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太史公自序》與司馬遷的子學

李 昕

(武漢大學 文學院，武漢 430072)

《史記》是中國傳統歷史文化長河中一塊瑰麗奪目的珍寶，它包羅萬象，貫通古今，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歷史著作。但它也絕非是單純記載歷史事件與人物的史書，作者司馬遷在這部巨著中不僅熔鑄了自己畢生的心血，還融匯進了自己的思想和價值觀，使其兼具了史書和子書的雙重特點，《漢書·藝文志》就將《史記》列為春秋一家，而司馬遷本人最初也將其命名為《太史公書》，這些都表明了它本身充滿了子書的色彩。

既然《史記》是這樣一部兼具史書和子書雙重特點的巨著，那么我們在研究其所記載的具體歷史事件與人物時就需要同時關注其作為子書的另一面，若忽略了這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對《史記》的研究多多少少都會產生一些缺漏和不足。而帶著子學的思維來認識這部著作，反之也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和正確地把握其所敘述的歷史事件的內容。但是由于《史記》是一部鴻篇巨著，我們要細致入微地從字里行間去認識司馬遷融匯其中的子學思想，著實為一項艱巨的任務。但司馬遷在全書最后一卷專門作一篇《太史公自序》來統領和總結全書，并詳細敘述了自己的家族歷史、家學背景、個人生平以及撰寫《史記》背后的思想取向，全文相對篇幅較小，卻“追溯了民族的歷史、家族的源流、政治的變遷、文化的傳承，融自己的遭遇和志向于一爐，是一篇大文章?！盵1]歷來學者都將這篇文章看作是叩開浩如煙海的《史記》研究大門的一把關鍵鑰匙。因此，本文也將著眼于《太史公自序》，將其作為綱領來探討司馬遷貫穿于整部《史記》的子學體系和價值觀念。

一、子學傳統對司馬遷創作《史記》的影響

何謂“子學”?劉勰在《文心雕龍·諸子篇》中開宗明義地解釋道：“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盵2]也就是說子學是指那些通過闡述自己對宇宙和人生的“道”的深刻認識來表明自己思想觀點的著作。之后他又提到子學的另一個特點：“博明萬事為子，適辨一理為論?！盵2]指出諸子的著作往往都廣博地闡明了各類事物。中國歷史上子學發展得最為繁榮與集中的時期便是春秋戰國，這與春秋戰國以來士大夫階層在人生價值方面的終極追求有關，《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曾記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盵3]自此便引出了著名的“三不朽”理論。從“三不朽”的表達中，我們不難看出三者之間存在著客觀的次第順序，而孔穎達的注疏中對三者的界定更能明確地表達出它們的深刻區別：“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眾，圣德立于上代，惠澤被于無窮”、“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于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3]“立德”、“立功”和“立言”三者因其各自不同的目標和結果而有著不同的實現難度和影響深遠度，這也就決定了三者之間自由高級與低級之分，并最終導致“立德”成為“上圣之人”的目標，“立功”成為“大賢之人”的追求，“又次大賢者”[3]則努力實現“立言”以不朽。如若讓此“三不朽”所對應的實現對象更加世俗化、明確化，即可參照《左傳·襄公十九年》中所載：“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盵3]過常寶和高建文先生在其文章中便根據天子、諸侯和大夫的此種分化，認為“三不朽實際可表述為：天子立德，諸侯立功，大夫立言?！盵4]而這“三不朽”中雖然“立言”對社會和時代的影響遠不及“立德”與“立功”，也最容易實現，但也正因為如此，它對于在人數上相對處于較廣泛階層的普通士大夫而言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給予了他們值得追尋同時也是能夠追尋的人生目標，使他們對自己的人生、對身處的社會現實甚至是遙遠未知的后世都充滿了強烈又積極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春秋中葉以后，諸子百家學說逐步興起，當時的卿大夫乃至普通士階層紛紛著書立說，闡明各自的治國理念和人生價值觀等追求。這些紛繁復雜的學說大多并未得到當時各國的統治者的親睞，眾多士大夫也并未得到諸侯的重用從而實現他們的政治抱負和社會理想，但他們的言辭或是著作卻有許多都流芳百世、影響深遠?？追f達在其注疏中也標舉了“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3]，反映了這一時期諸子之學的繁榮發展。

及至秦漢，穩定的中央集權和相對和平的外部環境自然使得士大夫們更少地擁有通過改良朝政或者抵御外敵來建功立業的機會。在此時，要實現“立德”和“立功”的目標對他們來說更加艱巨，因此秦漢時期的士大夫階層也更容易將目光投向“立言”這一目標，這就是秦漢時期士大夫階層“立言”意識依舊十分強烈的原因。但依劉勰所言：“夫自六國以前，去圣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牗。兩漢以后，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采，此遠近之漸變也?！盵2]在戰國以前，距離周公、孔子等圣人還在世的時代不太遠，所以那時的士大夫可以以一種超越當下時代的高遠眼光侃侃而談、自成一家。但到了兩漢以后，子學的體勢逐漸衰弱下來，大多都只是沿襲和模仿舊說。盡管士大夫們依舊熱衷于“立言”，但像春秋戰國時期那樣，標新立異、各執己見的諸子百家學說層出不窮的局面已很難再現。也正是由于春秋戰國時代諸子論辯著書著實蔚為大觀，使后代士大夫階層難以獨辟蹊徑、另立門戶，再著就如《荀子》、《韓非子》一般博大雄渾地記載言論思想的子書。

既然百家爭鳴時代的著述風尚后世實在難以望其項背，那么后代士大夫便轉而尋求更加多元的“立言”方式來傳遞自己的思想理念。正如孔穎達所云：“屈原、宋玉、賈逵、楊雄、馬遷、班固以后，撰集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后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盵3]這也就說明隨著時代和文學的發展，“立言”已經不再僅限于百家爭鳴時期那樣對士大夫言論和思想的單純記錄，還開始包括記敘歷史事件的史書的著述和具有文學性質的詩詞歌賦文章的創作等形式。作者將自己的人生價值觀和政治理念等融合進豐富多彩的文學體裁中來傳遞給世人，而這些用以“立言”的子書雖然表面形式上已經與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之書相去甚遠，但其本質與核心仍然是“入道見志”，在紛繁的文學形式背后闡述自己對于社會、對于國家和對于人生最深刻的理解和洞見。

司馬遷就是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之下創作《史記》的，他也與當時絕大多數的文人士大夫一樣，將“立言”以不朽作為自己實現人生價值的重要途徑。梁啟超曾在其《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一書中寫道：“遷著書的最大目的，乃在發表‘一家之言’……不過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發表耳?！盵5]而司馬遷本人也在《太史公自序》中借用孔子所言“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6]來表明自己并不想以春秋戰國時期直接記錄諸子言論的形式來著書立說，而是欲借助可記敘“行事”的史書來傳遞自己的思想觀念。由此觀之，《史記》實在是一本記載和傳遞著司馬遷自己思想觀念的子書，其最初的書名《太史公》或《太史公書》也恰好應證了這一點。而《太史公自序》一篇則因其對于《史記》這部皇皇巨著的總結和補充成為畫龍點睛之筆，司馬遷通過這篇自序十分詳細又層次鮮明地向世人傳遞了自己利用撰寫史書的方式來“立言”的動機以及他通過種種史實想要表達的核心理念。

二、《論六家要旨》與論“治”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詳盡地追溯了自己的家族歷史和文化傳統，并通過記述父親司馬談的臨終囑托——“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6]來表明自己寫就《史記》的創作動機，也就是通過“立言”而達到“立身”，此處不再贅述。如上文中所提到的，《自序》在歷數家族背景與創作動機的同時，還承載著闡發司馬遷重要自學思想的作用。司馬遷在《自序》中通過載錄和論評父親的著述《論六家要旨》、記述自己與上大夫壺遂的對話以及概述《史記》創作特點這三個部分闡發了自己欲立之言。接下來就將通過對這三部分的逐一分析來深入理解司馬遷在《自序》中所體現的子學思想。

司馬遷在《自序》中詳細地載錄了其父司馬談的文章《論六家要旨》。全文分為兩大部分，依照張大可先生的研究，文章的前半部分應當是司馬遷對父親論述六家文章的精要摘抄，只簡要精練地陳述各家思想的特點，而文章后半部分應為司馬遷結合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對父親所作文章進行的發揮性闡釋，前后兩部分內容有經、傳之差。[7]

這篇文章主要列舉出戰國時影響最為重大的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對他們的思想進行了比對式的講述。其中最鮮明的特點是，司馬談在文章最開始分別點明了陰陽、儒、墨、名、法各家的優點，與此同時也會指出其缺點，例如他認為陰陽家過分強調征兆，儒家的典籍過于繁多，學習起來很辛苦，且很難獲得很顯著的成效，以及墨家所追求的簡樸近乎苛刻，一般人難以忍受這樣的生活等等。但他在最后評論道家之時，卻全方位地肯定了道家思想的種種優點：道家會使人精神凝聚，一心不二用，它是“順著陰陽的大勢而為”[1]，吸取儒、墨、法思想中的精華部分，隨著時代的變遷其思想內核也會適時地發生變化以適應新的時代，此外也能按照某個具體時間和地點的特點以及風俗來采取措施，“根據老百姓的想法而推行政策……因勢利導，走阻力較小的路線?！盵1]因此，他認為真正卓越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都是善于根據簡易的治國理論進行變通的，而不是死記硬背一些教條法規，這樣才會在治理國家方面事半功倍?？偫ǘ?，便如張大可先生在其分析《太史公自序》的文章中所說：“道家言‘無為’，又言‘無不為’，吸收各家的長處、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盵7]

司馬談如此隆重地將道家放在壓軸位置來介紹，并且未見半句批評之語，足以說明道家在司馬談思想體系中所占據的舉足輕重的地位，道家所呈現出的思想狀態可以說是他心目中的理想表現。而生活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的司馬遷，為何要將父親這篇看似十分尊“道”的文章摘進這篇對《史記》具有總結性意義的《自序》當中呢？僅僅只是記錄父親所作的學問傳以后人嗎？顯然不是。前段已經提到，文章的第二部分既為司馬遷對父親思想的發揮性闡釋，那么其中一定摻雜著司馬遷自己的思考和洞見，他將自己與父親的思想理念相融合，以一種“共同宣言”的模式表達出來。

而這份集合了司馬氏父子思想的共同宣言背后到底想向世人傳遞怎樣的理念呢？從文章開篇來看，司馬談引用《易大傳》中的句子：“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盵6]天下雖然有百家思想爭鳴不休，但這些不同的學說和理念最終都會復歸于同一個目標，那便是“務為治者也”[6]，探討治國理政之道。自此司馬談幾乎是開宗明義地表明探討如何治理國家才會使國強民富、社會和諧穩定才是諸子百家不斷爭論的核心和現實意義。那么他在文章中表面上是全方位稱贊道家的思想體系，實際上則是在肯定道家思想體系下所形成的這一套治國方略。甚至包括他點評其他家在思想方面的得失，在另一方面來看也是對其各自政治理念方面的批判性陳述?！翱梢?，司馬談是以贊‘道’為名、論‘治’為實”[7]，同時也融會貫通其他各家學說來完善和充實自己的治國理念。將父親文章錄入《自序》并進行重新補充闡述的司馬遷自然也是十分支持與贊同父親這些思想的，他將這一家學傳統繼承下來并在整部《史記》中發揚光大。他在書中提出“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6]等觀點，最終將《史記》著就成一部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都表明父親思想對其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此外，司馬遷“務為治”的思想也體現在他在文章后半部分進行自己補充闡述的時候，將道家和儒家進行更加詳細的對比點評，實質上還是將漢初時所推崇的黃老道家與漢武帝時期實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強硬政策做對比，對道家贊許有加也是想表達自己對這兩種政策的立場：漢初無為而治、因循自然的治國方略較之于漢武帝好大喜功的政治策略以及對思想和社會的管控力度過強而言更甚一籌，這一立場可以說奠定了司馬遷在《史記》中評價歷史人物方面的思想基礎。

三、答壺遂問與創作《史記》的宗旨

司馬遷在此篇《自序》中也詳細記錄了自己所敬重的上大夫壺遂與他之間的問答，并在一問一答之間將自己的核心思想更加深刻、明晰地發表出來。我們可以從二人的對話中明顯地看出，往往是壺遂拋出一個問題只有幾句話而司馬遷的回答卻占據了壺遂幾倍的篇幅，這也就表明司馬遷在此處錄載這段對話目的更多是傾向于闡明自己的思想觀點。

二人圍繞司馬遷創作《史記》的目的和宗旨這一核心問題進行問答，而壺遂沒有直截了當地詢問司馬遷著史的目的，轉而是以孔子作《春秋》為此番對話的引子，問他孔子作《春秋》的動機。周朝末年，周天子大權旁落，各諸侯之間征伐不斷，王道衰微。此時的孔子原本想通過直接做官來參與政治，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卻遭遇諸侯冷落，士大夫的排擠陷害?？鬃幼罱K認清了這殘酷的社會現實，他明白了在這樣混亂的時代利用直接參政的方式來使大道恢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于是他便潛心編纂出一部《春秋》，記載二百四十二年以來的興亡歷史，并判斷其中是非好惡。對當時上至諸侯，下至卿大夫在內的朝政之事評點批判，以此達到自己對王道的追求。司馬遷在此處則引用董仲舒所云來回答這一問題，當然能借用董仲舒的觀點便說明他也對此十分認同?？鬃邮窍肜谩洞呵铩芬粫鴮v史的記載來闡明自己的王道之志，正如司馬遷緊接著引用孔子所言“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盵6]此句在前文也曾提到，司馬遷借此處引用清晰明了地表達了孔子著就《春秋》的本質目的?！翱昭浴笔侵秆赞o道理，“見之行事”是指從具體的事例中參看其中道理，也就是從歷史事件中總結切實的經驗教訓。[8]而后司馬遷更是高度評價《春秋》的內容和現實意義，認為它向上追明了夏商周三代之道，向下又成為后世人分析人倫道德關系的綱領。替世人明是非，使他們可以分清何為忠賢，何為奸佞，何為正確的君臣父子之道。除此之外，還記錄下來已亡之國的風貌流傳于后世，具有無可比擬的文化歷史價值。對《春秋》一書的具體內容點評結束以后，司馬遷便一語道破《春秋》的最顯著特點：“《春秋》辯是非，故長于治人?！盵6]直至此時，司馬遷終于通過前文對孔子作《春秋》的原因以及它的具體內容的鋪墊，將自己想要表達的中心思想落回到一個“治”字之上。之后他更是表明“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盵6]再也沒有像《春秋》這樣的經典可以如此切近地將這動蕩不安、人倫法紀不明的社會進行撥亂反正，作為人們往后行動的綱領。司馬遷更是將其作為君主和臣子的必讀書目，如若一國之君沒讀過這部經書，那么他就不會區分賢士能臣和奸佞小人，如若身為臣子而沒有讀過《春秋》，那么他便不會知道如何堅守自己的原則陣地，遇到變故也清楚如何權衡利弊?！洞呵铩吩谒抉R遷的口中已然成為每個參與政治的人面前的一面鏡子，讓參政者們可以時刻對照它來自省。參政者能時時反省自己所實施的政策或者自己所上奏的建議是否合宜，那么整個國家和社會也就很難走向混亂，社會穩定和諧，王道便充行于世。于是我們可以看出，依司馬遷所見，《春秋》這部經典的重點是對王道衰微的社會和國家撥亂反正，為參政者提供深刻的借鑒，而這實質上也都是就治理國家而言的，依舊“務為治也”。

在前文中我們曾經探討過司馬遷創作《史記》的一大動機便是他感知到了時代的召喚，認為漢武帝時代距離孔子去世已經過去了將近五百年，這個時代注定要出現一位像孔子那樣承上啟下的大人物?？鬃釉谒莻€時代所進行的“修舊起廢”[6]便是“論《詩》、《書》，作《春秋》”[6]，而司馬遷要向孔子學習，便是要效法孔子之作《春秋》，以記載前世今日，繼往開來。既然司馬遷想要效法孔子之作《春秋》，那么所以他對壺遂所提問題的回答雖然表面是在深入探討《春秋》的創作宗旨和歷史價值，但是其背后蘊含的更是司馬遷自己創作《史記》所想要達到的目的和效果。既然依司馬遷之言“治”為《春秋》一書最顯著的特征和目標，那么它也同樣可以用于《史記》之上，“治”便也成為了司馬遷熔鑄于《史記》中的核心思想，至此便與其摘錄并闡釋父親文章的最終落腳點一致。洞察社會歷史的變化發展，總結其中的歷史經驗，將其作為前車之鑒，以此來整頓人心，避免往后重蹈覆轍，《春秋》和《史記》的歷史意義便都在此。司馬遷在后文中提到的“述往事，思來者”[6]也正是再次印證和確認其想借《史記》以實現的社會理想。

四、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到“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在《自序》的最后精煉地概述了整部《史記》的創作特點：“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盵6]這一處與其在另一篇經典文章《報任安書》中所言近乎一致：“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盵9]而司馬遷的這兩段話，也成為了后世人們探索其蘊藏于《史記》中深刻思想的重要突破口?！熬W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6]便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相對應，兩者最終的目的都是“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以“成一家之言”。如此看來，司馬遷通往“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的路徑便分為兩條。

首先為“究天人之際”，“天人之際”一詞最早來源于董仲舒?！稘h書·董仲舒傳》中有記載董仲舒云：“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禍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盵10]這也是為人們所熟知的自漢代以來廣為流傳的天人感應學說。但是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司馬遷所言的“天人之際”與董仲舒之間還缺少了一個十分重要的關鍵詞“相與”，“相與”即想表明“天人會合，互相感應”[8]，天和人之間互相作用與影響的關系在此處表現得更為明顯和緊密。董仲舒最初的目的本是想借助天人感應學說來對至高無上的君權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預防君主為所欲為，昏庸暴虐，使國家走向滅亡的道路，所以采用這一“遣告”的方式讓君主“畏天”，從而可以不斷自省，避免實行不符合天道的政策，招致災禍。但是這一學說卻由于過于放大天對人的影響而最終陷入了迷信天的泥沼。

司馬遷并沒有全盤采納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他從中剔除了“相與”二字，便直接從字面上極大地削弱了天將會施與人的過多影響，使其直觀地轉換成為天與人之間的交際處，除此外，還要將這交際處“究”一番，便更突出了他實際上是傾向于“天人相分”的[8]。而司馬遷想要深入探究“天人之際”，也說明了他想要借《史記》的創作來明確天與人之間真正的關系，從而“肅清‘天人感應’思想的迷信與局限”[11]，這是司馬遷超越于他所處時代的思想傳統而邁出的巨大一步。汪榮祖先生就曾對司馬遷的這一思想突破進行了高度評價：“當司馬遷之世，天人感應，五德終始，方士求仙，皆風尚不衰。作史者不可不記，而遷獨疑之，別究天人之際，其識可謂高矣?！盵11]既然他相對弱化了天對人行為的重大影響，那么從另一角度說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主動性，人不必再一舉一動都去考慮自己是否違抗了天命，反而是自己去主動探尋歷史發展的道路，做推動歷史發展的主人。在推動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再迷信天，人們便會從由人的切實行動所融匯而成的歷史長河中總結和學習古往今來興亡成敗的規律，借古鑒今，見賢思齊。

通過“究天人之際”司馬遷破除了人們對天人感應的迷信傳統，下一步便是“通古今之變”使得重新激發主動性的人們在新的歷史時代中所行所想皆有切實的歷史依據，不再只是依照一個虛妄的天。因此司馬遷“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這是就《史記》的取材而言。在此之上他運用“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承敝通變”等治史方法將紛繁復雜的史料進行串聯編排，最終使得《史記》成為一部對人類文化歷史無所不包的皇皇巨著?！啊刻烊酥H’，講自然和空間，劃分天人關系?！ü沤裰儭?，講時間流變，人類社會是隨時間的流逝而演變。司馬遷所要捕捉的就是這一個‘變’字?！盵8]使得人們在這每分每秒都在流變的歷史舞臺上能夠“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也就是“通過考察歷史來把握歷史演進的內容，認識治亂興衰的規律”[8]，從而讓這部書成為當世參政者們的一面鏡子，為他們提供充分的歷史借鑒。而將這治亂興衰的道理糅合進不斷流變、難以捉摸的歷史事實，便是司馬遷踐行孔子“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具體表現。

由上文可見，司馬遷借由“究天人之際”與“通古今之變”兩種相互承接又相互影響的路徑與方法，達到如《春秋》般讓參政者“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的效果。換言之就是司馬遷意欲通過破除對天人感應的迷信而后總結古往今來歷史發展的興衰規律，使得當下時代的統治者掌握更加利于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治國方略，其最終落腳點依舊在一“治”字之上，此一“治”字就成為司馬遷在通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之后終于成就為“一家之言”的核心靈魂。

五、結論

出生于史官世家的司馬遷承襲父親太史令的官職，并深受家族修史傳統的影響，發憤著就出此一部“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但《史記》絕不僅僅是一部單純實錄歷史事件的史書，不論是春秋至漢代以來子學傳統對司馬遷這類士大夫思想的浸染，還是父親臨終前聲淚俱下的諄諄教誨，都讓司馬遷擁有著更深層次的人生追求和志向，這一志向便是“成一家之言”，通過“立言”以“立身”、以“不朽”，完成父親對自己的殷切希望同時也是實現自己作為一名志存高遠的士人最崇高的價值追求。也正是因為司馬遷“成一家之言”這一強烈的現實愿望，使其得以完成愿望的載體《史記》同時成為了一部不折不扣的子書，書中司馬遷將自己的思想通過載錄包羅萬象的歷史事件與人物的方法展現出來，這一獨特的表現方法又使其與春秋戰國以來其他子書卻別開來，自成一家。當然，《史記》全書共“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我們要通過通讀全書毫末來細致地把握司馬遷的子學思想實為不易，但《太史公自序》作為全書的綱領性篇章，篇幅相對較小，我們便可以從中窺探出司馬遷想透過《史記》一書所表達的核心思想。而從他摘錄并解釋父親所作文章《論六家要旨》以及他與上大夫壺遂的問答中我們看出，“治亂”這一核心思想貫穿始終。直到文章最后敘述《史記》全書特點與體例，所言背后無不滲透一“治”字。

綜上所述，司馬遷以“成一家之言”為全書的創作宗旨和追求，把《春秋》當作效法對象創作《史記》，將“治亂”思想融會貫通于全書之中，“澄清治亂成敗之源，探明為治之道”[12]，“實‘務治之書’”[12]，為當世參政者提供充分的治國理政方面的參考與借鑒資料，并通過這些資料了解怎樣的政治才算是好的政治，由此來指導每位參政者的行動，已達到維護國家與社會穩定和諧發展，使王道行于天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