湖北武漢獲得了全國高度支持．因此本研究假設2：不同程度的疫情區大學生PTG程度不同，感恩能正向預測PTG，社會支持在感恩與PTG之間存在中介效應．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對象

在2021年1月，以便利抽樣方式選取重慶市和湖北省5所大學的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發放網絡問卷鏈接，共收到問卷1 524份，有效問卷1 186份，有效率77.8%，其中男生581人(49%)，女生605人(51%)，平均年齡為(20.89±1.27)歲．

1.2 研究工具

1.2.1 創傷后成長評定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 )

本研究使用汪際等修訂的PTG量表[22]，該量表有21個項目，分為與他人關系、新的可能性、個人力量増強、精神的改變和對生活的欣賞5個維度．采用Likert 6級評分，從0(沒有變化)到5(變化很大)．量表總分范圍為0～105分，其中：小于60分為低水平成長，60～79分為中等水平成長，大于等于80分為高水平成長[23]．本研究中該量表Cronbach’sα系數為0.96，信效度良好．

1.2.2 感恩問卷(Gmtitude Questionnair-6，GQ-6)

該量表由Mccullough等編制[24]．本研究使用魏昶等人修訂的漢化版量表[25]，此量表共包含6個項目，項目3和項目6為反向計分題，采用7級評分，從1(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總分越高，表明感恩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Cronbach’sα系數為0.79，信效度良好．

1.2.3 領悟社會支持問卷(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

本研究參照姜乾金修訂的領域社會支持量表[26]編制而成，考慮到研究對象為大學生，將“領導、同事”改為“老師、同學”，保留“親戚”．該量表共包括12個項目，采用7級評分，從1(肯定不是)到7(肯定是)．總分12～36分為低支持狀態，總分37～60為中間支持狀態，總分61～84為高支持狀態，總分越高，表明個體的社會支持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Cronbach’sα系數為0.94，信效度良好．

1.3 研究程序

采用問卷星設計問卷，通過微信、QQ平臺將問卷鏈接發放至所選班級，在指導語中說明調查目的、內容、選擇方式及注意事項等，并設置答題有50%機會抽取紅包的答題規則，以提高問卷答題率，且為了保證問卷的完整性、有效性，將所有項目設為必答題，同一賬號、同一設備、同一IP地址僅能填寫1次，2天內收集完數據．

1.4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由于數據全部經由問卷收集，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的方法，將研究的所有項目納入一個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檢驗未旋轉的因素分析結果．結果表明：未旋轉得到的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39.40%，小于40%的臨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1.5 數據分析

將問卷星數據導入采用SPSS 21.0軟件檢驗缺失值和異常值，并進行描述統計、獨立樣本t檢驗、相關分析、中介效應檢驗等．

2 結 果

2.1 新冠肺炎疫情一年后大學生PTG現狀

本研究中1 186名大學生各自的PTG總分為(64.67±21.39)，表明疫情中大學生PTG處于中等水平，其中與他人關系(21.50±7.65)分，新的可能性(14.81±5.46)分，個人力量增強(11.96±4.41)分，精神的改變(6.40±2.41)分，對生活的欣賞(10±3.43)分．將各維度的平均分進行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發現，其差異顯著[F(4，4740)=97.73，p<0.001]，對生活的欣賞顯著高于精神的改變、精神的改變顯著高于與他人關系、與他人關系顯著高于個人力量增強、個人力量增強顯著高于新的可能性．

根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程度大小，將被調查學生分為湖北組和非湖北組，然后進行t檢驗．結果顯示，湖北組大學生在PTG總分及其5個維度的得分均顯著高于非湖北組，男性大學生在PTG總分及其5個維度的得分也均顯著高于女性大學生，擔任班干部的大學生在PTG總分和新的可能性維度得分顯著高于非班干部大學生，結果見表1．

表1 新冠肺炎疫情中不同組別大學生創傷后成長得分比較

2.2 大學生的感恩、社會支持與PTG之間的相關

對大學生的感恩、社會支持與PTG 3個變量進行Pearson相關分析(表2)，結果發現3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且相關系數在 0.36～0.52 之間．

表2 大學生感恩、社會支持與PTG之間的相關

2.3 社會支持在感恩與創傷后成長間的中介效應

為檢驗社會支持在感恩對PTG影響過程中的中介效應，采用溫忠麟等人[27]提出的程序檢驗中介效應，估計間接效應值及相應的標準誤差和t值，通過三步分析分別求得總效應c、間接效應ab和直接效應c′，并進行中介效應檢驗，見表3．

表3 社會支持在感恩和PTG的中介效應檢驗(n=1 186)

由表3可見，以上每一步回歸系數都顯著(p<0.001)，由此可知，社會支持在感恩和PTG的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百分比為0.52×0.48/0.36=69.3%．

3 討 論

3.1 疫情中大學生PTG的現狀

本研究是在疫情發生1年后對大學生進行的調查，結果發現大學生在此次疫情中獲得了中等水平成長，驗證了假設1．這可能是因為隨著疫情常態化和時間的推移，大學生有更多的時間對疫情這一事件帶來的影響進行反思，從而促進了PTG水平提高．已有研究表明，人們在直面死亡威脅之后，變得更加珍惜生命，珍惜每一天的價值，從而改變了自己對生命事務的優先順序[28]．在PTG各維度上，得分最高的是對生活的欣賞，這與以往研究結果不一致[15]，這可能是已有研究的創傷性事件是地震等災害，本研究創傷性事件是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創傷性事件性質和程度有區別，此次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影響全球，不僅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也打破了全球人們的生活方式，昔日普通平淡的生活一去不復返，這種巨大的差異使得大學生重新思考生活的意義，對普通的生活多了一些欣賞與珍惜．

本研究發現湖北省大學生PTG水平顯著高于非湖北大學生，表明受創傷事件嚴重程度是PTG的影響因素，這與已有研究結論一致．可能是因為，湖北是全國疫情最嚴重區域，經舉全國之力獲得了抗疫勝利，因此湖北大學生對疫情的認知更為全面、深入、積極，也獲得了更多的社會支持，還更能直接感受到社會的支持．在疫情持續1年后，他們的生活秩序恢復正常，其緊張情緒得到緩解，心理也在經歷長時間沉思后，能夠領悟到更多的PTG．本研究還發現男性的PTG水平顯著高于女性，這與已有研究女性PTG得分顯著高于男性的研究結論相反[29-31]，尚不清楚產生的原因，可在日后研究中進一步探討．學生干部的PTG水平顯著高于非學生干部，具體差異體現在新的可能性這個維度．這可能是因為學生干部的自我效能感水平一般高于非學生干部[32]，自我效能感高的個體更多采用樂觀、求助和解決問題等積極認知和行為方式來應對，更能根據環境變化作出適應調整，因此更有可能抓住新的機會、適應新的環境．

3.2 社會支持在感恩和創傷后成長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感恩對PTG有正向預測作用，即感恩水平越高，其PTG水平也越高，這與以往研究結果相同，驗證了假設2．如伍新春等人對汶川地震三年半后的學生的創傷后成長研究發現，感恩正向預測PTG[15]．社會支持的中介作用解釋了新冠肺炎疫情中大學生PTG的形成機制，本研究中社會支持中介效應顯著，說明感恩通過社會支持對大學生PTG產生正面影響．根據感恩的道德情緒假說[33]，感恩的道德動機功能和道德強化功能有助于個體建立互惠的人際關系，增加施恩者對受惠者提供更多的幫助，從而提升社會支持力度[34]．

拓展認知加工模型認為[35]，增加社會支持可以幫助個體提升安全感和歸屬感，增加自我效能感，從而實現PTG．據此，我們可以認為疫情中感恩水平高的大學生更珍惜失而復得的平靜生活，對黨和政府、醫務工作者、抗疫普通民眾、以及在疫情期間給予個體支持的所有群體和個人充滿感恩，可能會表現出更多的感激之情、親社會行為，如奮發學習、增長才干、報效祖國、善待社會、與他人友善相處等，這些都有助于其建立支持性社會關系，從而增加大學生與他人之間的親密與陪伴，促進其融入社會，在這個過程中獲得肯定與支持和安全感與歸屬感，從而提升大學生自我價值感，積極思考未來發展，增加對未來生活的信心．

總之，本研究探究了新冠肺炎疫情一年后大學生PTG程度，并考察了社會支持在感恩對PTG的中介作用，結果發現新冠肺炎疫情一年后大學生獲得中等水平的創傷后成長，感恩不僅可以直接對PTG發生正向預測作用，也可以通過社會支持對PTG產生正向的影響，對疫情期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一定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