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與式：圖像考據視角下的明代建筑“裝折”

王春雨

（深圳技術大學，廣東 深圳 518118）

在中國傳統木構架結構的建筑中，凡殿庭架構、斗拱、門窗和欄桿等，有大木、小木之分?！靶∧尽毕到y因歷史時期及地域不同，可稱為“小木作”“裝折”“內檐裝修”“花作”等，大致均指的是與建筑“大木”體系相對應的“木裝修”系統，其手法主要包括水平方向上的隔扇、檻窗、欄桿、屏門、版壁、版障、隔斷、紗櫥、花罩、屏風、帷幄帳縵簾等，以圍合、組織連續的空間；垂直方向上的承塵、天花、藻井、平闇、平綦、軒、仰塵等“天花板”系統，以調節空間的高度，最終達到空間尺度的合理規劃。如果將“大木”體系視作建筑的骨骼，“小木”系統則承擔著“皮肉”的作用，在大木框架結構中實現了建筑多種功用的滿足，以及文化審美的表征。中國傳統建筑“小木”系統內容極為豐富，技藝高超，在世界建筑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承載著中國古代建筑的營造觀念、生活方式、裝修手法、技術傳播、審美觀念、民俗文化等諸多方面的信息。

相對于大木而言，小木的研究較為薄弱。古代文獻典籍領域有《營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園冶》《魯班經》《天工開物》《一家言》《營造法原》等；之后建筑學界研究成果頗豐，如《營造法式解讀》(潘谷西、何建中，2005)、《清工部〈工部工程做法則例〉圖解》(梁思成，2006)、《營造法式辭解》(陳明達，2010)、《〈營造法原〉詮釋》(祝紀楠，2012)、《園冶注釋(第二版)》(陳植，2006)、《魯班經》（李峰，2002）、《魯班經匠家鏡研究》(陳耀東，2010)，以及陳明達先生對元代典籍《梓人遺制》的發現與整理等，其中均有所涉及，但并未形成“小木作”研究的獨立體系。

《中國式門窗》(葉子剛，1954)、《中國古代門窗》(馬未都，2002)、《江南明清門窗格子》（何曉道，2005）等，均針對木構門窗這一領域進行了獨立研究?！豆沤ㄖb折》(過漢泉、陳家俊，2006)就具體工藝進行了詳細介紹，附有施工圖樣?！督瞎沤ㄖ咀鞴に嚒?過漢泉，2015)涵蓋了大木、小木系統的具體工藝?！豆蕦m建筑內檐裝修》(故宮博物院古建管理部，2007)、《華堂溢彩: 中國古典建筑內檐裝修藝術》(郭黛姮，2003)是較為綜合的研究成果?！吨袊覂仍O計史》(霍維國，2007)、《室內設計史》(李硯祖、王春雨，2013)等,從室內設計的角度對“小木作”形成初步探討?！吨袊糯覂仍O計史》(王春雨,2015)中對中國古建“小木作”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梳理。

建筑史家贊譽中國傳統建筑的悠久歷史與獨特技藝，也因實物遺存甚少、文獻記載寥落而嘆息。上述所指“裝折”系統因其拆卸自由的特點，長久存留的難度遠高于大木系統；又因屬于“小木”范疇，文獻記載更為稀少。本文以明代《園冶》所附“裝折圖式”與“欄桿圖式”為中心，梳理該時期建筑“裝折”的大致面貌，并結合文獻記載，總結其營造技藝中的“法”與“式”；考察明代圖像資料中所表現的“裝折”系統在形象、式樣等方面所呈現的面貌與特點；同時探討印刷術頗為發達的明代中晚期圖像的表意、矛盾與突破。

1 “裝折”的概念與范疇

在歷代文獻中，對 “裝折”做出相對完整介紹的文本以《園冶》《營造法原》兩部著作為代表。其中，《園冶》所記內容最為全面詳實。

《園冶》刊于明崇禎四年（1631 年），作者計成，是我國第一部系統論述造園藝術的專書。成書后，為其做序的阮大鋮名掛逆案，《園冶》隨被列為禁書，在有清一代幾乎絕跡于國內，只在清初李漁《閑情偶寄》中略有提及。沉寂300 余年后，朱啟鈐等先賢輾轉訪得，于民國二十年（1931 年）再次刊印發行?！秷@冶》原書共三卷，卷一中除總論造園理論的“造園論”“園說”外，共設“相地”“立基”“屋宇”“裝折”4 篇；卷二全志“欄桿”；卷三分為“門窗”“墻垣”“鋪地”“掇山”“選石”“借景”6 篇。

卷一“裝折”下又分列“屏門”“仰塵”“?槅”“風窗”4 條，并附“裝折圖式”。文中對“裝折”做出解釋：“凡造作難于裝修，惟園屋異乎家宅，曲折有條，端方非額，如端方中須尋曲折，到曲折處還定端方，相間得宜，錯綜為妙?！?。陳植注釋：“裝修，亦稱裝折，如檐下掛落及門窗等屬之”；又注：“裝折’即’裝配折疊’，即’裝修’之謂，今蘇州人讀作‘裝折’，江浙等地通稱‘裝修’”[1]111。闞鐸[2]在“園冶識語”中做出過概念界定：“‘裝折’亦系吳語，蘇州人至今用之，即指可以裝配折疊而互相移動之門窗等類而言?！邸鄷鳌　?，即《工部工程做法》所謂‘內檐裝修’，其固定附麗于屋材者，不在此列?！秷@冶》所列以屏門、仰塵、?槅、風窗及欄桿為科目。而以門窗之全部別列一篇，專指不能移動，而為前篇之反證。為此‘裝折’二字之定義，及其界說。[1]29”

由此可見，《園冶》中“裝折”這一吳語方言，與“裝修”概念相近，主要是指相對于建筑大木作而言的“小木”系統，其典型特征體現在安裝、移動、拆卸的靈活自由上?！秷@冶》“裝折”包含了屏門、仰塵、?槅、風窗等科目，欄桿也可列入。姚承祖所著《營造法原》（清末民初）第八章“裝折（裝置）”也對這一概念進行了解釋：“李氏營造法式，及清式營造則例。所在木作制度，凡殿庭架構、斗拱、門窗和欄桿等，有大木、小木之分。依南山規例，則均歸大木，但有花作之分，小木指專做器具之類?！?。至于門窗、欄桿、掛落等，即北方之內檐裝修，吳語稱為裝折，今沿用之。昔時花作專營此業”[3]?！稜I造法原》“裝折”下分為“門窗框宕子”“門”“窗”“木欄桿”“飛罩及掛落”5 個部分。

由此可見，“裝折”的概念及其所包含的內容，與宋《營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民國《營造法原》有著一脈相承的聯系。同時，元《梓人遺制》、明《營造正式》、明《魯班經匠家鏡》、清初《閑情偶寄》等也有涉及（表1）。

表1 “裝折”名稱演變及內容對照

2 法、式并重

2.1 有法而無定式

《園冶》原著前有阮大鋮“冶敘”、鄭元勛“題詞”與計成“自序”。鄭元勛 “題詞”以提問的方式展開：“古人百藝，皆傳之于書，獨無傳造園者何？曰：園有異宜，無成法，不可得而傳也?！痹靾@因人因地制宜，沒有成規可遵循?；蛉A麗或簡樸，取決于園主人的胸中丘壑。然而即便主人有著極高的藝術修養，如無法與木匠、瓦匠溝通，匠人則一味墨守成規不知創新，主人就無法實現心中所求而只能就范。計成既精通造園理論，又能現場組織匠人施工，造園手法千變萬化因地因人制宜。一旦整理成文，傳為“成法”，有落為成規俗套的風險，失去其精華所在。而如今《園冶》成書，世人如果能遵循其原理而靈活運用，也是一種貢獻，甚至可與《考工記》一樣為后人稱頌。

在《園冶》“自序”中，計成介紹自己年少時醉心丹青，追隨關仝、荊浩筆意，并游覽大江南北，閱園無數。在自己的園林實踐上，借鄭元勛的評價，猶如關仝、荊浩的山水畫。畫家以紙為背景，計成是以自然環境為背景，原理相通。計成強調了造園設計師與一般匠人的區別，匠人追求技藝精巧，且因循固守難以變通，“世之興造，專主鳩匠，獨不聞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諺乎？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以此為立足點，道出了造園的基本法則“巧于因借，精在體宜，愈非匠作可為”[1]43。計成同時也強調了式樣上的“雅”，力求摒棄俗物。

陳從周在“跋陳植教授《園冶注釋》”中進一步分析，計成本人擅長丹青，但在其造園理論部分，只有文字敘述而不附圖式說明，究其根本原因，還在于造園“有法而無定式，如果以式求之，遂落窠臼”[1]252。

整體來看，《園冶》所記內容可以分為三大類型：①理論概述：造園論、園說。②建筑藝術：屋宇、裝折、欄桿、門窗、墻垣。③園林藝術：相地、立基、鋪地、掇山、選石、借景?！秷@冶》共附圖235 式，分為屋宇圖式、裝折圖式、欄桿圖式、門窗圖式、漏磚墻圖式、磚鋪地圖式等6 個部分。由表2 可知，興造論、園說，以及相地、立基、掇山、選石、借景等，與園林規劃設計（造園）相關的6 篇，均無圖式。

表2 《園冶》中附有圖式的篇章以及圖式數量統計

闞鐸在“園冶識語”中就圖式的有無問題，將《園冶》與宋《營造法式》從體例與內容上分別做了對比，在關于掇山一類的營造中，《營造法式》《園冶》均不附圖式。認為《園冶》在認識上與《營造法式》是一致的：“園冶為式232，而無一式及于掇山?！崩蠲髦佟稜I造法式》用泥土作料例，著錄壘石山及泥假山壁、隱假山、盆山之法，亦無圖式。其流杯渠圖樣則系石作，故與掇山有間。蓋營造之事，法式并重，掇山有法無式，除非蓋缺，掇山理石，因地制宜，故不可執定鏡以求西子也。計氏不必泥于李書之義例，而識解無二致。[3]29”

2.2 法式并重

《園冶》在1931 年輾轉重返國內視野時，時人就《園冶》的寫作特點做了評價，認為明代文人造園興盛，佳構頻出，但文人記述行文浮夸、抄襲成風，并無優秀文獻為后世借鑒。而計成一掃時弊，既注重理論分析，又在部分篇章內配以圖式說明，可謂客觀性與開創性兼具，法式并重“計氏自目擊此弊，一掃而空之，出其心得，以事實上之理論，作有系統之圖釋”， “《園冶》專重式樣，作者隱然以法式自居”[3]30。

就“裝折”而言，計成整體介紹了其具體內容及做法“凡造作難于裝修，……。裝壁應為排比，安門分出由來?！?門扇豈異尋常，窗欞遵時各式?！?。落步欄桿，長廊猶勝，半墻?槅，是室皆然。古以菱花為巧，今之柳葉生奇。加之明瓦斯堅，外護風窗覺密。半樓半屋，依替木不妨一色天花；……。構合時宜，式征清賞”[1]110。此段文字描繪了一幅建筑裝折圖，板壁、?槅、門扇、窗欞、風窗、天花、欄桿等追求“構合時宜，式征清賞”的效果?！把b折”篇后附有“裝折圖式”共62 式。雖為圖式，但計成強調了在此原理上舉一反三、靈活變化的基本思想，并非拘泥于此62 式之中。

文震亨的《長物志》以日常生活之“物”為敘述對象，卷一“室廬”第三篇“牕”（窗）所述格眼大小、明瓦、風窗尺寸等，與《園冶》中的“?槅”非常接近：“用木為粗格，中設細條三眼，眼方二寸，不可過大。窗下填板尺許，佛樓禪室，間用菱花及象眼者。窗忌用六，或二或三或四，隨宜用之。室高，上可用窗一扇，下用低檻承之?！?。冬月欲承日，制大眼風窗；眼徑尺許，中以線經其上，庶紙不為風雪所破，其制亦雅，……。[4]”

《長物志》與《園冶》同時刊行于明崇禎四年（1631 年），兩位作者均生活在蘇州一帶，這從一定程度上印證了當時民居“?槅”的基本做法。此外，《園冶》“裝折”篇中有“類俗”“茲式從雅”“簡便為雅”三處涉及“俗”“雅”的對照，語言較為簡短，在造園思想上，與《長物志》所秉承的“崇古尚雅”有相通之處。

2.3 “理畫之勻”與《幾何原本》

在《園冶》圖式總235 式中，“裝折圖式”與“欄桿圖式”共162 式，占比超過三分之二。 “裝折圖式”62 式中 ，槅欞45 式、束腰8 式、風窗9 式，屬于建筑屋身的木構墻體部分，即 《營造法式》“格子門”所安裝的位置。 “欄桿圖式”100 式均為木作花樣變化，其做法及樣式可與“?槅”“風窗”互換（表3）。

表3 《園冶》中“裝折圖式”統計

《園冶》“裝折”中，“?槅”分為長槅式、短槅式?！伴L槅式”：“古之?槅，分位定于四、六者，觀之不亮。依時制，或欞之七、八，版之二、三之間。諒槅之大小，約桌幾之平高，再高四五寸為最也”；“短槅式”：“古之短槅，如長槅分欞版為者，亦更不亮。依時制，上下用束腰，或版或欞可也”[1]117。由圖1 可知，與宋《營造法式》“格子門”形制相同，直至清代一脈相承。

圖1 《營造法式》《園冶》格子門、?槅形制

除兩幅?槅形制圖式之外（長槅式、短槅式），其余“槅欞式”均為?槅的“欞空”部分，即格子門的“格心”部分?！秷@冶》“?槅”篇介紹：“古之?槅，多于方眼而菱花者，后人減為柳條槅，俗呼‘不了窗’也。茲式從雅，予將斯增減數式，內有花紋各異，亦遵雅致，故不脫柳條槅?；蛴袑跅U豎為?槅，斯一不密，亦無可玩，如欞空僅闊寸許為佳，猶闊類欄桿風窗者去之，故式于后”[1]114。如圖2 至圖6 所示，《園冶》中的“槅欞圖式”共43 式，其花紋變化有規律可循：①柳條式為始，共10 式。②柳條式變為“人字式”2式， “人字式”變“六方式”2 式。③柳條式變為“井字式3 式，再由井字式變為雜化式21 式。④玉磚街式4 式，八方式1 式（表3）。

圖2 《園冶》卷一，“裝折圖式”槅欞式：柳條式（第一式----第七式）[1]118

圖6 《園冶》卷一，“裝折圖式”槅欞式：八方式

與宋《營造法式》、元《梓人遺制》格子門格心相比較，明《園冶》的“槅欞”圖式變化更為豐富，形式上也存在明顯的差異，如再與清代相比較，差異更為明顯（圖7-8）?！稜I造法式》為北宋官方刊行，以汴京周邊為主；《園冶》以晚明江南地區為中心，體現了地域文化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闞氏針對《園冶》槅欞式樣的幾何圖案形式，認為與晚明徐光啟譯介西方的《幾何原本》有關：“計氏自信理畫之勻，聯絡之美，可謂深得幾何學三味。爾時利瑪竇、湯若望之徒，以西來藝學，力謀東漸，上海徐光啟，身立崇禎之朝，以譯幾何原本著稱。計氏同時同地心通其意，發攄為文樣，影響于營建，或亦有所受之也?！盵3]26

圖7 宋《營造法式》中的格子門圖樣[6]

徐光啟為上海徐匯人，《幾何原本》[5]由傳教士利瑪竇口述，徐光啟整理完成，1606 年首次于北京刊印，1611 年再次刊印發行，后一版本在當時流傳較為廣泛。計成生活于蘇州一帶，與上海相鄰，《園冶》成書晚于《幾何原本》20 多年，是否在構圖原理上受到了西方幾何學的影響，因篇幅受限，在此不做展開。然而就《園冶》圖式所具有的獨特性而言，確實值得學界探究。

3 印刷術、木刻版畫與媒介語境

中國傳統建筑的屋身立面至少在正立面上安裝有拆卸自由的格子門（?槅、隔扇），形成了兼具門窗功能的木構幕墻。這種成排安裝的木構幕墻，又因其格心花樣（槅欞樣式）變化豐富，為建筑立面帶來了十分精巧的視覺效果（腰華版與障水版也是裝飾的重點）。如果遠視中國傳統建筑，可見其高大的臺基、出檐深遠的巨大屋頂，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建筑形象；而靠近至一定距離時，位于屋身立面的格子門窗，才顯示出與建筑個性甚至屋主人審美情趣直接相關的信息。

圖3 《園冶》卷一，“裝折圖式”槅欞式：柳條變人字式、柳條變井字式

圖4 《園冶》卷一，“裝折圖式”槅欞式：井字變雜花式

隨著元明戲曲小說文學的繁榮，刻坊書肆日益發達興盛。明萬歷、崇禎之際，版畫插圖的鐫刻不論數量和質量均達到了極盛時期。木刻版畫技術可與許多媒材和藝術形式相結合，如戲曲、小說以及繪畫等，各類帶有插圖的書籍大量進入商品流通，并在明代中晚期建立起了十分廣闊的商旅流通網絡，吸引不少著名畫家參與創作；優秀刻工集中在幾個刻書中心，形成了各自的風格流派，留名史冊。著名刻地有江蘇金陵、浙江錢塘、安徽新安、福建建安、山西平水等，尤以江南地區為中心[8]。

戲曲、小說插圖中，因故事場景所需，多有街道、商鋪、宅院、園居以及廳堂、書房、寢臥等的描繪，作為故事情節的“布景”存在。同時，在描繪近景的建筑場景時，處于屋身立面的格子門窗（?槅）往往作為重要內容出現在畫面里，如描繪室內環境，除立面的格子門窗可見外，同時多見室內的屏門、屏風、隔斷等“裝折”內容。就明代繁榮的木刻版畫市場而言，此類場景內容的描繪比比皆是。因畫工、刻工的地域風格限制，甚或流行畫譜等的影響，此類圖像呈現出了“圖式”化的可能性。這一方面體現在“柳條式”的盛行，另一方面體現在“柳條式”幾種固定式樣的表現上。

圖5 《園冶》卷一，“裝折圖式”槅欞式：玉磚街

《園冶》“裝折圖式”64 式主要以“?槅”的“欞空”部分為重點，亦即格子門窗的格心部分，變化豐富的槅欞圖式（格心）多達43 式?！秷@冶》強調“古以菱花為巧，今之柳葉生奇”，其“槅欞”圖式均為 “柳條式”的各種變化。如考察明代中晚期至清代前期的木刻版畫插圖，會發現建筑立面圖像多表現為“柳條式”的格子門窗（?槅），且固定表現幾種式樣。

以明崇禎本《金瓶梅》插圖為例[9]，作為明代小說插圖中的佳作，該套插圖共200 幅，繪制精雅脫俗，多數涉及建筑“?槅”形象，格心以“柳條式”常見。同時，如果與《園冶》圖式比較，《金瓶梅》插圖中多為《園冶》“裝折圖式”中的 “?槅柳條第一式”，偶見“第七式”。其余《園冶》之變化者，如井字、人字、雜花等，均極少見到。及至《西廂記》《琵琶記》《紅梨記》《水滸傳》等，尤其明顯的是“柳條式”的流行，占絕大多數比例[10]。再者，在表現形式上，多為右上或者左上角俯瞰，建筑前楹敞開，畫面表現房屋內部一角，畫面前方描繪一扇柳條槅式樣的“?槅”，格心為《園冶》“裝折圖式”中的“?槅柳條第一式”，甚至更為簡單。這樣的構圖似乎形成了一種新的“圖式”，僅作為故事情節的“布景”出現，慢慢脫離了現實生活環境而進入純粹的圖像媒介語境中。

同時，明代木刻版畫中也有較為復雜的菱花、萬字、龜背紋等格心樣式，雖不在《園冶》圖式中，但若與《營造法式》《梓人遺制》圖樣相對照，或可彌補《園冶》作為江南一帶造園著作的局限性。如《西廂記考》插圖中表現有一處復雜的“菱花”樣式，畫面描繪了張生立于一座佛寺，身邊格子門格心樣式精細復雜。疑似“菱花”，這與《長物志》“佛樓、禪室，間用菱花及象眼者”一致（圖9）[11]?！秷@冶》卷一“裝折”中，計成敘述了“構合時宜，式征清賞”的設計原則，并在卷二“欄桿”篇提出：“欄桿信畫而成，減便為雅。古之回文、萬字，一概屏去”[1]137，力矯流俗，將篆字也棄為不用?！秷@冶》卷二“欄桿”共附圖100 式，以筆管式為始，變化為諸種雜花式，并出現了梅花、葵花、海棠等復雜的以曲線為主的花樣，其中并無萬字、回文以及篆體字。在明萬歷年間的木刻版畫中，飾有萬字花紋的格子門窗（?槅）、家具、門簾等也常見，如起風館刊《王李合評西廂記》插圖中，萬字花格子門窗格心表現得十分精美（圖9）。在明崇禎本《金瓶梅》插圖中可見精細的萬字欄桿（圖10）。

圖8 元《梓人遺制》“小木作制度”圖樣 [7]

圖9 明代木刻版畫中的?槅形象

圖10 《金瓶梅》插圖，明崇禎年間

4 結語

本文試圖在圖像資料中梳理明代的建筑“裝折”特點，一方面由于相關文本記載稀少，另一方面得益于明代豐富的木刻版畫資料?！秷@冶》刊行于明崇禎四年（1631 年），其“裝折圖式”“欄桿圖式”共162 式，最為直觀地展示了明代（至少在江南地區）園林建筑的?槅、欄桿形象，可謂“法式并重”，有“式”可依。如與宋《營造法式》、元《梓人遺制》中的圖式進行對照，雖然在形制上一脈相承，但因紋樣變化豐富，形成了迥異的整體風格。

同時，明、清兩代的建筑傳承關系密切，后世往往將“明清”作為整體概念進行概括，如“明清建筑門窗”“明清建筑裝飾”等。但明、清兩朝均綿延近300 年，就營造技藝而言，明代對清代的影響極大，但式樣與風格上差異明顯，無法統一定義。值得注意的是，《園冶》于明末刊印問世，隨后便因逆案拖累，在之后300 多年間絕跡于國內。計成所記內容，對清代影響應當有限。而柳條槅在清代建筑中傳續，直至今天仍為流行，一方面應當是明代建筑“裝折”技藝流傳所致，另一方面則是圖像作為一種媒介的影響作用。

此外，明代木刻版畫技術的發展帶動了戲曲、小說插圖的極大繁榮，受到創作地域的影響（江南地區為版刻中心），江南地區的建筑風貌更多地進入插圖內容，柳條槅盛行。但插圖更多作為故事情節的“布景”存在，在創作、流布的過程中，形成了媒介語境中的“圖式”，在一定程度上，與當時的現實環境形成了復雜的關系，難以一概作為考據來源。期間最具魅力的應當是萬字花式，其作為《園冶》《長物志》所力求屏去的“流俗”，在明代版刻插圖中有著頑強的生命力，時常出現于欄桿、?槅、家具等處，可視為現實生活場景與圖像語境的一種博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