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視角下的近代農民進城原因研究
——以天津、青島為例

柳 敏

(青島農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青島266109)

20世紀上半葉,中國鄉村出現千年未有之離鄉潮,學界關于農民離村原因的研究成果主要立足于對農村情況的調查資料,關注1930年代農民離村的共時性探討。近代學者強調三大因素:資本帝國主義者對農村經濟的破壞;軍閥土豪劣紳對農民的榨取;天災人禍對農民加緊壓迫。[1][2][3]擇要言之,一為天災,一為兵禍。[4]1990年代以來,學者對于農民離村直接原因的分析側重于人口壓力[5]、生產力壓力[6]、環境壓力(天災兵匪及帝國主義侵略)[7]、城市吸引力[8]及推拉力綜合因素[9],但其根本原因均指向天災兵匪、帝國主義侵略、苛捐雜稅、城市吸引等方面。揆諸城市史資料,可以發現,在城市化的不同時期,在城鄉關系演進的不同階段,城鄉推力與拉力的強度及對個體影響力極度不平衡。對鄉村移民來說,城鄉間的作用力存在著因時、因人、因地而異的情形。

天津和青島作為華北典型的移民城市,也是最早一批被南京國民政府指定為特別市的都市,在近代城市管理制度的引入與發展、近代工業的創辦與管理、城市事業的推進等方面是華北城市近代化的先行者與模范地,青島相對完整的城市檔案與天津比較全面的工人調查也為探究兩地移民狀況提供豐富的資料。1928～1937年間的天津與青島,在自然條件、經濟結構、城市管理等方面的相似性,在研究資料方面有互補性,在經濟腹地與城市化歷程方面,天津較青島廣闊、悠久,以天津與青島為研究區域,便于把握華北農民進城的整體面相,亦可管窺腹地廣狹與歷史積淀對農民進城規模的不同影響。本文結合近代天津和青島城市史料及城市發展歷程,探討不同時期華北農民的進城原因及其群體差異,總體而言,華北農民進城更多是在鄉村失序的生存困境下的被迫選擇。

一、離鄉進城:人口分布的時空流變

晚清以來,在全國活躍的商業化進程中,天津和青島經歷著快速的發展,由偏遠的海隅邊陲到軍鎮、市鎮,在區域轉運貿易中發揮了獨到作用,開埠以后,兩地借助特殊的政治地位、區位優勢及新式投資,迅速發展為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工商業城市。但因歷史積淀的差異,天津工商業規模遠遠大于青島,如1929年天津華界有工廠2186家,商店21043家,[10]青島至1932年時有工廠174家,市區商店6746家。[11]1、14兩市外來人口增加規模不同。

1840年前后,天津城區共計32632戶,198715人。經商者人數較多,鹽商、流動小販和店鋪商人共有17709戶,占天津城區總戶數的54.27%。[12]435－441開埠后人口增加迅速,至全面抗戰爆發前,天津人口激增主要在三個時期:1906～1910年,人口自40余萬增至60余萬;1921～1925年,人口從77萬余人增至107萬余人,1933～1937年,人口自103萬余人增加到126萬余人。[13]82成為近代中國擁有百萬人口的四個特大城市之一。青島在1892年章高元率兵約2000人駐防后,加上青島口的65家商鋪及附近居民,總數估計在4000人左右。德占初期,統計青島地區鄉村人口共計8.3萬,[14]1931901年,青島市區人口近1.5萬人,至1913年,青島市區有5萬多人,加上鄉區人口共18萬余人,[15]4－5到日本占領時的1917年,市區人口7.7萬余人,市鄉總計197535人,[16]279至1927年則市區人口13.35萬,市鄉合計30余萬人,[17]2311931年市區人口為17.8萬余人,1937年間市區人口增加至23萬余人,總人口57萬余人。[15]6－8成為山東區域內最大的城市?？梢?青島市區人口增長有三個時期:德占日據時期,年均增長0.3—0.6萬人。1927～1931年間,人口增長相對最快,年均增長1.1萬人,1931～1937年間,年均增長約0.9萬人。

城市人口的增加一般與三大因素有關:自然增長率;人口遷移量及行政區域變動,天津于1934年、青島于1935年先后擴大市區范圍,故人口增長較為明顯。兩市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較低,如天津在1929～1934年間的人口年均粗出生率在2.43‰～5.19‰,死亡率在8.91‰～13.05‰。青島市1931年、1933年出生率為8.56‰、9‰,1931至1933年間死亡率分別為8.8‰、11‰和8.7‰。[13]112、140－142[18]故兩市新增人口主要依賴外來移民的增加。據估算,從1840年到1936年遷移至天津的非本籍人口占78.89%,其中20世紀初到20年代末遷津人數最多,每年有3萬余人,占年凈增人數的95.86%。[19]461天津市移民多來自河北和山東,“工人籍貫,以河北為最多,山東次之?！盵20]33紡織工人在天津勞工中占六成以上,[21]651930年代初期,天津華新、裕元和恒源三大紗廠河北籍工人占55.28%。山東籍工人占10.49%。[22]134對天津151家鐵路工人家庭籍貫的抽樣調查表明,河北省籍者共127家,占總數的84.11%,山東省籍者13家,占8.61%。[23]19青島移民中以山東人尤其是鄰縣的膠縣、平度為最。[17]502“當地勞工除本市附近及即墨膠州數縣土民外,以來自魯南一帶者為多”[24]?，F存青島市公安局人口統計資料表明,青島市區人口以山東籍移民為主,如1929年山東移民占外來移民的87.98%,1932年山東籍移民占83.75%,1936年占81.02%。[15]17－18

近代天津和青島的外地移民中除外國僑民、官僚地主移民、南方的商人、買辦、技工移民外,絕大多數移民均來自華北農村,廣大農民離鄉進城構成社會變遷的重要面相,并開啟了城鄉人口的分布變局。由于城市歷史積淀期的差異、工商業啟動階段與發展程度的不同,兩地對人口吸納的時期與規模有較大差異,天津腹地較廣,吸納的河北、山東兩省農民較多,青島偏居魯省東隅,主要吸納省內尤其是鄰縣農民。商業傳統更悠久、城市化進程更早、腹地更廣闊、工商業規模更大的天津顯然在移民增長的數量和速度方面要遠遠超過青島。

二、城市化啟動時期:工商業興起,吸納青壯年農民進城

20世紀以來,中國城鄉社會呈現分途演進、背離化發展的態勢,[25]427城市社會繼貿易網絡擴大、專業服務發展的同時,出現生產結構的重構、社會結構的分化及生活方式的演進,農村人力和財力不斷向城市流動。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有兩大原因:新行業向農村的招工與新生計對農民的吸引。

天津城初置時,軍屯為主,鹽業為輔,隨著港口貿易的繁榮,商人轉遷日益增加,“津邑居民,自順治以來,由各省遷來者十之七八”[26]127。至晚清時期,實業興辦,來自農村的產業工人日益增多。北方第一座船舶修造廠——大沽船塢興建時,招用了600多名大沽附近農村的鐵木工匠以及破產的農民、漁民等,[27]130啟新洋灰公司經常雇用的工人,在1806～1911年為200到300人,1912年～1914年約為1500人,工人多數來自唐山附近各縣和山東省農村。[27]150德國初占青島時,青島船塢工藝廠從1902年到1908年總計招收了490名來自山東農村的學徒。[28]429－4311900年德國人建四方機廠時,270名中國工人多數是來自當地的鐵匠、木匠,[29]420－421整個德占時期,從山東農村和全國各地涌入青島的技工、壯工等每年保持在數萬人。[30]53青島華新紗廠創辦后,其學徒、工人來自山東各地農村。[31]157天津和青島近代工業起步之際,也是城市人口激增之時,企業的招工中往往優先吸納鄉村青壯年人口,就業機會增加成為早期華北城市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

中國在機器大工業發展的同時,傳統行業如絲茶卻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喪失有利地位而衰落,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不能被農村工業吸收。[32]151－156外來商品的涌入破壞了中國鄉村以農為食以工為用的鄉村家庭生計模式,[33]137－141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和鄉村副業的破產,農民陸續進城。天津在未開商埠以前,居民職業,多務漁耕,其次是業商者。通商以后,天津為華北商務匯集之區;農業漸漸被淘汰;同時工業品的需求旺盛,故鄉民恒趨于市區,投身工業,人口遂亦激增。[34]天津的近代產業工人,一般都來自北方農村中破產的農民或手工業者。[35]123天津織布業中,外省工人占總數的94.3%,“其趨馳津市,無非為謀生計焉”[36]66、77。

在就業人數與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方面,商業具有交易效率的即時性、空間與時間的靈活性與對資金、技能要求的包容性,比工業更能吸引外來移民的進入,這是一個老少咸宜、貧富皆可的職業,而兩地開埠以前轉運貿易極為活躍,相繼開埠后,迅速發展為華北地區商品生產加工點、中外商品集散地和貿易轉運連接點。與貿易相關的貨棧、打包、搬運、批發、掮客等行業迅速擴展,而貿易的伴生行業如銀行、錢莊、旅店、典當、飯店等也隨其起落。即使在近代工業已經頗有發展的30年代,商業依然在城市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故時人言:與其謂為“工業的天津”,不如謂為“集散的天津”更為恰當。[37]兩市有業人口中,商業人員一直占比最多。天津和青島的大多數商鋪、貨棧均錄用同村及同縣人。而工人的錄用中,熟人關系占主導地位。大量商店學徒、無業者亦多來自創業者的原籍,他們與各店經理有地緣或血緣關系。

從天津、青島城市化啟動初期來看,由于工商業對男性青壯年的需要,近代工商業的回鄉招工模式推動青壯年農民優先進入城市,一個人進城往往伴隨著原籍一村一縣農民的進城趨勢,鄉村移民呈現出追隨他們親人和老鄉進城的鏈式遷移,同時,進城可以求職,可以滿足對生活的更高期待,返鄉移民的洋氣和改變也刺激投親謀事的進城移民越來越多。

三、農村失序時期:兵匪天災交乘,農民被迫離鄉

1920年代為移民人口增加最快速的時期,此時兩市人口增加主要因鄉村發展環境惡化,主要表現為天災人禍,捐稅繁雜,使得鄉村社會失序,農民被迫離鄉。晚清以來,統一的皇權國家秩序已經崩潰,新的民族國家秩序尚未建立,各種權勢集團狼奔豕突,強權橫行,民不聊生。1912～1930年間,各地軍閥與豪紳的強取豪奪和苛捐雜稅成為困擾各地農村的首要問題。同時,新舊軍閥間的混戰綿延至1930年,內戰稍歇,日本侵略旋即而至。戰亂中的農民遭受著嚴重的苦難,如馬若孟所言:“沒有其他現象對農村造成過像敵對的軍事集團互相爭奪地盤時造成的這樣的動亂和不幸?！盵38]313政權的武力化和割據化使整個社會陷入嚴重的失序狀態,匪患與兵災輪番蹂躪,尤其以京津門戶、華北軍事要地冀、魯、豫為重。

居民極感不安,凡有資財者,均紛紛遷避,以致“膠路來青之客車,此項避難者極形擁擠”[39]。河北每遇戰事,滄州、靜海、獨流等鄰近各縣難民即往京津等地逃生。戰難頻繁,至一地有事,鄰鄉皆如驚弓之鳥,應時而動。如楊村軍隊開火,“而北倉辛莊、西沽堤頭、宜興埠一帶之居民,異?？只?均紛紛遷移”[40]。1926年直魯連軍和奉軍在河北交戰,看見軍隊開來占用民房,天津周邊大量鄉民來津沽避難。[41]自日軍逼近平津后,天津附近各鄉村之農民,既害怕潰兵擄掠,又擔心敵兵暴行,而以天津為安全地,于是貧民婦孺,多相率逃至津郊一帶。另據難民稱,家鄉本無戰事,不過時受潰軍凌辱,百姓供給民房飲食,軍隊甚至逼勒錢財,故不能不走。[42]難民在戰事稍定后雖多數回鄉,但留津者仍不少。[43]從青島市貧民調查情況來看,來自膠縣、臨沂、平度、日照等匪禍重災區的貧民亦最多。[44]從24戶進入習藝所的請求來看,有7戶因家鄉匪災侵擾,進城避難。[45]青島1920年代較1910年代人口增加85.5%,首要原因即“內地匪氛不靖,鄉民避難商埠”[16]244。

戰爭肆虐和土匪滋擾交相為害,農民不僅生活無法安定,財物為其擄掠,且又因政治劣化,捐稅加增,富戶貧民均不堪負累。輿論認為,“中國人民之最大痛苦,為飽受苛虐之政而無從呼吁?！盵46]與民國初年的富戶、青壯年進城不同,此期無論貧富、良否均有離鄉傾向?！班l村富戶既多移寓平、津,而貧苦農民亦因農村破產,無以資生,群相麇集工業中心,謀求生路,因而津埠人口大見增加?！盵47]86各縣的逃犯或兵匪被打散后,往往進城避難,或遣散進城。[48]天津那些資遣回籍的軍人,依然身著軍裝,招搖過市,不少淪為乞丐。[49]

頻繁的水旱天災,更使農民處境雪上加霜。從1912年至1949年間,河北、河南、山東、山西水災250次,占全國水災7408次的30%,旱災1993次,占全國旱災5935次的34%,蟲災757次,占全國1719次的44%。[9]341933年后,華北農村水旱交作,并受世界經濟危機之波及,不僅農民生活困頓,中小商人亦受影響,家貧如洗,致各處災民盈道,紛紛向都市求生,在調查的65位天津鐵路職工作工原因中,因鄉間生活困窘的有23人,占35.38%,在鄉業農者幾乎全由“生活困難”、“水災”等原因覓食來津。[23]20棄農為工的久大鹽廠工人,他們離開家鄉的原因主要有兩種,一是地少人多,生活不能維持,二是兵匪水旱,鄉間不能居住。[50]125一些人甚至押賣、誘拐女性,或緩解生活困境,或從中謀利。從天津《大公報》記者蔣逸霄對“津市職業的婦女生活”報道來看,信息較完整的16名婦女中,有9位是家鄉生活困難而入城求生,6位進城投靠親人或由親人、鄉鄰帶到城市謀生,1位是躲避丈夫虐待逃往城市。[51]1929年青島市育嬰堂送濟良所的18名婦女中,17名是遭綁架而來的鄉下女子。[52]

與城市化初期主要是青壯年進城不同,1920年代的華北地區兵匪相連、天災頻發、基層劣化,農民苛稅繁多,日益貧困,鄉村社會失序,眾多村莊不具備基本的生存條件,農民無論貧富、老齡、性別、遠近,多有避難城市,以求生機者。1920年代兩市人口的大量激增,即是此鄉村社會生活環境惡化的產物。

四、地理區位優勢:城市經濟發展,郊區農民受益

城市發展的溢出效應總是最先惠及鄰縣或城郊的農民,他們進城務工,或乘農閑時分來城市做苦力或小工。除技術工人來自南方,天津和青島的普通工人和學徒多來自工頭的家鄉,以及廠區附近村或鄰縣的農村。1915年天津模范紗廠開辦,工人“不是在天津招募,而是全部在離天津三十至五十里的津浦、京奉鐵路附近的村落里招來的,全部住在宿舍里”[53]727。天津各紗廠通行的雇工辦法,是由工頭負責為廠方招募,如華新紗廠由廠方派遣代理人在天津臨近招募學徒或返回原籍,向其鄉人勸說,說明待遇,誘來天津工廠工作。[22]137－140膠州自德國在青島筑港建路后,四方商賈和居民多移住青島,[54]551即墨“以交通便利關系,來青服務于工商界者日眾”[54]131。

天津和青島的較大規模的工廠,尤其是用工較多的紡織廠一般興建在城郊農村,這便利了當地村民進廠作工。青島四方、滄口紗廠集中,附近村民進廠作工頗不少,“少壯者作工于工廠,老弱之輩則從事耕耘?！盵55]在李村鄉區,村民多赴紗廠做工。[56]吳家村的村民,大半均在市內外各工廠做工,?？刻锏厣畹恼紭O少數。[57]膠縣南莊人姜少福,至1930年止,在青島出苦力已有7年多。他一般在五月至八月間種收地瓜后,再來青做工。[58]城郊村民享有就近轉業的便利,天津市內村莊有兩大特點,一是因人均耕地少且地勢低洼易澇,住戶務農者極少,以工商為主業,而以務農為副業;二是土著居民少,而外來移民多。佟樓村和邵公莊的村民多在附近北洋火柴第一廠和濟安自來水廠作工。西沽村土著或經商,或負苦,或到丹華火柴公司當工人,農戶反而都系客籍。西于莊村民多以捕魚、賣魚、拉車、扛包為生。東于王莊農民多來自山東,本地村民則以賣魚為生。席廠村,近二十年增加約400多戶,均是外鄉人,農民以賣魚、賣菜、拉車最多。復興莊和唐家口,住戶兩萬余人,因距離海河近,村民裝卸船貨或拉人力車、地排車,或進煙草公司作工。小于莊因華新紗廠成立后征募工人,十年間住戶從30余戶增加到1623戶。婦女們或進廠作工,或在家為軍服店縫紉軍衣,或糊火柴盒。[59]24－48

同時,城郊農民進城從事農產品販賣、垃圾掏運均有地利之便,為城市服務的奶牛養殖、蔬菜栽培、果樹種植也逐漸興起。近郊農村開始城市化進程,在青島鄉區李村區的制造物品,有編制柳筐竹筐、制造凍粉等,九水區有織布、織席、糊火柴盒等,滄口一區,品類最繁,有100余種之多。[60]

總體而言,鄰近城市的鄉村最先受益于工商業的發展,無論是進廠作工,就近從事商業服務,或是擴展農村生產經營類別,均較偏遠農村有更多的謀生機會與謀利渠道,城邊村或城中村成為最早就地城市化的區域,當地農村剩余勞動力已經成為就地轉移的最早一批市民。

五、研究結論:農民進城的時空與群體差異

綜上所述,農民離村問題不能僅從鄉村社會演進的共通性問題去探討,而應結合不同時期、不同城市及不同群體的實際情況考量。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城市化啟動時期而言,由于城市基礎建設的需要和工商業發展,對產業工人、技術工人和商人群體需求較大,通過招雇方式進城的青壯年農民較多。城市工業初創時期對勞動力的需求是促成天津和青島此期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兩地人口增加與城市建設與工業發展呈現一定的互動性。而自1920年代起,農民的貧窮與鄉村的災荒與匪禍是更重要的推力。

近代農業恐慌和農村崩潰論盛行于1931～1935年間[25]427,農民進城高峰卻是在1920～1930年間。關于此期鄉村經濟的狀況,有珀金斯的停滯的平衡說[61]242,章有義的衰退說,吳承明的增長說[62]70、73,徐秀麗等的增長－萎縮－回復的分階段考量[63]245,李金錚的“相對發展,絕對落后”說[64]。當然,土地承載力與生產技術、土地開發利用、農業生產結構、糧食耕作制度、生態環境等因素均有關系,即使人均耕地減少,并不意味著生活條件的必然惡化。在學界研究尚存爭議的情況下,經濟壓力說尚缺乏充足的論據,1912～1949年間,山東農民平均每年闖關東人數達到48萬人之多,尤其是1927年、1929年這兩年均在80萬人以上,1928年移民最多,達104萬人,[65]50－52農民離村期、城市人口激增期與農業危機期并非同步,而與山東嚴重的旱災和軍閥混戰形勢相吻合。土地資源的匱乏確實使部分農民選擇到他鄉務農,農業擠壓出來的剩余人口也部分流向了城市,鄉村的災變與混亂恰為農民規?；M城之主要原因,或則可以認為,大多數近代農民是被逼進城的。

鄉村秩序相對較好,社會環境變動較少的村民往往不愿進城務工,在青島轄境的水靈山島,“該島距青市最近但到市內謀生之人絕少,天主教人曾為在本市介紹月得二三十元之職工,但不數日均棄職逃回?！盵66]島民不愿進城,與其閉塞之風與生活習慣有關,也因島上太平,即使生活貧困,居民并不輕易進城。天津市社會局的妓女調查中,文安縣連年水災,來自文安的妓女有85人。高陽縣因為織布業非常發達,婦女有工可務,且土地比較肥饒,淪落為娼者僅2人。[67]544一些山東難民到天津、即墨貧民到青島的鄉區耕種土地,只為避難而往。如同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上海移民多半是被逼出家園的難民,“可以說,這一時期中國人口城市化步伐加快,一定程度上是惡劣的環境所致?！盵68]207－208

進城流的城市內部信息表明,1920年以來,農民流動的根本原因是整個社會秩序與自然環境的異常變動,尤其是政治形勢的動蕩。天津大眾媒體均對難民來津多有關注,“近來本埠貧民,日見增多,查其原因,系因頻年戰事,各縣人民,多已無衣無食,故均紛紛來津?！盵69]天津女傭介紹所利潤最好的時候,“是每次兵燹,水、旱災以后的幾個月內”[70]。林頌河對久大鹽廠工人的調查表明,大多數農人棄農就工,平時因為地少人多,生活不能維持,近幾年的天災人禍,使直魯農民,不能安居鄉里,卻搖動了農村的基礎,經濟的影響究竟是最重要的。[50]125青島西鎮聚居的移民,“或是水旱天災,或是兵燹匪患,生活無術的時候,便拖老帶少,忍痛的背井離鄉,跑到這地方來?！盵71]由社會環境變動引致的農村經濟的衰敗成為移民進城的直接原因。

由于城鄉發展階段與鄉村區位優勢的不同,近代農民進城呈現明顯的群體差異。第一,在進城動機方面基本分為發展型和生存型。20世紀初的青壯年人口進城,主要是發展型移民,他們為改變自身生活狀態,在老鄉的勸誘下進城務工經商。1920年代那些被鄉村的災荒和兵匪逼迫進城的農民則多是生存型移民,他們賣掉土地和房產,舉家遷移,這幾乎斷絕了他們對家鄉的歸路,這樣徹底地告別故土,也促進他們必須積極地投入城市生活。第二,在移民進城的途徑方面,集體性的對農民招工和跟從性的隨親友進城,往往易于獲得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最糟糕的是被拐賣的女性和逃難的家庭,進城后或為娼妓、歌女、小販,或為乞丐、苦力、車夫,常常處于城市底層。第三,在移民籍貫方面,城市鄉區和鄰縣農民最先感知城市發展的變化及對個體的機會,是最先城市化的區域群體。那些手工業或商業基礎較雄厚并在城市已經建立相應工商業關系網的鄉村可大大減輕農民進城的機會成本,形成工商業發展中的同鄉而聚的特點及城市經濟生活中縣域力量的集中現象。在天津,河北霸縣、南宮人經營日用百貨,棗強、南宮、冀縣人從事地毯業,交河人從事鑄鐵業,蓬萊、掖縣、益都人經營飯館。在青島,黃縣人主營紗布業,開設行棧業從事土產進出口貿易的多是掖縣、黃縣、濰縣、即墨、沙河人,壽光、即墨、膠縣幫則把持碼頭貨運。由此可見,農民進城體現了社會生活處境與危機應對方式的群體化特征,更折射出自然災害、時局動蕩、經濟蕭條的結構性變動下民眾被迫流離的時代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