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旅游愛國主義教育效果對青年出游意愿的影響機制*
——基于中介效應的實證分析

王金偉,張麗艷,李雪松,鹿廣娟,孫東琪

(1.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a.旅游科學學院;b.MTA/MBA教育中心,北京 100024;2.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3.北京旅游發展研究基地,北京 100024;4.北京市順義區牛欄山鎮政府,北京 101301)

0 引言

愛國主義是個體對祖國最深厚、最持久的情感[1],一般表現為對祖國精神上的忠誠與熱愛、行為上的依賴與保護,是影響國家與民族命運的重要因素[2]。愛國主義教育是培育和建構國家認同感的重要途徑。它通過獨特的“國家敘事”來構建國家身份,彰顯國家精神,建構人民對國家的認知和認同[3]。紅色旅游作為一種重要的主題旅游形式,將愛國主義教育與旅游體驗活動有機結合,是培育民眾國家認同感的重要方式[4]。在紅色旅游過程中,游客通過參觀革命遺產、體驗紅色文化,在紀念和尊重的氛圍中傳承民族記憶,培養愛國主義情懷,進而提高國家和民族認同感[5-6]。近年來,紅色旅游在政府和市場力量的雙重推動下迅猛發展。據統計,2019年全國共接待紅色旅游游客14.1億人次,約為2004年(1.4億人次)的10倍[7]?？梢?紅色旅游已成為中國旅游產業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并在弘揚革命傳統、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青年群體是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生力軍。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同時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開啟之年。在這個重要的歷史交匯點,對青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是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必然要求[8]。紅色旅游的獨特之處在于,可以通過革命傳統教育塑造青年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培養其愛國主義情懷。依托紅色旅游(或紅色研學旅行)對青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是落實“立德樹人”教育任務、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舉措[9-10]。近年來,隨著紅色旅游的愛國主義教育效果日益彰顯,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這一領域。梳理現有相關文獻,可以發現學者們主要聚焦于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開發建設管理[11]、紅色旅游中的文化價值挖掘與功能傳播[4,12]、愛國主義教育的途徑和策略[13]等方面。這些研究為深入認識紅色旅游與愛國主義教育融合發展提供了重要參考。但是,它們大多為描述性的經驗總結,對紅色旅游的愛國主義教育效果、游客滿意度等變量間影響關系的探討甚少,尤其缺乏基于青年視角的量化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擬從紅色旅游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以下簡稱: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紅色旅游出游意愿等變量間的關系出發構建研究模型,并通過問卷調查數據展開實證分析。本研究力圖進一步明晰紅色旅游愛國主義教育效果對青年紅色旅游出游意愿的影響機制,并為紅色旅游與愛國主義教育的相關理論研究和實踐發展提供參考。

1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紅色旅游”最初由江西省文化、旅游管理部門于20世紀末提出,旨在將紅色遺產作為重要的教育資源進行戰略性挖掘和開發,通過發展旅游業帶動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并厚植游客的愛國情懷[14]。2004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2004—2010年全國紅色旅游發展規劃綱要》,明確界定了紅色旅游的概念,指出紅色旅游主要是指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歷史、革命事跡和戰爭時期建樹豐功偉績所形成的紀念地、標志物為載體,以其所承載的革命歷史、革命事跡和革命精神為內涵,組織接待旅游者開展緬懷學習、參觀游覽的主題性旅游活動?！凹t色旅游”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并上升為國家戰略,成為推動革命老區振興發展,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載體。為了進一步推進紅色旅游持續健康發展,2011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2011—2015年全國紅色旅游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以我黨領導下的革命戰爭時期內容為重點,將1840年以來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以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精神為主題、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歷史文化遺存納入紅色旅游發展范圍。紅色旅游的內涵和外延得到進一步擴充和完善:時間上,從“1921年以來”上溯到“1840年以來”;內涵上,也有了進一步的延展,將能夠反映中國人民面對西方列強入侵和封建王朝壓迫而不屈不撓、艱難求索的奮斗精神,也納入紅色旅游的范疇。此外,需要強調的是,改革開放后(含今天)所形成的新時代北斗精神、脫貧攻堅精神、抗疫精神等也屬于紅色旅游的核心范疇。毫無疑問,紅色旅游是以愛國主義和革命精神為核心主題的情感性、精神化的主題旅游活動。

近年來,紅色旅游的經濟社會文化功能備受學者們關注,并日益成為一個研究焦點。學者們研究發現,紅色旅游是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重要載體,在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厚植家國情懷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15-17]。劉潤佳等提出,紅色旅游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載體,同時紅色旅游情感對游客國家認同有正向促進作用[18]。Zuo等提出紅色旅游可以有效保留革命歷史和傳承紅色精神,培育人民對國家的認同感[19]。同時,也有學者進一步提出,紅色旅游相較于傳統的愛國主義教育方式更具互動性、體驗性和娛樂性,對游客更具吸引力,因此教育效果也更加突出[20]。此外,馬勝清提出紅色旅游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具有很強的“包容性”,能夠帶動革命老區經濟社會發展,提高居民可持續生計能力,對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發揮了重要作用[21]?？梢钥闯?紅色旅游是一項兼具政治功能、社會功能、文化功能和經濟功能的國家戰略工程,對于增強國民特別是青年的愛國情感,助推革命老區全面振興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愛國主義教育是紅色旅游(或紅色研學旅行)的重要價值所在。盡管目前關于紅色旅游的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及其影響機制的研究較少,但是已有的“旅游體驗價值”“旅游滿意度”等相關研究能夠為本文提供一定的理論基礎。一般來說,旅游體驗價值是一個包含多種情感和認知要素的綜合體[22],旅游目的地因其類型不同,擁有的旅游價值也各有差異。學者們研究發現,價值感知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大眾對旅游的滿意度和出游意愿。Williams等通過分析冒險旅游中價值、滿意度和出游意向之間的關系,發現情感價值和新奇價值顯著影響滿意度[23]。Miguel等以文化遺產旅游為例,發現旅游者對目的地的文化認同感和身份認同感影響其旅游滿意度[24]。同樣地,Caber等將旅游的價值感知分為功能、社會和認知三個維度,研究發現價值感知對旅游滿意度、口碑和重訪意向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25]。雷銘基于計劃行為理論研究發現,個體對醫療旅游的態度越積極、感知到的外部環境越支持,對完成醫療旅游行為的控制感越強,則個體參加醫療旅游的行為意向就越高[26]。在紅色旅游價值感知方面,范玉強等發現紅色旅游感知價值的不同維度對其滿意度的影響程度也不盡相同,其中紅色人物感知、紅色事跡感知和敬畏情緒對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紅色精神感知、紅色遺跡感知對滿意度的正向影響較弱[27]。那么,作為一種重要的旅游體驗價值感知,愛國主義教育效果是否也具有類似的影響關系?它與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和出游意愿之間會產生何種鏈式影響?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文章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對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

H2: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對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

H3: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對紅色旅游出游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

出游意愿是旅游者(尤其是潛在旅游者)對前往特定目的地進行旅游活動的傾向性看法,通常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明晰出游意愿的前因及其相互關系已經成為旅游者行為研究的重要議題。Zhang等提出,目的地感知形象對旅游意向具有重要影響作用[28]。而邱贏琦發現旅游地服務質量感知可通過旅游獲得感影響重游意愿,具體而言,旅游地服務質量感知中的可靠性、移情性均顯著正向影響重游意愿[29]。陳鋼華等發現,旅游滿意度會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影響游客游后行為意向(重游意愿、推薦意愿)[30]。那么在紅色旅游情境中,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紅色旅游出游意愿三者之間存在何種影響關系?是否也存在著上述文獻研究發現的“滿意度”影響“旅游意愿”的關系鏈?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文章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4: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對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

H5: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對紅色旅游出游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

H6: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對紅色旅游出游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

旅游體驗價值(效果)、滿意度與出游意愿三者之間具有復雜的影響關系。除了上述提到的兩兩(變量)之間的直接影響關系,學者們還發現了其中的某些中介效應。Meng等以工作假日旅游為例,發現滿意度在旅游屬性認知和旅游行為意向中起到中介作用[31]。而陳鋼華等提出,游客環境恢復性感知直接正向影響滿意度和游后行為意向,并且滿意度在游客環境恢復性感知和游后行為意向的影響中具有中介效應[30]。Pestana等以老年人旅游為例,發現滿意度在動機、情緒和行為意向的影響關系中起到中介作用[32]。同樣地,Bayih等發現,滿意度在拉動式旅游動機對旅游意向的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33]。而Altunel等發現,在文化旅游情境下,體驗質量對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作用,并且滿意度在體驗質量對參與意向的影響關系中起到中介作用[34]。針對紅色旅游,劉宇飛提出游客滿意度在紅色旅游地品牌個性對游客忠誠度的影響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5]?；诖?文章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7: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在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對紅色旅游出游意愿的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

H8: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在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對紅色旅游出游意愿的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

根據上述研究假設,構建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和紅色旅游出游意愿之間影響關系的概念模型。該模型由4個結構變量和8個研究假設構成(圖1)。

圖1 概念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問卷設計

本文在參考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專家意見設計調查問卷。(1)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參考Uzakbayeva等、徐國亮等、管健等的相關研究[36-38],按照“認知—情感—行為”的結構,設計出包含15個題項的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量表。題目選項采用5點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進行賦值設計。(2)滿意度與出游意愿。結合前述研究假設,并在征求相關專家意見的基礎上,設置“我對紅色旅游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效感到滿意”“我對紅色旅游發展現狀感到滿意”“我將會經常參加紅色旅游活動”等3個題項,分別用以測量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和紅色旅游出游意愿。此部分同樣采用5點李克特量表進行測量。(3)樣本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包括性別、政治面貌、教育階段、所在大學類型、大學所在地以及家庭所在地等題項,均為單項選擇題。

2.2 數據收集

本研究以全國大學生群體作為研究樣本。為了保證調查樣本的廣泛性和代表性,同時結合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非接觸式”調查的需要,研究選取網絡調查的方式收集數據。首先,課題組于2021年3月31日開展問卷預調查。而后,根據預調查結果和調查對象的反饋意見,對量表的語句和版式等方面做了修正,同時記錄下問卷作答的最短用時(46秒)。在此基礎上,于2021年4月1—6日展開正式問卷調查。為了確保調查數據的真實性和有效性,課題組隨時關注問卷回收和調查對象的反饋情況,并適時調整問卷發布的方式。全程共收集到調查問卷3 239份,剔除無效問卷(問卷填寫時間低于46秒)后,最終得到有效問卷2 751份,有效率為84.9%。

調查樣本中,男性占比37.5%,女性占比62.5%。在政治面貌方面,團員占72.6%,黨員(含預備黨員)占11.5%,群眾占15.7%,民主黨派人士占0.2%。在教育階段方面,本科生占調查總人數的54.7%,大專生和碩士生分別占35.6%和7.3%,其他為2.4%。所在大學類型方面,省屬重點高校占28.7%,非985的211高校占17.3%,985高校占2.6%,其他類型學校占比51.4%。大學所在地方面,以東部和中部地區高校為主,分別占54.8%和30.8%,西部高校僅占14.4%。家庭所在地方面,東部地區生源占比46.5%,中部和西部地區生源占比分別為33.1%和20.4%。

2.3 數據分析

本研究運用SPSS 25.0和Amos 24.0軟件統計分析數據。為了確保研究的科學性和可信度,本研究將2 751份有效問卷隨機分成兩個子樣本:子樣本D1(n=1 368)和子樣本D2(n=1 384)。首先,對D1子樣本的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題項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而后,對D2子樣本的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題項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CFA),以確定其潛在的構成維度。在此基礎上,采用最大似然估計法和Bootstrap檢驗方法分析研究模型中各變量之間的影響關系,以驗證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紅色旅游出游意愿等變量間的作用機理。

3 結果分析

3.1 探索性因子分析(EFA)

為確定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量表的內部結構維度,利用SPSS 25.0對樣本數據D1(n=1 368)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檢驗結果顯示,KMO值為0.967(大于0.8),Bartlett球形度檢驗值為27 331.593(df=105,P＜0.05),表明量表適宜進行因子分析。同時,以因子載荷和共同度(公因子方差)均大于0.5為標準,進行多輪萃取和篩選。最終保留11個題項,共析出3個公因子,累積方差貢獻率為87.829%,結構信度良好。根據各公因子所包含題項的內容,將公因子分別命名為“愛國主義認知”(F1)、“愛國主義情感”(F2)和“愛國主義行動”(F3)(表1)。

3.2 驗證性因子分析(CFA)

依據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結果,對子樣本D2(n=1 384)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CFA)。結果顯示,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量表(χ2/df=6.955,GFI=0.969,AGFI=0.943,NFI=0.988,CFI=0.989,RMSEA=0.066,SRMR=0.016)的擬合指數未達到理想的擬合優度。通過檢查修正系數發現,“愛國主義情感”(F2)的測量項(“X8:樹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MI指標較高。因此,刪除上述題項,并調整MI的指標輸出,以提高模型的擬合優度。修正后的測量模型擬合指數為:χ2/df=2.395,GFI=0.994,AGFI=0.981,NFI=0.997,CFI=0.999,RMSEA=0.032,SRMR=0.008,表明觀測變量對潛變量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同時,平均方差萃取值(AVE)均大于閾值0.5,組合信度(CR)均大于閾值0.7,說明測量模型有較好的聚合效度(表2)。

表2 測量模型的AVE和CR

3.3 主效應分析

采用最大似然估計法對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假設檢驗。研究發現,各擬合指標分別為:χ2/df=4.134,GFI=0.992,AGFI=0.979,NFI=0.997,CFI=0.997,RMSEA=0.034,SRMR=0.011,均在理想范圍之內,說明結構方程模型可靠有效。同時,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與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及紅色旅游出游意愿之間的影響關系。將假設H1通過H1a、H1b、H1c分別檢驗愛國主義認知、愛國主義情感和愛國主義行為對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的影響關系;H2通過H2a、H2b、H2c分別檢驗愛國主義認知、愛國主義情感和愛國主義行為對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的影響關系;H3通過 H3a、H3b、H3c分別檢驗愛國主義認知、愛國主義情感和愛國主義行為對紅色旅游出行意愿的影響關系,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模型的假設檢驗結果

(1)愛國主義認知對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β=0.155,P=0.005)和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β=0.091,P=0.008)均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對紅色旅游出游意愿無顯著影響作用(β=0.051,P=0.252)。假設 H1a、H2a獲得支持,H3a未獲得支持。

(2)愛國主義情感對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β=-0.158,P=0.033)、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β=-0.144,P=0.001)、紅色旅游出游意愿(β=-0.254,P=0.000)均產生顯著負向影響。假設 H1b、H2b、H3b未獲得支持。

(3)愛國主義行為對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β=0.610,P=0.000)、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β=0.134,P=0.000)、紅色旅游出游意愿(β=0.311,P=0.000)均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假設H1c、H2c、H3c獲得支持。

(4)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對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β=0.804,P=0.000)、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對紅色旅游出游意愿(β=0.334,P=0.000)、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對紅色旅游出游意愿(β=0.360,P=0.000)均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假設H4、H5、H6獲得支持。

3.4 中介效應分析

為了進一步檢驗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的中介作用,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檢驗方法,重復抽樣次數設置為5 000次。一般來說,中介效應95%置信區間內不包括0,說明中介效應存在,反之說明中介效應不存在[39]。在中介效應存在的情況下,若直接效應95%置信區間內包括0,則為完全中介,反之則為部分中介[40]。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紅色旅游出游意愿路徑中包括三個(維度)方面的作用關系。具體如下:(1)在愛國主義認知—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紅色旅游出游意愿路徑中,間接效應點估計值為0.045,其Bias-corrected 95%置信區間和Percentile 95%置信區間內均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應存在。同時,直接效應的Bias-corrected 95%置信區間和Percentile 95%置信區間內均包含0?？梢?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在愛國主義認知對紅色旅游出游意愿的影響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2)在愛國主義情感—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紅色旅游出游意愿路徑中,間接效應和直接效應的點估計值分別為-0.091、-0.523,且其Bias-corrected 95%置信區間和Percentile 95%置信區間內均不包含0,這表明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在該路徑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在愛國主義行為—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紅色旅游出游意愿路徑中,間接效應和直接效應的點估計值分別為0.077和0.532,且其Biascorrected 95%置信區間和Percentile 95%置信區間內均不包含0?？梢钥闯?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在愛國主義行為對紅色旅游出游意愿的影響關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因此,研究假設H7成立。

同時,在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紅色旅游出游意愿路徑中,間接效應和直接效應點估計值分別為0.315、0.428,且其Bias-corrected 95%置信區間和Percentile 95%置信區間內均不包含0。這表明,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在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對紅色旅游出游意愿的影響關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因此,研究假設H8成立。

4 結論與討論

4.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青年為研究對象,從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及出游意愿等變量間的關系出發構建研究模型,并通過問卷調查數據對其展開了實證分析。主要結論如下:

(1)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對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和出游意愿產生一定影響。研究發現,愛國主義效果評價可以分為愛國主義認知、愛國主義情感和愛國主義行為三個維度。其中,愛國主義認知是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和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的前因變量,但不是紅色旅游出游意愿的前因變量;即愛國主義認知對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和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存在直接影響,但對紅色旅游出游意愿不存在直接影響。同時,研究發現愛國主義情感對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和出游意愿均產生顯著負向影響。此外,研究還證實了愛國主義行為對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和出游意愿均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毫無疑問,愛國主義效果評價對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產生重要影響,對出游意愿產生一定影響。

(2)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顯著正向影響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和出游意愿。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對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和出游意愿均存在顯著正向影響。也就是說,紅色旅游地作為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游客對其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越高,則對其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越高,出游意愿也越高。在紅色旅游過程中,游客通過參觀革命文物、參加紀念儀式、體驗紅色文化、了解歷史故事等形式,在紀念和尊重的氛圍中接受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同時,紅色旅游地作為重要的文化遺產(地),為游客提供了培養愛國主義精神、增強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感的場所,能極大地提高旅游者的出游意愿。

(3)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顯著正向影響出游意愿。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對出游意愿具有顯著正向的預測效應,即游客對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越高,其參與旅游的意愿(出游意愿)也越高。游客對紅色旅游發展的滿意度取決于諸多方面,但毫無疑問,若游客對某地的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越高時,參與紅色旅游的意愿(出游意愿)則越強烈。這一點與邱贏琦的看法相似,他認為旅游地服務質量感知可以通過旅游獲得感影響重游意愿,也就是說游客通過旅游獲得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或降低其重游意愿[29]。同時,本研究結論也驗證了陳鋼華等的相關研究結論,即旅游滿意度會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影響游客行為意向[32]?？偟膩砜?青年的紅色旅游參與意愿受到他們對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的深度影響。未來有必要進一步提升我國紅色旅游發展質量,以提高青年的旅游獲得感和價值感,并產生持續參與紅色旅游教育活動的意愿。

(4)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及其滿意度通過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影響出游意愿。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在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和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對紅色旅游出游意愿的影響關系中均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其中,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在愛國主義認知對紅色旅游出游意愿的影響關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而在愛國主義情感和愛國主義行為對紅色旅游出游意愿的影響關系中均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同時,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在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對紅色旅游出游意愿的影響關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梢?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和愛國主義教育滿意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影響青年的紅色旅游出游意愿。

4.2 理論貢獻

本研究可能的理論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將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分為認知、情感和行為三個維度,構建了紅色旅游情境中愛國主義教育效果、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及其出游意愿之間影響關系的分析框架,彌補了以往研究中缺少針對“青年”這一獨特紅色旅游群體應有關照的局限,為潛在紅色旅游者出游意愿的相關影響機制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另一方面,通過探討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在愛國主義教育效果評價對紅色旅游出游意愿影響中的中介作用,對已有紅色旅游相關研究是一個有益補充,也為未來研究提供了進一步探討的方向。

4.3 實踐啟示

本研究對于通過紅色旅游加強青年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具有以下啟示:(1)深挖紅色文化時代內涵,將紅色文化植入青年思政教育過程,構建高效能的愛國主義教育引導機制,以達到鑄魂育人效果;(2)在紅色旅游開發過程中,應根據青年群體特點設計融體驗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體的研學旅行和愛國主義教育項目,寓教于游,使其通過參觀、體驗、參與等不同方式,接受紅色文化熏陶,提高紅色旅游發展滿意度;(3)加強紅色景區的配套設施與軟環境建設,確保愛國主義教育服務質量與水平,使其成為真正意義上愛國主義教育的“行走課堂”,進而提高青年紅色旅游出游意愿。

4.4 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處,有待進一步研究和完善:一是研究樣本來源于時間較為集中的截面數據。青年的情感和認知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有所變化,因此,未來有必要采取歷時性的調查方法,以獲取動態而全面的研究數據。二是紅色旅游愛國主義教育對象來源較廣,研究僅選取大學生作為青年群體的代表,缺少與其他群體間的橫向比較。為提高研究的精細化和科學性,未來有必要從橫向上拓寬研究對象范圍和創新研究視角,并開展更為綜合化的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