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學于二程嗎 ?
——張載與二程關系探析

張瑞元

(西安石油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5)

作為關學宗師、道學奠基者之一的張載(1020—1077)去世后，其弟子呂大臨撰《橫渠先生行狀》，追述其師的生平及為學為人。中華書局本《張載集》附錄《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文末，有朱熹《伊洛淵源錄》這樣一段文字：“按《行狀》今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云‘盡棄異學淳如也’。其他不同處亦多，要皆后本為勝。疑與叔后嘗刪改如此，今特據以為定。然《龜山集》中有《跋橫渠與伊川簡》云：‘橫渠之學，其源出于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為一家。故予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于二程，則其他固可知已?！礄M渠有一簡與伊川，問其叔父葬事，末有‘提耳悲激’之言，疑龜山所跋即此簡也。然與伊川此言，蓋退讓不居之意。而橫渠之學，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先生發之耳?！盵1]385根據朱熹此說可知，張載逝世后，張載與二程之間學術地位的關系問題就已經被提出來了。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第一個版本認為，張載見到二程后 “盡棄其學而學焉”，即張載從學于二程。程頤看到這個版本，批評呂大臨肆無忌憚，所以呂大臨才將此句改為“盡棄異學淳如也”。后來，二程弟子楊時又認為張載學問的源頭在二程。到南宋時，朱熹雖然認可張載之學自成一家，但仍然認為其源發自二程?？梢?，張載與二程的學術關系問題，宋代就有爭論。近代以來，學者也有不同看法，聚訟不已。筆者不揣固陋，略述愚見，請同仁指正。

一、《橫渠先生行狀》兩個版本辨證

關于張載的生平，其親炙弟子呂大臨的《橫渠先生行狀》應該是最早的文獻。后來的《宋史·張載傳》等資料，皆以此為主要依據。當然，記載內容也有相異之處。張載少年喪父，但志氣不凡，勤于學習，曾與焦寅欲以軍功報國，并且注釋兵法之書《尉繚子》，因此上書鎮守陜北的范仲淹，欲從軍報效。范仲淹見其才可造，規勸他讀《中庸》，以儒學為業，張載從此走上學術道路。張載人生這一重要轉折點的具體時間，《行狀》說是“康定用兵時，年十八”[1]381，《宋史·張載傳》則記載為“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余英時認為此事的時間節點是1040年，當從《宋史》之說[2]89。張載讀《中庸》后，雖然認同其說，但仍不滿足于此。此后十余年間，他“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1]381。此一頗長的時間段內，張載何時由釋老轉向儒學不得而知。但是據《行狀》記載，文彥博在長安任職時，曾聽聞張載名行之美，備束脩布帛厚禮鄭重其事地把他延聘到學校講學，并將其樹立為當時士子為學做人的道德楷模。此時張載已經完全成為一個純粹的儒者了。據學者研究，文彥博曾兩次任職長安，但張載中舉前一次任職的時間，只能是1053年8月至1055年6月[3]25-26。因此可以推斷，最遲不晚于1055年6月，張載已經完全拋棄釋老之學，專心致力于儒學。這是他還沒有見到二程兄弟之前，通過十多年反復閱讀儒釋道經典后，最終做出的為學方向上的抉擇?？墒?，張載還不那么自信，這一為學取向，還需要同道的印證，他才會更加堅定。讓他印證儒學“吾道自足，何事旁求”的，是他的兩位表侄程顥(1032—1085，字伯淳)、程頤(1033—1107，字正叔)，他們的父親是張載的表兄程珦(1006—1090)。

呂大臨《行狀》兩個版本中，引發張載“盡棄其學”還是“盡棄異學”問題的，就是張、程第一次見面，并在京師開封論《易》?！缎袪睢酚涊d：“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盵1]381-382這是《行狀》的第二個版本。張載是來京參加科舉考試的。據曾棗莊研究，“從嘉祐二年正月六日以翰林學士歐陽修權知貢舉，至三月五日(1057年1月31日至3月30日)仁宗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4]23。此科考試從準備到完成共兩個月時間。如果我們考慮到，張載嘉祐二年(1057年)初就要在京師參加會試。那么，按照常理推斷，張載應該提前來京，他見到二程的時間“嘉祐初”，應該是嘉祐元年，即公元1056年。

漢唐以降，佛道盛行，更有“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之說。正如后來范育《正蒙序》所言：“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余年，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屠、老子之書，天下共傳，與《六經》并行。而其徒侈其說，以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為正。世之儒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于其間?！盵1]4-5張載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下，經歷了出入釋老、返歸六經的思想歷程。這次與二程兄弟見面并共同討論道學問題，讓張載對儒學的體用兼備產生了自信，更加堅定了他此前確定的以儒學為終生志業的方向性抉擇?？梢哉f，二程對張載的以儒學為依歸的學術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助緣性作用。從此以后，張載盡棄佛道異學，成為一個更加自信的醇儒?！缎袪睢返诙€版本所謂“盡棄異學，淳如也”，是正確的。

那么，又該如何評價《行狀》第一個版本中的“盡棄其學而學焉”呢？這個事件的前因，《行狀》未載。據《宋史·張載傳》記載，張載“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纷z講”[1]386。朱熹在《六先生像贊》中夸贊張載“勇撤皋比”，即指此事。后來，隨著朱子學成為官學，此說被編入《性理大全》，流傳更廣。如何看待張載與二程的這次京師論《易》，則成為評價《行狀》“盡棄其學而學焉”正確與否，以及張載與二程學術關系的關鍵所在。

一是，京師論《易》的情況。

嘉祐元年(1056年)，按古人常用的虛歲計算，張載37歲，程顥25歲，程頤24歲。此時的張載距離范仲淹1040年勸讀《中庸》已經有16年，經歷了出入釋老、返歸六經的過程。

據程頤為其兄所撰《明道先生行狀》，“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逾冠，中進士第”[5]630，“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釋、老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后得之”[5]638?？梢?，二程兄弟跟隨周敦頤學習(1046—1047年)后，并未立即認定以儒學為終身志業[6]34-35，而是漫無目的地廣泛閱讀諸子百家和佛道典籍，此一經歷和張載極其相似。程顥的這一為學階段接近十年(到1056年前后為止)。此后也和張載相似，返回來專攻儒家六經，才學有所得。相比張載，程顥應該對儒學具有大道精微之理更加自信。需要說明的是，此時的程顥也只是確立了對儒學的自信，以及終身以此為志業的為學取向。因此，沒有更多的現存文獻資料可以證明，在1056年與張載京師論《易》時的程顥，已經成長為一位足以作為年長他12歲的表叔張載的老師的大儒，更何況這位表叔有著和他極其相似且時間更久的出入釋老返歸六經的思想經歷。程頤早年的思想歷程與其兄大致相同。1056年的程顥和程頤兄弟，相比張載，更多的是對儒學的自信。張、程之間的論學關系，《宋元學案》說張載“繼切磋于二程子，得歸吾道之正”[7]664。應該說，使用“切磋”這一表示地位平等的詞語是恰當的。對此，林樂昌教授多次強調使用“切磋”二字來形容張、程京師論學是恰當的。他認為：“張載不可能只因為對二程有所欽佩，就拜二程為師?！盵8]31

程頤在與張載見面之前的生平，可見《伊川先生年譜》?！澳晔奈?，與明道同受學于舂陵周茂叔先生”[5]338?；实v二年(1050年)18歲時，曾上書宋仁宗，勸其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并希望面見皇帝，陳告所學，但當道官員未上報?！跋壬脊?，游太學”[5]577，學官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考察諸位學子，看到程頤的考卷，非常贊賞，面談之后，提拔他為太學教師。程頤的同學呂原明拜他為師。此后，拜師的人越來越多。我們從《顏子所好何學》中所使用的“情其性”“性其情”等語，可以看到他對李翱《復性說》的繼承；從“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于中”[5]577等語，可以看到周敦頤《太極圖說》的影子。當然，這篇程頤早期最重要的文字，中心思想是“圣人可學而至”，打破了漢唐以來“圣人不可學”的理論。但是，從現有文獻資料綜觀程頤在與張載京師論《易》前的文字，無法證明程頤的學問已經達到足以擔任其表叔張載老師的地步。

總之，通過對比張載與二程分別在1056年京師論《易》前的學術歷程，無法得出二程此時的學問造詣已經遠勝于張載、足以作為表叔張載的老師這一結論。張載撤去虎皮座椅輟講《周易》，并向聽眾承認自己對《周易》的理解不如二程兄弟，這樣的言行舉止，雖然有佩服二程講《易》比自己精深的成分在，但也有謙虛的成分。張載“勇撤皋比”的言行，無法證明張載自己就要從學于二程。

二是，程頤、楊時、朱熹對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盡棄其學而學焉”的態度。

呂大臨出于怎樣的考慮，在老師去世后撰《行狀》時寫出“盡棄其學而學焉”這樣的話，我們無從得知。我們看看二程及其后學如何看待此種說法。

《河南程氏外書》卷第十一記載：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于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囑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于無忌憚?！?按《行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焉?！币槐驹疲骸坝谑潜M棄異學，淳如也?！笨质呛髞硭?。)[5]414-415

當事人程頤的觀點非常明確，絕無張載從學于他們兄弟二人之事。而且，在他第一次聽到此說時，即囑咐呂大臨刪去，不料想呂大臨仍保留此語。所以，當尹焞再次提起此事時，程頤認為呂大臨之說簡直是肆無忌憚。程頤也認可，張載和他們兄弟的學說有不少相同之處。當然，張載與二程之間的學術思想相互影響的情況有待深入研究。

楊時《跋橫渠先生書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說：“橫渠之學，其源出于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為一家。故余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于二程，則其他故可知已?！盵9]692朱熹《伊洛淵源錄》卷六小注也引用了楊時此說。楊時所謂之“信簡”，指張載向二程咨詢叔父葬事的信，信末有“提耳悲激”等古人常用的自謙客套之語。楊時以此作為張載之學“其源出于程氏”的證據，此語顯然是故意抬高自己老師的地位，而有悖事實的無據之言。類似的還有二程弟子游酢《書(明道先生)行狀后》：“(明道)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既而得聞先生議論，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于道……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并。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盵5]334-335楊時、游酢的說法，都有為抬高本師而貶低張載之嫌。

我們看《洛陽議論》所錄張載晚年與程頤的對話，即知游酢之言非實?！白雍裱裕骸P中學者，用禮漸成俗?！逖裕骸允顷P中人剛勁敢為?！雍裱裕骸嗍亲约乙幘靥珜??！盵5]114張載的工夫論“以禮為教”，主張學者“知禮成性”，二程則以誠敬為主要工夫。雙方意見不同，張載對程頤有批評之意。類似雙方意見不一的討論，此篇還有不少。就工夫論而言，二程也有批評張載工夫論不夠“自然”的言論。由于記錄者蘇昞“師橫渠張子最久，后又卒業于二程子”[10]12，所以，最終編入《二程遺書》的記載沒有刻意偏向其中的一方。此次洛陽議論后，張載在返歸橫渠鎮途中，卒于臨潼館舍?？梢?，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張載的思想與二程兄弟仍然有同有異，并堅持己見。所以，以為張載在1056年與二程京師論《易》后，即師從二程的觀點，實在無法成立。楊時、游酢等二程門人認為張載之學“其源出于程氏”、張載對大程“友而師之”的觀點，都是故意拔高自己的老師而降低張載地位的不公正的言論。

朱熹在《伊洛淵源錄》中指出，《行狀》有兩個版本，認為“按橫渠有一簡與伊川，問其叔父葬事，末有‘提耳悲激’之言，疑龜山所跋即此簡也。然與伊川此言，蓋退讓不居之意。而橫渠之學，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先生發之耳”[1]385。朱熹所言“橫渠之學，實亦自成一家”是正確的。接著又言“但其源則自二先生發之耳”，卻仍然局限于二程弟子楊時、游酢之說，未能詳考史實，不是持平之論。

二、從書信及討論看張程關系

張載與二程1056年京師論《易》之后，對儒學同樣持有“大道精微之理”的觀點，得到二程兄弟的印證。這樣便有了“吾道不孤”之感，對儒學更加自信，“吾道自足，何事旁求”[1]382。此后在他人生的最后21年中，無論為官從政還是教學授徒，從未停止過對儒學的研習與實踐。張載說：“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盵1]277自從1040年范仲淹勸讀《中庸》，到1060年前后的20年間，張載自信對《中庸》的理解已經上升了一個層次，這是他的學術自信。

1057年張載與程顥一同考中進士，從此進入仕途十余年，直至熙寧三年(1070年)與王安石理念不合，又因其弟張戩得罪王安石，從而告別官場回到橫渠講學。這期間，張載與二程常有論學書信往來?？上堓d的書信均無存，《二程集》中只有1059年前后程顥答張載的《定性書》，以及大約此時前后的程頤答張載的兩封書信。從這些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二程對張載既有批評，又有認同。其語氣完全是朋輩間切磋商量式的學問探討，并非師傅教導弟子的口吻。

首先，看程顥《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即《定性書》)。學界對此封書信已有充分的重視和研究①。張載的來信今已不存，從答書看，張載所問“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于外物”[5]460的問題，是修養工夫論問題。討論如何才能做到在修養工夫上堅定地篤信人性本善，不被外在欲望所牽引而走向惡的問題。而程顥在答書中認為，“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5]460，也就是說，程顥回答的是性從本體上有動有靜，這是本體論的問題。兩個人討論的不是同一論域的問題，兩人的致思取向也不一樣。因此，無法確定程顥與張載兩人學術水準之高下。

其次，再看現存的程頤答張載書信兩封：《答橫渠先生書》和《再答》[5]596-597。在第一封信中，程頤既贊揚張載“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深探遠賾，豈后世學者所嘗慮及也？”[5]596也指出“虛無即氣則無無”之語，“未能無過”[5]596，“余所論，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愿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5]596。在《再答》中，則主要討論孟子有關的“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的問題[5]597?？傊?，這兩封1069年的書信[11]35-36都討論了修養工夫論的內容。由于張載的工夫論和二程的工夫論不同，議論自然有不合之處。

最后是《洛陽議論》。張載有生之年的最后歲月，因為與禮官議禮不合，同時因肺病加深，在京師開封不到一年，又一次辭職。西歸陜西橫渠鎮途中，路過洛陽時與程顥、程頤兄弟二人討論井田制的實施、禮等政治和學術問題。此次討論由張載的弟子蘇昞記錄，以《洛陽議論》為名收入《二程遺書》卷十[5]110-116。此次討論之后，張載在返歸橫渠鎮途中病逝于臨近長安的陜西臨潼館驛。從《洛陽議論》可以看出，在張載生命的最后時光，張載與二程的學術仍然存在爭論和不同之處。關學和洛學的創始者此時仍然是平等地交流、爭辯的關系，依然不存在張載學于二程的問題。程頤贊揚張載說：“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盵5]110

以上從張載與二程兄弟交往的片段可以看出，盡管張載與二程兄弟在學術上有切磋、有爭論，學術觀點有同有異，但是總體上是平等、友好的關系。不存在張載放棄自己的學術觀點而學于二程兄弟這樣的可能性。

三、從著作時間及相互評價看張程關系

張載在去世前一年(1076年)就將其一生學思所得《正蒙》授予弟子。后來由弟子蘇昞仿效《論語》《孟子》分為十七篇。橫渠《易說》也已經完成。這些著作中提出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天理”與“人欲”、“道心”與“人心”、“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等概念范疇，最終都成為宋明道學的核心范疇。馮友蘭在其晚年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五冊第五十二章、五十三章的章標題中，將二程和張載均稱為“道學的奠基者”[12]100,141。由他對宋明道學所貢獻的核心范疇可見，張載的確無愧于宋明道學的奠基人之一。

二程兄弟與張載同為道學的奠基者，也為宋明理學貢獻了“天理”“識仁”“誠敬”“格物致知”等核心范疇，并培養了大批信奉并傳承其學說的弟子。但是，從著作出版和概念范疇提出的時間上相比，二程的著作大都比較晚出，在張載去世的1077年之前的著作極少。熙寧十年(1077年)的《洛陽議論》是《語錄》中時間最早的?！逗幽铣淌线z書》目錄中的小序曰：“此最在諸錄之前，以雜有橫渠議論，故附于此?！盵5]目錄，2伊川曾說：“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復繹，六十以后著書。著書不得已?！盵5]314程頤生于1033年，按此說法，張載去世之1077年，45歲的程頤正處于研究儒家經典之義理的階段。程頤1092年以后開始著書之時，張載已經去世15年。程顥更是終身未曾著書，現存只有其弟子所記的語錄，以及部分奏疏、詩文、行狀、墓志、祭文等文字。當然，二程努力建構理學體系，并培養了大量傳承其學說的弟子，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最終使理學思想成為宋元明清的主流思想。二程對宋明理學的貢獻不可否認是十分巨大的，而且，有無著述不是判斷哲學家學術水準的唯一標準。唐代時禪宗六祖慧能不識字，弟子記錄其說而成的《壇經》成為禪宗經典。年歲的長幼也不是判斷哲學思想成熟程度的最高準則。王弼只活了24歲，但憑借《老子道德經注》《周易注》等著作成為魏晉玄學最主要的代表者。但是，在判斷張載與二程兄弟之間學術關系時，我們不得不根據他們對宋明理學核心范疇的貢獻、著述時間的早晚等顯性的因素做出初步的判斷。

從張載和二程在各自著作中的相互評價來看他們對相互之間學術地位的認識，總體來說，張載的著作極少提及二程，而二程的著作則大量提及張載。

張載見存的著作中，僅兩次提到二程。他在《經學理窟·喪紀》中說：“正叔嘗為《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為道路，不置城郭，不為溝渠，不為貴家所奪，不致耕犁所及?！盵1]299顯示他認同程頤的這種觀點。張載在《經學理窟·學大原上》中說：“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14歲時便銳然欲學圣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盵1]280這應是張載50歲后居橫渠講學時的言論，此時二程兄弟都已年過四十，距京師論《易》已經過了至少16年時間。張載把修養工夫論分為學者、賢人、圣人三個階段，“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1]278，顏淵和孔子分別是賢人(大人)和圣人的代表[13]70-71。張載認為二程學圣人二十余年，修養工夫還達不到顏淵、閔子騫等“賢人”的地步，更不用說圣人。程頤的工夫境界可以和顏淵相類比，但在“無我”這一點上還有差距?？梢?，張載雖然肯定二程兄弟的工夫修為，但評價相當有分寸。

《二程集》中所見二程提及張載之處不下百次，二程對張載有批評，有贊譽，但是總體上贊譽多于批評。二程對張載的批評，主要在于不滿張載以“太虛”“清虛一大”為本體，如“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5]21。但是二程對張載的《西銘》(初名《訂頑》)極其推崇，認為“孟子而后，卻只有《原道》一篇……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5]37，還將《西銘》作為教育門人的教材。尹焞入門半年后，“方得《大學》、《西銘》看”[5]437。在工夫論上，二程認為“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5]23。在政治論上，程頤認為：“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盵5]110再看兩則二程對張載的評價，“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5]21。熙寧初，“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5]443。二程兄弟認為張載是醇儒，也敬畏張載。更重要的是，這些批評是學術同道和朋輩間的溫和批評，沒有一處顯示出老師批評弟子的口吻。

正如葛瑞漢所言，“張載的著作幾乎沒有提到二程，而二程卻常常提到張載。如果以一方倚重另一方來解釋兩者的關系，我們幾乎不能不給張載以較優先的地位。實際上，更為可能的是他們之間相互影響”[14]251。這種認為張載與二程的學術關系中張載處于優先地位的說法，是符合史實的。林樂昌先生也指出：“如果堅持張載之學‘其源出于程氏’，就等于否認了張載創建的關學學派有其獨立性，從而對其學術史地位的評價也就無從談起了……張載關學是北宋最早形成的獨立的一流理學學派，而不是依附于二程洛學的附庸?！盵15]林樂昌精確地指出張載之學與關學相對于二程及其洛學具有獨立性，而且以張載為宗師的關學學派的形成要早于洛學。

總之，從著作完成的時間、相互間的評價看，張載的學術思想比二程成熟更早。如果非要明確張載與二程平等的學術切磋中哪一方更占主導地位的話，那么，張載應該是張程關系中的主導者。

注 釋：

① 參見郭曉東《識仁與定性——工夫論視域下的程明道哲學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28-139頁；龐萬里《二程哲學體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97-299頁；丁為祥《虛氣相即——張載哲學體系及其定位》，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4-226頁；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中)，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3年，第191-2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