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旅游背景下沂蒙精神地方認同構建研究*

李歡歡

(臨沂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東 臨沂 276000)

0 引言

紅色旅游作為符合中國特色國情的一種重要旅游形式,為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1]。紅色旅游以革命歷史事件、人物、紀念地和地方革命精神等為核心旅游吸引物[2],喚起了個體與群體的地方情感表達,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文化效應[1]。作為紅色旅游核心吸引物之一的沂蒙精神是典型的“地方精神”[3],沂蒙精神與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樣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4],是特定歷史時期產生的地方精神,并隨著歷史的發展而動態變化著。近年來,隨著對沂蒙精神研究的深入,關于沂蒙精神內涵和地方意義的闡述日趨豐富[5]。沂蒙精神的內涵具備動態性,其地方意義也隨著時代發展和變化不斷產生新的價值意義。革命時期沂蒙精神的內涵集中體現在水乳交融、生死與共、無私奉獻中,形成了沂蒙地區人民立場堅定、方向明確、追求執著的崇高政治信仰,展現了沂蒙人民顧全大局、公而忘私、甘于奉獻的精神;改革開放時期沂蒙精神的內涵集中表現為開拓奮進、艱苦創業,展現了新時代沂蒙人民的大義、大愛、實干和創新[6]。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沂蒙精神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認同進一步得到傳承發揚,沂蒙精神在全面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事業中持續展現出新特色和新動能,新時代沂蒙精神的傳承和弘揚成為當今具有時代意義的研究課題。

如今沂蒙精神在對外宣傳中已經成為沂蒙地區、尤其是臨沂的地方精神象征。然而,作為地方精神的沂蒙精神在構建地方認同的過程中也面臨諸多挑戰性問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和社會資本的流動性加速,作為地方差異文化代表的“地方精神”逐漸被社會資本的流行文化積累所超越,地方精神的意義正在被中和與消解[7]。與此同時,本土化保護的興起又讓不同場景下“地方精神”的想象和認同被逐漸加強,本土文化力量試圖在“時空壓縮”的現代化中保存基于地方精神的身份和地方認同[7]。新時代沂蒙精神如何在全球化、現代性、流動性的社會文化中構建多場景多群體的地方認同,進而有效傳承與弘揚,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課題。在紅色旅游的背景下,沂蒙精神如何通過旅游資源的開發、旅游吸引物的符號化表達和旅游體驗的群體記憶喚醒等形式,逐步在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的旅游體驗中產生客體化認同,進而形成群體化的地方認同?圍繞這些問題,本文主要從景觀文化符號的表達、集體記憶的喚醒、地方認同的構建三個層面來分析紅色旅游在“沂蒙精神”地方認同構建中發揮的作用。如圖1所示,重點闡述紅色旅游的背景下,通過旅游的核心吸引物,借助文化景觀的符號化表達,喚起個體/群體的集體記憶,進而強化個體/群體的地方認同,通過個體到群體的認同建構和凝練,不斷強化地方精神,最終形成新時代沂蒙精神傳承和弘揚的重要方式。

圖1 紅色旅游背景下沂蒙精神地方認同構建的關系

1 紅色旅游及景觀文化符號化

紅色旅游作為具有時代意義的旅游形式,近十年來在產業實踐和理論研究方面產生了大量成果[8],國外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共產主義遺產旅游方面,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獨特旅游吸引物和具有政治功能的活動形式[9]。國內學者研究熱點主要包括紅色旅游開發模式、可持續發展策略、紅色旅游資源保護與開發、紅色旅游與思想政治教育、紅色旅游景區規劃建設中紅色文化傳承與內涵挖掘等方面[8],此外,在紅色旅游的概念和相關概念辨析方面[10]、紅色旅游社會效應方面,尤其是歷史認同、國家認同、政黨認同領域也開展了一定的研究[11]。紅色旅游的社會認同效應、集體記憶表達、文化符號表達以及旅游體驗滿意度評估逐漸成為該領域研究的新方向。景觀文化的符號化表達是符號學在旅游領域的應用之一,符號學作為一個跨學科的體系,在旅游領域中的旅游資源開發、旅游產品表達、旅游品牌傳播、旅游現象詮釋、旅游體驗等多方面均有不同的應用。旅游活動在建構主義心理學的角度可以看成一個符號化的世界的心理表達過程,旅游的心理過程就是解讀符號的過程[12]。有學者也將旅游文化符號的解讀和建構視為旅游體驗的本質[13]。在紅色旅游方面符號學主要通過特定的歷史事件、代表性人物、景觀建筑和藝術文化等方面進行表達和傳播,可以詮釋紅色旅游的文化內涵和藝術化形式,進而讓旅游景觀成為滿足旅游者體驗、懷舊、追憶和感悟的重要載體。從紅色旅游景觀文化符號象征的角度來看,地方認同是透過旅游景觀文化符號象征,實現心理層面的情感的變化,從陌生到熟悉,再到認同和依賴,進而對地方產生的認同情感[14]。具體表現為旅游者受到紅色旅游目的地差異化的景觀文化符號吸引,體驗和感受具備地方特點的紅色景觀文化符號,進而喚醒集體記憶,進一步強化紅色旅游體驗記憶,內化為自身主體化的地方認同,實現紅色旅游地區不同群體的地方認同,最終形成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和歷史認同[15]。例如,游客通過革命紀念館、革命歷史事件等懷舊性的地方空間體驗、歷史性的事件體驗,對地方的物質空間、地方文化和地方情感空間三個維度產生不同程度的地方認同[16]。從紅色旅游的動態發展的視角看,地方認同形成過程是游客與旅游目的地持續互動的過程,在時空維度上具有演變意義,存在特定歷史時空的交錯和空間意義的疊加,形成了不斷發展變化的動態地方認同[17]。在這個動態的認同過程中,旅游者的主觀因素會不斷變化,同時又在疊加了地方客觀歷史場景和景觀文化符號表達后,會形成動態、多元的地方認同。

2 集體記憶與地方認同

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最先對集體記憶進行定義和解釋,他認為集體記憶是一個特定社會群體的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18]。特定的社會群體可以在一定時間段內長期保持共同的認識,這些記憶可以被喚起。特定社會群體的集體記憶研究在沂蒙精神弘揚和傳承中具有積極價值,可以通過集體記憶的喚醒來形成更多不同群體的地方認同[19]。此外,隨著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意識的覺醒,集體記憶不僅有助于當地人建構地方認同,還可以成為其他外地旅游者建構他者認同和客體認同的基礎,進而讓更多的群體對特定地方形成地方認同、識別地方性特征[20]。旅游地理學者將社會記憶、集體記憶看作“地方文化的根”和“地方旅游規劃的魂”,旅游可以通過旅游目的地空間的規劃來喚醒集體記憶、社會記憶[21]。集體記憶可以將地方意義附著到具體的空間場景中,并逐步過渡到以主體間性和民族間性為特征的“理解式認同”。國內部分地理和旅游學者從建筑、節慶、旅游景觀等不同方面針對社會記憶和記憶地理開展了理論和實證研究,重點研究了帶有強烈集體文化特性的集體記憶。部分地理學者關注集體記憶如何成為塑造生活、空間與地方的強大力量[18]。集體記憶和地方感存在密切聯系,他們共同建構或重構個人和集體的認同,地方集體記憶構建集體認同的表現的特點之一就是地方性特色的場所空間的符號化表達[22],例如地方博物館、紀念碑、地方象征建筑等都是集體記憶的符號化表達。此外,集體記憶構建地方認同的重要載體之一是地方傳統文化景觀,通過這些傳統文化景觀來記錄特定地方價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變遷歷程,進而實現地方情感的認同。紅色旅游可以激發旅游者的集體記憶,從而構建旅游者個體的地方認同[22]。因此,紅色旅游激發的集體記憶,可以成為政治和社會關系的橋梁,有利于實現歷史認同、政黨認同并激發愛國主義精神,有利于統一愛國主義教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旅游體驗過程,影響紅色旅游的心理體驗和旅游記憶,進而形成更深層次的社會認同。

3 地方理論框架下的地方認同和地方精神

認同(identity)在不同學科都有其理論背景為支撐,跨學科的引用、借鑒和交叉使用較為頻繁,這也造成了學術界難以對地方認同的概念、內涵達成共識。地方理論的概念體系下產生了地方感、地方依戀、地方認同、地方依賴等不同視角的概念分析,產生了概念的差異。此外,地方認同在整個地方理論相關概念中的維度也較為混亂,比較突出的是地方認同、地方依戀、地方依賴三者之間的維度邏輯關系模糊[23]。地方認同的維度關系方面,多數學者采納Williams等的觀點,將地方依戀分為地方認同和地方依賴兩個子維度,其中地方認同表示對地方的情感性依戀,地方依賴表示功能性依戀[24]。國內外學者圍繞地方認同的概念內涵、組成維度、影響因素以及過程機制進行了多方位的研究,通過大量實證案例研究,豐富了地方認同的理論架構[23]。國內研究的地方認同理論及其實證研究主要從環境心理學和人文地理學視角開展,部分學者基于人文地理學視角從地方認同的概念、地方認同的認知、地方認同的特征、地方認同與旅游文化表征的關系等不同方面展開研究[25]。人文地理學認為地方認同強調人與場所互動的過程,從地方熟悉程度、地方情感滿足以及個體喜好的差異來研究,同時也融合了自由地理學派的開放的地方觀點和多元動態觀點,接受地方認同是個人和群體動態發展的觀點[7]。此外,由地方認同引發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社會認同也成為研究的熱點[26]。相比概念定義理論部分,地方認同的形成過程和機制還缺乏深入研究,人們較多歸納總結地方認同的形成影響因素[27],側重地方認同主體的認知、情感和意向等個體因素的研究。目前關于地方認同形成機制的研究,多采用人本主義地理學的視角,重點關注主體對地方及地方性在認知、意向、情感等方面的認同,強調地方認同的主體性,雖然也涉及地方的客觀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認為地方認同的形成機制還會受到外部因素影響而不斷被重構,但是該類研究還偏少。有學者認為,地方認同的形成機制本質上是外部力量與本地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28]。從主體視角來看,由于主體的差異化和多樣化,形成了對地方差異化的經驗和認識,因此不同主體的地方認同形成機制也不同。未來地方認同形成機制的研究需要綜合運用多理論視角分析多重要素的綜合作用,這將是地方認同影響因素及形成機制探究的重要方向。例如,通過旅游的角度來分析,能為地方認同機制的實證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應重視旅游領域中地方認同的符號化表征與建構過程研究,探討如何在旅游資源的規劃和建設中結合地方認同形成的機制,從而增強地方群體的認同感,鞏固地方精神。從社會學視角以及人本主義地理學視角來關注紅色旅游帶動地方精神的傳承和弘揚還比較少。本文將重點關注紅色旅游的核心吸引物景觀文化符號對地方精神認同構建的影響,通過紅色旅游景觀文化符號系統和集體記憶表達來分析紅色旅游背景下的地方精神認同過程機制及其動態性特點。

4 研究案例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臨沂市的紅色旅游資源、遺址遺跡、紅色展館、革命紀念地和旅游演藝品牌為研究案例。對已經列入紅色旅游精品路線的各類旅游資源進行梳理分類,明確核心的研究案例為“建黨百年紅色旅游百條精品線路”中的“弘揚沂蒙精神”精品線路:沂南縣沂蒙紅嫂紀念館—沂南縣沂蒙紅色影視基地—蒙陰縣、沂南縣沂蒙山孟良崮戰役遺址—費縣沂蒙山小調活態博物館—大青山勝利突圍紀念館—莒南縣八路軍一一五師司令部—沂蒙革命紀念館(華東革命烈士陵園)—臨沂市華東野戰軍總部舊址暨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以質性研究的方法為主,配合使用了符號學部分理論方法。如表1所示,本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訪談法、實地觀察法、圖片識別法等,同時結合調研文本、網絡文本、文獻分析等以完善研究方法和內容,研究的時間跨度從2020年4月到2021年6月,收集的元數據樣本為2 381條。本文重點分析了多個紅色旅游景區景點的景觀建筑文化符號表達、集體記憶喚醒機制、游客體驗和記憶,以及部分沂蒙精神影視作品、文學作品、旅游演藝品牌中的藝術文化符號表達、社會記憶表達和游客體驗記憶內容。這些文本符號都是紅色旅游參與者的體驗、沉浸與轉化的主要呈現,并包含了與紅色旅游資源中傳達的沂蒙精神的價值觀認同、對幸福感的體驗相關的情緒表達。本文擬運用這些方法來研究紅色旅游背景下,如何通過景觀文化符號、集體記憶和旅游體驗來影響沂蒙精神的地方認同構建。

表1 主要研究方法和過程記錄表

5 紅色旅游景觀文化符號影響下的地方認同構建

以紅色旅游資源利用符號的互動性來體現旅游者與沂蒙地方精神的關聯,運用符號的表征性來表達地方營造者對沂蒙精神內涵的理解,并將這種理解通過符號傳遞給旅游者。游客在旅游過程中了解和重溫特定歷史時空下的事件、人物、建筑、遺跡等,可以引發游客的懷舊、探究、反思和感悟等心理過程[12]。紅色旅游資源的景觀文化將不同歷史階段的代表性事件通過展覽館、紀念館、紀念碑、雕塑、影視化作品、演藝曲目、文字小說等多元化的符號方式進行表達,向符號的接收者(旅游者)傳達特定歷史時期下的沂蒙精神,推動其理解并內化歷史事件背后的沂蒙精神的內涵和時代意義,符號的接收者(旅游者)由此獲得動態的沂蒙精神的紅色記憶,內化為個體的價值認同,從而構建沂蒙精神的地方認同。

通過梳理紅色旅游精品路線的資源發現,這些精品旅游路線中的地點均以不同的形式對沂蒙精神的內涵進行了不同角度的詮釋,通過不同的遺址景觀、紅色展館、圖片文字、視頻影像、實景演出、歌舞話劇等文化符號進行展示和傳播,激發和喚醒游客的社會記憶,呈現沂蒙精神的內涵價值。研究發現紅色旅游資源的景觀文化符號從形成到被接受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的互動過程,影響著地方認同的建構。

5.1 沂蒙精神的代表性人物、事件的符號化表達

本研究通過沂蒙精神紀念館搜集整理了大量沂蒙精神代表人物、歷史事件的文獻資料,全面梳理了紅色旅游精品路線的旅游資源,對“代表性人物”“代表性事件”“景觀建筑”和“藝術文本”作了分類,制作了分類歸納表,關聯了符號表達形式;分析沂蒙精神在紅色旅游景觀文化符號中的人物、事件、景觀、建筑、文本,研究這些符號化表達在沂蒙精神地方認同構建中的影響作用、動態互動機制以及反思創新。

文獻分類歸納研究發現,在紅色旅游精品路線上沂蒙精神在傳承和弘揚過程中,重點刻畫了具備時代特征的諸多楷模人物,有“沂蒙紅嫂”明德英,有“沂蒙六姐妹”張玉梅、楊桂英等,有“沂蒙母親”王換于,有“沂蒙新娘”李風蘭、“時代楷?！壁w志全、“鄉村振興模范”王傳喜等具體化人物形象。這些人物形象及其事跡均是沂蒙精神在沂蒙地區紅色文化意義和紅色文化符號的結合體,可以使人們產生具象化的記憶、時代化的感知和持久性的感召力。如表2所示,沂蒙精神的代表性人物通過小說、傳記、報道、照片、雕塑、影像、繪畫、歌劇等符號化形式,融入多樣化的紅色旅游景觀中,讓游客在旅游前、旅游中以及旅游后都能夠接觸和了解,不斷強化游客的個體感知,激發旅游者的共鳴,強化紅色旅游的人物記憶,領悟人物所彰顯的精神內涵,進而形成對沂蒙精神的認同。

表2 沂蒙精神代表性人物的符號化表達歸納

通過與本地居民訪談、游客訪談的錄音記錄和文字整理發現,涉及沂蒙精神代表性人物的比重極高。188份訪談記錄中全部提到了沂蒙精神代表性人物,沂蒙紅嫂的訪談涉及比例最高,達到了99%,充分說明了沂蒙紅嫂已經成為沂蒙紅色旅游的標志性人物符號。由人物衍生出來的雕塑、小說、戲曲、舞劇、電影、電視、照片、繪畫、旅游品牌、紀念館等更進一步強化了旅游景觀文化的表達和傳播,激發了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的人物記憶,形成了情感的傳遞和認同的客體化表達,為產生旅游體驗記憶,形成地方情感認同奠定了基礎。

研究發現,從地方認同的理論角度以及建構主義心理學角度來看,旅游者與這些沂蒙精神的代表人物在跨越時空的節點產生聯通,這種旅游體驗讓游客了解和重溫不同歷史時空下的人物和事件,使得游客對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的人物更多表現為懷舊、緬懷的心理,對社會主義建設以及改革開放期間的人物更多表現為欽佩、贊揚、學習的心理。這種觀點在訪談記錄和錄音文件整理中得到進一步體現,如下所述內容:

“那么我講紅色旅游,講沂蒙精神,就要有具體的鮮活的例子,有血有肉的人物,讓不了解的游客通過講解、通過照片、通過影像來感受和體驗。這樣我們在宣傳和傳承這種精神的時候,才可以吸引人、打動人,發揮其感染力,也才能真正講好沂蒙精神的故事?！薄L談專家C2,錄音文件C2-20200913(16分15秒)

“作為土生土長的臨沂人,是在聽著沂蒙紅嫂的故事中長大的,上學期間也經常聽老師講沂蒙革命故事,進入社會后我會給很多外地的朋友介紹臨沂,介紹革命老區,介紹沂蒙紅嫂的故事。當然,我更愿意介紹改革開放后臨沂的發展,臨沂人拼搏奮斗的精神,從路邊攤位大棚到江北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物流之都。很多外地朋友聽我介紹后,都紛紛來臨沂旅游,我陪著轉完后,很多人都說不虛此行,贊美臨沂,很佩服臨沂人。我也感到很值,很自豪?！薄L談居民D37,錄音文件D37-20201221(9分32秒)

旅游者通過同理心來感受沂蒙精神代表人物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內心選擇、表現出來的意志品質和精神境界,結合游客自身的心理歷程,在游客的潛意識中形成沂蒙精神的抽象化理解和詮釋,構建自我意識的符號世界和沂蒙精神的符號化表達認同。

“看到婦女們跳下河,用肩膀扛起門板,搭起人橋的時候,我很受感動。我能深深感受到沂蒙人民在戰爭時期所展現出來的生死與共、無私奉獻的精神。這群人,真的太厲害了。這片沂蒙土地,真的太偉大了!”——訪談游客F103,錄音文件F103-20210421(4分43秒)

沂蒙精神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逐步凝練體現的,因此沂蒙精神的集體記憶與沂蒙地區重大戰爭歷史事件緊密相關?？箲饡r期山東省的魯中、魯南、濱海三個戰略區均位于沂蒙地區,形成了蒙陰孟良崮、莒南大店、沂南馬牧池、費縣大青山、沂水王莊等沂蒙精神代表事件的主要聚集地。莒南的淵子崖保衛戰、費縣的大青山勝利突圍戰、八路軍一一五師挺進沂蒙以及解放戰爭期間的魯南戰役、孟良崮戰役等都構成了沂蒙精神的代表性事件。沂蒙精神又在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和改革開放時期煥發勃勃生機,涌現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國”的厲家寨、村黨支部帶領群眾致富的典型——平邑縣九間棚村、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創新模式——臨沂商城、魯南制藥轉型、實現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王傳喜等。

沂蒙精神的代表性事件也是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一個縮影,每個代表性事件背后不單單有涌現出來的時代楷模,更有著廣大人民群眾的時代縮影,有著沂蒙地區社會群體地方精神的縮影。紅色旅游通過紀念碑、紀念館等各種紀念載體將戰爭歷史事件的記憶符號化表達,在向社會大眾提供一種對歷史代表性事件的集體記憶功能時,也構建了集體記憶的物質和非物質符號化表達系統,使符號化表達中蘊含的沂蒙精神價值觀在不同代際傳承和不同社會群體間交流。旅游者通過參觀紅色旅游的紀念場館,可以置身于特定歷史事件中,激發和喚起自身對于現實的重大事件的社會集體回憶,將個體的命運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相聯系,從而構建游客的歷史認同、社會認同,達到個體感知和社會凝聚力的共贏,也促進了沂蒙精神地方認同的構建。

沂蒙精神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凝練和升華,在這些特定的不同時期歷史代表性事件的符號化表達中,逐漸形成了“沂蒙精神”的動態化表達模式,使旅游者在不同時期歷史事件背景下,產生“情、景、意”的有效融合,旅游者也可以動態地轉換內心的情感表達,從緬懷、紀念過渡到敬佩、學習等不同情感,產生了動態的地方認同。

5.2 沂蒙精神景觀建筑的符號化表達

景觀場所空間作為文化實踐的場所,承載了豐富的地方性文化意義[26],旅游場所空間中的景觀建筑具有典型的地域性和多樣性,其符號化表達可以強化地方的身份和地方認同。沂蒙紅色旅游資源中的景觀建筑多以紀念展館、紀念碑、廣場、雕塑、傳統故居等形式出現,例如沂蒙精神紀念館用簡潔樸實的建筑形式來體現質樸高尚的沂蒙精神,孟良崮紀念館的墻體嵌入子彈碎片和彈殼等來體現戰爭過程的殘酷、激烈程度,大青山勝利突圍紀念館則以大青山突圍戰斗為主線,全面展示了沂蒙地區居民浴血奮戰、英勇殺敵的悲壯場景,引發旅游者對歷史的回憶和真切的感知。

如圖2所示,沂蒙地區紀念館中的標志性紀念碑中分別是位于大青山勝利突圍紀念廣場的大青山勝利突圍紀念碑、位于沂蒙紅色影視基地的紀念碑、位于臨沂華東革命烈士陵園中心的華東革命烈士紀念塔、位于孟良崮戰役紀念館后的孟良崮戰役紀念碑。這些都是通過建筑的外在符號化表達,解釋著沂蒙精神在中國革命歷程中的凝練和發展,形成了特定的紅色精神文化氛圍,形成了建筑“場所精神”。

圖2 沂蒙地區的標志性紀念建筑

通過圖片識別分析的方法,如表4所示,分析了圖2中的四張照片在60個本地居民和200個外地游客的識別結果,發現孟良崮紀念碑(圖片2(d))的識別率最高(達到59%),大青山勝利突圍紀念碑(圖片2(a))的識別率最低(僅為26%),其中本地居民識別率較高的為華東革命烈士紀念塔(圖片2(c)),這與本地調查樣本居民主要居住在蘭山市區范圍有關。但是,整體的圖片識別率還較低,說明沂蒙精神紀念景觀建筑的符號化還沒有得到廣泛的辨識和認知,未能較好發揮喚起集體記憶、形成地方認同的影響機制的作用。

表4 標志性紀念建筑圖片識別準確數記錄分析

在沂蒙精神諸多紀念建筑中,傳統的沂蒙山區石頭房子,成為出現頻度最高的建筑形式。沂蒙山區的農村房屋多以石頭壘砌,地面道路與圍墻均為一樣的石頭材質。不管是沂蒙紅嫂紀念館的紅嫂舊居還是沂蒙山小調活態博物館都以沂蒙山區的傳統農村房屋為景觀場景?！耙拭缮絽^的石頭房子”成為沂蒙精神的建筑符號化表達形式之一,在建筑風格中體現了沂蒙地區物質條件的艱苦。即便在如此艱苦的情況下,居住在這些石頭房子中的人民卻有著大無畏的無私奉獻精神,在革命號召下支援人民戰爭,踴躍參軍,書寫了沂蒙精神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外地游客的訪談錄音文件中,有很多游客提到了沂蒙山區的石頭房子以及紅嫂紀念館的房子,形成了景觀建筑符號的傳達和解讀,產生了地方情感共鳴。

“以前看電視劇《沂蒙》的時候就對沂蒙山區的石頭房子很有印象,這次真真切切感受到了革命時期沂蒙地區物質條件的艱苦。那么艱苦的情況下,參軍打仗,支援前線,這應該是怎樣的無私奉獻精神啊!”——訪談游客H76,錄音文件H76-20210420(3分22秒)

研究發現,這些景觀建筑也凝聚了沂蒙紅色旅游文化的外在靈魂,賦予了不同游客群體新的精神認同意義。例如,在孟良崮紀念館的革命烈士墓區,戰役紀念碑和周圍的松柏給旅游者不斷傳遞無數革命烈士英勇無畏的革命精神,也映射出沂蒙山地區民眾的堅毅、果敢精神。沂蒙精神中的“軍民水乳交融、無私奉獻”的精神特質通過紅色旅游景觀的建筑進行符號化的形象打造,運用硬性的建筑表現形式融入軟性的精神特質,凸顯了沂蒙地區的場所精神,弘揚了沂蒙精神,從而加深了游客對沂蒙山紅色文化的理性感知,強化了旅游景觀建筑的符號化引發的地方精神認同。

5.3 沂蒙精神藝術文本的符號化表達

地方精神的表達形式中必然需要藝術化的表達,其中小說、詩歌是最先被應用的,同時隨著時代的發展、藝術形式的多樣化,藝術化的文本表達的方式也逐漸多樣化,形成了歌舞、話劇、戲曲、電影、電視、講解詞、短視頻、全景VR、沉浸式劇場等多種形式。如表5所示,沂蒙精神的文本的符號表達形式有小說、京劇、電影、話劇、電視劇、芭蕾舞等。影響力較大的有小說《紅嫂》《紅日》、芭蕾舞劇《沂蒙頌》、京劇《紅云崗》(《紅嫂》)、電影《紅日》《紅嫂》《沂蒙六姐妹》、電視連續劇《沂蒙》等。這些文本和藝術化的符號表達,讓更多的人通過觀看的形式加深對沂蒙精神的內涵的理解,也通過展館的影像化方式,給參觀者更加直觀的視覺沖擊。這些符號化的表達也在紅色旅游的路線中得到展示,游客通過影視拍攝地的實際探訪,結合影視劇中的情節再現和回顧,進一步強化了沂蒙精神的社會認同。此外,沂蒙地區還通過一系列的演藝、節事旅游活動,創建和延續沂蒙精神的地方認同載體,承載地方群體情感和記憶的同時,也形成了具有地方符號意義的文本景觀。

表5 沂蒙精神的藝術文本符號化表現形式

研究發現,沂蒙精神依托其濃厚的歷史沉淀、豐富的故事場景、多彩的模范楷模形象,產出了一大批優秀的文本化藝術作品,通過這些藝術作品的符號化表達,讓本地居民、外地游客以及其他地區的居民更容易接觸到沂蒙精神,更便捷地了解沂蒙精神的內涵,更好地講述新時代沂蒙精神故事,為沂蒙精神的傳承與弘揚奠定堅實的基礎。

本研究通過分析網絡文本,利用Python的網絡數據爬取工具,在OTA旅游平臺的評論區、馬蜂窩游記、微博話題和新聞評論中收集了1 647份文本資料,如圖3所示,從高頻詞的分析詞云圖可以看出,旅游評論中“沂蒙”作為最高頻出現,直接反映出旅游活動對于沂蒙精神的影響力,形成了“沂蒙”認知的提升和沂蒙精神的認同。

圖3 紅色旅游中沂蒙精神評論的高頻詞分析詞云圖

社會在發展,語境在改變,文本的意義也在改變。隨著時代的發展,沂蒙精神的文本符號表達也更加豐富,涌現了“沂蒙精神網”等網絡載體,通過網頁、視頻、圖片、全景VR可以查看沂蒙精神的人物、紀念場館以及代表事件。沂蒙精神的影視化作品也被剪輯為短視頻在各大平臺傳播,沂蒙精神的芭蕾舞表演、歌舞劇表演也被廣泛傳播,借助短視頻平臺更多展現了具備特殊歷史使命的沂蒙精神,在改革開放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不斷升華和創新。此外,不同紅色旅游景觀的解說詞也成為形成沂蒙精神的重要文本化符號,紅色旅游景觀的解說詞可以幫助游客進入一個地方的歷史演進過程,突破時間和空間的局限進入更廣闊的歷史過程,讓游客對地方的文化和發展過程有身臨其境的感受,通過聆聽來自講解員的介紹,更深入地了解每個建筑、景觀、照片、雕塑、視頻、小說、文件、遺跡背后所展現的歷史場景和故事,激活旅游者的地方精神認同機制,認同沂蒙地區的社會記憶,實現不同社會群體的價值觀交流。

5.4 沂蒙精神景觀文化符號表達的反思

通過對沂蒙紅色旅游景觀游客的訪談調研發現,多數游客屬于集體組織的教育類、研學類旅游出行,對于沂蒙精神景觀文化的符號化表達出現了負面情緒,他們表達了多數景觀講解詞中存在的“呆板教化”,類似的講解詞在不同的紀念館中反復出現,引起了部分游客的審美疲勞,甚至部分景點的導游用低俗的解說來嘩眾取寵迎合部分游客,損害了紅色符號的神圣感。

“單位組織的活動,這個紀念館的講解詞和以前市區的紀念館的一樣,講解像背書一樣,沒有感情?！薄L談游客 H37,錄音文件H37-20210422(1分15秒)

此外,部分旅游景觀的展館中存在大量重復性的照片、軍帽、沖鋒號、農具等展品,讓游客在游覽時產生了虛無感,無法真正融入展品帶來的歷史性場景。因此,紅色旅游要可持續發展,還需要從內容和形式上不斷創新,通過科技化手段讓游客更容易進入到特定的歷史情境,更容易隨著講解詞的引領不斷思考和體驗當時沂蒙地區人民群眾的所思所想,進而形成情感上的認同。

紅色旅游資源的商業化開發同樣具有爭議,部分景區內商業化開發了沂蒙紅嫂、“沂蒙六姐妹”、孟良崮等文創旅游產品,讓更多游客從精神體驗到物質體驗全方位地了解沂蒙精神,通過地方特色和特有的文化意義的商業化旅游產品,不斷強化游客的旅游記憶。然而,也有諸如消遣化、娛樂化的所謂紅色旅游活動儀式被應用到部分景區體驗中,沖淡了紅色符號的歷史價值,難以形成具備歷史感、莊重感的情景體驗,導致紅色“失憶”是得不償失的。通過節事活動的符號化表達,讓游客加強紅色記憶的連續性,實現沂蒙精神的傳承。在舉辦紅色旅游體驗的節事活動時,沂蒙精神符號的表達儀式要凸顯莊嚴神圣的氛圍,防止形式化和過度商業化。例如《沂蒙山》歌舞劇融入了當地人民的生活場景,重現了當年沂蒙山革命時期的情景,將沂蒙山居民的生活符號編排進來,體現了沂蒙精神的形式和內容的創新,避免了過度的娛樂化。

6 結論與討論

本文研究臨沂地區精品紅色旅游路線時發現,紅色旅游景點通過不同的旅游文化景觀、紅色展館、圖片文字、視頻影像、實景演出、歌舞話劇等文化符號對沂蒙精神進行展示和傳播,不同角度詮釋沂蒙精神的內涵,可以讓游客身臨其境并產生情感共鳴,激發和喚醒游客的社會集體記憶及歷史認同感,形成地方認同感,進而理解沂蒙精神的內涵價值。借助紅色旅游景觀文化符號化表達的案例分析,結合沂蒙精神的代表人物、代表事件、特色建筑、紀念場館、文本藝術的多個維度細化研究,發現紅色旅游的代表人物和事件比起景觀建筑更容易讓游客接受,通過個體的同理心轉換,準確理解地方精神;通過個體的旅游體驗,實現旅游者對地方的情感累積,不斷通過多渠道構建旅游記憶,由個體的記憶向群體的記憶轉換,促進地方認同的形成,進而形成群體的地方精神。

由于調查方法的多樣性,調查深度和樣本數據會有差異化,對研究的結論會產生較多的影響。地方認同構建過程的多因素分析也因為數據量的收集不足而無法展開深度分析,對文化表達的反思還較為籠統,后期可以通過更多數據樣本詳細展開。雖然紅色旅游資源的商業化開發會對地方紅色文化形成沖擊,但是地方精神仍會以多元化的形式不斷在構建、解構、重構的循環中實現動態發展。

沂蒙精神在新時代需要持續通過紅色旅游的多元化景觀文化符號的表達,構建動態的文化符號系統,使人們傳播符號背后的地方精神并構建社會記憶。實現這一過程需要地方政府、地方社會精英等研究地方精神認同的形成機制,通過建立動態紅色記憶符號化表達系統來抵御集體記憶的衰變,不斷強化社會集體記憶。政府可以引導紅色集體記憶構建的方向,并提供相應的物質資源支持,同時要將記憶重演、重構、強化的具體活動交給民眾,尤其要發揮本地居民和各類沂蒙精神研究機構的作用,從生活實踐的角度、從理論分析的角度全方位地營造互動性的地方精神集體記憶重構過程,最終通過紅色旅游的集體記憶表達,完成沂蒙精神的地方認同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