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鍛造到釀造：公共藝術的范式轉型與文化城市的分層構建

陳確

（山東工藝美術學院，山東 濟南 250300）

長期以來，從藝術生產層面到城市建設層面，基本都是“鍛造”思路，大量的藝術品、設計、建筑、物體、文化事件都像“插件”一樣被一下一下地錘擊進城市的肌體之中。這也是“點綴式”公共藝術和新類型公共藝術正在做的事情——它們代表了當下公共藝術的主流范式。誠然，“鍛造”的背后也有理論支撐，如場所營造理念、社會創新理論等。而城市——人類最重要的生活容器正在遭受的挑戰有目共睹。伴隨著智慧城市、公園城市和海綿城市等技術維度的研究，人文藝術作為賦能城市發展的力量，也被引申出一種類型：文化城市。而公共藝術與文化城市又具有親緣關系。往往在談及如何塑造人文城市或文化城市時，公共藝術是如影隨形的。如2020 年《三聯生活周刊》發起的三聯人文城市獎就不乏雕塑家和公共藝術家的身影。問題在于：已有的表達形態和建設理念是否還適應時代訴求或在假裝適用？由于系統背景發生一系列變化，無論公共藝術還是文化城市，它們的組織立意、建設路徑、價值愿景和整體范式都需要刷新。

1 背景的演化與系統的嬗變

科技作家Alex Danco 曾提出“創造新世界”的觀點，旨在構建新世代的新使命。其立意是：世界正在發生一些變化，數字世界、現實世界、科技世界和文化世界正在復合變化和交疊生長。今天的事情之所以“看不懂”，是因為必須要跳到系統之外和持續用上帝視角俯瞰。這是一個動態的系統性問題，單邊行動和線性思維無法克服，因為它太復雜了。就公共藝術來說，“鍛造”思維下的公共藝術還在一遍一遍地“打鐵”。這個打鐵的動作逐漸異化為小圈子的利益和聲名游戲。相比于“打鐵”，人民更需要“熔爐”。延續“鍛造”的邏輯，公共藝術能否銜接、回應新世界？我們無法樂觀。

公共藝術越來越傾向表現為與世界建立的“推拉關系”。無論基于“公共空間-藝術”還是“城市-人”或者“外部系統-內在精神”的路徑，公共藝術都承擔了關鍵的中間介質的一環。也就是說，當世界需要3.0 的公共藝術時，2.0 的公共藝術看起來非?！按羯怠?。大量的低水平重復生產，生態性與延展性普遍不夠，精神議題、公共話題、文化引領與社會影響力不夠……在今天，具備公共效應的藝術性表達極為珍貴和重要。但公共藝術忘記了它引領社會價值、顛覆固化思維的使命，正在揮霍時代賦予它們的機會。它在創造對話、價值、智識、影響方面完全遜于大眾傳媒文化并呈投降姿態。

而城市作為人類世界的生存堡壘，在最近發生的幾次大危機中承受著深刻的壓力。在未來的新世界，城市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還會有“城市”嗎？是回到“物質建設的最高水準與社會人文發展的最壞狀況”的羅馬化城市，還是馬克思所稱贊的“以哲學、戲劇藝術、雕塑和體育競技為代表、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本質，……在短短的幾個世紀里對自然和人類潛在能力所做的發現超過了古埃及人或蘇美爾人在長長幾千年中的成就”[1]的希臘化城市呢？

總結了一下藝術系統內外的演變，會發現比較明晰的二元對立局面，例如在系統內部有“硬的構筑-軟的體系”“物質/強物質-減物質/弱物質”“人/藝術/空間體驗的交互-人/城市/價值體驗的交互”等迭代；在系統外部，有“Web2.0 與互聯網-Web3.0 與區塊鏈”“碳基空間-硅基空間”“數字囚徒-數字游民”“控制/中心化-反控制/去中心化”“現代職業體系-FIRE 族/人工智能”“文化解域化與拷貝-數字本真性與主體”“特大城市-行星城市/平臺城市”等演變（圖1）。

圖1 藝術系統內外的二元對立

2 何為“釀造”

基于背景的演化和系統的嬗變，公共藝術的“范式轉移”成為“剛需”——無論對于公共藝術本體還是外部世界來說。

范式轉型（paradigm shift）又稱范式轉移，是托馬斯·庫恩 (Thomas Kuhn) 在他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 年）中提出的一個概念，指的是一門科學學科的基本概念和實驗實踐的根本變化。盡管庫恩將這個術語的使用限制在自然科學中，范式轉移的概念也被用于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以描述基本模型或事件感知的深刻變化。庫恩認為“范式”有兩種立意：“在第一個中，‘范式’指的是某個科學共同體成員的共同點，也就是說，共同體成員共享的整個技術、專利和價值觀。在第二種意義上，范式是一個整體的單個元素，例如牛頓的原理，它作為一個共同的模型或例子代表了明確的規則，從而定義了一個連貫的調查傳統。[2]”

范式轉型根植于技術的演變，“就像使用大腦求生的人類超越了身強力壯的猛獸，就像蘋果推出的iphone 取代了黑莓和諾基亞，就像新能源智能出行工具和無人駕駛正在取代燃油車，沒有發生之前大眾往往沒有察覺或者認為只是噱頭，而一旦發生就產生不可逆的變化，淘汰掉“舊錢舊知識人”[3]。范式轉移也包括人心（文化）的轉移，社會財富和創作母題會從中不斷勃發?？萍甲髡叻蛾栒J為下一代跟特斯拉和蘋果一樣偉大的科技公司可能會從以下3 個主要的技術范式轉移中產生：真實世界的人工智能（Real World AI Computing)；合成生物技術崛起，人類社會進入后石油時代（Rise of synbio)；人機交互的變革（Next humanmachine interface)。這3 點分別代表了智能進步的需求、可持續發展的需求和人性自洽的需求[3]。

實際上它們都跟藝術和設計產生密切關聯。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教授內里·奧克斯曼（Neri Oxman）將技術與生物學相聯結，通過材料和方法論的創新，開創了材料生態學領域，呼吁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設計和建筑方式。建筑、產品和物體都可以像器官一樣，可以通過計算“生長”、增材制造和生物增強，創建異構和多功能結構。豬工作室(Swine Studio)發明了氣泡；莫里森工作室（Morison Studio）發明了碳纖維風箏；形式幻想工作室（Formafantasma）從產品、空間設計到規劃、咨詢，用知識研究打通了全鏈條障礙。無論材料的發明還是方法的發明，都屬于知識的發明，也都連接了可持續生態議題[4]。在可見的未來，藝術的表達媒介、訴求、審美、價值觀、責任、技術支持和規則發生異化并不奇怪。在《頭號玩家》和《銀翼殺手2049》等電影中，那些垃圾場、披著一層塵埃的雕塑和灰黃的末世氣象似乎是一種深沉的隱喻。

基于外部世界的深刻變化和一些極端緊迫的問題，藝術的公共性表達必須轉變范式和表征，在價值引領方面擔負起責任。公共藝術要從物質建設、實體生產、凸顯型事件為主導的“鍛造”思維轉變為無界的公共性表達、無形的文化藝術干涉、充分的跨領域混合協同、生長的時間復利賦能為主導的“釀造”思維。

目前來看，主要暫含4 個指向，即以全民美育和賦權大眾為特點的教育、以公共藝術立法為代表的制度建設、鼓勵跨界先鋒和精英極客的實驗性表達和知識生產、技術倫理支配下的以元宇宙為代表的虛擬空間和數字藝術。這就實現了從“硬公共藝術”到“軟公共藝術”的過渡，與“硬城市”到“軟城市”的城市發展轉型互成鏡像?！败浌菜囆g”與“軟城市”同頻共振（“軟城市”也可以理解為城市軟實力的表征）[5]。

同時，對藝術的公共化生產提出3 點前提要求：減碳、可持續和環保為第一要義，以普惠和對“人心”的改造為核心目標，不應給這個世界帶來任何麻煩。

大衛·哈維在《城市危機的起源》中引申了庫恩的范式轉型理論[6]，認為學術界應該承擔起一項任務與使命：建立新世界的構想。這對藝術家尤甚！哈維在《希望的空間》中更是提出了讓藝術家承擔“社會建筑師”的角色[7]。朗西埃高度認可了當代藝術的顛覆價值和構建能力[8]，在城市哲學研究中我們也看到了諸多研究者對感性力量和想象的力量的重視[9]。這一切都指向了以城市雕塑為代表的傳統公共藝術的羸弱與滯后；以參與式社會創新為代表的新型公共藝術也不必沾沾自喜，也已趨向于噱頭和“裝飾”，沒有超越“場所營造”的囹圄。

意大利城市規劃專家喬瓦尼·馬喬科(Giovanni Maciocco)說：“文化景觀的演變是當代公共空間的根基。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發明當代公共空間的景觀去延續歷史”[10]。如果公共藝術是多維的“中介”，這個中介在今天已經生銹和骨節咔咔作響了?！鞍l明新的公共景觀”，無論是為了調和城市還是藝術自洽，都是時代需求。

3 如何“分層”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設”，代表著從經濟型城市化向文化型城市化的重大戰略轉型。但如果不把文化城市的定義、模式研析清楚，其實踐成就難有可持續性，甚至會更加紛繁蕪雜。本文提出文化城市的分層構建是基于多種理解邏輯的“分層”：一是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傳統分層；二是以布爾迪厄的4 種資本與階級理論為支撐的身份分層；三是建設邏輯的不同維度等（模式、形態、要素的立意定位）。

文化城市的構建，一方面不依賴傳統的城市規劃發展模式和協同方式，強調分層培育；另一方面，不依賴單一理念的社會分層理論，而是將不同邏輯、維度的層面打通和連結。

參照第一種邏輯，由于傳統的城市轉型和城市形態打造都是多部門協同，凝練出一個主題并推進，如創意城市、智慧城市等，不同層面的主導方依然是傳統結構，所謂的城市目標只是一個階段性的工作主題?！胺謱訕嫿ā钡膭撔轮幵谟诓煌瑢用嫔先藛T結構和工作哲學的刷新。文化藝術作為優先目標、優先思維和優先績效，植入各個分層，使文化藝術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全方位地成為城市發展的主導。

第二種邏輯是基于身份階層的培育和構建，即文化藝術對決策階層、精英階層和社會大眾的重新教育和充分占領；同時也主張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自中而上和自中而下的深度互動。按照社會分層理論，文化精英屬于技術精英范疇，社會影響方面弱于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因此，筆者認為，文化精英和 KOL（關鍵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屬于中間階層，向上產生輻射，向下產生影響，尤其向下兼容的意義更大，因為 一方面保證精英循環，另一方面通過實打實的落地去改變社會。意大利社會學家帕累托說，精英群體要從底層吸收精英才能保持活力[11]。

有趣的是，公共藝術的范式轉型正好可以對照、映射、孕育、助益、賦能城市的傳統分層。也證明了，公共藝術與城市的天然聯姻關系。例如，以公共藝術立法為代表的制度建設推進刷新文化主導的決策層與公共管理層；以美育為特點的社會教育推進藝術普惠、文化惠民、和諧社會和增加文化藝術型市民數量；鼓勵跨界先鋒個體的實驗表達與知識生產能夠引領社會創新氛圍，能夠激發出更多的公共空間和公共性對話；技術哲學支配下的以元宇宙為代表的新型空間能夠引領創新業態的挖掘和生活方式的變革；從精神意涵上，公共藝術與開放城市、平臺城市、臨時城市、行動城市、軟城市相匹配，建立“想象力城市”！

總體上實現“以文化資源和文化資本為主要生產資料、以服務經濟和文化產業為主要生產方式、以人的知識、智慧、想象力、創造力等為主體條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質量和推動個體全面發展為社會發展目標”[12]。

參照第三種邏輯，文化城市不是文化藝術要素的多寡和屬性的強弱，不是與綠色城市、智慧城市并列的一種城市概念，而是更傾向于一種與政治型城市化和經濟型城市化相分野的城市化模式和時代趨勢。

誠然，最終衡量指標可以落到經濟數字。2016 年倫敦的創意產業從業人員為62.3 萬人，占所有就業崗位的11.9%，文化創意產業的就業人數年平均增長率高達36.9%，到2017 年，每6 個倫敦人就有一個從事文創工作。2017 年，文化創意產業為倫敦經濟貢獻達470 億英鎊，占全年倫敦經濟產值的20%。這個20%可以成為衡量文化城市的一個標準。

無論哪一種邏輯，公共藝術的范式轉型都對標和推進文化城市的分層構建，文化城市的塑造又反芻公共藝術的演化。

4 愿景、使命與價值

白酒的釀造過程包含：酒精發酵、淀粉糖化、制曲、原料處理、蒸餾取酒、老熟陳釀、勾兌調味等。這個過程充滿了挑選、混合、精微、時間、隨機甚至思想和品味。而鍛造工藝對此無可奈何。從鍛造到釀造就是物理到化學的過程。最終釀出的人文與技術相結合的產品是恒香的甚至是虛空的，它可能只是一種體驗、一種方式，而這恰恰是其最大價值。在未來，“去物質化”才是最大的價值趨向和凝聚力，它進一步幫助人類超越肉身，這是機械性鍛造所不擅長的。公共藝術全方位倒向文化、制度、教育、數字，實現更深邃、更高維度、更大系統的藝術影響；無回歸、不勝利，然后再反哺和療愈人類的生物性。因此，“釀造”式公共藝術將人的覺醒、個體發展、對具體人的改變放在首位；其次，超越人物和作品，主張“匿名性”；再次，不依賴傳統的城市規劃發展模式和協同方式，強調分層培育，同時，不過分依賴身份階層維度的社會分層理論，而是將不同邏輯、維度的層面打通和連結。

如果我們將之理解為一個新體系：以公共藝術本體、公共藝術的范式、文化城市的構建為主要研究抓手；以它們的要素交互、連結互動、范式轉移、內卷癥結、系統超越等問題為主要研究對象；以公共藝術發展困境、藝術化生活方式含真量不夠、數字與消費主義對人的異化、城市人文水平凌亂為亟需克服的弊病和研究背景；以藝術生產機制刷新、人類文明繁衍有續為研究價值趨向；以持續的俯瞰視角和問題意識為基本研究姿態；通過批評、反思和大膽構想，創建一個方案或價值目標，輸出新鮮活力，推進范式轉型，實現系統性超越。

“知識遷移、辯證發展、求真向善、平等多元和宏觀審視是對品質和價值傾向的描述。但它們組合在一起就化為一種能力，既是一種基礎能力，也是一種稀缺能力”[13]?！胺妒健币馕吨孢m區和安全感。范式不會自己裂變，范式轉型需要每一個人具備求變的意識和審視周遭的能力。

那么，在理論層面，它能為頂層設計提供理論營養與策略借鑒；拓展公共藝術本體理論，豐富城市發展規劃理論；刷新公共藝術批評、城市批評的風氣；不同層面的并置、碰撞孕生新知識、新理論，豐富學術話語。在現實層面，它能直接指導公共藝術實踐和城市規劃實踐；為解決藝術過剩和劣質藝術品泛濫問題提供思路；實現最大層面的藝術普惠、文化惠民和公民教育；助益網絡文化、都市文化、文化科技和社會生態的風清氣正；診治城市病和“千城一面”，以“文化型城市群”為發展目標，推動城市轉型；配合“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助益文化藝術生產和社會精神文明建設，輔佐推進國家戰略。

所有的轉型與構建都有風險性和面臨“不成熟”的指責，但我們更需要新鮮營養和突破性建議。畢竟，“溫水煮青蛙”是水、青蛙和時間的“三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