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時代我國科技倫理治理研究

鄭 翼 唐 昆 袁靜靜

（1，3.南京信息工程大學 江蘇省南京市 210044；2.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 江蘇省南京市 210009）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正在深刻改變世界格局和人類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范式。疊加經濟周期和中美貿易摩擦的后疫情時代，面臨著的不確定性、區域化和逆全球化風險在不斷加劇，疫情對人類經濟社會的打擊表現為兩極化發展趨勢，一方面實體經濟和傳統經濟受到了致命重創，另一方面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逆勢上揚。國家間實力差異不斷加劇，國家內貧富差異不斷放大，疫情結束后的世界將轉軌入新發展范式，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加速行進。

以高技術為核心的數字經濟在疫情期間逆勢上揚，支撐了社交隔離需要的社會運轉，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遠程辦公、無接觸物流、線上教育、智慧醫療和智慧政府等新技術和新模式不斷涌現，機器人、無人機、3d打印等人工智能技術正被倒逼加速進場，疫情優質管控源于大數據技術支撐，經濟發展和社會運轉對于技術的需求達到了空前依賴地步。于此同時，人類基因組編譯研究、向外太空探索發現等影響人類文明進展的科技活動也正緊鑼密鼓展開，技術進步若有絲毫方向性偏差，對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將會是不可想象甚至毀滅性的。因此，對于技術的負向影響、科技向善、科技管控等科技倫理成為當前急需前瞻研究的問題?？萍紓惱戆殡S著科技的發展逐漸成為關注的焦點，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科技倫理治理體制”，對于后疫情時代的科技倫理研究已迫在眉睫。

科技倫理內涵及理論淵源

科技倫理內涵。關于科技倫理的內涵，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界定。一種廣義界定，認為科技倫理包含了研發及應用過程，部分學者認為體現了道德因素，部分學者認為與道德概念有區別。韓躍紅（2005）[1]、李楊（2013）[2]認為科技倫理是一個從倡導學術道德為主，到同時倡導學術道德和人本道德、并以人本道德為歸宿的發展過程，呈現了科研主體和行為主體的道德規范向度，科技本身的倫理價值向度和科技負面效應的對策向度等三個向度內涵。彭利林（2001）[3]則認為科技倫理的原理是求真、求善和求美，倫理的產生早于道德，倫理是自在的規律，評價倫理的標準為是與非。道德是人為的規范，評價道德的標準是好與壞或善與惡。兩者存在一定的區別。一種狹義界定，認為科技倫理規范的是科技應用，而非科技本身。金吾倫（2000）[4]認為“負面效應”不是科學造成的，而是科學的應用造成的?？茖W沒有禁區，科學的應用應有禁區。甘紹平（2000）[5]認為科技倫理的核心問題是探尋科學家在其研究的過程中、工程師在其工程營建的過程中是否及在何種程度上涉及到以責任概念為表征的倫理問題。程現昆等（2007）[6]認為科技倫理產生于科學技術實踐活動而非科學技術知識本身；科技倫理是用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以消除或避免科學技術的負效應和障礙性影響。

馬克思科技倫理觀的演進及內容。馬克思大量著作對技術問題進行了哲學思考與經濟分析。其科技倫理觀主要內容：一是科學地論證了科學技術與道德的辯證關系，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科學技術與道德是統一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兩者的對立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科學技術與道德本質上是統一的；二是提出科學技術為人類服務的科技道德根本原則，要堅持科學技術為人類服務的原則，就要放棄個人對名利的追逐，因為個人名利不過是為了“丑惡的物質享受”，只有放棄了對名利的追逐，才能將服務于廣大人民群眾作為自己的工作目標；三是論述了科技道德的主要規范，向科技工作者提出了具體規范性的道德要求：獻身科學、科技創新、實事求是、團結協作、謙遜勤奮。[7]

馬克思科技倫理觀中的科技異化。異化是一個重要的哲學概念，泛指自己的素質或力量轉化為跟自己對立、支配自己的東西。馬克思異化思想是馬克思科技倫理觀直接的理論前提和邏輯起點。

馬克思批判繼承了黑格爾和費爾巴哈關于異化的思想，在其《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用唯物主義重新詮釋了科技異化和人的異化，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是異化的根源。李桂花（2005）將科技異化總結為勞動異化的特殊表現。首先是人的主體地位的喪失。其次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報復。從馬克思科技異化的思想可以看出，對于科技的異化的研究最終落腳點為人的和諧與發展，科技如何更好地服務人類進步與文明。

后疫情時代科技倫理風險

疫情對人類社會的最大影響是阻斷連接，社會運轉物理連接阻斷獲得了因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最新領域科技發展的支撐而得以補救。疫情期間的科技部等科技管理部門陸續出臺引導科技人員集中研究精力，把論文寫在抗擊疫情的第一線，加強實驗數據、臨床病例、流行病學的統計數據、成果的開放共享等規定，共同做好防控新冠疫情的科技應對工作。

后疫情時代，科學技術將主要在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等領域加速發展。一是生物技術。包括生物醫藥、基因分析等旨在提高人類健康和壽命水平的生物技術。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各國從國家層面推進生物醫藥的壓縮周期研發，各國疫苗分別早于傳統研發周期研制成功上市。此外，關于新冠病毒測試技術，根據疫情防控的需要，技術研發超快時間檢測技術；二是信息技術。包括大數據、5G、云計算等旨在提供運行和管理效率的信息技術。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基于大數據的檢測應用，有效的對風險地區人口流動實施了監測和管理，大大提升了管控效率，確保了管控質量。以5G、云計算等為代表的新一代聯通信息技術，將有效供給人工智能底層技術需求，上下游科技產業將得以蓬勃發展；三是人工智能技術。包括機器學習、機器人技術智慧應用等旨在改善社會結構，提升社會效率的智能技術。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多家方艙醫院、隔離場所以及普通百姓家庭受到了機器人和無人機等配送服務，實現了無接觸式投遞，保障醫療機構等社會機構運轉。疫情下的科技研發呈現出更短周期、知識更密集、對經濟社會更大影響特征。疫情倒逼了生物技術、信息和人工智能技術的進場速度，科技服務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加快，效率提高，矛盾的兩面隨時相互轉化，科技作用提升的同時，科技倫理風險也在不斷攀升。

科技倫理的風險來源于開發和應用兩個方面[8]。后疫情時代科技倫理問題將體現為三個維度，一是人與自然矛盾的風險，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產業的發展，以及這些產業賦能新型制造業等將會緩解人與自然矛盾的風險；二是人與自我的矛盾風險，三種技術將會加深人與自我的矛盾。首先看生物技術，基因編譯技術的科技倫理風險進一步提升。其次看信息技術，人對信息技術科技的開發正在異化影響人的生活，比如微信等社交媒體正在使得人更加孤獨而不是更多連接。最后也是最大的科技倫理風險，即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的科技倫理風險。人工智能的實質在于算法，一旦人類控制的算法被打破反過來控制人類，結果將不可想象。以上三個維度后疫情時代科技倫理風險預見和管控不應在科學和技術的研發階段實施，而應該在技術的應用階段實施。

后疫情時代科技倫理治理

199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世界科學大會上通過了《科學與利用科學知識宣言》及《科學議程—行動框架》，指出了科學知識應正確應用的方向及相關原則，并提出了落實科學倫理責任的手段和要求。美英德日等國也根據各國情況出臺了關于科技倫理的法律和規范，逐步建立與完善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并逐漸向全球科技治理體系的構建這一趨勢進[9]。2019年7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組建方案》等文件。標志著科技倫理在國家層面展開。

強化科技倫理治理組織體系建設。建立政府頂層主導，專業機構中層支撐，科技人員全面輻射的后疫情時代科技倫理治理組織框架?？萍紓惱淼慕M織體系建設的前提是弄清楚科技倫理治理主體。根據我國科技發展及科技管理所處階段和特征，我國現階段治理模式仍應為政府主導，企業、科研院所、高校等部門科研人員深度參與的多主體模式[10]。后疫情時代，我國將建立新型科技舉國體制，攻關重點科技項目。因此政府發揮主導作用，組建國家委員會，制定國家標準和規范，主導科技倫理治理。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原始創新的主體，發揮兩主體的中層支撐作用，做到全覆蓋到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同時，建立各領域專業委員會，針對不同技術進行專業指導。

強化科技倫理治理制度體系設計。建立《憲法》根本保障、《刑法》《民法》《知識產權法》等明確規定，各專業委員會專業技術標準規范制定補充的科技倫理制度體系。制度是道德的下限，強化科技倫理治理制度體系設計，為科技人員的道德底線兜底。目前中國關于科技倫理的法制建設中，僅《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是2016年出臺的制度，其他相關文件都是20世紀 90 年代出臺的[11]，科技在近年來的進步速率大幅提升，研發周期大大縮短，疫情的爆發將會使得科技以更快的速度行進，現有的制度體系已經難以適應科技發展的現實需要。亟待從根本法、到專業法以及專門技術規范、標準的一整套完備制度體系。

強化科技倫理治理監管體系構建。建立國家、省市和機構多級聯動科技倫理治理監管體系。第九次深改委會議同時指出，要強化倫理監管，細化相關法律法規和倫理審查規則，規范各類科學研究活動。組織建設和制度建設是前置性管理?？萍紓惱碇卫肀O管體系則應輻射至科技倫理治理全過程?？萍紓惱碇卫淼闹黧w對象除了科技研發人員，還包括且更應該為科技應用人員。某種程度上來說，科技的應用相比較于科技的研發風險更大。因此，必須在源頭強化科研人員的倫理意識，在中端強化科技轉化的風險意識，同時在應用過程中著重強化科技倫理規范和意識，做到特別強調應用監管的全過程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