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歷的兩次民國史學術盛會

鄭會欣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國家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的國策，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學術界的思想也日益解放，許多過去不能或不敢接觸的禁區也慢慢被打破，其中一個最具標志性的現象，就是民國史研究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然成為目前史學界著述最多的學術領域之一。而在民國史研究的發展歷程中，最初在南京召開的兩次學術會議，即1984年5月的“全國首屆民國史學術討論會”和1987年10月的“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推動民國史研究深入發展、組織和培養民國史研究隊伍逐漸成長等方面，都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當年我曾有幸參加過這兩次會議，并曾在會議中承擔過一些會務工作，事隔30多年，將這兩次會議的一些情況作些回憶，以懷念那段逝去的歷史。

民國史研究：由“險學”到“顯學”

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推翻了延續數千年的專制帝王統治，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國，也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民國的歷史是距今最近的一個歷史時段，也是中國歷史承上啟下的一個重要時代，而中華民國史研究則是近40年來新興的一門歷史學科，就像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所長所說的那樣，“民國是個試驗場”。如今海峽兩岸以及世界各地對于民國史的研究方興未艾，民國史研究經過幾代人的辛苦耕耘，如今已取得豐碩的成果。

然而1949年以后，由于長期以來意識形態的影響，海峽兩岸對于民國時期的歷史都缺乏科學的態度，因為都將對方視為仇敵，相互攻擊，因此楊天石先生將其稱為“土匪史觀”，其中在大陸，民國史研究更成為禁區，無人敢涉足。雖然國家曾在1956年和1972年兩度提出編寫民國史的計劃，在機構與人事編制方面也作了一些安排，但在當時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環境之下，科學地編撰和研究民國史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真正開展民國史研究還是在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國家對外開放，學術界的思想也不斷解放，沖破各種禁區，民國史便成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套用前輩學者李新先生的一句話，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民國史研究已逐漸由“險學”轉變為“顯學”，而最早投入民國史研究這一領域并發揮主力軍作用的，正是原先那些從事中共黨史和革命史研究的學者，以及那時剛剛走出校門的年輕一代，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力量，包括以下幾個機構：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應該說是民國史研究隊伍中的“中央軍”，該所1972年即開始籌建民國史研究小組，亦對民國史的編撰體例、規范及其內容有所設計，雖然當時不可能全面進行民國史研究，但至少在研究隊伍的組織與建設方面有所準備，一旦環境發生變化，這支力量便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南京大學歷史系可能在全國高校中是最早進行民國史研究的一個系，這不僅是因為南京長期以來是國民政府的首都，留下許多重要遺址和文物，而且典藏民國時期各級政權檔案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就位于南京，這就為研究民國史帶來極大的方便。南京大學歷史系的張憲文、姜平、楊振亞和史全生等幾位老師比較早投入這個領域的研究，除了個人研究之外，他們還在系里開設《中國現代史料學》《中華民國史研究專題》《中國國民黨政治派系》《民國時期的民主黨派》《民國時期的經濟》等方面的課程，科研與教學相結合，成為國內研究民國史的一個重要單位。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具有多年從事民國檔案編輯和民國史研究的傳統，史料編輯部和研究室集聚了近30名專業編輯和研究人員。

我在南京大學歷史系就學時就已將民國史確定為今后的研究方向，1982年大學畢業后分配到第二歷史檔案館，正式從事民國檔案與民國史的編輯和研究工作，從此便未曾改變，也因此有幸經歷了民國史研究起步的那段歷程。

推動新興民國史研究的“白下會議”

1983年夏秋之際，為了配合及推動剛剛興起的民國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等多個單位領導經過多次商議，最后決定在南京召開“首屆中華民國史研究學術討論會”，時間就定在1984年的5月。因為會址設在南京市委黨校的招待所“白下飯店”，因此后來大家都將這個曾對推動民國史研究發生過重要作用的會議稱為“白下會議”。

會議召開的消息一經傳出，立即吸引了全國各高校和研究機構學者的興趣，紛紛報名，要求參加會議。那時的條件相當簡陋，包括會場、住宿、吃飯，特別是學者的往返交通，都是很難解決的問題。這次會議有將近200位學者與會，許多著名的學者，譬如來自北京的李新、李侃、孫思白、彭明、李宗一、王檜林、楊天石，上海的陳旭麓、丁日初、黃美真，天津的魏宏運、來新夏，武漢的章開沅、王宗華，東北的王維禮、解學詩，廣東的陳錫琪、張磊等等，當然比較多的還是中年學者，除了南京本地剛剛畢業的幾個大學生之外，外地的年輕人很少。

我作為發起單位的成員，又是南京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因此不但向會議提交了一篇論文《試論1935年白銀風潮的原因及其后果》，得到陳鳴鐘、李宗一、張憲文等老師的好評，會后即刊發在《歷史檔案》1984年第2期上，其間我還負責會議的會務工作。

這是國內首次正式以民國史研究名義召開的學術討論會，《人民日報》為此還專門發布了消息，因此在海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雖然受到當時的條件限制，會議并沒有邀請外國學者參加，但還是有幾位正在南京大學留學的外國學生前來旁聽。會議中還有幾件小事值得一提，也可以說是民國史研究中的一些花絮。

我作為會務人員，負責到車站接送一些著名學者，其中就包括華東師范大學的陳旭麓教授。

陳先生在“文革”前就非常有名，他與李新、彭明、孫思白、蔡尚思等學者共同編撰的那套《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是我們上大學時必讀的教科書。然而“文革”中就因為當時的上海市寫作班子“羅思鼎”曾請他審閱一些文章，據說是上面曾要求，凡是歷史類的文章都要先請陳教授看看，以免發生歷史常識方面的錯誤?！拔母铩苯Y束后，這件事被一些人抓住不放，就是不給他評教授，甚至有人還諷刺地說：“陳旭麓還要評什么教授呀，‘四人幫’不是早就封他是教授了嗎？”

我因為以前沒見過陳先生，就在車站外面舉著“陳旭麓教授”的牌子迎接。陳先生幾人看見牌子就向我走來，同行的還有安徽大學歷史系的陳善學、《文匯報》的記者施宣圓、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等幾個人，他們見到牌子都大聲說道：“陳老師您看，大家都公認您是教授！”陳先生甚么話也沒說，只是微笑著坐上了車。我不知道我這一無心之舉，是不是會對他有所寬慰。

當時會議的經費很少，就是幾個發起單位各自撥款，但很有限，因此只能住在市委招待所，都是兩人一間。

陳旭麓先生和孫思白先生是老朋友，他們就被安排住在一個房間。中午吃過飯大家都回房間午休，等到下午開會之前，陳先生突然發現自己的長褲找不到了，孫先生也幫著找，驚動了會務組和招待所的負責人，有人說已經報警。然而房間就這么大，就是找不到，真是怪事，小偷來偷東西也不至于看中一條褲子吧。結果是孫先生午睡后先起床，穿上了陳先生的褲子，然后再在外面套上自己的長褲，難怪怎么找都找不到呢！這件事傳出后引起與會學者的笑談，一直到現在，只要當年參加過“白下會議”的人聚在一起，這都是個必談的話題。

促進民國史研究國際化的“金陵飯店會議”

自1984年首屆民國史學術研討會召開之后，國內研究民國史已成為一大顯學，《人民日報》為此還專門開辟了一個“學點民國史”的專欄，普及一些民國史的知識。

由于民國時期距離現實生活最近，因此社會上對民國時期的歷史更是充滿了好奇。與此同時，國內學者與國際間的交往日益廣泛，先后有許多國外著名學者到內地訪問，而到南京的第二歷史檔案館來查閱檔案更是他們訪問中國的一個重要內容。

為了加強和促進國內外民國史研究的發展，1986年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發起，聯合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南京大學、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等多個單位，決定第二年在南京召開一次關于“民國檔案與民國史”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主題就定為“抗戰時期的中國”。

此時二檔館主管業務的施宣岑副館長剛剛離休，他的職務由研究室主任萬仁元接任，鑒于施館長在檔案界與史學界享有崇高的地位，發起單位代表一致推舉由他擔任籌備委員會的主任。會前的具體準備工作很繁重，由誰負責呢？

我當時擔任二檔館史料編輯部副主任，也參加了籌備會議，施館長在會上點名說：“就讓小鄭干，他年輕，讓他鍛煉鍛煉?！庇谑俏揖拓撠熈藭h的具體籌備工作，包括與各籌備單位的溝通、與內地學者的聯絡（外國學者的邀請名單由近代史所副所長李宗一和南京大學張憲文等老師負責擬定）、論文的收集以及會議的安排等具體工作。由于會議的規格很高，全國各地希望參會的學者更多，籌委會決定組織一個審稿委員會，對所有參會學者提交的論文先進行學術評審，通過者方寄發正式邀請函，這個評審論文的制度可能在全國還是首創。

我與一位年輕的同事合作撰寫了一篇論述國民政府抗戰初期財政政策的論文，提交大會。由我擬定題目和寫作大綱，標明重點，布置和提供需要查詢的參考書籍和檔案資料，最后再由我修改統稿。

這次會議是民國史研究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重要標志，說明此刻國內的民國史研究已經走向國際化，同時此時召開這個會議還配合國家準備對臺灣實施“一國兩制”的國策，因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會前施館長曾以個人的名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代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向臺北的“國史館”黃季陸館長喊話，提出兩岸共同開放民國檔案的建議，更希望求同存異，與臺灣的同行共同研究民國史。國家對這次會議的召開十分重視，財政上特別專項撥款20萬元人民幣，這在當時可是個天文數字，而且會議地點定在當時南京(甚至在全國)最豪華的金陵飯店舉行，這與三年前“白下會議”的規格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為了讓大會開得更加圓滿，會前我曾向各與會單位和學者提出贈書的建議，很快便得到各個單位的積極響應：近代史研究所將剛由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民國史》第一輯上、下兩卷送給與會學者，河南人民出版社贈送的是張憲文等老師的新著《中華民國史綱》，復旦大學提供了多部有關汪偽政權的研究著作，南開大學出版社贈送的是剛翻譯出版的美國學者小科布爾的《江浙財團與國民黨政府》，武漢大學贈送《武漢國民政府史》，西南財大也將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國民政府大后方財政經濟措施》提交大會，全國政協文史辦則贈送了多套國民黨軍事將領回憶抗戰期間各大戰役的親歷記。

我們作為主辦方，更要落實這一提議，因此除了館里贈送一套剛出版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簡明指南》外，我們史料編輯部也組織人手，部主任老方和我帶著幾個剛分配來的大學生，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戰史檔案中突擊選編檔案，最后因時間太緊，干脆就帶著人住在揚州的出版社附近，邊排版、邊校對、邊印刷，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編輯完成150多萬字、兩本大部頭的檔案資料匯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將抗戰期間22個重大戰役的原始史料首次予以全文公布。這套資料的出版，特別得到與會學者的稱贊，這也被視為民國史和抗戰史研究中的一項重大突破。

1987年10月，來自國內外100多位知名學者相聚金陵飯店，會議討論的主題是“抗戰時期的中國”。

會議開得非常成功，不僅來自國內的學術大家如李新、李侃、金沖及、陳旭麓、孫思白、王檜林、蔡德金、章開沅、魏宏運、來新夏、彭明、丁日初、茅家琦、李宗一、張憲文、楊天石、王學莊、王維禮、金普森、孔慶松、楊光彥等親臨會議并發表論文，還有來自世界各地20多位著名學者，如美國的易勞逸、于子橋、柯偉林、李又寧、麥金農、陸培涌，加拿大的陳志讓、巴雷特，日本的衛藤瀋吉、山田辰雄、姬田光一、石島紀之、久保亨，法國的畢仰高、白吉爾，澳大利亞的費約翰等等齊聚一堂，真是民國史研究的一次盛會。

這次會議還有兩個小插曲值得一提。

當時開會按照規矩國內學者兩人共住一間，雖然經費比較寬裕，但規矩卻不能破?；I備委員會當時決定，幾位副部級別的學者住單間，包括李新(原中共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王明哲(中央檔案館館長)、金沖及(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等，其他學者都是兩人一間。我還建議發邀請信時，在回執上請大家注明抽煙與否、睡覺打呼與否等問題，以便可以安排得更好一點。

那天金沖及老師報到時是我接待的，我將他帶到房間，他一看就說：“怎么我是一個人住呀？”我說：“這是籌委會安排的，您是副部長呀！”他說：“這絕對不行，我的老師輩他們都兩人一間，我怎么能一人住呢！”說著就把行李拿出來，隨便走到一個房間，說我就住在這里，你們可以隨便安排什么人與我同住。我當時很感動，而且這段記憶也一直埋藏在心中。

在“白下飯店”會議時發生過找褲子趣事的孫思白和陳旭麓兩位先生，這次會議又住在一起，不過這次不是找褲子，而是陳先生感冒了。問陳先生怎么回事，他開始一直不肯說，后來才透露，原來是孫先生打呼實在太厲害，他睡不著，只好將被子搬到洗澡間去睡，結果受涼感冒了。

會議成功召開，美中不足的是港臺學者未能與會

總之，這次會議召開得非常成功，與會學者都十分滿意，不僅提交會議的論文內容精彩(會后這些論文經審核后由張憲文、陳興唐和我3人擔任主編，由檔案出版社公開出版，并請孫思白先生題寫書名)，而且每個與會者都獲得10多種近20冊民國史的最新著作，我們還特地安排郵局到飯店服務，為外地學者解決郵遞的問題。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這次會議未能邀請到港臺學者與會。那時國際交流雖然已經開展，但大陸對港、臺地區的情形卻并不是太了解，籌委會只是邀請了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教授和浸會學院歷史系高級講師劉家駒先生參加會議，但他們后來均因故未能出席；而由于當時臺灣當局尚未解除赴大陸探親的禁令，雖然籌委會的各位老師已從不同途徑了解到眾多臺灣學者的研究領域，但卻無法邀請他們與會，這也成為會議的一個遺憾。

“白下會議”和“金陵飯店會議”的召開距今已經過去了30多年，許多參加會議的學者亦已離開人世，但他們對民國史研究所作出的貢獻卻應永遠值得后人懷念和敬仰。如今寫下這篇我所親歷的短文，雖是片斷，更非全貌，只是想喚起對往事的一段追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