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遷子女回流對學習適應的影響研究

喬世延,吳彥芳，鄧銳堅

(南京農業大學，江蘇 南京 210095)

在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全國人戶分離人口為4.92億，其中流動人口高達3.75億。相較以前，流動人口出現了“家庭化”的結構特征,即舉家遷移[1]。為了不讓自己的孩子成為留守兒童,許多進城務工人員選擇將孩子帶在身邊，流動兒童成為流動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據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10年，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有1167.17萬人，到2019年，上升至1426.96萬人[2-3]。然而,在當前戶籍制度下，大量流動兒童仍面臨回到戶籍所在地入學的困境。盡管國家教育部門頒布了許多促進隨遷子女入學的政策，但是都沒有在根本上改變“戶籍優先”“在戶籍所在地就近入學”的教育體制。自2014年以來，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嚴格控制人口規模，實行教育疏解政策，全面提高異地入學門檻，隨遷子女不得不返回戶籍所在地入學，進而產生大規模的回流兒童[2]。這些流動兒童原本很少回老家,突然回到陌生的老家上學,會措手不及。又由于城鄉兩地教學理念、教學環境、教學內容等方面的差異，回流兒童通常會面臨學習上的不適應。生命歷程理論指出，兒童時期的經歷在某種程度上會影響其整個生命歷程的發展[3]。兒童時期的回流經歷必然會對其個人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考察回流經歷對兒童學習適應的影響顯得尤為重要。

目前，關于流動兒童的研究眾多，主要集中于早期的流動經歷對于隨遷兒童學業表現、心理健康、社會融合等方面的影響。盡管學界對于流動經歷的影響存在爭議，但是近年來的實證文獻傾向于認為，農村兒童與父母隨遷到城市后的學習和生活經歷，有助于提高流動兒童的認知能力和身心健康發展[4-6]。與普通的流動兒童不同，回流兒童經歷了曾經隨父母進入城市，后來又返回家鄉的動態過程。文獻中對回流兒童群體的關注不多，現有相關研究以定性研究為主，少數為定量研究，這些研究主要關注回流兒童回流后的適應問題。張寶歌通過對回流兒童的調查發現，學習和生活環境的轉換，導致他們對自我產生懷疑和對農村環境失望，加上城鄉教學的差異性和父母教育方式的轉變以及老師的不夠關心，使得他們對學習失去激情進而產生不適應性[7]。叢玉明等將本地兒童與回流兒童對比研究發現,環境的多變使回流兒童很難形成長期穩定的人際關系，進而不利于他們的自尊發展[8]。王敏則通過某中學的案例研究發現，返鄉之后的回流兒童在文化適應、人際交往適應、心理適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9]。黎煦等基于農村寄宿制小學的實證研究發現，回流降低了貧困地區農村兒童的認知能力，并初步分析出學校教育和家庭關懷的缺失是回流兒童認知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10]。同時，來自城市和農村環境的雙重排斥會對農村兒童的心理健康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造成回流兒童的抑郁風險增大，降低了他們的自尊和抗逆力水平[11]。

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利用課題組的調查數據，關注回流經歷對于農村兒童學習適應的影響，著重分析回流兒童的學習適應現狀及存在的問題，考察回流兒童與非回流兒童在學習適應上的差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改善回流兒童學習適應狀況的建議。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及特征

本文所用數據來源于課題組在勞動力流出大省安徽、湖南、江西三省的調查，具體為在安徽省的六安市和滁州市、湖南省邵陽市、江西省撫州市開展的農村實地調查。調查抽樣原則如下：課題組分別在上述4個地級市隨機抽取一個鄉鎮；然后從各個鄉鎮隨機抽取若干農村學校；最后，考慮到學校規模大小的差異，按照每所學?？側藬?0%的比例抽取樣本。在兒童年齡上，采用國際兒童公約的界定，即18歲以下為兒童。在流動的地域范圍上，采用教育部的定義，不把縣域內流動納入流動兒童的范疇[12]。結合回流兒童的年齡范圍和流動范疇的界定，將回流兒童局限在小學期間曾經跟隨父親或母親到戶籍所在市以外地區流動半年以上，且已回流到戶籍所在地入學半年以上的18歲以下的農村兒童。根據本文的研究目標，在剔除無效樣本后，共收回有效問卷398份。其中，回流兒童問卷195份，非回流兒童問卷203份。

表1描述了本次調查樣本的基本情況，回流兒童中男女比例基本持平，非回流兒童中男生占比略高?；亓鲀和挲g主要集中于11—14歲。一方面，抽樣中11—14歲占比較高；另一方面，回流兒童在小學五六年級時，因在隨遷城市達不到中高考的門檻條件而返鄉入學，所以11—14歲是回流高峰期。

表1 受調查農村兒童基本特征

為了更好地了解回流兒童的困境，課題組對回流兒童的返鄉原因做了統計，發現回流兒童回到家鄉上學的原因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如父母在鄉村振興背景下返回家鄉就業或無法承擔城市入學的高昂學費，回流兒童無法適應城市的學習環境，大多數隨遷兒童就讀的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學質量不如家鄉的學校等，這些都是導致兒童回流的重要原因。

(二)變量設定

自變量為是否是回流兒童，因變量為學習適應。目前，關于學習適應的測量指標并沒有統一的界定，從狹義而言，學習適應是學習過程中所表現的適應行為及特點[13]。從廣義來看，學習適應是根據環境及學習的需要，為了克服學習困難的各種適應活動及其結果的總和[14]。綜合來看，學習適應包括學習過程中的自我調整和對周圍學習環境的適應。本研究結合目前學界大多采用的周步成編制的學習適應性測驗[15]，將學習適應分為學習態度、學習環境、學習成效、學習動機四個維度來考察回流對農村兒童學習適應的影響。其中，學習態度是學習者對學習比較持久的內在反應傾向。學習動機則是引導、激發和維持學習活動的內部動力。學習態度雖然受到學習動機的制約，但在學習活動中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是可以改變的[16]。學習環境指學習的外部環境，是學習者學習適應的重要方面。學習成效則著重考察學習者的學習適應效果。問卷整體的克朗巴哈系數為0.715，大于0.6，有良好的信度。學習態度、學習環境、學習成效、學習動機分別由三個變量組成。以學習態度為例，學習態度基于問卷中“您是否主動規劃課程學習”“您是否主動參與課程學習”以及 “您是否體會到學習樂趣”三個問題測度，回答“是”賦值為1分，“否”賦值為0分，從而學習態度總賦分為0—3分，分別對應差、較差、一般、好。學習環境、學習成效和學習動機的測度方法與學習態度一致。同時，控制變量包括兒童的個人特征、家庭特征變量。

表2報告了回流兒童與非回流兒童樣本組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父母雙方最高受教育程度來看，回流兒童父母的最高受教育程度要高于非回流兒童父母，且差異在1%水平上顯著。從父母居住安排來看，非回流兒童父母在老家居住的情況要略多于回流兒童父母，但是均值差異不顯著。從學習態度方面來看，在主動規劃課程學習和體會學習樂趣均值上，非回流兒童均顯著高于回流兒童。此外，學習環境方面，在對教學環境和課堂教學的滿意度均值上，非回流兒童顯著更高。學習成效方面，非回流兒童在學習成績的提高和學習目標的實現上比回流兒童更好，且均值差異顯著。然而在學習動機方面，回流兒童表現優于非回流兒童，但是只在有強烈學習意愿方面顯著。描述性統計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回流兒童在學習適應總體上比非回流兒童差，但這是并未控制其他變量時的結果，因此需要進一步的計量分析。

表2 主要變量的含義及統計性描述

(三)模型選擇

為進一步驗證回流對農村兒童學習適應的影響，借鑒李放的研究[17]，我們設立了有序Logit模型進行計量分析：

Ym表示被解釋變量：農村兒童的學習適應狀況。m=1，2，3，4分別表示農村兒童的學習態度、學習環境、學習成效和學習動機。j=0，1，2，3表示差、較差、一般、好4種適應程度。Xi為影響因素變量。本部分的核心解釋變量為農村兒童是否有回流經歷。此外在模型中還加入了控制變量，包括農村兒童的個人特征和家庭特征。

二、實證結果與分析

表3是有序Logit模型的分析結果，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與模型四分別是關于回流對農村兒童學習態度、學習環境、學習成效、學習動機方面影響的計量分析，且模型都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

表3 有序Logit模型計量分析結果

從模型一可以看出，回流對農村兒童的學習態度有負向的影響，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亓鲀和睫r村學校后，難以適應教育模式、教育理念等方面的差異，逐漸產生厭學情緒，表現出不積極參與課堂、不主動規劃學習等行為，從而失去對學習的興趣。

從模型二可以看出，回流農村兒童對學習環境的適應要顯著差于非回流兒童?；亓鲀和诔鞘猩蠈W時，被本地學生看作隨遷子女被歧視；回到老家以后，因為城鄉地域文化的差異，短時間內也無法融入當地農村兒童的生活學習圈，來自城鄉的雙重排斥不利于回流兒童的人際關系發展。同時，回流兒童剛剛回到農村上學，對于周圍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在與老師同學的關系和對老師的教學方式適應上相比非回流兒童更差。除此之外，回流兒童在返回農村上學后，也會對相比城市落后的農村教學環境產生不適應。

從模型三可以看出，回流對農村兒童的學習成效有顯著負向的影響。這與他們的學習態度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學習態度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信念支撐，好的學習態度有利于激發出好的學習表現[18]。與非回流兒童相比，回流兒童的學習態度更差，因而可能在學習成效上表現更差。同時，城市和農村教材版本不同，教學知識的差異導致回流兒童融入農村學校的教學比較困難，學習成績短時間內出現下降。

從模型四可以看出，回流對學習動機有正向的影響，但并不顯著。在城市上過學的回流兒童能深入體會到城鄉之間的差距，雖然回到農村上學，但是他們向往到城市發展。即使回流之后各方面表現差于非回流兒童，但是仍然希望通過教育改變自己的未來，故學習動機并未被削弱。學習動機是學習的內生動力，可以激發出良好的學習態度，兩者本應一致，但是在本研究中卻出現了偏差。這主要因為回流兒童遭遇了現實的困境?；亓鲀和趯W習、人際關系、生活環境上產生了一系列的不適應，環境變化帶來的負向效應會抵消一部分學習動機增強所帶來的正面影響，進而影響回流兒童的學習態度。

在控制變量中，總體來看，兒童的年齡對學習適應有正向顯著的影響。隨著年齡的增長，兒童心智發育會更加成熟，即使面對回流入學的困境，也能及時調整適應學習變化。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注重培養孩子正確的學習態度、行為習慣等，同時在孩子的學習過程中潛移默化地激勵著他們學習，所以父母受教育程度對農村兒童學習適應有正向影響。此外，如果父母雙方都在外地，缺乏對子女的監督與照料，親情的缺失就會加劇農村兒童回流入學的不適應。

三、穩健性檢驗

農村兒童是否回流并不是隨機產生的，可能受多種因素包括其個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等變量的影響。若不對這些內生性因素進行有效的處理，可能無法正確地估計回流對農村兒童學習適應的影響。對此，本文參考唐寧和李放[19-20]的研究，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來檢驗有序Logit模型估計的穩健性。首先，將樣本分為處理組(回流兒童組)和控制組(非回流兒童組)，計算每個農村兒童回流的傾向得分，再根據傾向分數匹配后的樣本來計算平均處理效應(ATT)，以此來判斷回流對農村兒童學習適應的凈影響。本文采用核匹配方法來分析回流對農村兒童學習適應的影響，來報告處理組在學習態度、學習環境、學習成效、學習動機上的平均處理效應。結果如表4所示，四個變量的ATT數值方向與有序Logit模型估計值方向相同，且在學習態度、學習環境因素上效應顯著，只是影響程度變得更小，說明傾向得分匹配法有效地緩解了由樣本自選擇問題帶來的內生性，得到回流對農村兒童學習適應的凈影響。

表4 回流對農村兒童學習適應的平均處理效應

為了檢驗匹配質量，需要對解釋變量做平衡性檢驗，分析結果見表5。匹配后各個變量的標準偏誤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最高下降了95.6%，最低也降低了36.3%。全部變量匹配后的組間差異檢驗p值都增加了，且均大于0.5，說明匹配有效地解決了回流兒童組與非回流兒童組的系統差異。

表5 回流組與非回流組平衡性檢驗結果

為了檢驗匹配結果的穩健性，分別采用半徑匹配、最近鄰匹配方法報告處理組的平均處理效應，如表6所示。從不同匹配方法ATT結果可以看出，四個變量得出的結果與核匹配方法大致相同，雖然數值和顯著性水平有差異，但沒有影響到最后的結論。

表6 穩健性檢驗結果

四、研究結論與啟示

由于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壁壘以及城市教育資源有限等原因，大量流動兒童不得不返回戶籍所在地入學。事實上，回流不僅意味著流動兒童學習空間位置的變動，還會對其學習適應產生影響。本文在安徽、湖南、江西3省農村兒童調查數據基礎上，分析了回流對農村兒童學習態度、學習環境、學習成效、學習動機4個方面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回流農村兒童在學習態度、學習環境與學習成效方面與非回流兒童相比都處于劣勢。初步分析認為主要是學習環境改變的原因，回流兒童在返鄉之前已經習慣了城市的生活學習方式，回到差異較大且相對落后的農村后無法盡快融入新的環境。比如方言帶來的交流壁壘，使用城市普通話反而被本地學生嘲笑；參加集體活動時被本地學生隔離孤立甚至被欺負；師生關系的轉變導致回流兒童對老師的教學方式不認可等，引發嚴重的心理沖突。這些狀況都不利于形成良好的人際關系，從而對其學習適應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同時，城鄉教學體系和教學理念的不同，也增加了回流兒童的學業銜接困難。盡管回流經歷給回流兒童帶來了一系列不利影響，但回流兒童還是有強烈的學習動機，希望通過教育程度的提高改變自己的未來。因此我們需要加大對回流兒童的關注，幫助他們提高學習適應能力，促進回流兒童的健康發展和社會公平。研究還發現，農村兒童家庭文化資本匱乏，具體表現為農村兒童父母受教育程度較低以及父母雙方都在外地，缺乏對農村兒童的感情支持和學習指導，這些都會進一步導致回流兒童學習的不適應。從這點來看，父母要經常關心回流兒童學習生活狀況，積極引導他們融入農村生活環境。

根據研究結論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啟示：第一，盡量減少回流兒童現象的產生。大量流動人口遷移潮中出現了舉家遷移的結構特征，政府應該加大戶籍制度的改革力度，完善教育公平，為隨遷兒童的教育創造各種有利的條件，降低異地入學高門檻，打破流動兒童在城市升學的障礙。第二，對于回流兒童來說，回流帶給他們的重大困境是家庭結構的變化。農村父母外出務工時，在選擇是否將子女帶入城市就學時要理性決策；如果子女不得不返鄉就讀，讓孩子至少在父母的陪伴下一起回流入學，增強孩子對農村學習生活的歸屬感。三是學校應該努力構建回流兒童關愛與教育體系，為回流兒童的課程學習做好銜接，老師要多關注回流兒童的學習和心理狀況，關注年齡較小和父母雙方都不在家的回流兒童，努力消除回流兒童與本地兒童的文化交流障礙，使之能夠盡快融入回流后的學習和生活場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