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幸福感：概念內涵、知識框架與未來研究展望

○ 崔連廣 鄧舒婷 孟繁強 岳子健

引言

創業幸福感是創業者在新創企業的規劃、創立、成長和運營過程中，感受到關于滿意度、情感平衡、心理功能和社會功能的體驗。[1]對創業者而言，創業帶來的財富增長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在創業的漫長過程中收獲幸福，他們也難以乘風破浪勝利抵達彼岸。創業幸福感既是創業者開啟創業之路的信念之源，也是抵御高壓的心理支撐；既是創業失敗的心靈慰藉，也是東山再起的力量源泉。創業幸福感近年來逐漸引起學者們的廣泛關注，目前已成為創業研究領域的關注重點，相關研究相繼涌現。

早期的創業幸福感研究主要涉及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兩個維度。主觀幸福感是創業者對自己幸福程度的主觀感受和評價，包含生活滿意度和情緒平衡兩方面，反映出創業者對自己生活做出的認知判斷和情感反應。[2]心理幸福感是一種主觀活力或心理上充滿力量的感覺，是創業者感受到的“最佳體驗和功能”，包括自我接納、個人成長、目的與意義、環境掌控、自主和積極的人際關系等。[1]近年來，陸續有學者提出，創業者的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來源于對社會聯系和關系質量的感知。但以往對創業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關注創業者的情緒、滿意度和個體功能的實現，而忽略了創業者的感受、認知與行為所嵌入的組織與社會背景，即忽略了幸福感的社會屬性。[3]因此，創業幸福感應該包含社會幸福感這一維度。社會幸福感通過對社會支持的滿意度和社會環境的適應來衡量。[4]在創業幸福感的主觀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會幸福感三個維度基礎上，學者們基于不同的理論視角和創業情境，對創業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和作用結果開展了諸多實證研究。

然而，由于創業幸福感的研究涉及眾多學科基礎，內部知識龐雜且研究者的學科背景和研究目標具有多樣性等特點，創業幸福感現有研究存在知識架構不清及核心議題提煉不足等問題。此外，現有的綜述類研究多采用定性描述的方式，缺乏利用文獻計量方法進行的定量分析。鑒于此，本文以2006-2021年Web of Science核心數據庫的287篇SSCI期刊論文作為研究樣本，通過文獻計量與歸納相結合的方法，對創業幸福感研究進展進行提煉。

一、研究方法

1.文獻收集與分析

（1）文獻檢索

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數據庫作為文獻檢索數據庫，以主題為“‘ Entrepreneur*’ or‘ Start-up’ or‘Business Owners’ or‘ Self-employment’ ” &“ ‘ Wellbeing’ or‘ Happiness’ or‘ Satisfaction’ ”進行檢索，文獻類型為“Article”和“Review”，語種為“English”，檢索時間為1986-2021年，得到文獻共1356篇。在獲得初始樣本后，為保證最終樣本與創業幸福感的內容密切相關，逐一閱讀文章的標題、摘要以及部分具體內容。部分文獻只關注創業或只關注幸福感，而非聚焦到創業幸福感的研究上；部分文獻僅提及創業幸福感，但并未對創業幸福感的影響因素或作用機制進行探究，對于這些文獻均予以剔除。此外，剔除期刊的卷首語、稿約、特刊征文和會議通知等。篩選后2006年之前僅有3篇參考文獻，且從研究成果的貢獻角度而言參考意義不大，因此予以剔除。最終，本文得到287篇文獻作為文獻計量樣本，時間范圍為2006-2021年。

（2）文獻發表數量分析

通過對樣本文獻的年度發表數量進行分析發現，自2006年以來文獻發表數量基本處于逐年增長的狀態，并于2021年達到歷史新高，意味著對于創業幸福感問題的研究熱度正持續上升。樣本文獻的年分布情況見圖1。

圖1 樣本文獻的年分布情況

（3）來源出版物分析

通過對樣本文獻的來源出版物進行分析發現，發表文獻數量較多的期刊基本都屬于管理研究領域的高質量期刊。其中，排名前兩位的期刊分別為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和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均屬于創業管理研究領域頂級期刊，說明對于創業幸福感的探究在創業研究領域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與認可。樣本文獻的期刊分布情況見表1。

表1 代表性期刊的文獻分布情況

2.Citespace計量與研究標簽提煉

本文運用Citespace軟件對樣本文獻進行計量分析。首先，利用關鍵詞共現分析得到重要高頻的關鍵詞。其次，利用關鍵詞突現分析對關鍵詞突現的時間、強度等進行探究。最后，運用聚類分析對關鍵詞進行聚類。

（1）關鍵詞共現分析

關鍵詞共現分析表明，創業幸福感相關研究涉及滿意度、績效、自我雇傭、快樂、壓力、動機、人格特質、性別、自我效能、沖突、心理健康、主觀幸福感、積極情感、行為、資源、社會支持、前置變量等高頻關鍵詞，這些高頻關鍵詞所代表的研究方向反映出創業幸福感領域的研究熱點。高頻關鍵詞共現如圖2所示。

圖2 高頻關鍵詞共現

（2）關鍵詞突現分析

通過關鍵詞突現的時間和強度分析發現，創業幸福感的研究中，早期研究對于性別和家庭這兩個關鍵詞的探討較多且持續時間較長。2017年之后，對于創業者人格特質、自我效能和動機的關注逐漸增多。2019年之后，創業者生活質量和自我決定理論成為關注的焦點。關鍵詞突現如圖3所示。

圖3 關鍵詞突現

（3）關鍵詞聚類分析

通過關鍵詞聚類分析，得到涵蓋信息較多的聚類標簽分別為：快樂、主觀幸福感、積極情感、工作—生活沖突、憤怒、社會幸福感、前置因素、工作滿意度、創業失敗和大五人格特質。聚類標簽圖如圖4所示?？梢园l現，快樂、主觀幸福感、積極情感、憤怒、社會幸福感和工作滿意度等聚類標簽主要涉及創業幸福感的概念內涵，工作—生活沖突、前置因素、創業失敗和大五人格特質等聚類標簽主要涉及創業幸福感的前置變量和結果變量。

圖4 聚類標簽

3.基于Citespace計量結果的分析

基于關鍵詞共現、關鍵詞突現和聚類分析等結果，結合對相關文獻的系統梳理發現：

第一，創業幸福感是多學科研究。關于創業幸福感的研究涉及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和生物學等多個學科。哲學領域中，幸福感主要分為享樂主義視角和實現主義視角，前者關注個體獲得快樂和規避痛苦，后者關注個體心理功能的充分發揮和自我實現。[2]心理學方面，積極心理學對創業幸福感研究的影響最為深刻。以往關于工作中的幸福感通常被定義為沒有壓力且沒有身心方面的不良癥狀。這種消極的看法與積極心理學的觀點相悖。積極心理學提倡，幸福是好的方面（如滿意、包容）的存在，而非不好的方面（如不滿意、排斥）的缺乏。[3]在積極心理學的影響之下，學者們開始關注創業者們的優勢、積極機能與健康。社會學學者們探究制度、老齡化、性別、民族、信仰等對創業幸福感的影響；[5-10]經濟學學者們考察了貧困、不平等和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等對創業幸福感的影響。[9-12]生物學相關研究也逐漸開始探究與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相關的基因表達差異在創業者群體樣本中是否同樣明顯。[13]研究表明，高主觀幸福感與參與炎癥發生的基因表達上調和參與抗體合成的基因表達減少相關，而高心理幸福感與參與炎癥發生的基因表達減少和參與抗體合成的基因表達增加相關。[14]

第二，創業幸福感的研究視角多樣化。學者們從職業選擇、機會、過程、資源和網絡等多個視角對創業進行概念化。[15]不同研究視角揭示了不同創業活動的內在規律，[15]也引發了對創業幸福感不同問題的探討。

從職業選擇的視角出發，創業被定義為一類自己承擔風險和收益、為自己工作的職業選擇。[2]在這種界定之下，創業包括自我雇傭。[2]因而，許多關于創業幸福感的研究是以自我雇傭者作為研究對象。[16]然而，目前創業研究的主流學派——機會學派，認為創業是創業者發現和利用機會并創造新價值的過程，創業的起點是創業機會的識別、評估與開發。[17]在這樣的范式之下，創業學者們有一個廣泛的共識：盡管自我雇傭和參與創業工作在某種程度上有所重疊，但不是同一個現象。[16]究其原因，一方面，許多自我雇傭者并不從事創業活動，[16]因為他們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日常的經營事務上，而不是創建新企業相關的機會識別、評價和開發等需要自組織的工作活動；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創業活動（即創辦新企業）由受雇于大中型公司的個人進行。[18]

過程學派認為創業活動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建立新組織，創業是組織生成的過程，[15]因而學者們在探究創業幸福感時，也往往聚焦于創業不同階段，具體包括創業意愿形成、創業設想、創業實施、創業反思、創業失敗和創業退出等階段。[19,20]實際上，創業幸福感的差異對于理解創業之旅如何隨著時間推移而發展極具價值。首先，對于是否創業這一問題做出不同選擇的個體之間，幸福感是否存在先驗的差異？[13]其次，當創業過程中的風險和壓力變得愈加強烈時，幸福感能否以及如何減少高壓力對創業者身心的損害？再次，為什么是某些創業者而不是其他人在創業失敗后選擇重新開始或發展連續創業？創業幸福感在其中是否發揮作用？[19]最后，從長遠來看，創業是否會促進創業者的個人成長以及幸福感的提升？[13]這些涉及不同創業階段的問題，正得到越來越深入的探討。

資源學派的學者們提出，創業是通過對創業資源的合理配置以實現價值創造的過程。[15]因而有學者從資源的視角出發，探究創業者的個人資源（智力資源、心理資源、生理資源、時間資源等）、工作資源和社會資源對創業幸福感及創業行為的影響。[2]網絡學派認為，創業是創業者依賴其特有的社會網絡發現機會和創建企業的過程，社會網絡是創業者輸入和輸出信息、資源以及精神情感的重要途徑。[15]基于此，學者們探究家庭、同事、客戶和社會作為創業者社會網絡的重要組成元素，以及它們與創業幸福感之間的關系。[2]

第三，創業幸福感的研究內容可歸納為三個主題。主題一為創業幸福感的定義與理論基礎。創業幸福感包含主觀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會幸福感三個維度，學者們基于多種理論視角對不同維度展開研究。主題二為創業幸福感的前置變量。前置變量可歸納為個體因素、創業實踐因素和環境因素三個方面。其中，個體因素從人口統計學視角、需要目標滿足視角、過程視角和人格特質視角展開，創業實踐因素從創業活動視角和創業類型視角展開。主題三為創業幸福感的結果變量。結果變量可歸納為個體層面、組織層面和社會關系層面

二、研究主題

1.研究主題一：創業幸福感的定義與理論基礎

創業幸福感包括主觀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會幸福感三個維度。最初對創業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關注主觀幸福感。主觀幸福感是創業者對自己幸福程度的主觀感受和評價，反映創業者對自己生活做出的認知判斷和情感反應，包含生活滿意度和情緒平衡兩個維度。[2]生活滿意度是指創業者對生活質量方面的整體認知和評價，表示創業者的經歷（即事實狀態）與期望相匹配的程度。情緒平衡是指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二者之間的平衡。[21]情緒平衡感高的創業者，體驗到更多的快樂、放松和自豪等積極情感；而情緒平衡感低的創業者，體驗到更多的緊張、焦慮和抑郁等消極情感。主觀幸福感越高的創業者，對生活的滿意度越高，擁有的積極情緒越多、消極情緒越少。[22]

隨著研究的進展，學者們提出，幸福的創業者不僅感到快樂和滿足，還能夠調動和利用心理和身體的能量從事有價值的活動，尤其是那些能讓人感受到活力、歸屬感和自我實現的活動。[16]由此，學者們引入心理幸福感維度，將創業幸福感的定義擴大為由認知、情感和功能組成。[23]心理幸福感是一種主觀活力或心理上充滿力量的感覺，是最佳的體驗和功能，是個人成就感、表現力、個人發展、自我實現、個性化和自我決定的衍生物。[1]因此，心理幸福感主要包括自我接納、個人成長、目的與意義、環境掌控、自主和積極的人際關系六個方面。[13]

近年來，創業幸福感的定義不斷擴展，社會幸福感維度也逐漸受到關注。Keyes指出，當個體進入某個社會情境或群體時，需要面臨至少五個挑戰：[24]第一個挑戰是通過融入與獲得友誼，使自己成為群體的一部分；第二個挑戰是接納他人的不同，同時得到他人的認可與尊重；第三個挑戰是通過對群體做出貢獻，使自己成為有價值的群體成員；第四個挑戰是在他人的支持下實現自身潛力和自我價值；第五個挑戰是能夠感知所嵌入的社會情境的一致性，能夠理解周圍正在發生的事情。相應地，創業者從群體或社會關系中獲得的幸福感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社會融合、社會接納、社會貢獻、社會實現、社會一致。[3]雖然社會幸福感對創業者整體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社會幸福感的研究起步最晚，直到近年來才陸續得到關注，因此，目前對于社會幸福感的研究相對不足，也缺乏具有主導影響力的理論基礎。

綜上所述，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屬于創業幸福感的內部導向維度，社會幸福感屬于創業幸福感的外部導向維度。[3]主觀幸福感關注享樂性和評價性，心理幸福感關注實現性與成長性，[16]社會幸福感關注社會性與關系性。[3]三個維度之間相互關聯，同時作為不同的獨立因素發揮作用，三者的結合構成了創業者心理健康與幸福的完整框架。在Wiklund等提出的創業幸福感定義的基礎上，本文認為創業幸福感是創業者在新創企業規劃、創立、成長和運營過程中感受到的關于滿意度、情緒平衡、心理功能和社會功能的體驗。[1]其中，心理功能包括自我接納、個人成長、目的與意義、環境掌控、自主和積極的人際關系；社會功能包括社會融合、社會接納、社會貢獻、社會實現和社會一致。[3]

在理論基礎方面，創業幸福感的研究主要依據差異理論、情緒建構拓展理論、社會情緒選擇理論、自我決定理論和資源保存理論等。[2,9,16]

其中，對于主觀幸福感的生活滿意度方面的研究，主要基于差異理論。差異理論認為，個體滿意度的高低取決于實際獎勵或表現與個人目標或期望之間是否存在差距。[9]因此，有非常積極經歷的創業者和有不太積極經歷但期望不高的創業者都會具有高水平的滿意度。[3]

對于主觀幸福感的情緒平衡方面的研究，主要基于情緒建構拓展理論。情緒建構拓展理論對積極情緒體驗具有的顯著社會和認知作用做出解釋。[22]積極情緒有利于拓展創業者的瞬間思維—行動范圍，意味著可供選擇的行為是多樣的，進而幫助創業者構建持久的心理資源、智力資源和社會資源。

對于心理幸福感的研究，主要基于自我決定理論。自我決定理論提出，能夠滿足個體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關系需要的工作任務可以激發個體更強烈的內在動機，[25]從而提升個體的幸福感。其中，自主性是核心因素，因為它允許個人積極地追求和滿足他們所有的心理需求。由于創業活動是自我發起的，從根本上與自主和獨立的理念聯系在一起。因此，創業對幸福感的影響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以自主性為核心的心理功能來實現的。[26]

2.研究主題二：創業幸福感的前置變量

心理學研究普遍認為，個體長期的幸福水平受到三個主要因素的影響：個體自身因素、與幸福相關的實踐活動因素、與幸福相關的環境因素。[27]基于此，本文將創業幸福感的前置變量分為個體因素、創業實踐因素和環境因素三個方面。其中，個體因素從人口統計學視角、需要和目標滿足視角、過程視角和人格特質視角展開。人口統計學視角主要對創業者的性別、年齡、信仰、收入和婚姻狀況等人口統計學變量與幸福感的相關性進行探究。需要和目標滿足視角認為創業者感到幸福是因為生理和心理需求的滿足以及目標的實現。過程視角則認為，參與創業活動實踐過程中的體驗會影響幸福感。需要和目標滿足視角以及過程視角都認為幸福感是隨著創業狀態和進程的改變而變化的。相比之下，人格特質視角則認為創業者的幸福感水平有一種穩定性，這種穩定性受到遺傳和人格特質傾向的強烈影響。創業實踐因素從創業類型視角和創業活動視角展開。環境因素從制度、區域和疫情等重大突發事件展開。

（1）個體因素：人口統計學視角

目前有較多研究從性別角度出發探究創業者幸福感的差異。這部分研究多是基于性別的社會建構視角，即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差異被視為是社會建構的，二者因其不同的社會化而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和追求。這種社會化意味著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被賦予不同的期望，因而某些地區女性開展創業活動的合法性會受到質疑。[10]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同性別的創業者對于成功與幸福來源的認知存在差異。[28,29]一項關于創業活動中家庭嵌入性的研究表明，女性創業者傾向于通過創造工作與家庭的協同效應來提升滿意度，而男性創業者傾向于通過在家庭中獲得支持來提升滿意度。[28]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的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可能越來越不重視傳統的性別角色，他們對創業成功和幸福感的理解受到性別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弱。

除了性別之外，創業者的年齡、信仰、收入和婚姻狀況等人口統計學變量與幸福感的相關性也得到了探究。研究發現，有信仰、收入高、身體健康狀況好、已婚或同居的創業者幸福感更高，[8]而民族和年齡對創業幸福感的影響并不顯著。[9]

（2）個體因素：需要和目標滿足視角

自主性。創業作為一種自主的職業選擇，能夠使創業者更加充分地發揮自主性，通過控制自己的日常工作使自主性需求得到滿足。當創業者自主行動時，能夠充分利用和投入所有的資源、才能、興趣和精力，從而感受到更大的主觀活力和幸福感。創業為創業者們帶來了自我實現和自我決定的可能性。創業者們從創業活動中獲得的幸福感，遠超過他們從創業的金錢回報中所獲得的。[11]

需要注意的是，作為核心心理需要的“自主”與心理幸福感關鍵特征的“自主”在概念化上存在區別。[23]前者指自主作為一種動機因素，激發創業者的行為與活動；后者指的是作為幸福的一部分，即自主這種需要是否得到了滿足。因此，有一部分研究側重將自主性闡述為推動創業奮斗的核心動機，而另一部分研究側重將自主性視為在創業活動中產生的幸福感的一個方面。盡管如此，較多關于創業幸福感的文獻會模糊和忽略它們之間的區別。[13]

意義感。一項在歐洲多國進行的研究指出，工作意義感比工作自主性更好地中介了創業和心理幸福感之間的關系。[30]創業行動體現了個體通過有目的的活動實現自我潛力的過程，這些活動為創業者帶來了有意義的生活。創業通過一種表達自我的方式，賦予工作更強的意義感，而這種意義感的體驗作為一種重要的心理資源進一步提升個體的幸福感。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某些“為事業而受苦”的創業者依然能夠感到幸福，因為所經歷的痛苦表明了其對重要人生目標的承諾，也意味著朝人生目標又更近了一步。[31]

成就感。塞利格曼指出，積極情緒或人生意義等幸福感的要素，并不能包括人們所有的終極追求，對于很多人而言，成就本身就是終極追求。[32]這一點在創業者人群中得到充分體現。創業成功所帶來的成就感是他們的終極追求，為他們帶來了幸福體驗。許多創業者不僅實現了自己的創業目標，同時也幫助許多人謀生計，但這些只是他們追求成就、追求“贏”的副產品。[32]

（3）個體因素：過程視角

應對方式。在面對創業過程中的困難與挑戰時，創業者采用不同的應對方式會對幸福感產生差異性影響。積極應對是指采取措施改變壓力情境，正面應對問題；回避應對是指暫時脫離壓力情境，從不愉快中尋求解脫。[33]研究發現，對經驗豐富的創業者來說，他們從過去的經驗中了解到不必為暫時性的休息感到內疚和緊張，因此認為回避應對是一種有效的緩解壓力和恢復活力的方式。相反，對缺乏經驗的創業者來說，回避應對則會引發焦慮并降低幸福感。因為新手創業者很容易意識到并認同積極應對的重要性，他們擔心如果暫時把目光從企業上移開或者去休息放松，困難與挑戰會變得更嚴重。從長遠來看，創業者應該在積極應對的同時使用回避應對，并學會在處理風險問題時將兩種方法結合，以提升心理幸福感。[33]

壓力。一般而言，創業活動所帶來的壓力會損耗創業者的心理資源，威脅身心健康，破壞創業幸福感。[34]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壓力都會對創業幸福感造成影響。Wach等將壓力源分為挑戰性壓力源和阻礙性壓力源。[35]挑戰性壓力源（如開發新項目）對創業者的幸福感具有積極的挑戰效應，而阻礙性壓力源（如薪資談判中的沖突）則具有消極的阻礙效應。[35]從長期來看，當創業者面臨挑戰性壓力時，他們會意識到由此帶來的實現目標的潛力，并將其理解為進步的標志，因而個人幸福感得以提高；當創業者面臨阻礙性壓力時，他們必須表現出與內在情緒不一致的外在情緒，導致精力和注意力被分散，個人成長和目標實現被抑制，[36]因而工作壓力更大、幸福感更低。但從短期來看，無論挑戰性壓力還是阻礙性壓力，二者都會導致創業者產生更多與工作相關的情感反芻以及對問題的思考，從而抑制了創業者從工作中的心理分離，造成創業者幸福感的降低。[35]

社會支持。在創業過程中，尤其是創業初期，創業者有時被視為“孤狼”，創業者的身份使其與下屬、客戶等關系疏遠，進而產生孤獨感和社會孤立感。當創業者面臨著有限的社會接觸和社會支持而導致其處于孤立狀態時，他們會由此產生挫敗感甚至是恥辱感，而恥辱感的產生以及樹立正面品牌形象的需要會阻礙創業者去積極尋求幫助與扶持，進而使他們產生抑郁等情緒。[37]來自家庭的支持因素對創業幸福感的獲得同樣重要。與員工相比，創業者往往經歷更高水平的工作—家庭沖突和更低的家庭滿意度，這些都對創業者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有直接的負面影響。[38]

（4）個體因素：人格特質視角

自我效能感。心理學方面的研究表明，大五人格的外傾性和神經質與幸福感高度相關。[27]在創業研究領域，有學者提出，與大五人格等寬泛的特質相比，自我效能感等與創業任務更相關的具體特質對創業幸福感的影響更為重要。[19]高自我效能感的個體通常具有更強的內部控制點，面對個人和職業挑戰時更加自信積極。創業自我效能感有助于創業者形成對創業環境、創業活動和創業結果的積極認知，提高識別機會和應對風險的能力，增加對自己能夠創業成功的信心，從而對幸福感產生積極影響。[29]

樂觀。樂觀是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使個體傾向于期待更好的結果，提升對生活的滿意度。[39]樂觀不僅能幫助創業者克服消極情緒，還有利于拓展思維，形成高層次的洞察力，最終形成積極情緒和開拓思緒的良性循環，提升創業者的幸福感。研究表明，樂觀有利于提升創業者的韌性、創造力、社交能力和健康能力等，從而影響創業者的幸福感水平，影響他們創業進入和退出的選擇。[39]

親社會性。具有親社會性的創業者注重將企業的成長目標與個人的社會目標相結合。[40]盡管他們具有強烈幫助他人、提升社會福祉的意愿，但有研究指出，親社會性對創業者總體生活滿意度有負面影響。[40]由于創業者在花費精力幫助他人的同時，不得不面對因參與太多非創業活動而出現的注意力資源被分散等問題，將造成創業目標無法實現，導致創業者感受到更高水平的壓力和更低水平的主觀幸福感。[40]

情感波動。高情緒波動使創業者在情感體驗方面具有更多的不可預測性，他們經歷更密集、起伏更大的積極情緒與消極情緒間的轉換，意味著他們需要消耗更多的自我調節資源用于恢復情緒平靜。[41]由于個體用于維持身心健康和獲得更佳表現的自我調節資源是有限的，因此，高情緒波動的創業者能夠用于其他自我調節任務中的心理資源會更少，甚至出現心理資源耗竭，對心理健康和幸福感造成損害。[41]

（5）創業實踐因素：創業類型視角

機會型創業與生存型創業。相比于關注創業者與非創業者之間幸福感的差異，不同類型創業者之間幸福感的差異同樣值得關注。[1]對于機會型創業者而言，創業是一種更加自主和有意志的職業選擇，增強了工作有意義的體驗和工作自主性的感知。由于內部動機和外部活動之間的一致性，機會型創業者往往能體驗到更多的幸福感。

目前對于生存型創業者幸福感的研究結論并不統一。有研究認為，對于那些在教育和經濟上處于不利地位、沒有其他就業選擇的生存型創業者而言，創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絕望驅動的，[41]如由于失業而被迫選擇自我雇傭。[13]在這種情況下，與傳統的工薪階層相比，他們的生活滿意度更低。[41]尤其是當生存型創業者無力雇傭員工來分擔工作任務時，枯燥且繁重的創業生活會對其心理幸福感造成損害，并很可能引發各種精神和身體健康問題。也有學者認為，盡管生存型創業者體驗到的幸福感不如機會型創業者高，但工作過程中有許多自我決定的機會，為他們帶來了很大程度的自由與控制感；[27]并且許多生存型創業者是由失業轉向自我雇傭，創業不僅緩解了失業帶來的痛苦，同時增加了工作的安全感。因此，生存型創業有利于提高幸福感和心理健康。[42]

獨立創業與內部創業。內部創業者指的是在組織內被分配執行創業任務的員工。與獨立創業者相比，內部創業者具有更低水平的工作負擔和自主權。雖然內部創業者在一些獨立項目中擁有自主權，但這些項目需要由更高層的管理者挑選和評估，并在組織的慣例和程序等約束下執行，必然會限制他們的自主權。[16]因此，自主性方面受到的限制，導致內部創業者通過參與創業活動獲得的幸福感低于獨立創業者。然而，與普通員工相比，內部創業者依然具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因為盡管他們在自主性等心理需求的滿足方面與普通員工沒有顯著差異，但參與創業活動能夠提高他們對于工作和生活的認知評價，從而提升他們的幸福感。[16]

（6）創業實踐因素：創業活動視角

創業活動。與傳統組織中的工作任務相比，創業活動將“掙工資”的過程轉變為有意義的追求，能引發更強烈的個人掌控感、勝任感和自我效能感，從而使創業者在參與創業活動過程中感受到幸福感。[16]通過設定自我激勵的目標和行為，創業活動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來提高創業者的能力，激發創業者以適合自己興趣的方式利用技能。并且，由于追求創業機會的過程中充滿了不確定性，創業者往往不能依賴習慣性的反應和套路。[43]創業活動的多樣性為創業者不斷帶來新鮮感，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享樂適應”發生的可能性，進而有利于維持創業者的幸福感。[31]

無邊界工作。面對創業過程中的高工作量、孤獨感、資源限制和不確定性等，創業者需要通過睡眠等自然恢復活動減輕壓力對幸福感的負面影響。但是，由于創業者在認知、情感和法律上都很難輕易地與公司保持距離，因此他們往往很難從創業工作的壓力中解脫出來。很多創業者往往經歷著無邊界工作，工作與生活的邊界非常模糊，他們經常在非工作時間也難以停止工作，無法做到從工作中心理脫離，以至于缺少足夠的時間進行身心恢復和“充電”，最終導致幸福感降低。[34]

企業規模。Connolly等指出，隨著企業規模的增長，創業者主觀幸福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會相互抵消，使得企業規模對創業者主觀幸福感影響的凈效應相對較小。[44]具體而言，基于主觀幸福感的生活滿意度和情緒平衡兩個方面，業務量、銷售額和員工數量方面的增長往往能夠為創業者帶來更多的利潤和更高的財務滿意度，從而對提升創業者的生活滿意度具有積極的正向影響。但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創業者也需要面對更重的工作量和更大的時間壓力，造成創業者出現更多的消極情緒，因而對創業者的情緒平衡具有消極影響。[44]

（7）環境因素

制度因素。對于創業幸福感的研究，需要置于社會經濟變革和更廣泛的制度環境中，因為這些背景決定了正式和非正式的規則，這些規則影響著人們如何看待什么是有價值的，并影響他們對幸福的界定與追求。制度背景是否有利于創業，體現在進入壁壘、商業行為監管、法治透明度、產權保護力度、創業合法性、政府干預力度等多個方面。[5,11,45]Boudreaux等基于新制度經濟學的視角提出，制度限制和監管約束會通過創業可及性來影響個體幸福感，進而影響國民幸福感。[11]創業可及性指的是個人選擇創業行動的自由。無論社會地位或背景如何，社會成員都應該有平等的追求創業的自由，即使是對那些不選擇創業的個體而言。創業可及性與個體幸福感密切相關，因為它有助于維護個人創業選擇的公平性，進而有助于激勵社會成員通過創業來努力追求美好生活。

區域因素。一項對貧富地區居民創業后幸福感水平變化的研究發現，富裕地區的創業者幸福感普遍更高，但貧困地區的幸福感提升更大。該研究還對城鄉區域的幸福感差異進行分析，發現城鄉結合地區的創業者幸福感最高，因為城鄉結合地區提供了更優的經商便利性和生活質量的結合。[12]Tobias等探究了創業對解決種族群體間沖突的作用，發現創業在貧困地區能夠促進繁榮與和平，創業者幸福感的增加能夠減少他們的群體外偏見。[46]

疫情等重大突發事件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導致長時間居家辦公與社會隔離，使許多人渴望與同事在辦公室見面，意識到工作場所中社交需求滿足的重要性，工作中社會互動的缺乏會導致個體歸屬感受挫和社會凝聚力瓦解。[47]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人們工作環境的不確定性大幅提升，可能導致企業成員幸福感降低?；谠撋鐣尘?，學者們開始關注這一重大突發事件對創業幸福感的影響。如Carnevale等研究發現，相較于受雇傭的員工，創業者原本就處于高度不確定性的工作環境中，因而更能自如應對環境變化，因此與員工相比幸福感更高。[48]

3.主題三：創業幸福感的結果變量

創業者的幸福感除了影響自身認知和創業行為與結果之外，也會對家庭、同事、客戶和社會的幸福感水平產生影響。因此，本文從個體、組織、社會關系三個方面對創業幸福感的結果變量進行梳理。

（1）個體層面

創業堅持。幸福感作為一種心理資源，能夠增強創業者的精力和意志力，有利于創業者在逆境中保持積極的態度并選擇有效的策略。一項對心理幸福感的自主、環境掌控、個人成長等方面與創業堅持關系的研究發現，自主性強的創業者擔心結束創業后會失去與自主性相關的收益，因而不愿意放棄創業；對環境掌控程度高的創業者相信自己可以塑造環境，并能有效利用資源和機會應對不確定性，從而有利于堅持創業；關注個人成長的創業者重視個人學習的投資，愿意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商業技能，從而提升自身面對逆境的實際能力。[49]

創業退出意愿。在許多情況下，創業活動的終止是由于創業者有意決定關閉企業，主要是由企業的績效表現是否超過創業者所需的業績閾值水平決定的，除此之外，也會受到創業者幸福感的影響。[9]退出可能性增加與更低的創業幸福感有關，[50]不幸福的創業者更有可能關閉他們的企業，即使這些企業是盈利的。而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可以為創業者的心理資源“充電”，激勵他們堅持完成挑戰性任務。[1]

機會識別。創業者需要面對高度的不確定性和時間壓力做出決策，而且往往沒有充足的歷史參考資料為他們提供指導。在這種情境下，創業者的情感狀態對其創造力、創新力、機會評估、風險認知和偏好等具有重要影響。[1]幸福感能夠提升創業者的吸收能力，增強創業者吸收外部知識以獲得理想結果的內在動力，不斷整合與拓展內部知識，從而提升創造性思維和識別正確機會的能力，[51]有利于創業者通過社會網絡聚集所需資源，探索環境以獲得新的商業機會。[30]

創業恢復。對創業恢復與創業幸福感間關系的研究發現，創業者幸福感與創業恢復會相互影響：創業壓力會消耗創業幸福感等心理資源，幸福感的下降會進一步限制創業恢復的時間和機會，增加了創業恢復的難度，而無法適時的恢復將加劇創業幸福感的下降和喪失。[34]因此，通過外在力量干預恢復，能夠有效改善在創業者群體中“恢復—幸福感”的不良循環，實現良好的恢復與高水平的幸福感的相互促進和相互提升。

（2）組織層面

企業績效。幸福感水平較高的創業者具有更高水平的認知和情感資源，[7]有助于提高企業績效；[33]并且還能夠降低創業者的工作倦怠，提升創業者的創造力，激發創業者開展更多積極高效的活動。[30]研究指出，創業者越幸福，其創建的企業在業務增長、創新行為、財務問題和客戶服務質量等具有越高的績效表現；[2]而具有躁郁癥的創業者，其創建的企業更有可能虧損。[52]

（3）社會關系層面

對員工、家庭和社會整體幸福感的影響。創業者的幸福感會通過家庭—工作沖突、情緒傳染、情緒依戀等對員工、家庭和社會的幸福感水平產生影響。[1,9,13]例如，父母為個體經營者的青少年患抑郁癥的風險增加，因為父母自我雇傭產生的較大壓力、較高工作量和較低的時間承諾會對子女的幸福感產生負面影響。[53]

研究表明，創業幸福感通過兩個途徑來影響利益相關者和社會整體的幸福感。[11]第一種途徑被稱為“社會化途徑”。在社交領域中，創業者的幸福與那些和他們共享社會關系人們的幸福感是相互依存的，幸福感越高的創業者越能夠更有安全感地與他人聯結。幸福感與友誼、愛情、政治承諾等關系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而這只有在互惠的情況下才能產生。創業者表達出幸福感也能使社交領域中的其他成員感知到創業所帶來的成就感，從而激發其他成員為了實現美好生活而努力奮斗。第二種途徑被稱為“專業化途徑”。此時，創業本身被視為一種推進個體獲得幸福的工具，創業行動創造出更多的市場機會和就業機會，其他人可以通過這些機會追求自己的幸福感?？傊?，通過社會化途徑和專業化途徑，創業幸福感不僅能夠增強利益相關者和社會層面的幸福感，還能促進更廣泛的幸福平等。[11]

綜上所述，本文整合創業幸福感的概念內涵與理論基礎、創業幸福感的前置變量、創業幸福感的結果變量三個研究主題，提出創業幸福感的知識框架，如圖5所示。

圖5 創業幸福感的知識框架

三、未來研究展望

1.理論視角方面

（1）拓展多學科交叉研究。鑒于創業幸福感本身的研究屬性，越來越多的學者呼吁對創業幸福感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以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為代表的一些創業管理期刊也在倡導，創業幸福感的研究可以在深化與心理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交叉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拓展與認知神經科學等自然科學領域的學科合作，整合多元的學科思維和知識結構，促進多學科間圍繞創業幸福感問題進行平等對話和共同研究。然而，由于每個學科都有著獨特的研究范式和話語體系，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們擁有不同的學科思維和價值取向，這些因素都加劇了學科間的壁壘與隔閡。因此，在對創業幸福感問題進行多學科間交叉研究的過程中，如何打破多學科分化障礙，如何兼顧或協調不同學科范式的差異，如何整合不同學科的價值邏輯，如何提升對創業幸福感開展交叉研究的合法性，都是需要進一步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2）探究提升創業幸福感的策略。創業者經歷著苛刻且不確定的創業過程，面臨著高壓、自我懷疑、項目失敗和財務損失等風險。[16]在這些情境下，能否以及如何采用恢復策略使自己重新振作和提升幸福感，對創業者而言尤為重要。然而，目前相關研究能提供的理論解釋仍十分有限。以塞利格曼為代表的積極心理學派認為，真正的幸福來源于個體對自身所擁有的優勢的辨別和運用，專注于建立積極情感和發展個人優勢，而非聚焦于減少消極情感或彌補弱點，能夠有效提升個體的幸福感。[32]因此，思考如何在創業過程中最大化建立及發揮創業者的優勢，可能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但目前相關研究較為匱乏，未來值得深入研究探索。

（3） 開展基于中國情境的創業幸福感研究。近年來，心理學上興起的關于幸福感問題的研究熱潮，反映出學者們的研究取向逐漸從病理學觀點向積極心理學觀點轉變。這種觀點的爭論與轉變涉及社會構建過程，而最終占優勢的觀點必然與主流的社會價值觀有關，從而保證社會文化目標和價值觀的延續。[32]我國對創業幸福感問題的關注同樣如此。人們不再僅僅關注衣食住行等物質需求的滿足，對精神、文化和幸福的追求愈加強烈。[32]“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勢態為創業幸福感的研究提供了土壤和未來發展的空間，因此未來可以深化基于中國情境下的創業幸福感研究。另外，由于東西方文化在價值體系和思維過程方面存在很大差異，如多數西方文化是個人主義取向，多數東方文化受集體主義影響。因此，未來可以開展東西方對比研究，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下創業幸福感構成的側重是否不同。

2.研究主題方面

（1）前置變量方面：整合創業認知相關變量。根據創業認知理論，創業者所擁有的獨特知識結構和認知圖式決定了他們對于機會識別和企業成長等進行判斷的能力。[17]因而，包括認知風格等在內的一系列創業者認知因素對創業者如何思考、決策與行動的影響被廣泛探討。然而，雖然創業者認知因素與創業幸福感間很可能具有密切關系，但目前相關研究仍未得到充分重視。未來可以結合創業認知理論，進一步拓展對創業幸福感來源及其影響的研究。

（2）創業幸福感的概念維度方面：深化社會幸福感維度的研究。針對員工社會幸福感的研究表明，社會幸福感對員工的工作壓力、工作投入和組織承諾等具有重要影響，[3]但關于創業者的社會幸福感對其創業行為和結果影響的研究相對匱乏。[54]未來可以結合社會情緒選擇和社會交換資源等相關理論，針對社會幸福感維度展開深入探究。

（3）結果變量方面：考察創業幸福感與創業決策間的關系。塞利格曼等學者認為，幸福感高的人能更有效地做出重要決策。[32]但也有研究表明，抑郁的人雖然幸福感較低，但他們能夠較正確地判斷自己有多少才能，做出的決定也更加實際；而幸福感較高的個體，對自身能力的評估通常超過別人對他的判斷，決策也可能更加冒進。[32]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究創業者的幸福感對創業者理性決策與直覺決策、因果推理決策與效果推理決策等不同決策方式的影響。

（4）結果變量方面：探究消極情緒對創業行為的影響。積極與消極的情緒體驗是主觀幸福感的重要構成要素，然而目前研究主要關注積極情緒對創業行為和結果的影響，對消極情緒的研究相對不足。實際上，消極情緒很可能對各種創業行為同樣具有強大的推動力。研究表明，相對于積極情緒傾向高的個體來說，消極情緒傾向高的個體更有可能從事冒險的職業活動，比如開始新的商業冒險。[1]未來，可以深入探究消極的情緒體驗對于創業者認知和行為的影響機制。

3.研究方法與測量方式方面

（1）研究方法方面。目前關于創業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是針對創業者個體內的靜態研究，缺少關于創業者與他人的個體間互動研究，以及隨著創業階段的發展創業者幸福感動態變化的縱向研究。未來可以采用經驗取樣法進行相關研究，借助經驗取樣法所具有的即時性和生態有效性兩大優勢，在研究設計中納入關于創業幸福感的客觀指標，[55]有效地研究創業幸福感隨創業階段和情境變化的軌跡和影響因素，以及創業者與利益相關者等個體間的互動過程。[19]

未來還可以加強借助案例、訪談等手段對創業幸福感予以刻畫并提煉相關研究命題。近年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QCA）在創業研究領域逐漸得到應用。有學者采用定性比較分析方法（QCA）探究創業與社會層面和國家層面幸福感間的關系，[45,56]但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且采用QCA方法探究創業者個體幸福感的研究還不多見，因此，未來研究可以整合創業環境、創業者特質和創業活動等多種因素，探究它們形成的組態對創業幸福感的影響。

（2） 測量方式方面。對于創業幸福感的操作化問題，學者們的測量方式主要可劃分為以下三大類型：公開報告、生物指標和問卷調查。一是直接采用與幸福感相關的公開報告，如Deng等采用世界幸福感報告測量主觀幸福感。[56]二是通過生物指標反映研究對象的幸福感程度，如Patel等通過多基因風險分數判定老年創業者的幸福感。[7]三是通過發放問卷和自我報告的方式測量幸福感指標，目前較多文獻采用的是該方法。調查問卷可分為單題項問卷和多題項量表問卷，其中單題項問卷主要是根據單一題項測量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感的情感方面，例如“總的來說你對自己的生活有多滿意”等。[57]部分學者采用多題項量表進行測量，如Pavot等的五題項生活滿意度量表、Goldberg的十二題項總體健康量表以及Caplan的二十八題項幸福感量表等。[58-60]國內學者的研究多采用上述成熟量表，或者將多個成熟量表進行組合測量。

整體而言，目前關于創業幸福感的測量方式，大多直接采用其他學科或領域的幸福感測量方式，缺乏針對創業情境的特定測量量表。已有量表偏重于主觀幸福感的認知維度即生活滿意度，而被訪者報告的生活滿意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回答問題時的感覺良好程度，以及對將來生活的預期。[32]未來的研究可以結合生物和認知方法，整合心理幸福感、主觀幸福感和社會幸福感三個維度的衡量標準，基于具體的創業情境，制定可靠有效的創業幸福感測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