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社區研究
——從生計到福祉的理論拓展

蘇明明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 北京 100872）

引言

作為旅游發展的核心利益主體之一（Aas，Ladkin & Fletcher，2005），社區居民熟悉旅游地的自然、社會和文化特征，通常在旅游發展中扮演多種角色（Scheyvens，2003），也承受著旅游發展帶來的多方面的影響（Wall & Mathieson，2006）。因此，社區一直是旅游研究的熱點和重點（Rongna & Sun，2020；Su，Sun & Wall，2020）。近年來國內外旅游地社區研究的重點從旅游影響分析和社區參與評價的角度，逐步拓展到旅游發展過程中的社區生計系統演化及對生計可持續性的綜合評價，進一步解析了旅游和社區發展的多元互動關系及演化過程（李伯華等，2016；Su，Wall & Jin，2016；Su，Wall & Xu，2016a/2016b；張愛平、侯兵、馬楠，2017；張燦強、吳良，2017；Su，Wall & Wang，2019；Rongna & Sun，2020；Su，Sun & Wall，2020；Su，Wall & Ma，2020），細化了旅游地社區研究的理論框架，拓展了其實踐應用價值。

2020年我國脫貧攻堅任務的順利完成，我國已經踏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人民美好生活成為新時代國家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社區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成為新時代的關鍵詞。旅游地社區研究也應隨著新時代、新需求不斷拓展，更綜合全面地探討旅游發展過程中的社區可持續發展和美好生活建構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本文系統回顧和總結了基于可持續生計框架的旅游地社區研究的發展脈絡，探討了在時間和空間尺度上的社區生計的演化特征，并基于生計多樣性和生計自由度的二維生計可持續性評估框架，在多時空尺度進行生計可持續性評價，發現其適用性和有效性?；谇捌谘芯?，本文識別出可持續生計框架在研究維度上的局限性，即不能夠全面體現社區美好生活的綜合需求。本文提出的社區福祉框架能夠從多維視角解析社區與旅游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體現社區的可持續發展需求，在新時代旅游地社區研究中具有理論和實踐層面的重要性和研究潛力。

一、旅游發展與目的地社區

社區作為一個重要又難以理解的概念，對它的探討和界定既需要考慮地理學背景下人與地方的緊密關聯，也需要考慮社區作為相似價值觀集合體的社會人類學視角（Singh，Timothy & Dowling，2003）。在旅游語境中，當地社區通常被界定為受到旅游發展積極或消極影響的所有人或團體（Singh，Timothy & Dowling，2003；Wall & Mathieson，2006）。旅游和當地社區之間的關系是多維度的，包括社會、經濟、文化、生態和政治等（Singh，Timothy & Dowling，2003）。社區居民熟悉旅游地的自然、社會和文化等特征，通常在旅游發展中扮演服務提供者、銷售商、手工藝者等多種角色（Scheyvens，2003），他們充分地了解當地的環境、文化和傳統，也具備處理當地問題的經驗和能力（Lane & Bramwell，1999；Yuksel，Bramwell & Yuksel，1999），發揮社區居民的優勢可以確保旅游業發展是充分和適當的（Lane & Bramwell，1999；Yuksel，Bramwell & Yuksel，1999；Wall & Mathieson，2006）。

旅游發展給旅游地的資源與環境、生產生活方式及文化傳統均帶來長期且集中的影響（Wall & Mathieson，2006）。Wall（1996）認為當地社區之所以支持旅游發展是因為社區居民期望旅游發展帶來積極的改變，比如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工作機會。然而，旅游發展帶來其他的不可避免的改變，如對環境的影響、對社會結構和權力分配的影響等，可能會被忽視（Wall，1996）。Nuryanti（1999）提出在考慮旅游與社區之間的關系時，除了就業和收入問題，還應綜合考慮土地所有權、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之間的競爭、生活方式變遷等問題。

盡管旅游發展通常被視為能夠協調資源環境保護與社區生計之間關系的 潛在方法（Strickland-Munro，Allison & Moore，2010；Stone & Nyaupane，2015），社區居民也常將旅游發展視為改善生計的機會（Wall & Mathieson，2006），然而，相對于各級政府及其相關部門、旅游業相關機構、景區企業等利益主體（Su & Wall，2011；蘇明明、Wall，2012），社區居民通常處于弱勢地位（保繼剛、孫久霞，2006），在旅游規劃和管理的過程中很少享有真正的決策權（Scheyvens，2003），社區利益也常常被置于游客需求之后（Stone & Nyaupane，2015）。因此，旅游發展為社區帶來的積極影響常常局限于小部分社區居民（Stone & Nyaupane，2015），很多時候未能實現對社區生計的改善（Stone & Nyaupane，2015），有時甚至加重了周邊貧困社區的邊緣化和生計困難（Nepal and Weber，1993；Ghimire，1994），引發社區發展與旅游發展之間的矛盾（Nepal and Weber，1993）。

因此，要實現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應當特別關注當地社區的利益和訴求，因地制宜尋求適合的社區參與途徑和方式，從而減弱旅游發展對當地社區的潛在負面影響和環境與社會文化沖突，提升社區獲益（Lane & Bramwell，1999；Swarbrooke，1999；Timothy & Boyd，2003；Timothy & Tosun，2003；Aas，Ladkin & Fletcher，2005）。另一方面，當地社區需要更有效地參與旅游的規劃管理，通過旅游發展實現社區發展的綜合訴求（Wall & Mathieson，2006；Hughes，2013）?？梢?，旅游地社區研究對于促進旅游地和社區的協同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由于旅游地社區的重要性及旅游與社區關系的復雜性，旅游地社區研究一直是國內外旅游研究的熱點和重點（Rongna & Sun，2020；Su，Sun & Wall，2020），其研究也經歷了從社區獲益分析、社區參與模式和有效性評價，到生計視角下的旅游地社區可持續發展的不同階段（Su，Wall & Jin，2016；Su，Wall & Xu，2016a/2016b；Su，Sun & Wall，2020），在理論和實踐層面不斷拓展和深化。

二、旅游地社區的可持續生計研究

可持續生計理論起源于貧困問題和農村發展研究，近年來相關研究涵蓋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案例，并拓展到包括旅游在內的多個研究領域（Scoones，1998；Ellis，2000；Tao & Wall，2009a；Mbaiwa & Stronza，2010；Wu & Pearce，2013）。Chambers 和Conway（1992）認為生計是謀生的方式，由個人、家庭或社區的能力、資本和生計策略構成。生計可持續性的評價基于生計能否在壓力與沖擊下得到恢復、維持或提升并增加資產，在不損害資源的基礎上為下一代提供可持續的謀生機會，且能促進其他生計的收益的水平?？梢?，生計可持續性既強調其對全球資源的外在影響，也兼顧了其內在能力的延續（Roberts、楊國安，2003）；此外，提升生計可持續性需要同時建立短期的應對機制和長期的適應戰略（Chambers & Conway，1992；Helmore & Singh，2001；Tao & Wall，2009a）。

在可持續生計定義的基礎上，眾多學者和機構進行了大量研究并開發了相應的研究框架，其中英國國際發展署（British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提出的可持續生計框架最具代表性并受到廣泛認可（Roberts、楊國安，2003；靳小怡等，2011；何仁偉，2013；王瑾、張玉鈞、石玲，2014）?？沙掷m生計框架由五個要素組成（見圖1）：脆弱性背景，生計資本，政策、過程和結構，生計策略，可持續生計結果。在一定的宏觀背景和相關機構與政策的影響下（Ellis，2000），生計資本通過不同的生計策略轉化為生計結果；生計結果反過來也對脆弱性背景以及政策、結構和過程進行反饋，從而對生計資本的配置利用再次產生影響?？沙掷m生計框架反映了人們如何利用資本、權力和潛在策略去實現某種生計目標的動態過程（Roberts、楊國安，2003；Tao & Wall，2009；蘇芳、徐中民、尚海洋等，2009）。

圖1 旅游發展背景下的可持續生計框架（基于：Scoones，1998；Tao & Wall，2009a）Fig.1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in a tourism context （based on: Scoones，1998；Tao & Wall，2009a）

通過融合生計安全、能力、脆弱性、適應性、自然資源可持續性等多個概念，可持續生計研究框架被認為能夠較全面地反映人們（尤其是農村居民）通過多種生計策略實現其生計目標的現實生活，體現了生計在多種因素促動下的演進過程（Chambers & Conway，1992；Scoones，1998；Bhandari & Grant，2007；Tao & Wall，2009a）。同時，作為一個以人為本的概念，該研究框架強調居民在發展過程中的有效參與（Tao & Wall，2009a）以及居民對生計策略的選擇權（Wu & Pearce，2013）。

前期研究表明可持續生計框架能有效地分析生計的復雜性和影響貧困的主要因素（Roberts、楊國安，2003；Tao & Wall，2009a/2009b），理解土地產權和管理機制等因素對農業社區生計發展的影響（Tao & Wall，2009b；Su，Sun & Min，et al.，2018），分析包括旅游在內的新型發展模式影響下傳統生計的演化與重構過程，評價生計可持續性并分析多種宏觀和微觀因素對生計可持續性的影響，從而提出具有全局性和多尺度的生計可持續發展手段和戰略（李飛、楊棟、王厚全等，2012；張海盈、姚娟，2013；王瑾、張玉鈞、石玲，2014；Su，Wall & Jin，2016；Su，Wall & Xu，2016a/2016b；Su，Sun & Min，et al.，2018；Stone & Nyaupane，2018；Su，Wall & Wang，et al.，2019a/2019b；）。

三、多時空尺度下旅游地社區生計演化和可持續性評價

許多學者進行的大量不同類型旅游地的案例研究顯示出旅游發展通過社區生計資本的構成、利用和配置方式的改變，推動政策、組織機構及發展過程的改變，進而促進居民生計策略的拓展或遷移，帶來新的生計結果。而新的生計結果對生計發展的脆弱性背景、生計資本水平和配置、旅游及相關產業發展都會進行反饋，推動生計系統的持續演化與重構（張海盈、姚娟，2013；王瑾、張玉鈞、石玲，2014；賀愛琳、楊新軍、陳佳，2014；Su，Wall & Xu，2016a/2016b；Mbaiwa，2018；Stone & Nyaupane，2018；Su，Sun & Min，et al.，2018；Su，Wall & Wang，et al.，2019a/2019b）。

相較于農、林、牧、漁等傳統生計，旅游相關生計策略在生計資本類別和配置要求、組織管理模式、政策引導等方面與傳統生計存在較大差異，對教育水平、社會網絡、地方文化等生計資本要素的重視，帶來傳統社區內部的重新分層和分化（Su，Wall & Xu，2016a/2016b；Su，Sun & Min，et al.，2018；Su，Wall & Wang，et al.，2019a/2019b）。而旅游發展打破了原有資源利用和社會治理模式，推動土地利用模式的轉變和組織管理模式的創新（Tao & Wall，2009b；Su，Sun & Min，et al.，2018），推動旅游地社區治理制度建設和治理水平提升。旅游業的發展使得不同類型的生計資本可以在傳統生計基礎上被多層次地再利用，提升了自然資源的利用率和傳統產業的經濟價值，促進了旅游業與農、林、牧、漁等傳統產業的生計互補和產業融合（Su，Wall & Xu，2016a/2016b；Su，Sun & Min，et al.，2018；Su，Wall & Wang，et al.，2019b；Su，Sun & Wall，et al.，2020）。

山東長島漁家樂旅游的社區研究顯示出海島旅游和漁家樂發展促使島民在傳統生計之外進行生計策略拓展，增加了社區生計多樣性。漁家樂旅游注重漁業文化和海島生活方式的體驗，將原有的傳統漁業和海洋文化資源重新評估整合并加以利用，為漁業和海水養殖業提供更為廣闊的市場并增加產品附加值，建立起漁業、海水養殖業和旅游業之間互惠互利的多元關系網絡。特別是由于長島旅游業的淡旺季與海洋捕撈和養殖業的淡旺季重疊較少，可以形成生計互補。盡管旅游業、漁業和海水養殖業會受到社會經濟、政治和氣候環境變化的影響，具有高度的季節性和脆弱性，但兩種生計策略面對的風險來源不同，生計互補的策略增強了漁民抵擋意外風險的能力，降低了風險和脆弱性（Su，Wall & Wang，2017）。由此可見，旅游與島嶼社區傳統生計策略的融合發展，提升了海島資源利用率，降低了生計脆弱性，整體提升了海島經濟和島民生計可持續性（見圖2）。

圖2 基于可持續生計框架的長島漁家樂旅游和海島生計分析（蘇明明，2019）Fig.2 Yujiale tourism and community livelihoods at Long Islands based o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Su，2019）

伴隨著社區生計系統的不斷演化，社區生計可持續性評價在時間尺度上也存在異質性。筆者基于江西省三清山世界遺產地3 個典型自然村的對比分析，發現銀湖灣移民安置和旅游發展，使得失地農戶通過參與旅游實現了短期收入水平提高和個人技能多樣化，有助于提升生計可持續性水平。然而，由于土地流失和林業資源利用的限制，居民傳統生計策略逐步喪失。對旅游業高度依賴，使得農戶生計多樣化的潛力受到限制，生計風險增加，生計可持續性降低（Su，Wall & Wu 2016a/2016b）。因此，從理論角度來看，在進行旅游地生計可持續性評價時，應動態分析生計風險與生計潛力的持續協商過程，關注生計可持續性評價在中短期和長期不同時間尺度的差異。從實踐角度，也有必要探索旅游和其他經濟部門之間的聯系，促進多產業融合發展，實現社區生計多樣化。

除了時間異質性，生計可持續性評價研究在空間尺度上也存在顯著的異質性。安徽岳西農家樂和山東長島漁家樂的系列研究均發現旅游發展為社區居民帶來額外的生計機會，促進了村落或區域中觀尺度的生計多樣化發展。案例地大部分農戶在農、旅或漁、旅兼業存在沖突時，主動依托自身生計資本特征，選擇優勢生計策略，進而促進了社區生計資源整合和規?；l展。比如，安徽岳西部分農家樂經營大戶主動選擇將自家茶園租給茶業專營戶，長島漁家樂部分經營大戶也將漁業水面租給漁業專營戶，進而專注于旅游經營（Su，Wall & Jin，2016；Su，Wall & Xu，2016a/2016b；Su，Wall & Wang，2017b）?？梢?，在村落尺度和區域尺度中，生計多樣化的方式和意義不盡相同。在農戶個體微觀尺度，旅游發展帶來的生計多樣性選擇，拓展了農戶生計發展機會，促進了旅游地生計資源整合和規?；l展，進而促進農村生計向專業化發展（Su，Wall & Jin，2016；Su，Wall & Xu，2016a/2016b；Su，Wall & Wang，2017）。

生計可持續性的時間和空間異質性，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出生計多樣性指標的局限性。個體層面生計專業化帶來的生計多樣性降低不一定表明生計可持續性降低。伴隨社區層面生計策略可選擇性增加和個體生計資本水平提升，居民對自身生計策略有更大的選擇空間，有利于居民主動選擇優勢生計策略，優化生計資本配置，從而提升自身生計可持續性。因此，生計自由度增加成為生計可持續性提升的重要指標（Su，Wall & Wang，et al.，2019）。如圖3 所示，綜合社區或區域尺度生計多樣性和居民或家庭尺度的生計自由度兩個中觀和微觀尺度的二維框架，將有助于準確評價社區生計可持續性。

圖3 融合生計多樣性和生計自由度的二維生計可持續性評價框架Fig.3 Bi-dimension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integrating livelihood diversity and livelihood freedom

四、從社區生計到社區福祉：面向美好生活構建的旅游地社區研究

旅游發展情景下的社區演化是系統性的（Wall & Mathieson，2006；Uysal，Perdue & Sirgy，2012；Uysal，Sirgy & Woo，et al.，2016），前期有關社區生計視角的多個案例研究顯示出一些共性的問題。

第一，旅游發展使得原有的社區內向型空間外向化，社區進入多主體共創階段，社區空間、功能、含義、價值、文化持續演化，推動了社區發展意愿和需求的快速演化。旅游發展將社區生產生活空間轉變為社區生產生活和游客休閑游憩的復合空間（Su et al.，2016；Su，Sun & Wall，2020）。社區空間功能的改變、資源和基礎設施的共享，使得遺產地的地方性進入了一個多主體共創的過程，社區居民的地方認同和情感依戀也隨之進行再創造（孫九霞、周一，2015；張朝枝，2017）。

第二，旅游發展帶來的經濟改善和生計水平提升不足以支撐社區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尤其是醫療和教育基礎設施的不足，往往造成遺產地居民生活滿意度下降，將旅游發展帶來的勞動力回流再次推出，引發社區二次空心化（Su，Wall & Xu，2016a/2016b；Su，Wall & Wang，et al.，2019）。江西省三清山銀湖灣的旅游社區研究也顯示出，社區傳統生活方式和社會關系的維系及住房、教育、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的保障是影響社區居民滿意度和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營造對年輕人具有吸引力的發展機會和生活環境，將有助于提升農業社區的整體生計可持續性，并促進鄉村文化振興和社會穩定（Su，Wall & Jin，2016；Su，Wall & Xu，2016a/2016b；Su，Wall & Wang，2017）。

第三，旅游發展帶來的社區發展機遇和利益分配存在空間和時間上的不均衡性。不同社區、社區內部及代際之間在經濟利益、資源環境、社會發展、文化認同等方面的差異促使社區內外社會關系重構，也會帶來新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影響社區居民的態度和生活滿意度（Su，Wall & Xu，2016a/2016b；陳佳、張麗瓊、楊新軍等，2017；張愛平、侯兵、馬楠，2017；Su，Wall & Wang，et al.，2019；Rongna & Sun，2020；Su， Sun & Wall，2020；Su，Wall & Ma，2020）。由此可見，單一經濟/生計視角的社區發展研究在研究維度方面存在較大的局限性，不能全面識別社區多元發展訴求，不能把握社區發展的動態過程。因此，亟須一個系統性和動態性的社區研究框架來解析旅游發展與社區之間多元互動響應關系，進而推動遺產資源和遺產地社區的共同可持續發展（Uysal，Perdue & Sirgy，2012；Uysal，Sirgy & Woo，et al.，2016；Smale，2019）。

福祉是衡量人們總體良好生活狀態的理論框架（王圣云，2011；Uysal，Sirgy & Woo E，et al.，2016），盡管它內涵豐富、視角多樣、評價和測度體系眾多，國內外學者仍然形成了幾點共識：首先，福祉是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基礎上以人為本的多維度概念（段義夫，2018），不僅包含主觀認知和客觀條件，著眼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心理、健康、教育、安全等“橫向維度”，也關注當前需求與未來發展的“縱向維度”，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王圣云，2011；黃甘霖、姜亞瓊、劉志鋒等，2016；Musikanski，Rakova & Bradbury， et al.，2020）。其次，福祉在特定環境和集體社會的背景下產生，具有地域和文化空間的依賴性，存在高度的空間異質性和尺度差異（Smale，2012/2019；Phillips & Wong，2017；田建國、莊貴陽、朱莊瑞，2019；Musikanski，Rakova & Bradbury，et al.，2020）。再次，福祉是一個過程而非結果，具有時間流動性（Gough & McGregor，2017；McGregor，2007）。福祉的主觀認知和客觀需求是不斷變化的，受到經濟發展、生態環境、社會文化、政策制度、發展策略、福利保障、個人和社區特征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代光爍、娜日蘇、董孝斌等，2014；Smith & Diekmann，2017；徐榮林、吳昱芳、石金蓮，2017；徐建英、王清、魏建瑛，2018；Gillam & Charles，2019；田建國、莊貴陽、朱莊瑞，2019；袁東波、陳美球、廖彩榮等，2019；陳宏勝、王興平、劉曄等，2020；陳明星、周園、湯青等，2020），也存在顯著的代際差異（Smith & Diekmann，2017；Gillam & Charles，2019）。

基于福祉的復合概念建構，國內外學者從多維度視角和不同時空尺度對福祉測度進行了大量理論和實證探索，主要包括：以客觀福祉測度為主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國民幸福指數、生活質量等（Uysal，Sirgy & Woo，et al.，2016；朱杰、盧春天、石金蓮等，2019）；以主觀福祉測度為主的情感平衡量表（Affect Balance Scale，ABS）（Bradburn，1969）、生活滿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Vemuri & Costanza，2006）、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s，SWB）（粟路軍、何學歡、胡東濱，2019）等；基于生態系統服務的人類福祉研究，如聯合國《千年生態系統評估報告》從安全、基本物質需求、健康、社會關系、選擇與行動自由維度構建的人類福祉評估框架（Smith，Case &Smith，et al.，2013；朱杰、盧春天、石金蓮等，2019）；基于區域發展特點，綜合主、客觀維度的福祉指標體系，如加拿大國家、省級、區域尺度的福祉測度指標體系（Smale，2012/2019；University of Waterloo，2016/2018），澳大利亞社區福祉測度體系（王靚，2012）等；某一特定發展情景下的福祉評價，如生態移民背景下的農民福祉（李鑫遠、雷敏、郗家祺等，2018）、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居民福祉（陳明星、周園、湯青等，2020）等。

現階段國內外福祉研究大多聚焦某一時間截面，在國家或省級的大空間尺度進行福祉的定量評價（黃甘霖、姜亞瓊、劉志鋒等，2016；Qiao，Wong & Zheng，2019；Smale，2019；田建國、莊貴陽、朱莊瑞，2019；屠星月、黃甘霖、鄔建國，2019；朱杰、盧春天、石金蓮等，2019；陳宏勝、王興平、劉曄等，2020）。然而，福祉影響要素眾多、演化路徑復雜，大空間尺度、均質化的福祉測度難以體現區域內部的福祉差異。某一時間截面的測度亦不能有效識別福祉在多要素驅動下的演化規律，在指導政策制定和制度創新的過程中顯示出較大的局限性（Smale，2012/2019；Lee & Kim，2016；Phillips & Wong，2017；Qiao，Wong & Zheng，2019）。

針對福祉研究的尺度局限，社區福祉成為近年來福祉理論和實踐的突破口（Milner-Gulland，Mcgregor & Agarwala，et al.，2014；Lee，Kim & Phillips，2015；Lee & Kim，2016；Phillips & Wong，2017；Qiao，Wong & Zheng，2019）。社區是承載個人和家庭的日常生產生活，體現地緣與親緣的微觀社會空間（王靚，2012；Summers，McCullough & Smith，et al.，2014；任克強、胡鵬輝，2020），其結構、功能、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等要素均影響福祉的要素構成及演化。社區福祉體現個體與其生活的微觀環境和空間要素之間的互動關系，強調社區居民在美好生活建構方面的主動性和有效參與。集體性福祉綜合了居民個人特征和社區經濟、環境、社會、文化、制度環境，具有高度包容性和尺度銜接性，在當前全球—地方多尺度嵌套的發展背景下，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和實用性（McGregor，2007；Lee，Kim & Phillips，2015；Lee & Kim，2016；Phillips & Wong，2017；Gillam & Charles，2019；Qiao；Wong & Zheng，2019；屠星月、黃甘霖、鄔建國，2019；Musikanski，Rakova & Bradbury，et al.，2020）。

社區福祉是依托社區這個基本社會治理單元，涵蓋經濟、生態、文化和社區維度的復合要素，結合主客觀視角的綜合概念建構，能夠有效連通個體福祉的微觀尺度視角和區域福祉、國家福祉乃至人類福祉的宏觀尺度視角。如圖4所示，本文提出從生態、經濟、文化和社區維度，在主觀和客觀兩個層面對社區福祉進行綜合理論建構，以期全面綜合地反映社區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狀態，為推進社區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研究框架和政策支持工具。

圖4 社區福祉的多維度概念框架Fig.4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community wellbeing

從現實需求看，社區福祉與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高度一致（黃甘霖、姜亞瓊、劉志鋒等，2016；陳明星、周園、湯青等，2020），是符合國家現階段發展需求的重要理論拓展。從研究尺度看，社區福祉既是個體福祉在社區尺度的綜合（Smale，2012/2019；Summers，McCullough & Smith，et al.，2014；Lee，Kim & Phillips，2015；Phillips & Wong，2017；Gillam & Charles，2019；Qiao，Wong & Zheng，2019），也是中宏觀尺度福祉研究對區域內差異均質化分析的有益補充，有助于進行可持續發展視域下人類福祉多尺度的科學解析。從實踐響應看，社區福祉研究能夠具象化人們美好生活需求在社區尺度的多維度內涵，識別社區福祉的時空演化規律，從而提出有針對性的社區福祉優化措施（王靚，2011；Phillips & Wong，2017；Smale，2019；Qiao，Wong & Zheng，2019）。

旅游發展改變了目的地社區原有的發展路徑，推進其物質空間和社會文化空間的持續演化和重構，是驅動目的地社區福祉不斷演化和發展的重要外在推動力，而同時社區福祉的演化反映了旅游與區域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協同關系。伴隨著旅游發展時空格局和宏觀環境的變遷，我們對社區福祉的主觀認知和其構成要素也在不斷演化，且呈現出高度的時間和空間動態性特征。同時，作為目的地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標，社區福祉演化也對目的地旅游發展進行反饋。因此，依托社區福祉多維度概念框架，能夠較為科學全面地測度和分析旅游與社區的多維度互動，評估社區在旅游驅動下的發展狀態，判斷其發展趨勢，進而推動社區福祉良性演化的政策制度和管理規劃建設，切實保障旅游目的地社區的可持續發展，對于區域乃至全球可持續發展都具有較強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Gillam & Charles，2019；崔峰、尚久楊，2020；賀艷華、鄔建國、周國華等，2020；張燦強、吳良，2021），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旅游地社區研究視角。

五、結論和研究展望

旅游活動的發展依托社區，同時也為社區可持續發展帶來機遇和挑戰。伴隨著旅游在全球的快速發展，國內外旅游地社區研究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都不斷延展，從社區參與、社區感知、社區生計、社區賦權等多維度進行了大量探索，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伴隨著我國踏上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新征程，人民美好生活建構也成為新時代國家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旅游在滿足目的地社區的基本生計需求之外，也需要滿足社區居民不斷提升的綜合發展需求。因此，在新的時代背景之下，旅游地社區研究更需要聚焦旅游發展過程中的社區可持續發展和美好生活建構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本文積極響應人民美好生活建構的時代要求，在系統回顧和總結旅游地社區可持續生計研究脈絡和發展、識別現有研究局限的基礎之上，引入了社區福祉這個綜合體現社區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狀態，具有時空動態性特征的理論框架。旅游發展通過不斷推進目的地物質空間和社會文化空間的持續演化和重構，成為社區福祉演化的重要外部驅動力，也是實現社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路徑之一。依托社區福祉的理論框架，探索旅游發展與社區的互動過程和互饋機制，對識別提升社區福祉的管理策略和制度空間，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研究潛力。

基于社區福祉概念多維度和多層級的特點，未來研究可以深入分析社區福祉概念不同維度的主客觀層級要素構成，構建適合有效的社區福祉測度指標體系和評估方法體系，以增強對社區福祉的科學認知和測量。針對社區福祉的時空動態性特點，后續研究也需要對比分析不同類型旅游地、不同旅游發展模式對社區福祉的影響路徑及帶來的社區福祉演化的時空格局特征，探究不同維度和主客觀層級的社區福祉要素時空演化的主要影響因素及其影響機理，以促進旅游地社區福祉長期良性演化并制定相應的政策制度和管理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