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設計：一種設計的新視角

柳沙 武曉宇 黃啟航

（中國農業大學，北京 100083）

1 鄉村設計的提出

鄉村是一個復雜、動態、難以明確界定的概念，政策決策者普遍傾向采用強調城鄉差別的“二分法”定義鄉村，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規定“鄉村是區別于城鎮的空間區域”。我國《鄉村振興促進法》（2021）將鄉村定義為“城市建成區以外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和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綜合體，包括鄉鎮和村莊等”[1]，其中提及的鄉村自身具有的特征和功能被稱為“鄉村性”。

傳統鄉村人口密度低，生活節奏緩慢，區域文化差異較大，變化遲緩。社會學家費孝通以“鄉土中國”來描述這種傳統的農業社會，是“以家庭、血緣、宗族為中心、居民以從事農業生產維持營生”的社會結構[2]。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鄉村為城市提供農產品、礦產等社會運行所需的基本原材料，而城市則逐步聚集了脫離農業勞作的工商業者、國家與政權的管理者與維護者?？傮w而言，彼時城鄉相互依賴，并沒有絕對的界限。

18 世紀中期以來，在工業革命和現代化浪潮的席卷之下，農業生產的邊際收入日益降低，城市中擴張的工業和第三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快速增長，農民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不斷擴張，依靠血緣和宗族關系的鄉村治理結構被打破，許多鄉村地區的教育水平和基礎設施建設不足，鄉村成為“落后”的代名詞，人們長期優先關注城市的規劃與發展。全球工業化、現代化、城鎮化導致鄉村的經濟結構、生產方式、社會結構、人口結構乃至農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鄉村性”遭到破壞。盡管這些變化在不同社會、國家和不同時期的體現各不相同，但又存在許多共性的挑戰，如鄉村衰退和空心化、貧困、自然資源被破壞、生態環境（氣候、水源、土壤等）受到威脅、糧食問題、食品安全、鄉村治理以及區域文化保護等。許多問題已不僅是鄉村問題，還嚴重影響和制約著地區、國家乃至全球的安全與發展，鄉村的“獨特價值”日益受到重視。

20 世紀后期以來，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速，城鄉要素交流日趨頻繁，新的城鄉關系再次涌現。歐美等國家的鄉村空間率先從生產主導逐步轉向消費主導，傳統鄉村性逐漸消逝和被瓦解。其具體表現為：首先，鄉村經濟從農業的單向度轉為多元化，一些鄉村吸引工商業入駐，產業結構“去農化”顯著；第二，農業自身出現多功能趨向，消費主義主導的旅游業、休閑業、商業興起，鄉村就業不再僅限于農業領域；第三，在科學技術的驅動下，傳統農業轉型為都市農業、工廠農業、設施農業、智慧農業等高科技業態；第四，農民“非農化率”繼續攀升，但同時鄉村地區以其良好的自然景觀和生態環境受到部分人群的偏好，城鄉的信息、人力、資金、技術、文化等要素加速流動。

面對鄉村衰退和傳統鄉村性的消解，學界出現了 “村落的終結”的聲音（李培林，2002；劉夢琴，2011）[3-4]，而Cloke（2006）、Juska（2007）等學者認為鄉村不應該是固定的，而是可以“被塑造、改變的具有內在開放性的社會建構物”[5-7]，并以鄉村地理學首先提出的“后鄉村”的概念描述鄉村轉型過程中重構的“鄉村性”（Hopkins,1998）[8]，認為舊鄉村性的瓦解同時伴隨著新鄉村性的再生和重構[9]（文軍，吳越菲，2017）,鄉村正在變化為多主體、多功能、多維度的綜合功能空間[10]（呂祖宜，林耿，2017）；Murdoch 和Pratt（1993）則認為，學者們應該更加關注“后鄉村性”是如何被建構和實踐到鄉村中去[11]。李志飛、吳錦超等（2021）提出了6 條“后鄉村性”建構的維度，分別為鄉村新移民化、鄉村“再地方化”、文化城市化、居住到棲居、城鄉二元對立到城鄉連續體[12]。今天中國鄉村在業態、空間、文化、信息等方面都出現混合多元化的特征，新舊“鄉村性”交錯融合、相互作用，帶來了一系列復雜的問題與挑戰，許多學科、行業參與其中，以各自的方式尋找解決方案，設計學科也不例外，從規劃、景觀、生態、產業、文化等不同角度介入鄉村建設，從而產生了“鄉村設計”的概念。

2 國內外的鄉村設計研究

2.1 國內研究

目前國內的“鄉村設計”大多聚焦建筑景觀、鄉村旅游。如圖1 所示，在知網以“鄉村設計”為主題詞檢索到約4 100 篇文獻，統計關鍵詞頻次可見，研究熱點集中在鄉村景觀、鄉村振興、美麗鄉村、規劃設計、鄉村旅游、公共空間、地域文化等方面；前10 位文獻來源如圖2 所示，主要為《現代園藝》《建筑與文化》《居舍》《美與時代（城市版）》《城市建筑》等建筑景觀類期刊。其原因主要在于：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農村人居環境建設，大力推進“美麗鄉村”建設。2008 年浙江安吉縣首先推出“中國美麗鄉村計劃”，將建設重點放在農村危房改造、市政和公共基礎設施改善、生態和人居環境美化上，并用不到4 年的時間成為全國典范，帶動各地紛紛效仿，從而一度使“鄉村設計”在意義上幾乎等同于鄉村建筑和景觀設計。

圖1 知網以“鄉村設計”為主題的文獻關鍵詞云圖

圖2 知網檢索“鄉村設計”主題詞的文獻來源

國內學者曹田（2016）總結了國內設計領域對“鄉村設計”的普遍看法，將其定義為“為鄉村、為村民、為農業所做的設計活動及其產品”，并將其意義分為5 重：①對象是鄉村社群；②地點在鄉村地區；③目的是符合鄉村生產、生活的真實需要，對鄉村未來發展產生積極作用；④手法和風格具有鄉村特色；⑤與“城市設計”的價值取向相對應，成為一種價值觀。他反對以“二元對峙”或“一元統一”的方式簡單處理城鄉關系，基于英國文化唯物主義者雷蒙·威廉斯的“文化整體論”和國內學者鄭杭生“城鄉互構”理論，提出“城市設計”與“鄉村設計”之間應建立一種取長補短、“交相和合”的良性模式[13]。這一提倡“城鄉設計互動互構”的觀點與鄉村振興戰略所提倡的“三產融合”的城鄉一體化發展觀不謀而合。

近年，隨著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推進，中國鄉村設計從最初的景觀和建筑設計轉向更寬泛的產業模式、產品服務、區域文化和社會結構等領域。許多學者以“設計介入鄉村”“設計參與鄉村營造”“設計驅動鄉村創新”等說法指代“鄉村設計”的概念[14-19]。從字面上看，“介入”“參與”“驅動”等體現了一種自外向內、調停、干預的狀態，強調內外力的互動與協作。這些提法明顯受到歐美的可持續設計、參與式設計、開放設計、社會創新設計和日本、中國臺灣等地的“社區營造”等思想和實踐模式的影響，將“鄉村設計”作為一種整合資源的外部力量，通過向鄉村輸入信息、產品、服務、技術、文化和思想等智力資源支持鄉村建設與發展。郭寅曼、季鐵（2018）總結和比較了“設計介入鄉村”的3 種模式：文化介入模式（CI）、產品服務系統模式（PSS）和社區賦能模式（CE），認為第3種模式——“社區賦能模式”優于其他模式。因為它旨在滿足社區多數人的需要，將社區作為一個整體，使設計突破“造物”的限定，上升到對社區組織關系、生活方式、文化結構的干預[14]。這種模式也突破了傳統設計學科的范圍限定，綜合運用設計學、藝術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建筑規劃等相關學科間的知識和理論為鄉村建設提供綜合性、多模塊、可持續的解決方案。

盡管許多案例表明，設計在吸引和整合外部資源投入鄉村建設、激發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保護和重塑區域文化等方面具有良好效果，但總體而言，鄉村設計的研究成果并不凸顯，遠遠不如社會學、管理學、政治學等領域的鄉建理論那樣影響深遠，其原因在于“未能突破傳統設計學的‘造物’慣性，未能將設計學科的智慧引入到調適城鄉矛盾、推動社會前進的廣闊空間中”[13]。

2.2 國外的鄉村設計研究

18 世紀中期以來，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遭遇鄉村人口流失、田園遭到破壞的狀況。學者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提出了“田園城市”的構想（《明日的田園城市》，1898），希望建設一種城鄉一體的新型城市，這是人們考慮以設計的方式解決鄉村問題的先聲，也帶動了管理者對于鄉村發展問題的關注。英國1932 年和1935 年分別頒布《城鄉規劃法》和《帶狀開發控制法案》，其核心動機非常明確，即明確城市范圍，避免鄉村快速城鎮化，保護鄉村美景、自然環境和歷史文化遺產。

從20 世紀30 年代至今，城鄉規劃法規雖然幾經更迭，但對于鄉村和城市發展始終持兩種態度：一方面優先關注城鎮開發；另一方面則是對農業、農村的保護，如促進農業生產，保護自然景觀、生態環境和有重要價值的物種、區域，管理和限制鄉村地區過度開發等。因此，歐美國家雖然同樣面臨鄉村衰退、空心化等問題，但并未如我國那樣產生嚴重的城鄉二元對峙和兩極分化。

與政府需求相對應，英國等歐美國家在規劃學科中發展出相對獨立、成熟的鄉村規劃（Rural Planning），它是“在一定時期內對鄉村的社會、經濟、文化傳承與發展所做的綜合部署，是指導鄉村發展和建設的基本依據”[2]，其內容主要包括鄉村管理和空間規劃、鄉村經濟、鄉村社區需求、鄉村環境等，具有鮮明的綜合性和跨學科性。鄉村規劃往往不涉及建筑、景觀、產品、服務或文化活動等具體對象的設計，而主要通過“空間管理”（土地使用）監督、協調鄉村的功能，保護鄉村區域特征，促進其可持續發展[20]。

美國學者首先將“鄉村規劃”的概念發展為“鄉村設計”。1987 年杜威·索爾貝克在明尼蘇達大學創辦全球首個鄉村設計中心，倡導建立跨領域的全新學科——“鄉村設計”（Rural Design）。索爾貝克指出，鄉村設計的目的是通過新型的、創造性的方法將科學、政策和實踐聯系起來，實現鄉村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它是一種幫助鄉村居民提高日常生活水平的方法，同時也是一種保護和改善的手段，讓子孫后代能更好地欣賞和享受鄉村的美景及生態的多樣性[21]。盡管索爾貝克等學者主要來自建筑和景觀設計學科，但他們明確指出鄉村設計的領域遠遠不止如此，從食品系統到工廠化農場，從社區活力到居住人群的生活品質，從農業廢棄物利用到鄉村綠色能源等，因而“很可能這將是有史以來最為復雜、也是涉及學科門類最多的設計領域”。蘭德爾·阿倫特在美國規劃協會的資助下出版了《鄉村設計》[22]，聚焦美國鄉村中的小城鎮建設。其內容與英國同行相比，除了土地規劃、商業開發等政策方面的內容，增加了大量關于公共空間、道路、住宅建筑、居民點、公共設施（給排水）、開發空間（自然景觀）、綠道和緩沖區以及農田保護等具體對象的設計案例。

今天，歐美等國對鄉村設計的內容、范疇、相關學科的界定更加寬泛。在Web of Science 以“Rural Design”為“摘要”+“主題”，檢索2005-2022 年核心合集文獻，獲取文獻23 400 多篇。圖3 顯示了占比前50 位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 “醫療保健/科學服務”（30.27%）、“公共環境/ 職業健康”（29.06%）、“心理學”（25.23%）、“商業經濟”（21.95%）、“環境科學/生態學”（20.06%）、“社會問題”（17.89%）、“行為科學”（16.73%）、“農業”（15.49%）、“社會學”（14.58%）、“工程”（12.40%）、“人口統計學”（12.08%）等。對頻次排序前100 名的MeSH 主題詞進行分類結果如表1 所示，可見，醫療保健、健康衛生、人口、研究方法和社會因素等方面是鄉村設計研究的熱點（圖4）。這一結果與國內研究現狀差距頗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按照國際通行的學科和研究領域劃分，生命科學、生態環境科學、化學、醫學健康等領域是自然科學研究的絕對主力，而社會發展、社會公平、人口結構、扶貧減困、可持續發展等主題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占據主流。與以上主題相比，主要分布于建筑/景觀、人文藝術領域的設計研究占比過低。另一方面，這與歐美等國傾向以“廣義設計”界定設計學科的邊界相關。近年來Design 常被作為一種普遍性的創新思維（設計思維），可用于解決不同學科中需要創新、創意的不良結構的問題。

圖4 以“Rural Design”為主題的文獻前100 位MeSH 關鍵詞云圖

表1 “Rural Design”主題的前100 位MeSH 主題詞分類表

圖3 Web of Science 以“Rural Design”為主題的文獻前50位研究方向

以上數據顯示了國外鄉村設計研究的3 個特征：（1）聚焦人口結構、生態環境、疾病健康、公共衛生、教育機會等影響深遠的重大問題；（2）既關注鄉村自身的建設與發展，更關注鄉村及其變化發展對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生態乃至全人類命運的影響、意義和價值；（3）與國內“設計介入鄉村”更多聚焦文化創意和社會創新(活動、行為)實踐相比，國外鄉村設計更偏向一種“循證設計”，即基于現有知識、證據和研究成果而做出方案建議和決策的設計[21]。

3 新“鄉村設計”的“問題求解”模式：以南 灣村為例

筆者團隊在北京市農村農業局 “百師進百村”活動的支持下，承擔了延慶區四海鎮南灣村《鄉村振興特色營造策劃方案》（后簡稱《營造方案》）的編制工作，旨在根據各村實際情況和訴求設計一套有針對性的發展方案，并集合政府、村民、外部資源和社會力量共同推動方案實施。案例表明，每個特定鄉村的建設與發展都包含著一系列千絲萬縷、相互關聯的問題與挑戰，單獨解決其中某一問題往往難以達到效果，從而可能派生出一種與以往設計門類均不相同的設計門類——鄉村設計。

3.1 南灣村的現狀與問題

南灣村隸屬北京市延慶區四海鎮，距離延慶區政府42Km，延（慶）琉（璃廟）公路穿村而過。全村總戶數320 戶，人口590 人，其中農業人口470 人，非農業人口120 人。村內60 歲以上老人150人，占全村人口25.4%。本地缺乏就業機會，中青年主要外出務工，村內常駐勞動力僅50 余人，且多在50 歲以上，人口結構老齡化嚴重。

根據北京整體城市規劃，延慶區劃歸“生態涵養區”，承擔著生態屏障的作用。南灣村村域面積465.55hm2，其中453.96hm2為農業用地和林業用地，這些區域被劃定為“生態紅線區“，區間嚴控與生態保護無關的建設活動，且面積只增不減。因此，《延慶新城規劃（2005-2020 年）》中將四海鎮性質明確定義為“延慶東南部山區集特色農業、生態旅游、生態涵養為一體的宜居型小城鎮”，南灣村等4 個下屬村落列為重點發展民俗旅游的村莊。

南灣村坐落于燕山山脈中，林木覆蓋率達到80%，夏季涼爽，最高氣溫很少超過30°C，是極佳的避暑勝地。但它又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北方村落，村域內既沒有豐富的文化資源和歷史名勝古跡，也沒有獨特的自然風光和地貌，并且距離北京市區較遠。為了吸引游客，發展民俗旅游，2009 年起，四海鎮政府牽頭，以土地流轉的方式將村民土地集中起來統一經營，開始打造“四季花?！贝蟮鼐坝^，鼎盛時期共種植萬壽菊、玫瑰、茶菊等60 萬m2，每年4-8 月間吸引大量游人踏青賞花，成為北京市著名的賞花線路。

南灣村位于四季花海大地景觀中心地帶，2019 年由北京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委員會延慶分局、四海鎮政府等單位聯合編制的《四海鎮南灣村村莊規劃及實施方案》明確將村莊性質確定為“以民俗旅游、花卉種植、林果業和觀光農業為主的生態、富足、宜居的新鄉村”?！稜I造方案》設計團隊首先開展了田野調查，陸續走訪村鎮干部、民宿經營戶、花茶廠（四海鎮種植合作社）和十余名村民。調研結果表明：

（1）產業現狀

近年來，南灣村經濟活力降低，空心化日趨嚴重。首先，民俗旅游項目季節性強、缺乏特色、附加值低、盈利項目單一。2017年以來，花海游客人數逐漸減少，收入下降，特別是2020 年后受新冠疫情影響，即使在旅游旺季，村域民宿入住率不足往年的30%，餐飲收入幾乎歸零。

同時，隨著北京生態政策進一步收緊，花卉種植業最重要的次生產業——食用色素廠關停，花茶企業競爭壓力增加，利潤下降，村內未能形成有一定規模的支柱產業和富有經濟活力的經營組織，經濟效益較低，而承擔花卉種植投入的村鎮集體資金缺口較大。并且目前花卉和果蔬種植業僅能提供村民周期性零工崗位，村民收入仍主要來自護林員、保潔員等公益性崗位以及土地流轉收入，青壯年勞動力難以本地就業。

（2）村容村貌與公共基礎建設

經過上一輪“美麗鄉村”建設，目前南灣村村莊風貌較統一，延琉主路兩側、聚落內均留有公共綠地，保留了原有的石墻、石磨等體現村莊風貌的器物小品，增加了健身設施、小公園等設施，但整體環境缺乏特色，新舊風格建筑混雜。民宿經營戶重點提出村內缺乏吸引游客駐留的互動游樂項目，尤其對其主打的“周末家庭/親子游”項目不利。部分院落內部陳舊破損，以往作為特色景觀設置的外立面3D 畫褪色破損嚴重。村民公共設施維護意識較差，常有停車場占用、建筑垃圾亂推亂放的現象，道路兩側綠植、公共綠地常有損壞。

村域公共基礎設施較為齊全，受訪村民對停車場地、健身設施、供電、采暖、垃圾收集、電話、有線電視等設施滿意度較高，對村容村貌、綠化、路燈、洗澡、戶廁等設施滿意度較低（圖5）。

圖5 南灣村現狀細節圖

由此可見，南灣村發展的核心問題在于如何圍繞花卉和果蔬種植等特色農業，拓展旅游、文創、休閑、餐飲等次生產業，增加集體收入，確?！盎ê！狈€定運營和村民增收。

3.2 基于南灣村案例的鄉村設計策略與方法

首先，南灣村的發展路徑必須嚴格遵守國家、省市、區鎮等各級政府和公共部門的政策、法規和規劃的限定。鄉村設計在某種程度上承襲自“鄉村規劃”（或稱“鄉村規劃設計”），兩者都基于綜合性、整體性和跨學科的視角。但兩者也不盡相同。鄉村規劃傾向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基于“政策”應對土地、經濟、資源、環境、生態、公共設施和服務等問題，因此規劃方案往往是宏觀上的、指導性的[21]，而鄉村設計作為一種設計門類，則必須基于設計思維、方法和工具，訴諸于可視化的方案和設計實踐。

本案例中，延慶區與四海鎮政府基于國家鄉村振興的整體戰略部署和北京市城市定位和總體規劃，于2009 年和2015 年兩次對南灣村做出了上位規劃，嚴格限定了區域劃分和土地用途，對主導產業、市政和公共設施建設、功能單元分布做出總體布局。但上位規劃往往不涉及具體對象和實施方案。如南灣村規劃中提出圍繞花卉和林果種植業，大力發展花卉主題民俗旅游，但具體應落實于哪些產品和服務上，當地民宿、餐飲企業采用何種方式體現這一目標，則需要進一步細化為具體措施和行動方案，能夠引導和幫助相關利益人予以實施。

其次，鄉村建設所涉及的土地功能、人口遷移、產業布局、多元發展、生態安全、公共服務、社區文化、社會治理等問題環環相扣、相互勾連，如果不以多個相關學科的知識和研究成果作為支撐，采用整體性、系統性的視角，則很容易失效甚至造成其他問題和風險。早期的鄉村營造實踐中，常常出現斥巨資興建的公共空間無人使用、精心打造的農特產品缺乏宣傳和銷售渠道、難以盈利等問題，此類問題常與缺乏整體、系統、連貫的設計和實施行為相關（圖6）。南灣村的發展受“生態紅線”的嚴格管控，不僅耕地、林地面積不能減少，需要投入大量經費維持運營，且村域內嚴格限制工業，因此，“重點發展花卉和果蔬種植業”的決策無疑是適應當地土壤、氣候、耕地等自然條件、區位特點等做出的恰當選擇。依托花卉種植業發展民俗旅游業，同時引入食品色素提取、花茶等加工業，開發可盈利的衍生產品是整體性、系統性設計的體現。產業提升能夠帶動就業，增加村民收入，從而有益于吸引青壯年回流，重建社區文化，完善鄉村治理。這一系列舉措在2009-2017 年間使南灣村經濟得到質的飛躍，人均年收入從2007 年的6 654 元增長到2021 年的20 000 余元。

圖6 早期設計學科采用“散點式”的方式參與鄉村建設

第三，與近年流行的“社區賦能”模式相比（圖7），鄉村設計不局限于單獨的社區營造或過度聚焦文化創意賦能，雖然這仍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鄉村設計應針對具體“鄉村”對象，兼顧自然與鄉村、城市與鄉村、鄉村與地區乃至國家的整體外圍系統的關系。它不應基于這樣的預設前提——設計師擅長什么則賦予鄉村什么，而應形成一套獨立、有針對性的知識體系，發展出適合鄉村建設特點的設計策略、方法和工具。南灣村要發展花卉種植業，不僅需要運用園藝學、農學的相關知識，選擇適合當地土壤、氣候的花卉品種，還要綜合考慮村域的功能區劃分、交通情況以及觀賞花卉和經濟花卉的配種比例，并且運用生態美學和景觀設計的知識，既營造出壯美的自然景觀，也要考慮種植回報，打造出高品質、有競爭力的衍生產品和服務。不僅如此，如何宣傳、營銷、塑造品牌也是不可忽視的環節。各個鄉村常具有不同的稟賦特征，無法按照統一的模式規劃設計，因而日本才發展出所謂的“一村一品”模式。設計學科聚焦“問題求解”的思維方式是鄉村設計發揮作用的根基，而如何應用相關知識和研究成果、賦予鄉村個性化的解決方案并推進實施驗證是鄉村設計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

圖7 “設計賦能鄉村”模式聚焦社區需求

第四，鄉村設計需要整合和聚集多方資源，根據具體需要更新迭代策略、方法，反復訴諸實踐加以驗證改進。南灣村的“四季花?！睖嫌蚪洕谧畛鯇嵤┑? 年中效果顯著，然而，自北京市大力發展都市農業和觀光休閑農業以來，各郊鄉村采摘、垂釣、農家院、農家飯等體驗活動遍地開花，競爭壓力加大。觀光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作為典型的體驗經濟，必須不斷提供消費者新鮮感和情感刺激，才能吸引他們不斷參與體驗。南灣村的旅游業結構單一，主要依靠民宿，缺乏盈利項目，村鎮集體難以從中獲益，反哺種植業以及公共服務，隨著色素廠的關停，主導運營的鎮政府財政壓力增大，直接導致花卉種植面積不斷縮減，失去“花?！本坝^將對南灣村的民俗旅游業產生致命打擊。

面對這些新情況，《營造方案》將南灣村的設計策略歸納為3 點：（1）從餐飲、民宿、交通、景點、特色商品、娛樂產品等多方面布局旅游產業集群，結合周邊旅游熱點，打造配套完善有競爭力的旅游產品。（2）發展育種、鮮切花、盆栽、特色農產品定制加工銷售、電商直播、物流等上下游產業鏈，實現農業多功能。（3）提高花卉果蔬種植業科技水平，科學選種，延長花海景觀周期；農機農藝相結合，逐步實現花卉種植全程機械化，減少人力成本。

在此基礎上，方案將具體措施落實為建造一個綜合服務中心（圖8），為村民和游客提供5 項服務：①旅游接待問詢。向游客推薦采摘、登山、賞花、娛樂、住宿、餐飲等旅游項目。②花卉主題茶餐廳，為游客提供餐飲服務，重點推介玫瑰、菊茶等花卉衍生的飲料食品。③村史和紅色紀念館。梳理村史和紅色記憶，展示村里重要活動留念。設計采用靈活陳設，還可以為未來村民文藝活動或開展花藝、干花等體驗項目提供空間。④特色產品銷售區，展示和銷售本地特色農產品、鮮花飲食以及IP 文創產品。⑤服務中心周邊設置互動游樂區，內設花卉種植、采摘體驗區，豐富休閑娛樂活動。

圖8 南灣村民俗旅游綜合服務中心平面圖（上）兒童互動區和村容村貌規劃效果圖（設計方案)

這個占地面積僅500 m2的服務中心將起到“以點帶面”的牽引作用。通過固定展示、銷售特色產品，茶菊企業更有動力主導開發適宜的飲料、食品，利用租借的“花田”開發賞花、采摘、花藝、干花工藝品制作等體驗項目。依托統一的旅游接待點，民宿經營戶則更有意愿聯合組建專業合作社，共同協調餐飲、住宿和導游等服務。紅色紀念館和互動游樂區作為公共的娛樂設施既改善了村民的公共活動空間，也能有效支持民宿發展。通過整體設計，該服務中心的目的、功能、形式風格呼之欲出，外觀風格符合當地村落的傳統歷史風貌，門窗走廊與村域周邊的青山、花卉、綠植、互動景觀呼應，突出“鮮花小鎮”的功能定位；內部區域劃分、室內裝修風格、公共設施等均按照功能需求進行詳細定義。

這一方案得到了南灣村村民、村企業和村鎮干部的一致支持，再一次佐證了鄉村設計的基本立足點，即必須采用整體性、系統化的視角，充分考慮到各個利益相關人的訴求，無論環境、景觀、產品、服務或各類體驗活動的設計及其實施，都應作為這個復雜系統中的一環，各個環節相互呼應、銜接才能達到效果。

3.3 鄉村設計的主要內容

綜上，在我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一種新的設計門類——鄉村設計呼之欲出。它以生態學、生命科學、農學、地理學、旅游學、民俗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公共管理（鄉村發展）、城鄉規劃、建筑學、景觀學、工程學、食品科學等相關學科的知識和研究成果為依據，以具體鄉村為對象，采用一種整體性、系統化的視角，尊重各相關利益人的訴求，最終落實于規劃、景觀、產品、服務、視覺、體驗活動等設計類型中的一種或幾種。通常而言，其應包含以下5 個方面的內容（圖9）：

圖9 鄉村設計的相關學科和研究內容框架

（1）生態安全和可持續發展

水源、土壤、植被和動物物種等是人們賴以生存的資源和食物來源，更是人類的生態屏障、氣候變化的決定因素，生態安全和可持續發展是鄉村設計最基本的出發點。面向任何具體鄉村對象，都應充分了解其氣候土壤、地形地貌、物種植被、礦產能源等情況，使設計方案和行動符合相關政策法規、生態治理和管控要求，有益于本區域及周邊的環境可持續發展。

（2）多功能農業和業態創新

農業（包括林業、水產、養殖、畜牧等）始終是多數鄉村的主導產業，提供了人類賴以生產和發展的農副產品和工業生產所需的大部分原料，是其最基本的經濟功能。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21 世紀議程》正式采用了農業多功能性的提法，認為農業包含經濟、社會、政治、生態、文化5 個方面的功能，每個功能下還涵蓋多種子功能。鄉村設計作為一種整合創新的智慧力量，應該在產業布局與發展方面更多關注農業發展，集合外部資源，圍繞農業拓展上下游產業鏈，輻射發展周邊次生產業集群，作為生產制造、旅游文創、教育體驗、娛樂休閑、電商直播等二三產業與農業融合發展的橋梁[23]，促進產業之間的信息、技術、資金、文化資源等要素交換流動，賦能農業多元化發展。

（3）鄉村景觀與生態宜居

鄉村景觀是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復合體，涵蓋了自然風光、田園耕地、鄉土建筑、聚居村落、農耕生產生活等方面[24]。今天，伴隨后鄉村社會的逐步來臨，不僅使鄉村的原生景觀中混雜了大量城市景觀，而且還常常添加許多按照人們的“鄉村意象”重塑、再造的符號化的“鄉村景觀”，這應是“后鄉村性”的重要表現之一。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趨勢下，強調原汁原味保留傳統鄉村景觀幾乎無可能，鄉村設計更應考慮如何構建起新“鄉村景觀”，即以生態美學為基礎，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合理安排鄉村土地及土地上的物質和空間，為人們創造高效、安全、健康、舒適、優美的棲居環境。

（4）社會創新與文化重塑

社會創新是為社會問題尋找創新性的解決方案，常體現為社會組織創新、社會服務創新、社會治理創新等。由于常重點關注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和不公平現象，因而有人稱社會創新設計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設計”。我國鄉村相較城市落后已久，產生了許多特殊的社會問題，如貧困、歧視、老齡化、空心化、公共服務落后、社會治理失衡，區域文化被破壞等。鄉村設計以解決鄉村問題為根本目的，也包含鄉村中的社會問題，因此，鄉村社會創新與文化重塑是鄉村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創新常通過開展各種群體活動，改進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造成積極的、系統性的影響，這也成為當前鄉村設計實踐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如日本的“造村運動”（一村一品）就常聚焦于節慶民俗表演、特色產品、手工藝制作、品鑒等；歐洲等國也常以收獲節、音樂節、賽馬或馬術表演等民俗活動帶動鄉村經濟發展，增加鄉村活力。

（5）科技與文化的驅動力

科技和文化是鄉村發展的兩大驅動力。一方面，科學技術是現代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第一要素，它能滲透和改變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勞動者素質等生產要素，應用于從農業到工業等全部生產過程中。另一方面，文化是社會經濟發展更深層次的驅動力，它常通過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心理、意識形態等驅動和改變人們的行為，從而構成一種隱形的生產力。正如設計史所呈現的那樣，無論科學技術還是文化藝術，往往需要經由設計才能轉變為豐富多樣的產品和服務，進入人們的生產和生活。生命科學、環境科學、農業技術、工業和信息技術等相關科技通過設計轉化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工具，提升農民文化素質和生產能力、研發出新產品，助力生態保護，改善和提升村莊人居環境等；文化藝術則不僅可以作為產品和服務創新的源泉和靈感來源，賦能鄉村旅游、娛樂休閑、康養教育等次生產業，更能起到凝聚和教化人心、豐富鄉村生產生活、助力改善社會治理的作用。

4 結論

今天，隨著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推進，城鎮化和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必然促使城鄉之間的人口、資金、技術、信息、文化和業態等多種要素加速流動。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城鄉一體化的總體趨勢似乎不可逆轉，呼吁要“固守鄉村價值觀”、對抗城市化對傳統“鄉村性”造成的嚴重影響已不符合實際，更不能成為阻礙鄉村發展的理由。鄉村居民對現代生活的渴望、對經濟發展的追求不應被忽視。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說：“鄉村和城市雖然看起來似乎是兩個互相對立、互不相干的概念，但實際上卻是密不可分”……“有必要弄清楚作為主要謀生場所的‘鄉村’與作為休閑場所的‘鄉村’之間的區別——前者必須與整個經濟的最普通運作相連，而后者則是那些主要謀生手段不在鄉村的人為了暫時避開城市的喧囂、選擇另一種享樂和消費方式的地方。[25]”

因此，面對前所未有的變革，鄉村從個體到整體都面臨錯綜復雜的問題和挑戰，許多問題的解決既依賴于一種整體性、系統性、多學科協同的“求解”模式，也需要多設計門類的協同工作，從而使一種新的設計門類——“鄉村設計”呼之欲出。它以鄉村為對象，運用設計思維、方法和流程以及多學科知識，在充分挖掘各個鄉村特點和稟賦優勢、了解利益相關人的真實需求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將科技、文化、政策和各類設計實踐結合起來，解決鄉村問題，激發鄉村活力，增強社區凝聚力，再生和重構符合時代要求和未來人類發展的“新鄉村性”，實現鄉村的全面振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