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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古村落的海絲意象與文化展望

2022-02-11 09:00張馥玫陳楠
湖南包裝 2022年6期
關鍵詞:海絲潮汕古村落

張馥玫 陳楠

(1.北京印刷學院,北京 102600 2.蘇北中學,廣東 汕頭 515000)

“意象”作為中國文論的關鍵詞,在中國文藝與審美研究中有著深厚歷史源流與文化底韻,最早可追溯至先秦《周易》的“立象以盡意”和《詩經》的“象服是宜”。最初的“意”與“象”雖分開使用,卻彼此感應聯通,其中既有哲學思辨意味,也蘊含了藝術審美特征。魏晉南北朝之后,“意象”成為文學批評領域的重要范疇,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提及“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其對“審美意象說”的開創促進了“意象”討論在后世文論的持續衍展[1]。意象既是直覺而直觀的,又是朦朧而蘊藉的。在中國文藝創作與表達之中,意象既可以是創作方式,又可以是創作結果。葉朗在《美學原理》中提出“美在意象”的主張,在談美感的特性時,指出美感的創造性與核心在于“生成一個意象世界”[2]。

中國學者在城市景觀研究與規劃設計中引入“意象”概念,始于對凱文·林奇《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3]的翻譯與介紹,這與國內對西方文藝理論的譯介緊密相關——文藝研究領域對20 世紀初英美意象派(Imagist Poetry)詩歌的關注以及艾布拉姆斯對意象(image)的研究,均注意到中國古典詩歌對西方現代派詩歌的影響,因而藝術設計領域對于英文“image”之翻譯也選用“意象”這一在中國文化中淵源深遠的詞語。個中既有“意象”概念的泛化應用之現象,也反映了“意象”在“形象”之外的悠長意韻與文化寓含。除了城市意象的研究之外,意象研究可以更廣泛地應用于地域性歷史文化與藝術設計的同構關系之中?!俺鄙枪糯迓涞暮=z文化意象”便是由“意象”概念與鄉土文化鏈接形成的關于潮汕文化與鄉村建設的綜合圖景。

潮汕地區位于廣東省之東南隅,潮汕文化是廣東的三大文化之一。潮汕古村落是潮汕文化中極有特色的版塊之一,富有特色的美麗古村落分布于潮汕地區各個鄉鎮之中。著名僑鄉樟林在潮汕古村落中極有代表性與典型性,是港埠文化、華僑文化與鄉土文化的融合呈現。歷史上,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與其他國家進行文化交流與經濟貿易的重要海上通道。潮汕地區的樟林古港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之一,它曾作為中國粵東地區的“通洋總匯”,是歷史上紅頭船“下南洋”的啟航港埠。畫家吳華平于2000 年創作木刻版畫《樟林古港》生動刻畫了繁盛時期的古港景象(圖1)。事實上,歷經百年滄桑,樟林港由繁盛的港埠退化成離海尚有8 公里之遠的埠市,古港河水域退縮成腐水淤積的臭河溝,村落中多處古宅荒廢失修。當地人自小聽聞樟林古港在明清海上貿易中繁盛一時,卻目睹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粵東城鎮與鄉村現代化進程中村落與港埠衰敗的現實景象?,F實與傳說完全脫節,港埠的文化記憶岌岌可危,徒剩下空蕩無憑的歷史想象。

圖1 樟林古港(木刻版畫) 吳華平 2000 年

直到2010 年前后樟林古港才重新被重視,由政府牽頭投資進行綜合治理,至今初見成效,這和中國鄉村建設的大潮流是緊密呼應的。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鄉村振興”國家戰略,國家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給潮汕地區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在構建21世紀海上新絲綢之路的時代背景下,樟林古港重新受到關注與重視,迎來修繕整理與保育活化的發展機遇。

樟林古港的個案在潮汕古村落的保育發展中具有共性的方法論意義。在鄉村振興過程中,樟林可發揮獨特優勢構建潮汕古村落的海絲文化意象。潮汕古村落在文化特質上有其整體性,各村在鄉村發展過程中面臨著相似的問題與困境。因此,本文關注樟林如何通過海絲意象來開展鄉村建設,以及藝術設計在海絲文化意象的建構中可能發揮的作用。

德國學者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與費孝通的文化自覺理論對于海絲文化意象的思考與建構頗有啟發。在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中,“文化記憶是集體記憶當中超過幾代人的長時段的記憶”[4],記憶通過文化形式(文本、儀式、紀念碑等)以及機構化的交流(背誦、實踐、觀察)而得到延續,我們稱之為“記憶的形象”。記憶在日常的交流中形成了時間的島嶼[5]。文化記憶是一個范圍很廣且很難界定的概念,與記憶直接相關的文獻、文物、旨在行進或者促進記憶的形式和活動均可納入到文化記憶的范疇,諸如神話、儀式、紀念物、整理、撰寫、出版和普及文化傳統的活動和過程[6]。費孝通提出“文化自覺”理論,認為特定地域與文化環境中的人們應對身處其中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從而形成保護與傳承歷史文化的自覺意識[7]。

文化記憶的回望、整理與連接基于文化自覺的行動,而文化自覺的“自知之明”又在文化記憶所建構的文化身份中得到進一步確證。文化傳統與文化創新也是一體兩面的,既通過文化記憶獲得身份歸屬,又在文化自覺之下展望和規劃未來,從而實現文化意象的持續生成。樟林古村落的海絲意象可嘗試從港埠歷史梳理與文化記憶鏈接、海絲文化元素提煉與古港文化空間塑造、海絲文化生態可持續發展3 個層面來探索與建構。

1 梳理港埠歷史,鏈接海絲文化記憶

樟林地名因自古盛產樟樹而得名,明朝時期已發展成遠近聞名的漁港。清代初年,樟林成為中國近海貿易與粵東地區華僑出海的啟航地,乾嘉年間進一步擴大海上貿易,從潮汕地區最早的“海上門戶”發展為粵東第一大港口,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關鍵節點。梳理樟林的港埠歷史,重新連接與延衍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記憶,便成為樟林古港活化與復建過程中構建海絲意象的重要線索。港埠遺跡、村落建筑、歌謠傳說、宗教信仰、民俗民藝、華僑文化等潮汕鄉土元素都是海絲文化意象的物質與非物質載體。

1.1 “紅頭船的故鄉”

樟林是中國現代散文大家秦牧的故鄉,其著名散文《故鄉的紅頭船》[8]使樟林作為“紅頭船的故鄉”而聲名遠播。船頭漆紅的高桅大型木構帆船是清代廣東航海商船的標志,“紅頭船”從樟林古港揚帆啟航向北達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往南則“過番”至新加坡、泰國等東南亞地區。2018 年10 月,一艘高仿真的紅頭船模型在樟林古港原址正式落成,成為文化記憶的復刻之物(圖2)。2021 年吳華平應樟林古港紀念館之邀,歷時半年創作出7m 中國畫長卷《紅頭船時代》,其創作構思也基于“紅頭船的故鄉”的海絲意象。

圖2 紅頭船與樟林古港全景

1.2 “過番”

“過番”(下南洋)是與紅頭船緊密鏈接的歷史事件。樟林村在先前所建的樟林古港碑亭、紀念館的基礎上,發掘與修整古碼頭、古稅口、街道與古建筑等,古跡與古物在文化記憶中得以串聯,生動再現了粵籍民眾“下南洋”的那段苦難、血淚、拼搏與奇遇共存的海外移民與國際商貿發展史,回望和重現粵東海運重鎮的港埠歷史場景。

紀念館常設展覽“樟林古港歷史文化陳列”通過實物與圖像資料,生動展現潮汕先民當年僅憑一條水布、幾塊甜粿和極少幾件家當,乘坐紅頭船漂泊“過番”的歷史記憶?!耙幌恐淮?,一條浴布去過番。錢銀知寄人知轉,勿忘父母共妻房?!盵9]廣為傳唱的潮汕方言歌謠中再現了過番送別的場景,歌謠中既有下南洋的艱辛與離別,也有還鄉報恩的情感寄托。古港河中段的古碼頭遺址保留了考古發掘的6 級古碼頭石階與一截殘碑,再現“下南洋”最后幾步路,以供游客更真切地感受和懷想那段“過番”年月(圖3—4)。

圖3 古碼頭石階保護裝置

1.3 港埠貨棧街

因港而興的樟林古村落也形成了獨特的村落格局,清代最繁盛時以“八街六社”而聞名,并在此格局上繼續拓展規模,享有“天上神仙府,地下樟林街”的盛譽。臨河面港的貨棧街——新興街在樟林港的全盛時期曾享譽粵東,街上共有54 間雙層木質棧房,臨內港一側的棧房均以“前店后碼頭”為典型房屋格局,棧房前門在臨街一面,為店面或客棧;后門連接內港河道,各棧房自筑石門水閘與小碼頭,以供小船駛入內港后搬運起落貨物?!敖鹣蓸?,銀長發”,樟林的8 條商業街上店鋪繁如星斗,各營其業,有漁網、海產、打鐵、打石、染織、糧房、火礱、豆行、米行、屠宰、中草藥材、當鋪、洋貨等[10],貨品應有盡有,在歷史記憶中商貿繁華的港埠場景極為生動(圖5)。

圖4 古驛道中段碑亭景觀

圖5 《紅頭船時代》(中國畫長卷)部分細節 吳華平 2021 年

1.4 世界記憶遺產“僑批”

2022 年春節期間,永定樓僑批展覽館落成開館,永定樓曾是古港的貨倉和航標(圖6—7)。被列入“世界記憶遺產”的僑批是潮汕華僑歷史文化的重要見證物,這些附有簡短書信的“番批”和“銀信”,是“過番”打拼的海外僑胞寄給國內親人的匯款憑證與平安信物。僑批支援家鄉同胞的經濟生活,慰藉親人的思念,是連接海外僑胞與祖國的重要紐帶。一封封僑批與一個個家族的個體記憶相關聯,匯聚形成潮汕地區與東南亞地區商貿往來的集體記憶。僑批展覽館開展僑批研學與公共教育,以增進民眾對僑批與古港的了解;同時,館內展示售賣基于海絲意象開發的帆背包、水布、仿古信箋、明信片等品類,文創開發現仍處于起步階段。

圖6 永定樓僑批展覽館入口

“紅頭船的故鄉”“下南洋”“僑批”等皆是鏈接海絲文化記憶的核心意象要素,在樟林古村落保育活化過程中承擔著重構“鄉愁”與“鄉情”的關鍵作用。海絲文化記憶的譜寫是將港埠遺存與新興要素相聯結的重要鏈條,是潮汕鄉土文化認同形成代際傳播的核心因素,同時也為旅游文化增添豐富的層次與韻味。

2 提煉海絲文化元素,塑造古港文化空間

文化空間是指融合了人文因素的物理場所或地域空間,其中既有文化的實體呈現與物態衍生,也有人的參與和在場,從而使空間中蘊含的文化內涵得到人的體驗、接受、認同與傳播。在樟林古村落的保育與活化工程中,追溯和尋覓古港、古建筑與紅頭船等歷史典故與文化記憶,與古村落遺存中可觸摸、可感知的具體物質載體相連接,構建既具整體文化形象、同時又兼有豐富細節的文化空間,“整體保護和傳承傳統村落建筑文化與風貌”[11],便成為重要線索與工作思路。

2.1 文化線索與空間網格的信息可視化

文化景觀的整體規劃應注重人文因素在古港文化景觀中的有機組織,通過挖掘樟林古村落的文化特色,提煉關鍵信息來構建樟林古港的旅游文化信息系統,樹立樟林的整體文化形象。澄海區近年來投入逾3 000 萬資金進行樟林古港的綜合治理與保護工程,以繁盛時期的樟林古港為基礎重新塑造古港形象,古碼頭、古稅口、古石碑、古牌樓等遺跡與文物被重新發掘與保護,古石階、石籽路、古樹、祠堂、寺廟與民居建筑等形成樟林古村落的文化線索與空間網格。透過樟林古港文化地圖(圖8),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地標物沿著古港河兩岸散布開來,形成旅游觀光的基本線路。

圖8 樟林古港文化地圖

在旅游文化信息與導覽設置方面,除了景區全景圖與介紹板,還重新設計了信息柱、微導覽二維碼信息牌、文字信息牌等,形成較為完整的視覺引導信息體系(圖9)。新興街入口處的信息柱是集成性的重要導覽裝置,集合了視頻、實景圖片、文字介紹與地圖等多類型信息,較直觀地呈現古港概況。文字信息牌的色彩與字體設計帶來較好閱讀效果,銅質導覽二維碼信息牌方便游客通過移動端的交互操作來了解信息。修繕后的古港河沿岸的步道磚路面按距離間隔嵌有“中國·樟林古港”與“南粵古驛道”相關圖形標志的紀念地磚,進一步加深游客對古港的整體印象。目前的信息可視化設計仍較為基礎,應注重人文因素在古港文化景觀中的有機組織,并通過多維度的視覺設計來塑造和再現古村落的時空人文線索。

圖9 視覺引導信息

2.2 打造核心文化地標,豐富海絲意象的質感層次

前文提及的紅頭船模型、古碼頭遺址等核心文化地標的篩選與修整,連同重新清理的古港河與觀光步道等,有利于形成文化空間的點睛之筆和文化傳播的記憶點,呈現海絲文化意象的豐富質感與細節層次。此外,在重點古建筑的修復上,新興街、永定樓、山海雄鎮廟、南盛里、秦牧故居、風伯廟、德和里、西塘等富有海絲文化特色的建筑得到不同程度的修繕保護,通過旅游文化信息導覽系統來突顯核心文化地標。

保護好樟林地區的重點古建筑,有利于形成文化空間的點睛之筆和文化傳播的記憶點。例如,新加坡僑商巨賈藍金生返回樟林故里建造的南盛里(圖10),至今仍保持“五巷三埕一池”的完整規模,保存“四馬拖車”和“四點金”等潮汕民居的建筑格局,以錫慶堂的復原來展現潮汕地區宏揚家族精神的宗祠文化。西塘的建筑與園林布局則挪用了蘇州園林的風格,格局精巧而別有洞天,折射出嶺南與江浙地區的文化交流。秦牧故居是著名散文大家秦牧兒時居住地,這座“四點金”樣式的潮汕民居反映傳統潮汕社會中源遠流長的耕讀文化,游覽故居可以進一步了解秦牧的文學創作生涯,以及故鄉樟林帶給他的深厚文化滋養。

圖7 永定樓僑批展覽館內部陳列

圖10 南盛里建筑群落

樟林古建筑的裝飾細節也生動呈現了海洋文化的影響與東西方文化的交融。南盛里的建筑內外裝飾融合了多種傳統潮汕民間工藝,集石雕、灰塑、泥塑、嵌瓷、書法、美術、設計于一體,從建筑的工藝細節中可以一窺海洋文化在潮汕地區的影響。南盛里三落埕“清河世家”埕門兩側屋檐下的灰塑,雖已飽經風霜而難辨全貌,但仍可看到造型極為生動的龍蝦灰塑,通祖祠的石門斗梁架上有鯉魚騰躍的精刻石塑。樟林其他建筑上也出現魷魚、鱟、螃蟹等海洋生物在水草中悠游的嵌瓷壁畫[12](圖11—12)。由過番泰國創業致富的陳德茂家族后人所建的德和里,建筑中的多處裝飾細節體現了中西合璧的僑鄉文化景觀,如德和里大夫第這座“四點金”大厝的內部門框之上有一幅半圓形灰塑,描繪了洋傘盛裝的西歐淑女乘著小船的悠游場景,這似乎是厝主期望追摹當時歐洲印象派莫奈等畫家的畫意,然而在中國工匠的理解與手制中又改造添加了中國邏輯與傳統風格的侍童蘆葦等物象意境(圖13)。

圖11 南盛里的灰塑

圖13 德和里大夫第灰塑

知名學者饒宗頤在1998 年考察樟林古港時充分肯定新興街的歷史與文化價值。他認為這里是潮人飄洋過海出國謀生的歷史見證,也將成為海外華人尋根訪祖的重要遺址[13]。因此,在重塑文化空間時有必要保護好核心文化地標,充分展現海絲文化意象的生動細節,優化旅游文化資源的層次與內涵,增強對海內外潮汕文化愛好者的吸引力。

2.3 引入具有文化延續性、創新性與體驗性的新元素

觀一村新建了一條名人街,為藍金生、秦牧、蟻美厚等多位來自樟林古港、在國內外各行業做出重要貢獻的名人塑像立傳。名人街連接新修的秦牧公園,形成具有精神與人格激勵意義的“文化場”。名人街另一側建造了幾面藝術墻,墻體由多幅南粵古驛道少兒繪畫大賽的優選作品構成,通過稚拙的畫筆寄予古港的未來與希望(圖14)。藝術墻的墻頭摹仿潮汕傳統屋頂樣式,并裝飾了吉慶圖案,巧妙地對傳統與現代進行連接。2021 年新建成的樟林古港文化長廊也成為追憶僑鄉歷史與展示海絲文化的公共文化空間,豐富了當地居民的日常文化活動。

圖12 樟林地區建筑嵌瓷壁畫[12]

圖14 名人街藝術墻

投入大量資金完善基礎設施后,樟林古村落在文化空間建設上已取得不小成就,但在文化景觀的創意、制作細節、互動效果等方面仍有改進空間。因此,創新性改造應與文物修復保護相適配,以避免假古董一類較低層次的文化創意對古跡的二次破壞,可借鑒國內外文博領域的研發成果,通過增強現實、虛擬現實等數字化設計來再現港埠的昔日繁華,通過文化景觀的今昔對比來引發想象與思考。

3 構建海絲意象下的鄉村可持續文化生態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斯圖爾德(Julian H Steward)于1955 年提出文化生態學的概念,強調文化是人適應環境的特有方式,人與環境中的諸多因素形成了綜合互構的動態關系。文化生態是與社會形態相適應的文化發展狀態,是文化產生、存在與發展的環境與土壤。馮天瑜教授在《中國文化生成史》中談及“人類與其文化生態是雙向同構關系,人創造環境,環境也創造人。[14]”文化生態的可持續發展是美麗鄉村建設的題中之義,在樟林的鄉村建設與發展規劃中,海絲文化意象是僑鄉文化生態的底色,既是延續文化記憶的重要依托,也是塑造文化空間的關鍵要素。樟林古村落文化生態涵養應重視海絲文化意象的持續生成,一方面應發揚僑鄉的文化特色,使海絲意象與華僑文化有機融入當地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真正提升民眾生活質量,形成可持續的文化生態系統;另一方面使生動的海絲文化因素與旅游文化產業形成合理對接,處理好旅游業發展與古村落民眾生活的關系,通過文化生態形成良性的融合與循環。在樟林古村落的活化過程中,注重民生、民俗與民藝,保留豐富的潮汕飲食文化、民間手工藝、民間信仰等鄉土元素,在鄉情、鄉貌與鄉味中延續和傳承活態的潮汕文化。

3.1 人的在場:構建文化生態的關鍵

新興街、南盛里等街區均住有不少當地村民,其日常生活與古村面貌息息相關。筆者通過實地調研與訪談發現,樟林古村落的保育與活化工作切實改善了當地村民的生活,古港河的治理及周邊綠化設施與文化空間的塑造使原先臟亂破敗的村居環境有了極大提升,也讓人們更加熱愛家鄉。古港廣場上經常舉辦游藝活動以吸引民眾駐足參與,古港河兩岸新修步行道成為村民溜彎好去處,沿途可游賞古碼頭、古稅口、名人街、涂鴉墻等文化景觀。海絲文化景觀還慰籍海外僑胞的思鄉之情,濃濃鄉情更能吸引海外僑胞關注和參與到樟林的鄉村建設。

樟林地區的民間祭祀活動與古時航海行為和祈福心理密切相關。至今,天后宮、山海雄鎮廟依舊人流如織,民眾仍在這些地域性的祥瑞文化空間中開展多種民俗活動與年節文化活動,以寄托民眾對生活與未來的美好期愿。民間文藝的保留與傳承也為古村落增添文化韻味。新興街上的“刻印之家”是在原貨棧房的基礎上改建的民宅,屋主將所擅長的書法篆刻等高雅文化融入到古港文化生態之中。古港村民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內涵還可以發掘多種創意更新的方式,通過活態文化傳承融入街區之中,讓文化記憶與文化基因存活于古港人的日常生活中,形成可持續發展的文化生態。

3.2 以海絲文化意象涵養旅游文化產業

整體來說,樟林古村落的海絲意象資源在潮汕鄉村中既有其獨特性,也有普遍性。帶有海絲意象與華僑文化的鄉土資源是潮汕古村落在現代社會發展環境中所依托的文化根基。在樟林的旅游文化宣傳中,入選“第五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南粵古驛道保護示范段之一”“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十大文化地理坐標”等榮譽身份吸引旅游觀光者慕名而來。鏈接樟林古村落的歷史景觀與文化記憶,復現古港的傳統生活空間、建筑藝術、民間信仰、風俗美食等,可嘗試“鄉村旅游+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發展,謀求鄉村文旅三產產業融合的策略[15],促進美麗鄉村建設。旅游文化生態層次越豐富,越能吸引海內外游客前來。

2017 年,廣東省南粵古驛道定向大賽將舉辦地點定于樟林古港,這次大型活動吸引了大量游客前來觀光(圖15)。2020 年春節,在林氏祠堂舉辦的美食活動是對潮汕飲食文化的有效傳播(圖16)。近年來,民眾的“擺攤”熱情也高漲了,村民們沿著新修的古港河步行道開店設攤,熱情參與旅游經營。2021 年春節舉辦的僑鄉文獻文物鑒賞會系列活動吸引了當地民眾參與古港歷史人文的追憶與展望。新落成的僑批展覽館更是為樟林古港增添僑批展覽、宣傳與研學的重要文化地標。

圖15 南粵古驛道定向大賽

圖16 樟林林氏新春美食節

研究者的參與是串連梳理樟林歷史、深化古村落文化生態的重要推力。2017 年10 月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在新興街林園古宅中建立“樟林古港田野工作室”,參與當地歷史文化遺產的調研,助力樟林古港的歷史研究與文化傳播。

構建良性、可持續、可循環的文化生態,需要人的在場與參與,在發展旅游文化產業與宣傳古村落文化的過程中有意識地進行海絲意象的文化更新。目前樟林的旅游產業依然有極大發展空間,雖已設有寫生基地、攝影基地等,但仍很欠缺民宿、茶樓、體驗工坊、旅游導覽等專職旅游經營者,旅游文創產品開發也較為薄弱。當地保存和保護地方文化的意識雖逐漸增強,但開發的姿態仍較為被動。文化生態的營造是文化自覺意識在社會實踐層面的顯現,也須慎重考慮實施的“度”的問題。處理好旅游產業與古村落建設的關系,也意味著處理好原住民、游客、研究者與旅游經營者等多種不同身份人群的相互關系,他們都是潛在的文化傳播者,不同角色與身份之間也存在靈活轉換的可能。

綜上,海絲意象在樟林的古村落保育與鄉村可持續發展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文化記憶不僅是對過去的追緬,也是對未來的憧憬;文化空間不僅是對物質文化景觀的塑造,也是對精神與情感的歸召;文化生態不僅是對旅游與人居生態的打造,更是對鄉情與鄉愁的涵緬與駐望。探討樟林古村落基于海絲意象與僑鄉文化的發展思路,對于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鄉村地區有普遍的借鑒意義。樟林復興之路漫漫兮,在習近平總書記建設美麗新農村的號召之下,打造潮汕鄉土文化與海絲意象的有機綜合體,在文化自覺的激勵下各界有意識地參與海絲意象的可持續文化生成,將助益于點亮樟林的鄉村發展之路。

(本文圖片除吳華平作品和標注外,均為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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