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萬時期福建海貿制度的演變
——以《東西洋考》為主要材料

嚴中立 李 慶

內容提要 隆慶開海之后，福建的民間海外貿易得以恢復并不斷發展，在此過程中，海貿制度隨之發生適應性變化，如海防同知從初期的海防大夫兼管演變為較為穩定的多人輪替，這是海貿制度演變的地方邏輯。然而事實上，海貿制度的演變不可避免地受到朝廷帝權的影響，隆萬時期福建海貿制度雖然已頗具雛形，但制度的具體執行存在權力妥協與因人而治的色彩。

中國的對外貿易交往值得特別關注，長期受中央監管與影響的貿易體系是其核心特征。宋元時期，海貿的興盛有目共睹。明太祖實行海禁，推行朝貢貿易，民間私人貿易被官方主導的朝貢貿易所取代。朝貢貿易厚往薄來，倍償其價，重視政治利益而輕視經濟利益。清代廣州十三行壟斷對外貿易，行商作為官員與洋人之間的中介，處理貿易事務，雖然理論上是民間性質的但實際上還是帶有很強的官方干預。直到鴉片戰爭后五口通商，中國的對外貿易才開始變得頻繁。海禁是海貿的對照面，但海禁只是偶然的政策，時而實行，時而取消。中央對海外貿易的影響始終不變，海禁是此種影響極端化的體現，即徹底取消貿易。明初，雖曾經實行過嚴厲的海禁，不過洪武、永樂兩朝之后，海禁事實上已經無法維持下去，出現了松動，隆慶之后，開放風氣呈現。清初，海禁重啟，值得注意的是，隨后出現的十三行制度還是給清王朝一個對外貿易的窗口。

明朝海禁結束于隆慶開海。一方面，是因為福建地區自然資源并不豐富，民眾有長期經商的傳統；另一方面，歐洲早期殖民者的商業擴張破壞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開放月港作為私人貿易的港口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結果。①“隆慶改元，福建巡撫都御史涂澤民請開海禁，準販東西二洋?！雹诿髂伦谡{整海禁政策，允許民間與東西二洋之間進行私人貿易。后世也大致因循對外開放的政策，雖仍對私人貿易有限制，但總的來說呈現出的開放風氣，一直延至明末。為管理貿易，明朝政府在海澄縣設立督餉館管理稅收，福建的海貿制度由此建立?！睹鞔Ｍ赓Q易簡論》成書年代較早，以較為宏觀的視野論述了明朝對外貿易的總體情況，力圖探究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問題。張維華將貿易分為私人貿易和官方貿易兩種，認為在正統之后，官方貿易就逐漸衰落了。私人貿易雖在明初受到嚴格限制，海禁解除之后卻展現出蓬勃的生命力。③《明代海外貿易制度》詳細地介紹了廣州、福建兩地對外貿易的發展過程，指出兩地的對外貿易制度雖極不相同，但又是緊密聯系的，而福建月港體制的最初設立就是參照了廣州的貿易制度。該著比較考察廣州和福建的對外貿易制度，更偏重于廣州一部分。④晁中辰的《明代海禁與海外貿易》詳細論述了海禁制度及其崩潰，重點分析從負責朝貢貿易的市舶司到管理私人貿易的督餉館的轉變過程。⑤

《東西洋考》由張燮于萬歷年間寫成，記錄福建地區對外貿易的情況?！皬V泛采錄政府邸報、檔案文件，參閱前人及當代人的筆記、著述，采訪舟師、船戶、水手、海商?！雹奁渲邪寺c開海以來的機構設置、稅收標準、官員任免的一系列情況，收錄了碑文、奏折等材料，詳實可信。⑦該書對隆慶、萬歷年間的海貿制度的記載翔實可信，本文以其記述為中心，就隆萬時期海貿制度展開分析。畢竟，海外貿易是中國同東洋、西洋各國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理解中國的海貿制度，則能夠較為直觀地把握歷史上中國對外貿易規模的變化、朝廷對外交往的態度以及地方官員對中國之外的世界的理解。

一、地方的探索：多人輪管制度的提出

作為稅收的直接負責人，督餉官在海貿制度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隆萬時期，督餉官經歷了一個從他官兼職、任期不定到多人輪管的過程，此變化過程是對海貿制度的完善，也是對海外貿易規模日漸龐大的適應。這一過程由地方主導，體現了地方自發性的調整。

(一)輪管制前的督餉官任命情況

明初，市舶司負責掌管朝貢貿易，其職能以正德年間為界，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前期體現的完全是政治性質，正德以后，廣州市舶司體現出部分經濟性質，存在對貢使攜帶的私物實行抽分。隆慶開海后，月港開征洋稅。直至最后一任督餉海防同知舒九思被罷免，月港征稅事宜一直是由漳州府海防同知兼領洋稅征收。⑧海防同知一職由福建巡撫潭綸奏請設立，是明代中后期沿海府州設立的管理海防事務的文職散官，品級為正五品，授奉政大夫，簡稱“海防官”，又稱“海防大夫”或“防海大夫”。⑨此時的督餉官并非專職。萬歷年間，明廷在月港設立了督餉館，主要負責對從事私人海外貿易的海商征稅，這個機構是由嚴禁私人出海貿易的官署演化而來的。⑩原本的海防同知任期不定，并沒有明確的制度對其任期進行限制，從《東西洋考》列出的官員就任時間可以很清晰地看出這一點：

“輪管制”執行前海防同知就任時間

資料來源：張燮：《東西洋考》，謝方校，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47頁。

雖然有的海防同知因為升遷或受彈劾等原因任期只有一年，但是也有任期可以達到6年的。這樣的制度弊端明顯：貿易稅收是重利，長期交由一人把持，很容易出現從中牟利的情況。最后一任海防同知舒九思就是因為貪污被彈劾罷免：

舒九思，浙江奉化人，舉人。萬歷二十一年任。久之，論劾罷去。當路始疑舶政為防海大夫私物，而輪管之議起矣。

其后當事疑稅餉贏縮，防海大夫在事久，操縱自如，所申報不盡實錄，議仿所在榷關例，歲擇全閩府佐官一人主之。及瓜往還，示清核，毋專利藪。

舒九思的貪污問題為導火索，使得原先督餉官的任免缺乏規范制度的情況得到了重視，督餉官輪流更替，任期一年的輪管制由此實行。

(二)輪管制的實行

輪管制度實行，督餉館和督餉官正式設立，海貿稅收不再由海防同知兼管。輪管制不僅實現了防止一人長期督餉，而且還考慮到了可行性，制度較為周全。從《東西洋考》所列督餉官中可見，此制度確實實行，且每一年都有明確對應的督餉官負責。

輪管制后督餉官就任時間

資料來源：張燮：《東西洋考》，謝方校，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48—152頁。

輪管制度的提出并不是一個偶然現象，而是地方為適應貿易發展以及制度執行中產生的問題做出的調整?；仡欇喒苤铺岢龅倪^程，不難發現，舒九思是很重要的一個節點——正是因為舒九思的貪污問題，一人專管的制度才會遭受懷疑。不過舒久思也只是一個導火索，其背后有更深刻的時代背景。舒九思所處的時間正處于一個貿易的上升期。萬歷二十一年，朝鮮倭亂，福建重提海禁，使得走私貿易猖獗，甚至有人逃離中國。中丞許孚遠取消海禁政策，同時宣稱不追究私自下海的責任，海貿才重新恢復正常。許多出走遠夷的商船回港，稅收驟增?！岸?，餉驟溢至二萬九千有奇?！备＝ǖ暮ＹQ稅收已達到很可觀的數目，引起重視，福建的海貿稅收不能再任由一人專管了。

(三)輪管制度的評價

輪管制度或許可以被視為一種制度上的完善，但輪管制的實際效果并不盡如人意，抑制貪腐的效果有限，同時也帶來副作用。當然，在輪管制實行之后，確實有十分清廉的官員。例如邵圭：

其督餉自足額而外，多從寬政，商人德之，立碑頌美。后左遷，商人無貧富悉致厚贐。公好語謝卻之，商人流涕而別。

邵圭，浙江余姚人，舉人，清軍同知，署四十一年餉。長才亮識，傾心俊流。其督餉，自□額而外，多從寬政。商人德之，立碑頌美。后左遷，商人無貧富，悉致厚贐。公好語謝隙之。商人流涕而別。

可以看出，在督餉官離職的時候，商人饋贈貴重的禮物是一種常見的行為。邵圭的特殊性在于他拒絕了這些禮物?！稏|西洋考》中，只有邵圭一人有這樣的評語，則有理由認為其他官員并沒有這樣清廉：商人饋贈的禮品是督餉官收入的一個重要部分，可以說，或許貪污稅金的情況有所收斂，其他的灰色收入并沒有減少，貪污自然并沒有被根除。同時，輪管制度也帶來了不少問題。每年都任用新的督餉官，而新的督餉官不一定合適其位，他們或因為生病離職、或被彈劾、或碌碌無為。督餉官的頻繁更替給海貿平添了一份不確定性，使得政策難以延續，許多前任遺留問題難以得到解決。

《東西洋考》中，有很大篇幅書寫實行善政的督餉官之功績，包括當地商人請人為督餉官撰寫的碑文。杜獻璠的碑文中稱其“軍籍清核，而轅門無脫巾之號；考校貞嚴，而楚庭無冤玉之根。其最著者，督餉吾澄，率多惠改”，然后就是“彼逃命于龍堆鱗谷之險，爭息于蝸角蠅頭之間者，得侯如得艾也”之類的虛飾之語。實際上，杜獻璠在擔任督餉官時的功勞也僅僅是“率多惠改”而已；呂繼梗的碑文稱其任期內“諸不便國、不便商者，一切報罷。于是船得從實報，報得從實驗，驗得從實納”。商人對其評價很高，稱“呂侯十法，吾商人生命也”。不過所謂從實報、從實驗，也只是對先前不按照規定征收之陋習的修正，如此高評價，可見之前混亂之深、商人受盤剝之重。其余碑文不再一一贅述，總體看，萬歷三十四年至萬歷四十五年間，共12位督餉官，其中有商人為督餉官撰寫碑文的有5位，剩下的7位督餉官為何沒有碑文應當引起思考。

5位督餉官有碑文，說明為督餉館撰寫碑文是商人與督餉官互動的一種重要形式，而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勢力大如高寀，也曾強迫商人為自己立碑，可見時人是很看重樹碑立傳的，這不能以巧合論。同時，仔細看5位督餉官的碑文，可見大部分都是虛飾，實際上這些督餉官也沒有驚天動地的偉業，僅僅是維持了正常的貿易秩序。至于沒有碑文的官員，或許他們對海貿的發展真的沒有起到應盡的積極作用。只是其中有兩個特例，沈有嚴和陳斂福二人有“商人至今思之”等積極評語，可能存在虛飾，不過還是可以將其作為合適其位的官員看待?？傮w上看，這12位督餉官中，或許有5人不配其位。商人們每年都要祈禱下一任督餉官能夠推出有利于商貿的政策，足見海貿的發展是不理想的。

事實上，每年更換督餉官使得政策缺乏連續性。萬歷三十八年，呂繼?！啊T為餉病者，弊實種種，計餉則不得不計弊矣。蒿目焦思，條其款十，上于兩臺藩臬。皆報可，而侯得一意行之”。對于其他督餉官，也有類似記載。調整稅收制度，看上去是為了促進商業發展，但從另一個角度上看，也造成制度的頻繁變更。督餉官調整稅務弊病本是好意，但頻繁更替政策會令商人難以捉摸，長期的商業規劃自然難以進行。其實，如此改革也并沒有解決問題。舉例來說，萬歷四十四年，呂繼梗調整海貿制度，推官蕭基上疏指出當時福建海貿的種種弊?。骸绑急孜礈?，颶害連遭，商人羽毛剝落，行道相戒，給引日少，將來餉額，愈不可支。及今不為厘正，上下交病，安所底止?！惫俸?、吏害、奸商之害的層層剝削之下，海商依舊苦不堪言，而這距離呂繼梗實行廣受好評的善政僅僅過去了不到6年。呂繼梗進行的革新在當時或許有一些效果，在數年之后，海貿稅收又重回混亂狀態。這就讓人不禁疑惑，是不是因為每任督餉官的任期太短，政策無法完全落實，以至于政策弊病遲遲無法解決，只能浮于表面。上層的反應也很耐人尋味：“皆報可”，“一意行之”。督餉官處于一種全權負責的狀態，權力很大。國家雖重視海貿稅收，但并不重視商人群體。對于上層來說，只要稅收足額即可，至于使用何種手段可以由督餉官自行裁決。

輪管制沒有阻止官員的貪污問題，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使得海貿制度總是處于不穩定中，也缺乏連續性，其癥結不在于督餉官的任期，而在于督餉官的監管上。督餉官不應該有那么大的權力，一人掌管福建海貿稅收，當然類似問題在中國帝制時期也并不少見，這也是無法超越的時代局限性。不過，仍要一定程度上肯定多人輪管制度提出的積極意義，雖然有利有弊，但也從根源上杜絕了長期由一人掌控海貿稅收的情況，輪管制是地方對于海貿管理的一次積極嘗試，使得海貿制度至少在形式上更完善。

二、朝廷的干預：高寀專權

如果說“輪管制度”的提出代表的是地方制度的自我演變的話，高寀的專權就是中央干涉的體現。稅監高寀是萬歷皇帝在地方的稅收代理人，在地方能夠壓榨民脂民膏，是因為皇帝的信任使其擁有了極高的權威。

(一)高寀對地方事務的干預

在福建，高寀不僅中斷了輪管制度的進程，還對福建地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會二十七年上大榷天下關稅，中貴人高寀銜命入閩，山海之輸，半搜羅以進內府，而舶稅歸內監委官征收矣。(時議委三司首領一員與委官合管。)正稅外索辨方物，費復不貲。諸虎而冠者，生翼橫噬。漳民洶洶，賴有司調停安輯之，不大沸。(時郡守韓擢，澄令龍國祿也。)

萬歷二十七年，萬歷皇帝為解決財政困難，以征收礦稅為由，向全國各地派遣稅監。高寀以稅監的身份進入福建，督稅官的職能由高寀代為執行。督管餉稅的趙賢意因為高寀管理稅務被罷免，與高寀入閩的時間一致：“趙賢意，浙江東陽人，乙未進士。授邵武府推官，以能聲最諸郡。來督漳餉，時萬歷二十六年也。未幾，中貴人橫操利權，各府佐遂罷遣?！毕乱蝗味蕉惞倬褪鞘鹑哪牮A的杜獻璠了，也就是說，高寀直接介入稅務辦理的時間應是萬歷二十七年至萬歷三十三年之間。

(二)地方對高寀的抗爭

高寀初入福建，其貪婪之心就展露無遺，而海澄洋稅為巨利，高寀自然不會輕易放過。但是高寀在海澄的行為受到了地方官員龍國祿的抵制：

澄令龍國祿者，強項吏也。分庭入見，寀不為屈。嚴約所部不得為寀驅使，每事掣肘，不令飛而食人。寀遣人詣令白事，其人辀張自豪，國祿庭笞之。寀在郡恚甚，欲具疏劾其阻撓。韓守謂寀曰：澄故習亂，所不即反者，以有龍令在也。倘令危，民何能即安，激而生變，若亦豈有賴焉。寀氣奪而止。

龍國祿并沒有向高寀屈服，利用高寀不熟悉地方勢力的特點，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高寀在海澄的滲透，不過高寀仍然設法通過多方設卡的方式從海外貿易中撈取利益：“自后每歲輒至，既建委官署于港口，又更設于圭嶼；既開稅府于邑中，又更建于三都。要以闌出入，廣搜捕，稍不如意，并船貨沒之。得一異寶，輒攜去曰：吾以上供?！备邔u廣泛設立官署和稅府，并通過這些機構牢牢控制了海貿稅收。在征收過程中，隨意沒收船只，以上供名義貪污海船上的奇珍異寶，如此行徑龍國祿等人也只能默許，這在客觀上嚴重破壞了海貿。

萬歷三十年，高寀要求船上人員只有在完成繳納稅收之后才能下船，引發眾怒：

三十年，賈舶還港，寀下令一人不許上岸，必完餉畢，始聽抵家。有私歸者逮治之，系者相望于道。諸商嗷嗷，因鼓噪為變，聲言欲殺寀，縛其參隨，至海中沉之。寀為宵遁，蓋自是不敢復至澄。

萬歷三十四年之后，高寀不再擁有征稅的權力。當時各地突然轉變征稅的負責人，較為混亂，“有司莫知適從，紛然久之”，戶部回復稱，“以藩司一邦之主，若金花稅糧等銀，何莫不由藩司，而州縣敢于徑解乎？近者南贛巡撫題奉明旨，各處稅課都著類總解稅監，分解應用，是各處者指各省直言也。類總解監者明命布政司類總也。若由州縣徑解，當云各解，何須類總為乎？方物乃稅監芹曝之誠，非有司貢獻之禮，撫臣既題準折辦，及措處加平等費，續奉明旨照舊辦進，并未有有司備辦之旨。謹始慮終，正在今日，亟當移會該監，備將歷來明旨，開導其詳，使知類總二字，旨意昭然，徑解之舉，終屬悖謬矣”。不過，即使高寀不再直接辦理稅務，仍然以進辦方物的名義留在福建，影響力依然很大，直到萬歷四十二年高寀被皇帝召回，高寀時代才徹底宣告終結。

(三)地方與中央的矛盾激化——高寀事件的爆發

高寀問題最終在萬歷四十二年爆發。據《崇相集》之《紀珰變》記載，稱事件的導火索是“會廣東稅監李鳳死，有□，寀兼管廣東稅事……四月十一十二日群赴領價”。高寀即將前往廣州兼管廣州稅務，民眾希望能夠在此之前拿回高寀的欠款。不過根本原因在于福建鬧饑荒，民眾想借機引發民變。民眾想燒毀高寀宅邸，不料傷及無辜?！皩u嗾群兇捉打，市上人蜂擁，隨之大哄，爭以火火其門，延燒民房三十余間，火光達曙?！泵癖娂磳⑼黄聘邔u府邸，為了尋求保護，高寀劫持了袁一驥等人?！笆脑缡猩先烁鞒值静堇K來，從燒場鑿寀墻洞于杖屋”，“寀見救者，至大哭，而手刀如故。趙都閫乘間奪其刀，呂助之”。高寀實際上已沒有反抗的能力，問題的關鍵轉變為如何安撫暴躁的百姓?！坝柙唬何傩?。呂曰不可，民不堪再亂。毫厘之差，滿城流血?！?/p>

當時，萬歷皇帝對地方官員的報告持一種明顯的不信任態度，中央和地方之間矛盾明顯?！胺綄u之變，撫按科道交章請誅寀者至眾，而內閣葉先生上言，寀劫撫臣，為逃死計。不撤將死于禍。予從報中見之，亦病其言。竟以是得旨撤寀回矣?！毕蛉f歷皇帝上疏的地方官員眾多，不僅袁一驥一人，但讓萬歷皇帝下決心撤回高寀的并不是地方的報告，而是葉向高的上疏，這說明皇帝對地方官員持普遍的不信任與對立態度。高寀從入閩到召回的全過程，體現了地方與中央的沖突，皇帝的代表高寀遭到地方官員與百姓的抵制。龍國祿正面對抗高寀的勢力，持不合作態度；萬歷三十年，百姓聯合將高寀趕出海澄，能看到地方勢力的成長及其于中央勢力的反對。但是，所有抵制都是有限的，畢竟皇帝旨意在。

(四)高寀問題的分析

高寀是皇帝的代言人，代表著皇帝的權威，地方缺乏與之抗衡的力量，雖然地方自身得到了發展，但是這種發展在皇帝的權力面前不堪一擊，一如海商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抵制力量，但無論是商人群體還是政府官員，都沒能有效遏制高寀，是皇帝的直接干預將地方自發的抵制演進過程直接中斷。于是，即使長期以來高寀欺行霸市為所欲為，百姓也只能隱忍，直到最后釀成駭人聽聞的慘劇，還是需要等待皇帝的指示才將高寀撤回。簡言之，福建海貿制度有一定的自身變化，而地方只是看上去有一定的自由度，其實這種自由是一種中央王權統治之下的虛假的自由，因為它隨時都有可能被皇帝直接取消。

三、中央的間接影響：稅收規則與固定稅額

福建商人經商需要繳納的稅有引稅、水餉、陸餉和加增餉。海商向官府申請文引，繳納一定的稅餉后被批準出海與各番國互市貿易，海防館對出海商船的規格、載貨情況、人員及目的地都要進行登記，然后發給文引，并且根據此文引進行“引稅”的征收。這實際上規范了當時的民間海貿，將管理權收歸官府，從而滿足了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

于時商引俱海防官管給，每引征稅有差，名曰引稅。(東西洋每引稅銀三兩，雞籠、淡水稅銀一兩，其后加增東西洋稅銀六兩，雞籠、淡水二兩。)每請引百張為率，盡即請繼，原未定其地而限其船。十七年，中丞周寀議將束西洋賈舶題定額數，歲限船八十有八，給引如之。后以引數有限，而愿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

可以看出，船引的數量一開始是沒有數量限制的，后來有所變化。萬歷十七年，船引的數量被定為每年88張，后為擴大商業規模，又增加到了110張。另外，水餉按照船舶的大小來收稅，陸餉按照貨物的多少來收稅：

水餉者，以船廣狹為準，其餉出于船商。陸餉者，以貨多寡計值征輸，其餉出于鋪商。又慮間有藏匿，禁船商無先起貨，以鋪商接買貨物，應稅之數給號票，令就船完餉而后聽其轉運焉。(西洋船面闊一丈六尺以上者，征餉五兩，每多一尺加銀五錢。東洋船頗小，量減西洋十分之三。陸餉胡椒、蘇木等貨計值一兩者，征餉二分。雞籠、淡水地近船小，每船面闊一尺，征水餉五錢，陸餉亦如東西二洋之例。)

水餉、陸餉的征收規則都比較詳細，也有具體針對貨物的征收條例，總體來說較為公平。而加增餉是一種較為特殊的稅收：

加增餉者，東洋呂宋，地無他產，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即有貨亦無幾。故商人回澳，征水陸二餉外，屬呂宋船者，每船更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征。后諸商苦難，萬歷十八年，量減至百二十兩。

可以說，加增餉是專門為了適應呂宋貿易而設立的。加增餉的數額也隨著實際情況調整?？傮w來說，稅收的設置較為合理，其中針對各種船只、貨物都有相應的征收辦法，也包括會根據商業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然而，在實際征收過程中，存在著諸多弊端。萬歷四十四年，蕭基針對征稅中的混亂情況上書皇帝，于中可以窺見征稅時的實際情況：

一議禁包引給引。時積年市猾，每每包引包保至五六船者，串慣主商，倡言給引費至數十兩，而后來諸商自給引者，只得如數出費，彼且從中瓜分。及船回銷引時，又倡言費銀數十兩，而后之銷引者，只得如數出費，彼又從中瓜分。此輩坐富，作奸已久，甚至捏名給引，虛造鄰結，將引移東轉西，賣與越販，如朱彩德等其證也。近略訪鄭心齊等究治外，今后引從商人自給，保取里鄰實保，無容包同衙役作弊，犯者重治，以清市猾。

一議洋船隨至隨驗，以便起貨。海舟入澳，跋涉久而幾壞，裝載重而甚危，而巨颶時作，復沒堪虞。乃衙門吏胥，不飽欲壑，不為稟驗。以致風水回測，閣破濕漏，如前年之秋可鑒也。自后船至即行抽驗，限以三日為期，不得逾期刁難，違者究治，所謂早一日得一日之便者也。

類似問題蕭基枚舉了很多，總結來說稅收問題大致兩條：第一，黑色收入。包括官吏的黑色收入，地方黑惡勢力的黑色收入，船主對倉商的壓迫等。第二，時間問題。船只進港需要盡快查驗，遠渡重洋的船只多少都會有一些損壞，需要盡快卸貨修理；船只滿載，即使是在港口內也是很危險的。而官吏常常拖延時間，趁機敲詐勒索。如此，商人實際上需要接受的額度比應繳納的稅款要高很多。

不過，這些稅收規則即使在督稅官本人看來，也更多是指導方針。在實際的執行中，并不是按照歸港時貨物的多少來繳納稅款。督餉官需要上繳的稅額是固定的：“洋餉充額，以六十船為率。夫每年征輸，大似貢法。無論歲之豐缺，船之多寡，廣收不益，數詘不減，何不平也”。萬歷四十二年發生的一次悲劇可以佐證：

澄舶每乘觱發去，乘薰來。是年七月將望，薰風變為凄其，舶至僅什之二，征輸幾何。望后，稍鱗次至，而餉篆改委之議下矣。議未定，為八月五日，是夜異風挾雨怒號，無一刻停，空中如簸，詰朝視之，拔木發屋，而數十萬洋貨一颶立盡。傷哉！舟待颶乎！颶待舟乎！公冒雨亟省之，災民迸首雨衣環公泣，公亦泣，亟馳檄請蠲。顧上額近奉明赦，業減三分之一，而必復減之，不益難之難乎！雖巧婦安能噓無煙之銼，烝無米之炊也。公毅然曰：“事不辭艱，且惡乎辭之，則亟按本年籍常例，秋毫弗入。正賦抄忽勿漏，一切均輸，以優餉額，則復按往年籍。黠者毋久逋，殷者毋幸免，一切并征，以佐餉額，則豫按來年，募商人量征水餉。將來舶至，免重征?！鄙w其始，民若石勃石奚。既而知上額之必不可減，催科之即為撫字，袞甫之歌，已繼麛裘而作矣。

因為天氣原因，商船損失慘重，但應上繳稅額是皇帝規定的，依規不能隨意變更，所以督稅官只得竭盡全力湊集稅款。

“今歲紅毛酋為梗，舶貨被掠，僅存其半，餉若全征，其誰堪之；侯就中量派，許其半征，便三?！痹馐芙俾拥纳檀?，僅留存一半的貨物，本就應只征收剩下貨物的稅銀，但這一事項也被作為王起宗的功績列出來，可知正常情況下每條船的稅額是提前規定好的，即船只歸港之后，不論剩余貨物多少、是否經歷海難或是劫掠，都要足額繳納稅款。雖有應繳稅額的相關詳細規定，但督餉官實際上征收稅款時還是根據皇帝規定的數額向下攤派，因為攤派才能確保稅收充足，而按照稅則收款總是會有缺額的風險。最重要的是湊集齊備稅款，征稅的具體規定次之。

隆萬時期，福建海貿制度前后變化較大，如督稅官從“一人專任”變為“多人輪管”；稅則科學細致，按照貿易地點、船舶大小、商品種類對商人進行差異化征稅。同時，稅則也隨貿易發展的新形式不斷進行著自我調整。然而，海貿制度受多方因素影響，存在明顯的局限性。一方面，由于督餉官一年一換，制度缺乏連貫性。另一方面，皇權對其直接或間接的干擾，多次中斷其正常發展進程，也制造了矛盾：督餉官看似有調整制度的自由，但是在每年的征稅總額度等重大問題上并沒有發言權，而皇帝的特使高寀則可以毫無顧忌地無視制度的存在，使得原本就脆弱的海貿制度相當程度上形同虛設。終言之，福建海貿制度大多時候只是一適應性政策，流于因人而治，究其因，皇權意志與要求這一超制度的存在，迫使海貿制度偏離了貿易本身的發展需求。

①張維華：《明代海外貿易簡論》，學習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第1頁。

②鄭有國、蘇文菁：《明代中后期中國東南沿海與世界貿易體系——兼論月港“準販東西洋”的意義》，《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

④張維華：《明代海外貿易簡論》，學習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

⑤李慶新：《明代海外貿易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

⑥晁中辰：《明代海禁與海外貿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⑦萬方：《中外古代交通史籍——東西洋考》，《書屋》2017年第1期。

⑧張燮：《東西洋考》，謝方校，中華書局1981年版。

⑨黃友泉：《明代月港督餉館雜考——兼與鄭有國先生商榷》，《漳州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

⑩王炳軍：《明朝隆慶時期東南海上貿易法律制度研究》，華東政法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年，第1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