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支撐要素、運行邏輯與鑄牢路徑
——基于系統科學的新視角

◇胡洪彬

引 言

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實現更好地交往交流交融，是新時代我國民族工作體系運行的主線，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應然之義，更是推進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根基。早在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就明確提出了牢固樹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1]148的執政理念，此后在各類不同的重要場合，他又多次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做出強調，指出“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工作關乎大局”[2]，“只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起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堅固思想長城，各民族共同維護好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種極端、分裂思想的滲透顛覆，才能不斷實現各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3]。相關闡釋不僅進一步夯實了我國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理論基礎，也為開創新時代民族工作新局面提供了根本依據。

學界對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大命題亦展開了持續關注和探討，如青覺等[4]基于各族群眾的中國價值信念、中國認知體驗以及中國行為意愿三個主要方面，分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科學內涵。王延中[5]闡述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決勝小康和維護國家統一等層面的重大戰略意義。王文光[6]等從縱向脈絡視角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過程進行了分析。此外，包括金炳鎬[7]、郝時遠[8]、納日碧力戈[9]、麻國慶[10]和周平[11]等學者，基于構筑共有精神家園、提升文化認同、深化民族研究、實現各民族互聯互融和不斷強化國民意識等不同維度，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具體路徑進行了分析建構。學界相關研究為推進新時代民族工作創新發展提供了學理支撐，但通過回顧分析，不難發現已有成果主要還是基于宏觀視角或某一側面展開研究，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發邏輯的微觀探討和系統分析依然相對欠缺，尤其是面對新時代民族工作的新形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到底由哪些要素進行支撐？其內在機理是什么？又該如何推動這些要素實現整體性發展？這些問題亦需學界做出進一步的闡明。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分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與發展的支撐要素結構，并基于系統科學視角探討其微觀運行邏輯，由此通過要素整合提供一條系統創新路徑，以期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進一步的學理借鑒。

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發的支撐要素結構

中華民族共同體，根據已有的研究主要意指中國各民族在長期歷史進程中，形成的相互依存且共擔共享的有機整體[12]。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則是各民族在認同彼此生存發展共性條件之基礎上，所秉持的共善價值規范以及維護各族群眾共生繁榮的基本信念[4]。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發展格局，賦予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且多元的結構性特征，即其本身既是社會和經濟共同體，也是政治和文化共同體，更是命運的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理念之基，則反映了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面貌、道德準則與理想追求，并在客觀上構成了各民族價值取向及其情感利益的最大公約數。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3]。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性存在方式，決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系統性特征，換言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發源泉絕非單一和固定，而是由多重支撐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茖W把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邏輯機理，進而為實現民族團結奮進夯實理念根基，首先要對其支撐要素進行提煉歸納。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發展的視角看，這些支撐要素應涵蓋基礎性、過程性及保障性三層結構。

（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發的基礎性支撐要素

基礎性支撐要素，即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發展中發揮奠基性支撐作用的要素來源，對此，可以從理論性要素、歷史性要素及經濟性要素三個方面展開把握。其中，理論性要素是構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與發展的內在根基。其一，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國家和共同體的思想，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發展提供了根本性理論支撐及方法論支撐。如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反對民族壓迫、堅持各民族平等的思想，強調無產階級革命進程中堅持民族團結的基本原則，對資本主義環境下“虛幻的共同體”的深刻批判，及對人類走向“真正的共同體”的必然性闡釋等等，這些相關思想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發展提供根本理論指引。其二，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成果，則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深化發展提供了進一步的思想支撐。無論是毛澤東、鄧小平等基于不同時代背景提出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進步的思想，還是新時代黨中央繼往開來強調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1]150格局理念，主張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1]173，及突出強調“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筑中國夢”[14]213等重要論述，這些思想均極富中國特色和實踐性，可謂進一步強化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根基。我國民族工作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國家和共同體的思想，顯然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與發展的根本理論依托。

歷史性要素是構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與發展的各類歷史資源及其積極價值的總和。相關研究顯示，早在西周，古代先哲就已形成“中國”的政治概念，至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在建構和運行的過程中，亦普遍將自身視為“中國”的組成部分，其間不同族群在黃河中游地區不斷進行融合，進而在匯聚成“華夏民族”的進程中不斷實現發展壯大[15]。秦統一中國之后，隨著中央政權的建立，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提供了更為堅實的政治根基，尤其是秦通過采取“書同文、車同軌”等一系列政治舉措，進一步打破了各民族之間的界限，促進了各族人民的廣泛交流和交融。近代以降，隨著西方列強的侵入，給整個中華民族帶來前所未有的災難，在強烈的危機意識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一步被激發出來。1902年，梁啟超正式提出了“中華民族”的重要概念，而五四運動的爆發則推動了中華民族作為整體的自覺意識的進一步覺醒。在長期的反帝和反封建斗爭中，各族群眾可謂同仇敵愾、精誠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貢獻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更是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政策推動各民族實現共存共榮?？梢哉f，一部中國史, 也是一部各民族不斷交融匯聚的歷史[16]。正是在此過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手足相親、同舟共濟的豐富歷史資源，這些支撐要素的積累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發展提供了深厚的歷史根基。

經濟性要素是構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與發展的物質與民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其孕育狀況必然受到各民族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和制約。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毛澤東就曾指出：“幫助各少數民族，讓各少數民族得到發展和進步，是整個國家的利益”[17]。改革開放之后，鄧小平亦告誡全黨，社會主義決不能搞兩極分化，否則“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18]。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道路上，習近平更是強調：“少數民族一個都不能少”[19]。正基于此，新中國成立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地區尤其是各少數民族聚居區社會經濟實現了持續快速發展，據統計，從1978年至2007年，我國少數民族八省區GDP總值從317.17億元增長到25068.14億元，30年間增長了78倍。[20]至2020年，民族八省區生產總值更是達到了10.4萬億元，占全國總量的10.3%。[21]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攀升，近年來民族地區的社會保障、教育及醫療衛生事業等亦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經濟發展的價值不僅在于強化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深度，亦增強了其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政治認同和價值認同度，由此而言，經濟性要素實質上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發展的現實基礎。

（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發的過程性支撐要素

過程性支撐要素，即為維系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發展提供動態護航和持續性能量支撐的要素總稱。對此，可主要從文化性要素和社會性要素兩方面展開把握。其中，文化性要素是構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與發展的深層理念動因。文化作為人類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總和，本身既具有意識形態屬性，同時又對意識形態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先進文化不僅能夠促進意識形態的歷史發展和現實建構，亦能夠促進意識形態功能的整體性發揮[22]。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本質上屬于意識形態范疇，因此要促其不斷實現發展壯大，就必須重視對相關文化性要素的挖掘提煉。對此，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可謂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發展提供了豐富養料，無論是各民族在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的獨特文化符號，還是對“天下一家”“夷夏一體”的共同追求，最終都在長期民族融合交流中成為中華民族共有的歷史記憶，進而為構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提供了堅實支撐。另一方面，作為黨的民族工作的根本主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發展壯大顯然亦離不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保駕護航。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先進文化精神建構，如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持續培育，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凝練闡發等等，這些文化性要素進一步強化了對中華民族的整體認同，推動了作為實體的中華民族從“自在”到“自覺”的轉變提升。

社會性要素是構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與發展的一切社會積極條件及有利資源的總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僅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偉業，亦同各族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休戚相關，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本質上就是基于中華民族這一人群共同體形成的主體意識，是各族人民共創、共護中華優秀文化瑰寶的意識[23]。這客觀上亦表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發展，除了需要執政黨的引導熏陶外，亦離不開各類積極的社會性要素的依托與支撐，這些社會性要素主要包含了各族群眾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普遍的社會信任、各族群眾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價值認同和政治認同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廣泛的參與網絡等多重類別。社會性要素掌握在各族群眾手中，是各族群眾在長期友好往來和密切聯系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并自然而然地衍生出來的社會秩序及其參與體系，其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推進作用。對這些積極社會性要素的不斷挖掘和有效利用，有助于永久保持黨同各族群眾的血肉聯系以及各族群眾間形成更加緊密地團結與協作，從而增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自覺性。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發的保障性支撐要素

保障性支撐要素，即為維系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發展提供護衛性或保證性支撐的各類要素，主要由領導性要素、組織性要素和制度性要素等構成。其中領導性要素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與發展的根本保障。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正是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各族群眾才緊密團結在了一起，進而才締造出了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才推動中華民族不斷走向偉大復興。歷史反復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凝聚各民族、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大團結，也即黨的領導性要素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與發展的核心支撐。組織性要素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與發展的體制保障。從橫向的層面看，要切實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和發展，則在執政黨的領導下，各級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人民政協等就要實現緊密互動，以在體制內形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協同力量。從縱向的層面看，要不斷壯大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則又離不開從中央貫通到地方的一整套完備組織體系，由此才能確保黨和國家有關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相關理念與政策得以有效落實。制度性要素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與發展的剛性保障。制度關乎國家發展與人民幸福，有助于保障及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根本利益[24]。正是因為黨和國家建構并形成了一個內含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等上位法，又涵蓋了一系列地方性單行條例與自治條例等多重法律制度體系，才為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更為堅實的規范體系與激勵框架。在某種程度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關鍵就是形成積極的制度保障體系，這也是當下應給予高度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的系統運行邏輯

由基礎性要素中的歷史性、理論性和經濟性要素到過程性要素中的社會性、文化性要素，再到保障性要素中的領導性、組織性和制度性要素，這些支撐要素彼此交融和相互影響，可謂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與發展的三層動態支撐要素結構。對其結構與功能的分析不僅表明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發來源的系統性特征，同時亦客觀上為新時代進一步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整體性的方向。從理論上講，對支撐要素之來源及其結構功能的界定，是構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與發展的基本前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成效取得，則又構成了各支撐要素彰顯價值的表征。然而，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之基的支撐要素，顯然成分多元亦并非都是自發自為的，其作為整體有著極為復雜、綜合和動態性等的特征，且依賴于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良性建構，缺乏有效整合，這些支撐要素也僅意味著一種潛在的可能性。因此，要推動上述支撐要素真正實現“做功”，并切實轉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成效，就有必要基于系統科學的分析理念對其運行邏輯作出剖析與明確，由此才能促其在整合過程中形成整體性支撐效應。

（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的系統運行模型

系統科學，即以研究系統的結構功能關系及其演化和調控規律為目標的科學[25]。作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系統科學發軔于20世紀20年代，以奧地利學者貝塔朗菲（L.V.Bertalanffy）一般系統論的提出為主要標志。貝塔朗菲認為，系統無處不在且具有整體性、動態性等的特征，人們要更好解決問題和實現目標，就必須堅持系統方法，由此才能在“極其復雜的相互作用網絡中選出那些預期效率最高而成本最低的最佳方案”[26]。在貝塔朗菲之后，古德（H.H.Goode）、麥克霍爾（R.E.Machol）等學者進行了深化研究，系統科學的影響力亦實現了持續性提升，并不斷向其他學科進行拓展與深化。20世紀50年代中期之后，社會科學領域的系統研究亦開始興盛起來。如在社會學領域，包括霍曼斯(George Homans) 、帕森斯（T. Parsons）和盧曼（Niklas Luhmann）等重點分析了社會系統的結構及其分化和進化過程，并基于“適應”“目標實現”“模式維持”和“整合”等層面，對社會系統的結構功能做出了闡釋[27]。在政治學領域，在伊斯頓（David Easton）、阿爾蒙德（G.A.Almond）等的推動下，則進一步發展出了政治系統分析學派。如伊斯頓認為，任何政治行為的展開都是由需求和支持的輸入、政治系統的內部處理與轉換以及信息的輸出、反饋和反應等構成的有機整體，正是基于政治系統的往復循環，才構成了公共政策發展的內在根源[28]。阿爾蒙德亦將政治體系視為具有明顯政治目標的系統性結構，其受環境的影響又影響外在環境，而政治發展即政治體系功能的發展，本質上是履行體系、過程及政策的三層次功能的結構不斷發展并趨于完善的過程[29]。

現代系統科學的發展及其在社會政治領域的深化研究，推動了當代社會學和政治學研究的方法創新，也為解析人類的社會政治行為提供了一條新路徑。從工具理性視角看，系統科學對推動我國的社會政治發展同樣有其借鑒價值，尤其為明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支撐要素運行邏輯提供了基本框架。從系統科學的分析邏輯看，上述三層支撐要素的輸入事實上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的前提及變量，決定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與發展的整體狀況，執政黨作為民族復興和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根本領導主體，通過搭建并形成專業性的要素整合平臺，對三層支撐要素進行的吸納、整合和處理，則促成了相關支撐要素的價值轉換，如推動了各民族的團結共榮、提升了各民族的文化認同等等，由此，要素整合平臺通過信息反饋，則推動支撐要素的結構功能實現進一步改進和提升。換言之，系統科學實質上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一個支撐要素的動態轉化環路，缺漏其中的任一環節，均可能構成整體功能的內在制約。在實踐中，要推動這一系統實現科學展開和穩序運行，首先就要明確各支撐要素的建構主體。從上文可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支撐要素雖數量眾多且功能各異，但通過細致分析不難發現，其產生源頭實際上是較為明確的，即根本是源于執政黨同各族群眾兩大層面。譬如，領導性、理論性、組織性及制度性要素等具有體制內的特性，顯然是在執政黨的主導下建構形成的，社會性要素根源于社會推動，由各族群眾參與建構而來，而其中的歷史性、經濟性和文化性要素等成分，則顯然有內蘊體制內外的雙重特性，即需要執政黨同各族群眾協同建構，由此邏輯可搭建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的系統運行模型（見圖1）。

圖1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的系統運行模型

由上述支撐要素的運行模型可見，執政黨主要基于理論性、領導性、組織性和制度性等支撐要素的系統建構，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根本支撐，各族群眾通過對相關社會性要素的參與建構，為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發展提供社會層面的普遍支撐，而要進一步確保支撐要素的上述三層結構能實現整體功能的最大限度發揮，則執政黨同各族群眾就必須在做到緊密地協同互動，并在建構歷史性、經濟性和文化性等支撐要素的過程中實現內在功能的互補。在此基礎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整合平臺基于對多層支撐要素的內部處理與整合，進而通過輸出轉化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具體實踐。由此，在系統循環運作的過程中，便可實現各層次支撐要素的系統輸入、內部處理與整合輸出并轉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成效等流程的穩序性展開。

（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支撐要素系統運行模式

對支撐要素的系統運行模型分析，不僅明晰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發的微觀邏輯，亦廓清了其具體的運行模式，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其支撐要素主要遵循三重模式展開運行：

其一，執政黨主導建構的系統運行模式。在此模式下，執政黨以各層支撐要素的領導和建構主體之身份出場，其運行過程涵蓋了黨的各級組織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的整體建構與系統輸入，支撐要素的整合平臺對這些相關要素的內在處理，支撐要素的整合輸出與價值轉化，以及基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成效狀況展開的信息反饋等具體環節。誠如上文所言，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障，也是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根本領導主體，黨的核心地位及其根本宗旨，均決定了要切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則黨的各級組織首先就要起到引領及示范作用，在領導性要素、理論性要素、組織性要素和制度性要素等方面實現充分累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發夯實基礎性和保障性支撐，若這些層面支撐要素出現短缺與不足，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育和強化就會失去維系的根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優勢的充分發揮、民族事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斷深化拓展，顯然同執政黨的堅強與科學領導密不可分，而在此基礎上，對這些層面支撐要素的系統處理、整合輸出和動態反饋，則進一步為完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支撐要素提供了信息渠道。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水平的不斷提升，確保了相關層面支撐要素的不斷充實與完善，這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根本保障。

其二，各族群眾參與建構的運行模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執政黨是相關支撐要素的主導建構主體，但非獨一性主體。促進民族團結、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共同目標。誠如青覺等指出的，人民是多民族國家建設的真正主體與力量，也是享有多民族國家建設公益成果的主體，多民族國家建設必然是以人民為中心展開的共同體建設[30]。換言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發展不僅需要執政黨的領導推動，亦離不開各族群眾的共同參與。各族群眾不僅可在黨的堅強領導之下，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起到自下而上的烘托與推進作用，而且在很多時候構成了決定其實踐成效的關鍵性支撐要素，如各族群眾對中華文化的自覺認同、在平等團結互助過程中凝聚的社會資本和形成的規范性參與網絡，以及推動黨和國家有關民族工作政策的貫徹落實等，這些社會層面的支撐要素看似無形，實際上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孕育的社會根基。在該模式中，各族群眾作為參與建構主體在實踐中不斷累積社會性要素，要素整合平臺通過社會吸納來實現系統輸入，進而通過要素處理與整合輸出等相關環節，達到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價值目標。有別于執政黨主導建構的運行模式，各族群眾參與建構的支撐要素具有自發性，因而更利于推動共同體意識建設不斷取得新成效。

其三，執政黨同各族群眾協同建構的運行模式。在這一運行模式中，作為主導建構及參與建構主體的執政黨同各族群眾實現了密切協同，二者通過科學的互動來共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支撐要素，以在推動實現各民族共同發展繁榮、實現民族團結和凝聚價值共識的過程中發揮積極效應。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及其同各族群眾的緊密聯系，以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政治定位，均在客觀上表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支撐要素建構在多數情況下并非孤立，而是源自于執政黨同各族群眾的良性互動與緊密協作。從新時代黨中央領導和推動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具體過程及其實踐來看，無論是各民族地區社會經濟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還是通過教育的發展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完善來推動建設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等等，其間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很大程度上皆源自于黨堅持做到以人民為中心，進而實現雙方緊密互動與功能互補的結果，也正是在此過程中，各族群眾的積極性和智慧被不斷激發出來，在形成支撐要素建構合力的基礎上，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愈鑄愈牢?？梢哉f，這一系統運行模式的展開，不僅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獨特優勢來源，也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夯實提供了雙重性保障。

三、以支撐要素的整合優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從系統科學的視角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的結構功能及其系統運行邏輯的分析，顯然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一條全新的發展路徑。由系統科學邏輯可以看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發展，本質上是由一系列支撐要素的建構與系統輸入、相關的要素整合平臺的吸納處理、整合輸出與信息反饋等環節組成的動態性整體。因此，新時代要進一步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加全面、前瞻且科學的鑄牢路徑，就須著力克服孤立性和片面性，堅持從系統性和動態性的視野出發，對相關支撐要素做出全方位的整合優化，由此才能在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基礎上，推動具體的實踐成效取得不斷提升。

（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的輸入性整合優化

在系統的“輸入性”層面上，要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首先就須對執政黨主導建構和各族群眾參與建構而來的各類支撐要素做出充分挖掘與系統開發，由此才能不斷夯實其內在的前提和動力根基。這其中，執政黨主導建構的支撐要素決定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與發展的科學方向，而各族群眾參與建構的支撐要素，則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與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社會根基，唯有在系統輸入性的層面與環節上駕馭好這兩方面，方能驅動二者協同建構的支撐要素不斷實現優化發展并推動其結構功能的最大限度發揮，進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夯實根基。

其一，從執政黨的角度看，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要盡力實現主導建構模式下各類支撐要素的挖掘與創新。執政黨是我國各族人民利益之忠實代表，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的根本建構主體。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不斷取得積極成效，則黨的各級組織首先就要著力提升領導能力與執政能力，推動各類支撐要素不斷得到系統挖掘與創新發展。譬如，針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基礎性支撐要素層中的理論性要素，當前在繼續深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民族國家和共同體思想的同時，也要積極推動新時代習近平有關民族團結進步重要論述的普遍傳播，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更加強大的理論根基。針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過程性支撐要素層中的文化性要素，當前在不斷挖掘各民族優秀歷史文化資源及其積極因子的同時，亦要結合實際積極推動這些優秀的文化因子實現創新轉化，以進一步凸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內涵。為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進一步的保障性要素支撐，執政黨在強化政治引領力和積極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基礎上，亦要將推進橫向各黨政機構的協同參與體系擺在突出位置上，確保執政黨主導建構的各類支撐要素在實現不斷創新發展的過程中，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由上而下”的強大支撐力。

其二，從各族群眾的角度看，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要盡力實現參與建構模式下相關支撐要素的節流與拓展。誠如上文指出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各族群眾的共有之責和共同使命，各族群眾作為支撐要素參與建構主體的介入，是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成長的社會保障。然而，各族群眾參與建構而來的社會性支撐要素，包括對黨和國家有關民族團結發展的方針、政策和理念的認同，以及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實踐中形成的參與網絡與社會資本等，本身是一種非制度性存在且具有較大的流變性，尤其是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大背景下，一些境外敵對勢力不斷加大滲透與破壞力度，長此以往也會削弱各族群眾的政治認同。因此，要夯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社會根基，則通過積極引導與規范體系建設來推動社會性支撐要素實現科學成長就顯得極為重要。對此，應重點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要不斷提升各族群眾的社會政治信任。社會信任和政治信任的流失或不足，無論是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還是社會參與網絡的科學建構都是極不利的。要不斷累積社會性支撐要素，既要高度重視政治社會化建設，也要不斷滿足各族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向往，由此方能通過信任及認同的強化來形成更加積極地參與效應。二要不斷拓展各族群眾參與的范圍與邊界，如通過積極嵌入數字技術等新途徑，為推動各民族深化交往交流交融進行賦能，為助力構筑各民族共有之精神家園創造新場域和新空間，以在深化團結的基礎上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筑“自下而上”的社會支撐力。

（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的內部性整合優化

在系統的“內部性”層面上，要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須積極推動對各支撐要素管理的整體化與科學化，由此才能促其最大化地轉化具體實踐成效。對此應做好兩方面的工作：其一，要形成系統思維，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整合構筑科學理念基礎。系統思維是將系統科學引入思維過程，進而形成的立足整體、統籌全局的思維方法，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14]785。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中，需要基于“大系統觀”來把握支撐要素，這是促其作為整體發揮最大效能的基本前提。因此，各級黨政機構一方面要積極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的系統管理觀，其中既要通過機構設置和組織創新等途徑，積極搭建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的動態整合平臺，以使其在系統運行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過程中發揮核心中樞作用，在此基礎上，要善于將主導建構、參與建構和協作建構而來的各類支撐要素不斷納入管理中樞，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綿延不絕和磅礴強大的支撐能量。另一方面也要著力形成系統內部各支撐要素管理的結構功能分析理念。結構功能狀況決定著系統運行的科學化程度。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的有效發揮，不僅需要對三層支撐要素的動態結構及其內在關系形成科學認知，亦要明確其在系統運行和具體實踐中的價值功能，由此才能確保中樞平臺通過科學管理和內部處理，推動各支撐要素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過程中實現“各司其職”和“各安其位”。

其二，在系統內部的要素運行上，則要進一步形成內部的協調發展及科學銜接的機制，以推動三層次支撐要素能夠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進程和要求實現全方位和動態性的嵌接。對此，一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要求為指向，形成系統內部各要素的均衡及協調發展機制。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發展而言，必須明確無論是基礎性支撐要素，還是過程性及保障性支撐要素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組成要件。要素整合平臺作為處理中樞要切實強化系統的整體功能，在形成“大系統觀”科學理念的基礎上，就要進一步對內部各支撐要素做好補短板的工作，譬如，新時代以來隨著黨的民族理論體系的不斷發展，各民族全面建成小康以及對民族事務治理能力的不斷提升，這使得理論性、經濟性、組織性和制度性等支撐要素不斷得到強化，在此背景下，進一步壯大和補足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性支撐要素就顯得更為重要。誠如習近平所言：“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魂魄，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的根脈”[14]217。某種程度上，唯有推動三層支撐要素實現協調邁進，才能促其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發揮最大功能。二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目標成效為導引，推動各支撐要素形成向實踐進行轉化的科學銜接機制。如前所言，支撐要素僅意味著優勢或能量，要使其真正發揮出實踐成效，支撐要素的整合平臺在強化系統開放和穩序運行的同時，就要進一步推動各支撐要素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具體實踐進行有效銜接，其中不僅要在要素與實踐之間明確邏輯關聯，以強化各支撐要素之轉化效率，也要通過目標定位來為支撐要素轉化提供方向，由此，在推動各支撐要素實現轉化做功的基礎上不斷提升系統運行的有效性。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的輸出性整合優化

在系統的“輸出性”層面上，要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亦離不開信息反饋鏈條的疏通及績效評價工作的科學嵌入，由此才能推動支撐要素的流動和系統運行實現更加有序且有效地展開。一方面，要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切實轉化為具體的實踐效能，就要形成暢通的信息反饋機制。反饋是系統科學的核心范疇，也是系統進行自我調節的一個重要環節，其不僅能夠幫助系統的建構主體“調節或‘修正’其行為”，以“開始另一個控制循環”[31]346，而且亦有助于其對“系統的持續和變化作出新的闡釋”[31]347，因此，反饋對實現系統穩序運行和演化發展具重大意義。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支撐要素實現高效運行，不僅需要形成暢通的動態反饋環，以確保這些要素能實現要件重構和系統本身的流程再造，亦要基于信息反饋機制形成的具體反應，不斷查找系統的弱項和現實短板，以進一步強化支撐要素整合輸出的實踐成效，由此通過反饋來推動系統的高效運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夯實根基。另一方面，也要著力形成科學的績效評價機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尤其是對其支撐要素展開系統分析的過程，亦可嵌入績效評價機制作為必要的補充手段。如通過對三層支撐要素在系統輸入層面的建構情況、系統內部的整合處理情況以及系統輸出后的實踐成效轉化情況等展開評價分析，便可為整個支撐要素的系統發展與完善提供更為扎實的保障。在評價進程中，執政黨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的根本建構主體應明確主導方向，同時要積極吸納包括各族群眾和相關的智庫機構等在內的多元參與意見，以切實推動績效評價能力的提升，由此在不斷優化輸出效率的基礎上，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更加科學且前瞻的系統保障和技術支撐。

余 論

系統科學雖誕生于20世紀初，但人類的系統分析思維卻由來已久。馬克思就曾將人類社會視為一個“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32]，恩格斯亦將社會歷史和人的精神活動視為“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33]?；跉v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視角，他們曾對形而上學的片面思維方式進行了深刻批判，直指其是“看到一個一個的事物，忘記它們互相間的聯系；看到它們的存在，忘記它們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們的靜止，忘記它們的運動”，實質上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34]。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亦多次強調“堅持系統觀念”的極端重要性，主張必須“加強對各領域發展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14]828。本文從系統科學思路出發，搭建了一個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的系統運行框架，明確了其微觀運行邏輯和系統路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關涉多個主客觀層面的意涵，僅僅基于其中一個或幾個方面展開論證，都無法達至對其全部要義的透徹領悟，唯有樹立系統科學思維，從整體性、動態性角度對其支撐要素做出微觀解剖，才能形成更加全面且深刻的認知。因此，通過搭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支撐要素的系統運行模型，以各層次支撐要素的建構輸入、系統處理、整合輸出和系統反饋等為關照點來審視其內在邏輯，顯然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其不僅可為該領域的深化研究夯實進一步的理論根基，也為考量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動態提供一個實踐檢驗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