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與當代勞動新發展
——第六屆全國勞動人權馬克思主義論壇會議綜述(三)①

潘二亮

2021年4月10日，由上海師范大學知識與價值科學研究所發起，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青年學報》編輯部等單位共同承辦的“勞動幸?！っ裆Ｕ稀ど鐣薄诹鶎萌珖鴦趧尤藱囫R克思主義論壇在上海召開。線上線下與會學者緊緊圍繞勞動幸福與勞動人權、勞動精神與勞動教育、人工智能與當代勞動新發展等分主題，進行了跨學科寬度和精專業深度的學術討論，與會學者們從各個專業和不同視角踴躍發言，為我們奉上了一場大型的學術盛宴。此文即是對“人工智能與當代勞動新發展”這一分主題論壇實際會議情況的綜覽概要，以饗學界！

一、智能時代與勞動新境遇

(一)智能勞動：人還是物創造價值？

上海師范大學賈淑品教授認為，人工智能作為滲透性的科學技術因素滲透到勞動資料中，會引起勞動資料的智能化改造和增強，產生愈來愈高級的、影響生產狀況的智能化勞動資料。智能化因素滲透在生產力各要素中并帶來人際關系的變化，使勞動創造價值的過程呈現出新的特點，但是這并沒有改變勞動創造價值，并沒有改變勞動價值論?？萍?、知識、信息等新的生產要素并不能直接創造價值，但是這些要素可以物化到勞動者身上創造價值。人工智能并不能脫離人工勞動而單獨存在，因而，人工智能背景下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仍然沒有改變。她認為，雖然機器、科學技術、知識等將成為主導生產的決定性力量，但是生產工人將變得無足輕重的觀點是錯誤的。(1)賈淑品：《人工智能背景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再審視》，《廣西社會科學》2021年第6期。上海師范大學楊柯柯認為，任何先進的機器和普通的機器都是一樣的，都是不變資本的一種構成部分，智能機器在生產過程中看似占據了主體地位，實際上在生產的過程中還是需要技術人員從旁照看，從表面上看是智能機器在進行生產，但這得以可能的前提卻是：智能機器首先是由人勞動生產出來的，是人勞動創造的產物。勞動價值的生產在人工智能時代下只是變成了一種間接的方式，但它歸根結底仍然是人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的一種結果?？傊?，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在人工智能時代不是被否定了，而是進一步得到了驗證。山東師范大學周楠楠認為，人工智能生產驗證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首先，人工智能下的生產活動是復雜勞動，這極大地提高了整個行業甚至整個社會的生產率。其次，人工智能將研發者們賦予機器中的價值轉移到商品中去，是人的勞動對象化的一種形式。最后，人工智能生產下的勞動造成了大量相對過剩人口的出現。

(二)人工智能對人類勞動就業的影響

上海師范大學蘇令銀認為，人工智能對人類工作的影響只是剛剛開始被理解。要理解人工智能是創造就業還是破壞就業，必須評估它在商品和服務生產中是如何使用的。人工智能技術在工作場所的使用方式可能因行業和企業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既可以用來提高生產率，也可以用來取代勞動力。因此，預測人工智能對經濟的影響是很困難的。人工智能的興起和蔓延，導致人們普遍擔心其對就業的影響，極端情況下，人們產生了嚴峻的、末日般的幻覺，認為人類勞動可能變得越來越多余。其實，在許多方面人工智能的影響可能被高估了，它對工作的影響后果將是極度不平衡的，這取決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地理空間、經濟活動、商業文化、教育水平和性別等?？傊?，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并不是預先注定的，而主要取決于企業和政府推動提高生產率的人工智能形式的決定：要么部署能夠賦能的技術，要么利用生產率高的替代技術。這些反過來又部分由空間地理和當地能力決定。(2)蘇令銀：《人工智能對人類工作的影響：烏托邦？敵托邦？》，《廣西社會科學》2021年第6期。上海應用技術大學薛峰認為，從短期來看，人工智能將發展到弱人工智能階段，它將挑戰人類現有的就業結構，對傳統行業造成沖擊。未來弱人工智能帶來的直接消極影響是就業壓力問題，弱人工智能的負面效應將直接導致勞動崗位缺失，如果這一部分被取代勞動者的安置工作不能得到妥善解決，他們將會成為“無業游民”，成為影響“客體”部分(即人類社會)的不安定因素。但從中期來看，強人工智能技術逐漸成熟并占據人工智能發展的主導地位。強人工智能實現了對人類腦力勞動的取代后，意味著人工智能實現了對人類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雙重取代，屆時作為勞動主體的人類在新的世界中必須找到自己的定位，必須組建人機和諧的新關系才能夠自存。從人工智能發展的長期來看，人工智能的發展將邁向超人工智能階段。這一階段的人工智能發展將全面超越人類的一切能力,將從根本上改變現在的生活方式，將會導致一種“存在的升級”。因此，他認為人工智能對人勞動就業的影響依據其時間尺度的不同，而呈現完全不同的面貌。山東師范大學周楠楠認為，人工智能廣泛應用于生產領域，對人們的就業帶來嚴重的挑戰。很多需要體力的工作崗位已經消失或者正在消失，人們不得不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隨著整個行業以及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智能機器的價格會越來越低，這將對我們的工作產生巨大的沖擊。她認為，面對這種狀況我們必須要積極應對一切可能發生的狀況：第一，對于還沒有參與工作的學生來說，要加強科學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教育，讓他們從小接觸、適應高科技產品，適應整個社會對就業方向的需求。第二，對于已經進入工作崗位的人來說，更要積極學習，適應人工智能產品對勞動主體提出的新要求。我們只有不斷適應社會發展，適應現有的工作方式，才能不被這個社會淘汰，進而避免大規模失業現象的到來。

(三)智能勞動如何創造幸福？

上海師范大學賈淑品教授認為，人工智能的出現，進一步改進了勞動工具，勞動解放的程度進一步提高，勞動也由謀生勞動走向體面勞動、自由勞動，勞動也越來越成為創造幸福的活動。從短期來看，雖然人工智能的發展也帶來一些實踐問題。例如，人工智能的出現使勞動工具和勞動者合二為一，在某些生產環節出現了“機器排擠人”的趨勢。但是，從長期來看，人工智能與其說是對人類的勞動主體地位的挑戰，倒不如說給人類帶來了全面自由發展的機會，是對資本雇傭勞動的超越，讓人類全面解放的長期夢想有可能得到實現。那時，人們就不再需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和腦力勞動，可以盡情地從事自己過去想做而沒機會做的事情。但是，幸福不是個人單純意志的體現，不是不勞動的幸福，幸福必須是自主性的勞動創造，在勞動的創造中，人的自我價值才能顯現出來，才能夠有效實現對幸福的基本訴求。上海出版印刷高等?？茖W校講師王永秋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它既為人類創造性勞動提供了現實基礎，同時又激發了人類創造性勞動的進一步需要，使人類的勞動解放真正成為可能。人工智能的發展實現了人類勞動的時代變革，是科學技術發展到新高度的標志。它極大地降低了勞動者的勞動強度和勞動難度，提高了人類勞動的精度、深度和效度。依靠這一人類智能的創造物，人類勞動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勞動的對象大幅增加、勞動的工具更加精良、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這進一步確證了人類獨有的價值和能力，人的幸福正是在此過程中不斷得到體現和實現。

二、數字勞動與勞動關系新發展

(一)數字勞動的本質與人的主體性自由

西北師范大學崔昕認為，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人工智能時代推動了數字勞動的誕生，數字勞動以數字技術為核心，是一種大眾化的新勞動形態，它已發展成為占據主要地位的勞動形式。人工智能時代下的數字勞動具有解放與異化的雙重路向。數字勞動作為資本積累的新路徑，推動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數據化的發展。只有以馬克思的資本邏輯為線索，剖析人工智能時代下的數字勞動，才能確證數字勞動存在的合理性，同時也可呈現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時代發展進程。在人工智能時代背景下，資本主義存在樣態由原先產業資本的實在性增值轉變成為數字資本的虛擬性增值。她認為，只有揭示隱藏在資本主義背后的生命政治治理術，構建解放性的生命政治，才能掙脫資本邏輯的束縛，走向未來新范式，最終為處于人工智能時代下生命個體的美好生活之實現提供有效保障。(3)崔昕：《人工智能時代生命政治的范式轉換及解放路徑》，《甘肅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廈門大學聶嘉琪認為，就勞動形式而言，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之前，資本主義的發展相應地經過了工場手工業勞動的時代和機器大工業勞動的時代。在工場手工業時代和機器大工業時代，工人們主要進行物質勞動。而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數字勞動出現，并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勞動形式。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數字化的快速發展既為人們帶來了便捷，也為人們帶來了煩擾。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本質是在數字化的基礎上，資本家憑借私人所有的大數據資源在社會生活中全面控制經濟、政治和文化等領域，對全社會進行更為隱蔽的支配和更深層次的剝削。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數字勞動成為物質勞動之外新的勞動形式，然而從事數字勞動的勞動者仍然未能逃避資本邏輯的掌控。數字勞動的本質在于在資本及其主導邏輯的控制下，勞動者在數字平臺上進行勞動，其第一動力是謀生，其勞動成果仍被無償占有。也正因如此，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并沒有過時，而是具有更強的解釋力。他進一步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如何解決數字化時代人們普遍面臨的數字異化問題、如何警惕數字技術被資本和權利滲透、如何避免數字化鴻溝以及如何積極推動數字化技術的共享發展，將是我們亟待思考并努力解決的問題。吉林大學孫冬鑫認為，作為主體而存在的數字勞工，無論是自我塑造的主體，還是在權力關系中抵抗和斗爭的主體，都不僅僅存在受剝削和異化的一面，在生存需求和欲望滿足之外，數字勞工也存在著追求自由與解放的一面。他通過對數字勞工群體的勞動過程和驅動機制的分析，認為數字勞工在生存性傳播和欲求性傳播之外，也存在著有意識地通過文本建構和意義生產進行主體性構建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相比于時間和精力的讓渡，文化滿足和自我提升應該受到更多關注。不僅如此，在這些群體的自我實踐過程中，群體文化的形成和組織力量的增長對抵抗數字資本主義的剝削也具有實際的意義。他進一步認為，中國語境下數字勞工理論發展應跳出單一的剝削框架，關注勞工的主體性與能動性的建構過程。將勞動議題置于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學派的交叉邏輯下考察，可以探究數字勞動的深層動因，也可以對數字勞動的后果和意義進行全面的思考。而通過挖掘這些群體的共同品質，可以使我們從受眾的角度思考如何平衡技術賦權與免費勞動之間的關系,使數字勞工擺脫工具理性的束縛，追求作為能動主體的綜合的合理性。最后，他認為要大力提升數字勞工的網絡素養、建設自由平等的網絡社區等，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召喚和組織數字勞工的主體性，培育其自我解放和抵抗剝削的能動性力量，同時也可以為營造理性和健康的網絡空間提供一條新的路徑。

(二)勞動關系與勞動休息權

復旦大學肖巍教授認為，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分析新勞動關系問題。首先，靈活就業是大勢所趨?！盎ヂ摼W+”不僅使資本而且也使勞動的流動性大大增強，技術創新、競爭力加劇和勞動成本抬升激發了靈活就業，導致勞動力市場供需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并對“體面勞動”(包括四項支柱：就業、勞動權利、保障和勞資對話)構成沖擊。其次，靈活就業的大趨勢對勞動關系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戰。由“單一雇主、全職簽約、工資收入”這三個主要構件組成的“標準勞動關系”面臨變局，特別表現在身份認同問題(是雇傭勞動者，還是自由職業者)、從屬性問題(是勞動關系，還是民事關系)、靈活性與安全性的平衡問題這三個方面。最后，靈活就業的大趨勢對勞動者的可雇傭性要求將越來越高。這要求勞動力市場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要求工會的組織和維權這兩大功能重心要有所改變，提高勞動者的可雇傭性要比就業數字更重要。上海城建職業學院鄭佳認為，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勞動關系受到廣泛的關注，并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對主要矛盾而調節其他社會關系。勞動關系不僅影響生產力，且與社會的穩定息息相關。西方發達國家勞動關系自18世紀至今，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工業革命初期的勞動關系從總體上充滿著激烈的階級對抗和階級沖突。到19世紀下半葉，由于工人罷工斗爭的發展和工會組織的廣泛建立，迫使資方及政府做出讓步，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緩解了勞資矛盾。再到20世紀上半葉，國家勞動行政管理發展、勞動立法、工業民主化、集體談判制度和三方機制的出現，使協調勞動關系的方式更加豐富、內容更加寬泛，勞動關系的緊張狀態得到了緩和。二戰結束以來，勞動關系發生了重大的轉折性變化，勞動關系焦點仍然集中在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的改善上，爭取廣泛的民主參與權也成為勞動關系中非常重要的內容。暨南大學黃鎮認為，休息權立法與勞動力市場之間并非僅僅是單向的調控，而是存在某種互動機制。他以“工時博弈”為切入點，以法律經濟學中的“信號傳遞模型”為分析工具，對影響工作時間分配的社會規范之形成邏輯展開研究，他認為制度意義上自由時間起源于工時博弈；工時博弈促使勞動力市場形成分離均衡；分離均衡引發工作時間分配規范的生成；法律干預工作時間分配應當以維持勞動力市場的分離均衡為邊界。從而他得出結論：在經濟意義上，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工作時間制度取決于勞動力市場是否在加班問題上形成了分離均衡，而非人們單方的主觀意愿或法律的強制干預。

(三)新型勞動形態：生態勞動與非物質勞動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徐海紅教授認為，勞動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勞動為出發點，認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是資本家獲取剩余價值的手段，導致人與自然物質變換的斷裂，成為反自然的存在。勞動的反自然性帶來“公地悲劇”與環境危機。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視域中的勞動蘊含著人與自然相互交換物質、信息和能量，實現良性交換的要求，勞動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活動，具有生態性。生態勞動是人與自然的良性物質變換，由勞動主體、勞動目的、勞動過程構成。勞動主體應具有生態知識、生態倫理和合作意識。勞動目的為創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世界。勞動過程是對人的需要、勞動時間、廢棄物處置的共同控制。倡導消費倫理，為實現生態勞動提供倫理支撐；完善生態文明體制機制建設，為實現生態勞動優化制度環境。計劃經濟注重公平，市場經濟講究效率。要保障勞動的生態性得以實現，需要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不斷完善生態文明體制機制建設，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保障社會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通過國家宏觀調控，以生態工業園區、國家公園、生態補償體制機制等形式，彰顯社會公平和生態正義，促進人與人平等共享、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統一。復旦大學陳茜認為，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機器論片段”中，馬克思初步探討了在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條件下，機器體系與一般智力、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形式吸納與實際吸納的辯證關系。意大利自治主義學者奈格里與哈特尤為重視“機器論片段”，批判地吸收了片段中一些主要概念群的內涵，完善了自己的非物質勞動理論。他們從工人自治運動中透視勞動與資本關系的新變化，認為非物質勞動是對一般智力的補充，并試圖確證生命政治式的革命主體生產的可能性。她認為，奈格里與哈特雖然一定程度上洞悉了資本主義的新動態，但是框限于自治主義思維，片面地解讀“機器論片段”，忽視了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理論和勞動價值論?！皺C器論片段”雖然尚有不成熟之處，但是馬克思開始分析機器體系、資本、勞動三者之間的復合矛盾，這三重矛盾關系并不存在先后次序，是同時發生、互相滲透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變化的內在矛盾之中的。在當今機器體系越來越發達、智能化水平不斷提升的社會，要堅持以實現馬克思唯物史觀自由勞動為目標，讓勞動本身是技術形式和社會形式的統一體轉變為勞動本身是自我需要和社會需要的統一體?？茖W技術的迷思有其根本性缺陷，即對技術變革與社會變遷之間關系的扁平化和庸俗化處理。尤其是當科學技術被資本增殖的邏輯裹挾時，其本身將以徹底的技術拜物教姿態融入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有機組成部分，甚至成為主導部分。她認為，如何解決上述的三重矛盾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需要去解決甚至預判的理論奇點和實踐難點，也是通向自由勞動的必經之路，對于辨析自由勞動何以可能具有重大意義。

三、勞動異化與勞動生存困境

(一)不同視角下勞動異化的發生

上海交通大學黃燦從設計學視域下論述了勞動異化的發生，他認為造物和造物質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在設計界并未嚴格加以區分，物和物質在與人的關系中無法避免感性因素，從造物到造物質，人的本質性力量會被削弱，異化感會被增強。他從設計學視域出發，以勞動異化為切入點，研究設計、勞動、設計異化的發展過程，引出異化造成的問題并探討其出路。他認為設計之所以正在改變自身性質，與當代城市化、全球化和西方大國主導的資本主義是分不開的，與西方文化價值體系是分不開的。設計應該回歸人本身，這種回歸過程應該是感性的，理性可以作為工具但不能作為目的，理性并不是萬能的，理性針對道德和文化往往會失去普遍有效性。設計應該聯系藝術而不應該只走向純粹技術。設計應該借鑒東方思想。武漢理工大學文靜認為，私有制是異化的主要根源，社會分工固定化是它的最終根源?，F當代的中國，勞動異化有了新特征，即：服務型勞動占比大、科技型勞動越來越重要、管理型勞動不斷增加、從事精神產品的工人勞務比重越來越大、勞動社會化和商品化以及市場化程度提高等。我們應該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異化勞動，即保守性繼承和徹底性批判。了解勞動異化的當代新特征有利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有利于減少異化勞動對勞動者的不利影響。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馬克思的異化勞動進行深入研究，不僅可以使我們正確地理解當代異化勞動的新特征，還能揚棄異化，進一步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理解，此外，還能讓我們對現當代的勞動有更深刻的認識。蘇州大學劉一凱從網絡游戲視閾探討了異化勞動的樣態問題，他認為數字時代，網絡游戲呈現大眾化趨勢，其作為當代主要休閑方式，在滿足玩家休閑與娛樂需要的同時，還令他們逐漸脫離現實生活和現實需求，使他們在誘導下進行著異化勞動。同時，由于網絡游戲已由單一產業演化為多元化產業體系，游戲本身及其一系列衍生活動構成了一個玩樂體系，具有虛擬與現實兩重向度的屬性，玩家的異化勞動也更加隱蔽和復雜。因此，他認為應當以馬克思異化勞動相關理論為主線，配合其他學科，重新審視網絡游戲，考辨網絡游戲視閾下的異化勞動現象和本質，向縱深發掘網絡游戲中疑難問題的成因，為青少年自由而全面發展探索實現的途徑。

(二)現代性與人的生存困境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張星萍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著眼于當代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危機重估技術的價值問題，認為資本邏輯與工具理性的共謀是造成現代性危機的罪魁禍首，而實證哲學的唯科學主義和客觀主義傾向則恰恰構成了工具理性泛濫的思想根源。所以，從總體上批判作為肯定性哲學的實證主義構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探索技術的價值屬性和基本內涵的邏輯前提，也正是在同各種實證主義思潮的激烈論辯中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逐漸形成了技術的非中立性及其意識形態化的觀點。他們從人本主義立場出發追問技術的價值指向及其社會后果并指出，現代技術系統負載著資產階級全面控制人和自然的政治意向性，不僅嚴重背離了“人的解放”和“自然祛魅”的初衷，而且把人類及其技術實踐推向了追求“虛假需求”和“娛樂至死”的深淵。盡管絕大多數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技術的未來感到悲觀，但他們仍然相信通過對技術的改造實現善治的可能，把技術的實然狀態與人的自由解放統一起來并賦予其“求真”和“求善”的文化使命。上海師范大學劉舜通過人類學田野調查的實證方法分析了疫情背景下的勞動者的生存境況。他認為，疫情背景下賦閑農民工面臨著“空間管制性制約”與“資源獲取性制約”的困境，在社會結構的制約下，賦閑農民工運用個人的反思性與實踐的能動性，利用“資源轉移性防范”與“空間轉移性防范”應對微觀個體的生活失衡，從而達到社會結構制約性與能動性的統一。農民工在疫情大背景下由于受到空間管制性制約，隔離在家，無法復工，出現了生活資源獲取受限、賭博成癮、家庭矛盾加深與個人心態焦慮等不良現象，但是由于社會結構是制約性與能動性的統一，部分賦閑農民工以實踐為媒介，對于疫情的出現發揮行動者的主動性，通過開啟副業、改變工作計劃、資源代際轉移與回流家鄉等措施，對疫情的出現進行防范。他進一步認為，每個農民工都是獨立的個體，身處于具體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結構之下，其行為與思想不免要被烙上時代的烙印，農民工群體受到疫情的影響而搖擺于失衡與再平衡之間，在一定的空間情境與社會結構下，通過相應的風險防范措施，他們的生活工作能夠逐漸回到正軌。復旦大學張申博以草根電商主播為例關注勞動生存困境，她認為繼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和移動設備的普及后，電商直播迅速走紅，直播帶貨成為電商發展的新引擎。必須將電商主播、直播平臺兩者的相互關系置于更為宏大的政治經濟邏輯框架之中才能揭示電商直播過程中被遮蔽的數字勞動。作為媒介和工具，抖音平臺將量化的點贊、評論、轉發、漲粉、打賞等元素整合進主播的勞動過程，與媒體報道合力，建構出電商直播界內“愛拼就會贏”的迷思，誘導主播投入其中。在為平臺創造內容的同時，帶貨主播的休息與勞動時間界限被模糊，順理成章地將“爆單”歸結為個人奮斗的果實，勞動時間已然不是決定性因素這一事實反被遮蔽。這突破了馬克思對于出賣體力活技術賺取工資的勞工的經典定義，草根主播這種并非直接通過平臺獲得收入的勞動者事實上也是潛在的被剝削者。即便他們本人并不能從平臺上獲取工資，但他們生產的短視頻內容依舊具有被平臺利用的商業價值。草根主播們不斷延長使用媒介亦即數字勞動的時間，休閑時間與勞動時間的界限極大程度被消弭，從而主播們無時無刻不處于剩余價值被剝削的狀態之中，這正是印證了“壟斷資本主義無休閑”的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