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區山南市吉如拉康保存的部分早期寫卷及其插圖①

熊文彬

吉如拉康位于山南市乃東區結巴鄉雅魯藏布江北岸的小山谷溫村，現存建筑由大殿、大日如來佛殿和一座小殿組成。大日如來佛殿保存有一組大日如來佛、八大菩薩和兩位護法的泥塑，同時保存有大量寫本殘卷和一幅“幡畫”。②索朗旺堆、張仲立主編:《乃東縣文物志》，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1986年，第17頁。2005年，筆者曾與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的巴桑旺堆研究員對該寺進行調查。自2007年始，巴桑旺堆重點對其中兩份寫經愿文的書寫、語法、時代、內容及其相關人名、地名和價值等進行了詳細、全面的研究，并在國內外連續發表了4篇重要成果。①其成果分別是:Basang Wangdu，“Ke Ru Lha Khang: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Central Tibet”，in Deborah Klimburg-Salter，Kurt Tropper and Christian Jahoda eds.，Text，Image and Song in Transdisciplinary Dialogue，Brill，2007；巴桑旺堆:《藏文古寫本研究》，《西藏研究》2008年第4期；《關于古藏文寫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中國藏學》2009年第3期；“Paper，Patronage and Production of Books:Remarks on an 11th Century Manuscript from Central Tibet”，in Hildegard Diemberger，Franz-Karl Ehrhard and Peter Kornicki，eds.，Tibetan Painting:Comparison，Continuities and Change，Brill，2016.按他根據吉如拉康發現的《圣回向救護一切有情眾生經》(下簡稱《救護一切眾生經》)和《十萬頌般若波羅蜜多經》(下簡稱《十萬頌》)寫經愿文的記載所作的考證，吉如拉康所在地溫村在11—12世紀名為“溫莫隆仁 ()”，為吐蕃時期貴族那囊氏的封地，其位置在今山南市乃東區所屬結巴鄉一帶。吐蕃王朝滅亡后，達磨贊普的兒子永丹的六世子孫“額達袞乃”在此割據。吉如拉康是額達袞乃時期該地一所重要的寺院，并非意大利學者維塔利 (Roberto Vitali)認為的8世紀贊普赤德祖贊時期修建的扎瑪噶曲寺 ()。②Roberto Vitali，Early Temples of Central Tibet，London:Serindia Publications，1990，pp.1-35.吉如拉康因此建于11世紀的額達袞乃時期，但不完全排除其前身為9世紀牟尼贊普時期修建的查納拉康 ()的可能性。③Basang Wangdu，“Ke Ru Lha Khang: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Central Tibet”，in Deborah Klimburg-Salter，Kurt Tropper and Christian Jahoda eds，Text，Image and Song in Transdisciplinary Dialogue，Brill，2007，pp.45-49.與此同時，蔡巴噶舉創始人喇嘛尚(1122—1193)曾參與《十萬頌》寫本的校對和審定。這些成果對于吐蕃王朝滅亡后西藏腹心地區11—12世紀的割據勢力、吐蕃王室后裔的分布和貴族那囊氏的封地、吉如拉康的歷史和寫經等研究都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巴桑旺堆雖然公布了該寺寫本殘卷及其彩繪插圖的一些圖片，但未對其進行詳細的整理，鑒于這批材料十分重要，本文在他研究的基礎上，對寫卷的內容和彩繪插圖進行進一步梳理。

一、寫卷內容及其年代

吉如拉康保存有大量寫卷，但筆者只對其中部分寫卷進行了調查。這些寫卷均為殘片，部分有火燒、水浸等明顯痕跡。質地為藏紙，長度多在60—68厘米之間，寬度多在15—23厘米之間。絕大多數為墨書，少部分為瓷青紙金書，裝飾彩繪插圖，字體主要為鄔堅體，每頁文字介于3—8行之間，內容基本為佛經 (圖1)。根據寫卷扉頁所題經名、品名和跋記、寫經愿文等記載，現存佛經主要為顯宗經典，其中《般若波羅蜜多經》(下簡稱《般若經》)較多，僅《十萬頌》就保存有數個不同尺寸的寫本。這些經典主要如下:

圖1 吉如拉康寫經殘片

1.《十萬頌》

(4)《十萬頌》及其寫經愿文，該寫本尺寸為67×22.4厘米，墨書，8行，鄔堅體，兩側對稱設置紅色圓圈，中心穿孔。其中后4行詩體寫經愿文不僅記載了所寫經典為“《十萬頌》()”，同時對寫經地的地理、歷史、供養人、寫經材料、寫經者和校對、審定者等重要歷史信息進行了記載:“……山高地潔悉補野吐蕃之地，祖孫三王對吐蕃恩重如山。殊勝之地溫之那囊之域……勇武無雙之勒如庫扎帕……敬造《十萬頌》，愿其加持護佑圓滿證獲菩提!三界之統轄者勒如喇貝，御敵于外之胞弟南喀，呵護親人備至之施主帕巴加，父系兄弟內外之遠近親屬，為此紛紛解囊美食資具。工布吉查之地紙張真神奇，漢地東京之墨真神奇，統協抄經事務者真神奇，繕寫者曲巴·尼扎真神奇，掌管及校對者乃喇嘛尚，功勞最大施主皆滿意，此文繕寫者尚尊袞拉帕?！?圖2)正如巴桑旺堆所指出，其中寫經地“溫”(溫莫隆仁的簡稱)為吐蕃時期貴族那囊氏的封地，填補了相關文獻記載的空白；“山高地潔悉補野吐蕃之地”表明了對該地與贊普所屬家族悉補野所建立的吐蕃王朝的隸屬和繼承關系；“祖孫三王”為后世流行的“祖孫三法王”的早期記載；校對者“喇嘛尚”為蔡巴噶舉派創始人喇嘛尚·尊珠扎巴，其出現表明該經繕寫于12世紀；①原文為:，譯文參照巴桑旺堆:《關于古藏文寫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中國藏學》2009年第3期，第80—81頁。與此同時，寫經過程中“漢地東京之墨”的使用為12世紀以吉如拉康為代表的西藏腹心地區與宋代內地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①關于“漢地東京之墨”的考證以及宋代西藏與內地的交流，詳見熊文彬:《西藏山南吉如拉康寫經愿文中的“東京之墨”記載:北宋西藏與內地交流的重要遺珍》，待刊。

圖2 《十萬頌》及其寫經愿文

(5)《十萬頌》寫本跋記，該跋記斷裂成兩截，文字3行，大多漫漶，其中前2行為墨書，最后1行為朱書，均為鄔堅體。其中第1行殘存“…………(……八十七……[畢])”， 第2行殘存“……(尚博約·強秋洛日繕寫……為……善根而造)”，第3行殘存“……(《十萬頌般若波羅蜜多經》……承諾……從伍如迎請……)”。頁面兩端對稱設置有紅色圓圈，并在中心穿孔，孔洞有明顯使用過的痕跡，在孔洞兩側裝飾有兩朵八瓣蓮花。文字、字體、語法、裝幀都具有顯著的吐蕃寫卷特點 (圖3)。

圖3 《十萬頌》末葉背面題記和圖案殘片

圖4 吉如拉康首題寫經愿文

《十萬頌》是藏傳佛教最為重要、現存不同歷史時期寫本最多的經典之一。該經最早在吐蕃時期譯入，為《丹噶目錄》1號經典，共300卷，100000頌，相當于漢文《大般若經》第一會《王舍城鷲峰山說法》(400卷，79品)，后收入《大藏經》。它在《大藏經》中有兩個版本:一種為納塘版和拉薩版《大藏經》收錄的版本，全文75品，按跋記，由印度堪布勝友 (Jinamitra)、天帝覺(Surendrabodhi)和智軍 ()等人翻譯、校對并審定；另一種為其余版本《大藏經》收錄的版本，全文72品，無跋記。②黃明信:《漢藏大藏經目錄異同研究——〈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及其藏譯本箋證》，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3年，第17頁；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中華大藏經·藏文對勘本》，《甘珠爾》卷25，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第806、906頁。吉如拉康現存的《十萬頌》寫本未見譯經跋記。

2.《八千頌》

吉如拉康現存至少有兩個寫本:(1)扉頁左側嚴重被毀，尺寸為58(殘)×19.5厘米，墨書，7行，鄔堅體，左右兩端裝飾彩繪插圖，其中左側大部已毀，右側略殘，像下無題記； (2)第一品扉頁頁邊略殘，保存相對完整，尺寸約65×19厘米，墨書，7行，鄔堅體，左右兩側配飾插圖，中部兩側有紅色圓圈，且在中部穿孔。

《八千頌》也是藏傳佛教最為重要、現存不同歷史時期最多的寫本之一。該經最早在吐蕃時期譯入，系《丹噶目錄》5號經典，后收入《大藏經》。該經歷史上經過多次譯、校和審定，有不同版本存世?！洞蟛亟洝肥珍洷咀钤缬捎《瓤安坚屽溶?(akyasena)、智成 (J?ānasiddhi)和僧人法性戒 (Dharmatās'īla)譯、校并審定。后在古格王拉德 ()時期，印度堪布善言(Subhaita)和譯師仁欽桑布()根據拉德之令按其注疏再譯。隨后阿底峽大師 (Atis'a)和仁欽桑布根據印度 ()的注疏再改譯、校正并審定。阿底峽和仲敦巴·嘉瓦迥乃 ()在聶塘納摩且()講解該經時又在且隆 ()對其審定。仲敦巴·嘉瓦迥乃在熱振寺按照印度的三藏經典再次對其審定。后譯師羅丹喜饒 ()又根據克什米爾和印度的梵本再次對其進行審定。①黃明信:《漢藏大藏經目錄異同研究——〈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及其藏譯本箋證》，第26頁；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中華大藏經·藏文對勘本》，《甘珠爾》卷33，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年，第684頁。

3.《圣回向救護一切眾生經》

現存寫本為末葉及其寫經愿文，尺寸為62.5×17.8厘米，墨書，8行，鄔堅體，左右兩側對稱設置有紅色圓圈，并在中心穿孔，頁邊略殘 (圖5)。其中前3行為跋記:“……(《圣回向救護一切眾生經》畢，該經由天竺堪布作明光、智藏譯，經校譯師貝孜校對并審定)”。貝孜全名叫噶瓦貝孜，系吐蕃9世紀著名的藏族譯師，因此該經在9世紀時譯為藏文。將其與《大藏經》收錄的版本初步比較發現，該經后來雖收入《甘珠爾》，但其經名和譯者略有差異?！洞蟛亟洝肥珍洷窘浢麨椤啊?，另外與作明光一起合作的譯者不是智藏，而是吐蕃9世紀另一位重要的藏族譯師智軍 ()。②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中華大藏經·藏文對勘本》，《甘珠爾》卷68，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第231—236頁。由此推測，如譯師名字抄寫無誤，吉如拉康藏本與《甘珠爾》收錄本疑非同一譯本。隨后5行寫經愿文的內容主要是禮贊佛祖、吉如拉康所在地及其執政者、施主、祈愿、紙、墨、寫經者和校對者，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其主要內容如下:“諾，三界勝地釋迦佛伏化之地，乃為世間領地蕃域大地。山高地凈雪山環繞之中，殊勝之地乃為溫莫隆仁。人中豪杰出了額達袞乃，尚論之首出了尚·敦扎帆，殊勝寺廟出了拉康吉如，殊勝堪布出了格西沃敦……殊勝之紙張，根布冬讓也；殊勝之墨者，漢地之東京也；殊勝寫經者，約布之克當也……”③藏文為:巴桑旺堆在2007年的英文文章 “Ke Ru Lha Khang: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Central Tibet”、2009年的《關于古藏文寫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中對該愿文的第一行內容進行了英譯和漢譯，2016年又在 “Paper，Patronage and Production of Books:Remarks on an 11th Century Manuscript from Central Tibet”中對該愿文進行了全文英譯。筆者此處譯文參考了他的譯文。按巴桑旺堆根據《德烏教法史》《德烏教法廣史》和《漢藏史籍》等文獻考證，其中的“額達袞乃”為吐蕃最后一位國王達磨贊普的第六代孫“袞乃贊 ()”，他是吐蕃王朝滅亡后在桑耶、乃東這一帶地區割據勢力的首領。由此可知，吉如拉康建于11世紀，該經也寫于此時。①巴桑旺堆:《關于古藏文寫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中國藏學》2009年第3期，第80頁。筆者核對《德烏教法廣史》，藏文，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9—390頁)和《德烏教法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3頁)發現:第一，此處的 “六代孫”疑筆誤。按前者，應為第7世孫，蔡納益西堅贊為6世孫，但其子不是袞乃，而是赤巴；第二，二著所載之名與愿文吻合，為 “袞乃”，而非 “袞乃贊”，疑筆誤；第三，二著對袞乃的記載出入較大，按《德烏教法廣史》，袞乃系蔡納益西堅贊的長子，但《德烏教法史》所載不同，蔡納益西堅贊的長子為赤巴 (班覺桑布:《漢藏史集》藏文本，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14頁，與此記載同，但其中未記載 “袞乃”)，而袞乃為其重孫。

圖5 《救護一切眾生經》及其寫經愿文

4.《圣花 [積]陀羅尼》

尺寸為64.5×15.1厘米，墨書，7行，鄔堅體，頁面中上部被毀，頁邊多有殘缺并有污漬，兩側有對稱的紅色圓圈，中心穿孔。該經收入《大藏經》，②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中華大藏經·藏文對勘本》，《甘珠爾》卷97，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第461—466頁。與漢文《佛說花積陀羅尼神咒經》為同一經典。③即漢文《大正藏》no.1356—1359號，參見宇井伯壽、鈴木宗忠、金倉圓照和多田等觀合編:《德格版西藏文大藏經總目錄》，臺北:華宇出版社，1986年，第92頁。

5.《圣地王陀羅尼》

尺寸為64.5×15.1厘米，鄔堅體，頁面中上部被毀，頁邊多有殘缺并有污漬，兩側有對稱的紅色圓圈，中心穿孔。此經收入《大藏經》，跋記云:“天竺堪布勝友、施戒和校對大譯師智軍翻譯、校對并按新語修改、審定?！雹苤袊貙W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中華大藏經·藏文對勘本》，《甘珠爾》卷88，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第195—198頁，藏文為:同時見同著卷97，第469—472頁。由此可知，該經在9世紀譯為藏文。

6.《圣善門陀羅尼》

尺寸為63.5×15.8厘米，墨書，8行，鄔堅體，頁面兩側有紅色圓圈，中心穿孔。跋記與《大藏經》收錄本相同。按跋記，該經由“天竺堪布勝友、施戒和校對大譯師智軍翻譯、校對并按新語修改、審定”。⑤跋記為: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中華大藏經·藏文對勘本》，《甘珠爾》卷91，第160—172頁和卷97，第759—771頁所載跋記，除個別正字拼寫外，內容相同。由此可知，該經在9世紀譯為藏文，并可與漢文《金剛秘密善門陀羅尼經》勘同。⑥即漢文《大正藏》no.1138—1140號，參見宇井伯壽、鈴木宗忠、金倉圓照和多田等觀合編:《德格版西藏文大藏經總目錄》，第107頁。

7.《圣無垢陀羅尼》

尺寸為63.5×15.8厘米，墨書，8行，鄔堅體，頁面兩側有紅色圓圈，中心穿孔。該經收入《大藏經》，按其跋記，此經也在9世紀譯入，由“天竺堪布勝友、施戒和校對大譯師智軍翻譯、校對并按新語修改、審定”。⑦分別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中華大藏經·藏文對勘本》，《甘珠爾》卷88，第155—164頁；卷97，第259—268頁。

8.《圣十一面觀音陀羅尼》

尺寸為64.5×16.7厘米，墨書，8行，鄔堅體。邊緣略殘并有污漬，兩端中部有紅色圓圈，中心穿孔。該經收入《大藏經》，按其跋記，由天竺堪布戒帝覺 (S'lendrabhoti)和校對大譯師智軍在9世紀翻譯、校對并審定。①分別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中華大藏經·藏文對勘本》，《甘珠爾》卷93，第379—384頁；卷97，第621—626頁。該經可與漢文本《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勘同。②即漢文《大正藏》no.901、1070—1071號，參見宇井伯壽、鈴木宗忠、金倉圓照和多田等觀合編:《德格版西藏文大藏經總目錄》，第119頁。

9.《圣佛 [藏]陀羅尼》

尺寸為64.5×16.7厘米，墨書，8行，鄔堅體。邊緣略殘并有污漬，兩端有紅色圓圈，中心穿孔。該經收入《大藏經》，按其跋記，在9世紀由天竺堪布勝友、施戒和吐蕃經校大譯師智軍翻譯、校對，并按厘定的藏文新譯語修改、審定。③分別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中華大藏經·藏文對勘本》，《甘珠爾》卷88，第141—144頁；卷97，第195—198頁。

10.《圣一切無畏施陀羅尼》

尺寸為64.5×16.7厘米，墨書，8行，鄔堅體。邊緣略殘并有污漬，兩端中部有紅色圓圈，中心穿孔。按其跋記，該經于9世紀“由天竺堪布勝友、施戒和經校大譯師智軍翻譯、校對，并據新譯語修改、審定”。該經后來收入《大藏經》，跋記與《大藏經》收錄版本的內容吻合，④分別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中華大藏經·藏文對勘本》，《甘珠爾》卷91，第132—135頁；卷97，第822—825頁。但《大藏經》收錄本的經名題為，與此對照，吉如拉康寫本經名缺 二字?？膳c漢文本《佛說施無畏陀羅尼經》勘同。⑤即《大正藏》no.1373號，參見宇井伯壽、鈴木宗忠、金倉圓照和多田等觀合編:《德格版西藏文大藏經總目錄》。

11.《圣灌頂陀羅尼》

尺寸為64.5×16.7厘米，墨書，8行，鄔堅體。邊緣略殘并有污漬，兩端中部有紅色圓圈，中心穿孔。該經收入《大藏經》，按收錄本跋記，由天竺堪布勝友、施戒和吐蕃大譯師智軍等人在9世紀翻譯、校對，并按照厘定的新譯語修改和審定。⑥跋記參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中華大藏經·藏文對勘本》，《甘珠爾》卷97，第229—232頁。

12.《大孔雀佛母經》

左側殘，尺寸為46(殘)×15.5厘米，墨書，3行，鄔堅體，兩端裝飾彩繪插圖，并題寫有尊像題記，其中左側題記為“(大孔雀佛母)”，右側題記為“(文殊菩薩)”。該經收入《大藏經》，按收錄本跋記，9世紀“由印度堪布戒帝覺、智成、釋迦光 (ākyaprabha)和經校大譯師、僧人智軍翻譯、校對，并按新語修改、審定”。⑦跋記參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中華大藏經·藏文對勘本》，《甘珠爾》卷90，第254—330頁。另，該經可與漢文本《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經》勘同。⑧即《大正藏》no.982、984—985號，參見宇井伯壽、鈴木宗忠、金倉圓照和多田等觀合編:《德格版西藏文大藏經總目錄》，第98頁。

13.《圣諸法議論大乘經》

瓷青紙，左側殘，尺寸為60×22厘米，金汁書寫，4行，鄔堅體，左右兩側配飾彩繪插圖。其中左側坐佛嚴重殘毀，僅剩一半，右側坐佛中下部殘，像下殘存題記“……(……如來)”二字。經初步檢索，該經未見《大藏經》收錄，待考。

根據跋記、寫經愿文和《大藏經》收錄本跋記等記載可知，吉如拉康現存上述經典絕大部分在吐蕃時期譯為藏文，并在11—12世紀再次繕寫，其語法、書寫和裝幀特征也與此吻合。在文法上，上述寫本體現出如下幾個特點:(1)藏文基字為、、、4組中的字母可以互換，例如(寶貝)經常拼寫成(譯師)經常拼寫成； (2)基字加下加字，例如(無)；(3)后加字、、等后面加再后加字，例如(去)、(彼岸)等；(4)元音反寫，如“”(人)等；(5)單個基字加后加字，如(經)； (6)保留了諸如(釋迦)、(等) 和(完)等一些特殊的古詞。字體以鄔堅體為主，部分字母書寫獨特，具有吐蕃時期寫卷和碑銘特征，以下兩點尤為明顯:(1)基字、、等書寫獨特；(2)部分帶有上加字的詞匯書寫獨特，即上加字與基字并不處于上下同一軸線上，上加字往往左移。巴桑旺堆將以敦煌寫卷為首的這些古藏文書寫的特點歸結為“字體的特殊書寫現象”。①巴桑旺堆:《關于古藏文寫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中國藏學》2009年第3期，第61—81頁。裝幀為梵夾裝，頁面兩端中心預留兩個圓圈，直徑3厘米左右，并在中心穿孔，以便穿繩裝幀，有的則作為裝飾。這些特點在13世紀之后都逐漸消失。

總之，吉如拉康上述寫本中的佛經絕大多數在9世紀譯為藏文，繕寫于11—12世紀，但其中也有部分吐蕃時期譯為藏文并繕寫的佛經 (如圖3)。

二、彩繪插圖的題材與風格

吉如拉康上述寫卷中保存的彩繪插圖相對較少，僅有十余幅，且主要保存在《般若經》中。插圖主要配置在扉頁兩端，左右對稱，尺寸多在10×8厘米左右。插圖主要如下:

1.《十萬頌》彩繪插圖

(1)《十萬頌》第一品扉頁彩繪插圖《十萬頌》第一品扉頁兩端對稱配置有兩幅彩繪插圖(圖6)。按前述尊像題記，左側插圖為日輪光德佛，右側插圖為日光菩薩，為一佛一菩薩配置。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日輪光德佛本身，還是他與日光菩薩的配置，在藏傳藝術中都十分少見。二者均出自《百拜懺悔經》，其中日輪光德佛屬于十方佛中的西南佛，日光菩薩屬于十方菩薩中的西南菩薩。該文本在吐蕃時期譯為藏文，敦煌古藏文寫卷中保存有P.T.22等多個殘本。②分別參見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古藏文寫卷》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5和107頁；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中華大藏經·藏文對勘本》，《甘珠爾》卷68，第23—31頁。另按才讓教授研究，《百拜懺悔經》不是從印度譯入，而是在吐蕃時期編纂的一部佛教祈愿類經典。參見才讓:《法藏敦煌藏文佛典 〈百拜祈愿文〉研究——兼論佛教初傳吐蕃的傳說》，《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第19頁。由此可知，吉如拉康現存這部《十萬頌》寫本的插圖極有可能是《百拜懺悔經》中記載的諸佛菩薩。

圖6 《十萬頌》第一品扉頁插圖

日輪光德佛身金色，螺發高髻，身著紅色通肩袈裟，雙手當胸結轉法輪印，雙腳結跏趺坐，正面端坐于多色覆瓣蓮花座上。身后為舟形頭光、馬蹄形身光和背光；日光菩薩身藍色，頭戴多層三葉寶冠，裸露上身，下身著短裙褲，右手持白蓮花，左手當胸結說法印，呈四分之三側面像，面對日輪光德佛而坐。佛和菩薩的人物造型、裝飾和色彩都具有比較濃郁的波羅風格元素。

(2)《十萬頌》第一品扉頁彩繪插圖吉如拉康另一個《十萬頌》第一品寫本的扉頁也有兩幅插圖(圖7)。按照前述尊像題記，左側插圖表現的是梵光佛，右側插圖描繪的是蓮花光佛。按《大寶積經》卷24《優婆離會》，題記中梵光佛的藏文的簡稱；蓮花光佛的藏文的簡稱。③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中華大藏經·藏文對勘本》，《甘珠爾》卷43，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第337頁。漢譯本的《大寶積經》和《三十五名禮懺文》將后者譯為“蓮花光游戲神通佛”，但不見前者譯名。二者均為三十五佛之一，由此可知，該《十萬頌》寫本的插圖表現的應為三十五懺悔佛。

圖7 《十萬頌》第一品扉頁插圖

梵光佛身金色，螺發高髻，身著紅色袈裟，袒露右肩，右手當胸結說法印，左手置于跏趺的雙腿上，結禪定??；蓮花光佛身金色，螺發高髻，身著紅色袈裟，袒露右肩，右手下垂結觸地印，左手當胸結說法印，雙腳結跏趺坐于蓮座。除手印外，二佛的造型基本一致，頭光、身光、背光、三角形焰肩等裝飾也完全相同，體現出濃郁的波羅風格因素。

2.《八千頌》彩繪插圖

(1)《八千頌》扉頁插圖左側插圖已毀，僅剩菩提樹和背光殘邊，但右側保存完整。坐佛構圖在菩提樹下，身金色，螺發高髻，穿著紅色袈裟，袒露右肩，右手下垂結觸地印，左手當胸結禪定印，雙腳結跏趺坐于仰瓣蓮臺。胸部、面部和雙手關節處有暈染的凹凸感。此幅插圖除構圖和暈染外，其余造型、裝飾等都與前述兩個《十萬頌》寫本第一品的插圖如出一轍，只是技藝略遜一籌。

(2)《八千頌》第一品扉頁插圖(圖8) 左圖坐佛身金色，螺發高髻，身著袒右肩紅色袈裟，右手下垂結觸地印，左手當胸結禪定印，雙腳結跏趺坐于蓮臺，疑為釋迦牟尼佛。與前述插圖相比，短頸寬胸是其造型上的顯著特點。右側插圖損傷較重，但人物基本特征尚能辨認，描繪的應為一面四臂般若佛母。般若佛母身金色，頭戴雙重三葉寶冠，上身裸露，下身著裙褲，主臂當胸結轉法輪印，另一右手上舉持經篋，另一左手上舉結說法印，雙腳結跏趺坐于蓮臺。周身配飾耳珰、珍珠項鏈、瓔珞、手鐲、臂釧、腳鐲，人物造型和裝飾體現出較濃的波羅風格。

圖8 《八千頌》第一品扉頁插圖

(3)《八千頌》常啼菩薩品插圖與前述《般若經》寫本不同的是，此寫本插圖為黑白，并配置在文本的右端。插圖為線描，只勾勒輪廓，幾乎沒有細節表現，描繪的是一位坐佛。佛高髻，身著袈裟，雙手當胸結轉法輪印，雙腳結跏趺坐于蓮臺。蓮臺之下，構圖有一對相背回首的蹲獅。①參見張建林等:《西藏東部吐蕃佛教造像》，北京: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圖79。從造型、手印和乘騎來看，此佛極有可能表現的是釋迦牟尼佛，但蹲獅與9世紀初昌都市察雅縣仁達大日如來佛與八大菩薩摩崖石刻中的雙獅相似，同時結合文字具有吐蕃時期顯著的古藏文語法、字體和裝幀特點綜合判斷，此幅插圖極有可能繪制于吐蕃晚期。

3.《圣諸法議論大乘經》扉頁彩繪插圖

該經扉頁兩幅插圖表現的也是坐佛，左側插圖一半被毀，右側插圖相對完整 (圖9)。右側坐佛身藍色，螺發高髻，身著紅色袈裟，袒露右肩，右手下垂結觸地印，左手當胸結禪定印，雙腳結跏趺坐于蓮臺，疑為阿閦佛，背后為舟形頭光、馬蹄形身光、三角形焰肩和馬蹄形背光。像下殘存題記“……如來”二字，藍色底色上點綴細花。左側坐佛除雙手當胸結禪定印外，其余造型和裝飾與右側坐佛相同。與前述插圖明顯不同的是，此處的插圖在經文與圖像之間裝飾有兩條縱向的多色寶石裝飾條帶，十分醒目并富有裝飾性。從題記和造型推測，插圖表現的“如來”疑與三十五佛或賢劫千佛有關。

圖9 《圣諸法議論大乘經》扉頁插圖

4.《大孔雀佛母經》扉頁彩繪插圖

該經扉頁也有兩幅插圖 (圖10)，左側頁面雖然殘損，但插圖基本完整。按圖像下題寫的前述尊像題記，左側插圖表現的是大孔雀佛母，右側插圖表現的是彌勒菩薩。大孔雀佛母為三面八臂造型，身金色；主面金色、右面綠色、左面紅色；主右臂當胸持寶瓶，主左臂置跏趺的雙腿上結禪定印，其余六臂呈扇形分布兩側，其中右側三臂造型從上到下持劍、法輪、結與愿印，左三臂造型從上到下依次持孔雀翎、寶幢和寶瓶。彌勒菩薩一面二臂，身金色，頭戴五葉寶冠，裸露上身，配飾珠寶，下身穿著碎花裙褲，雙手當胸結轉法輪印，雙腳結跏趺坐于束腰蓮臺。二像的造型、水滴狀的五葉冠等裝飾體現出尼泊爾風格元素，身體比例略顯失調，軀干明顯過長。從裝飾、法器的造型看，結合文字特征，與前述插圖相比，其年代相對較晚，疑創作于13—14世紀。

圖10 《大孔雀佛母經》扉頁插圖

5.文殊菩薩“幡畫”

山南博物館藏有一件出自吉如拉康的11世紀文殊菩薩“幡畫”，①索朗旺堆、張仲立主編:《乃東縣文物志》，第17頁。1984年文物普查時，該畫作仍保存在該寺，被定性為唐卡。此幅作品也體現出比較濃郁的波羅風格元素，與上述寫本插圖密切相關 (圖11)。這件作品高77.5厘米，寬23.5厘米，棉布設色，正面為文殊菩薩和供養人像，背面為55行忍辱偈和緣起偈，2006年曾在德國展出。②Kulturstiftung Ruhr Essen，Tibet:Kl?ster ?ffnen ihre Schatzkammern，München:Hirmer Verlag，2006，Kat.Nr.31，S.244. 本文圖11采自該著圖31。德國的展覽圖錄和《乃東縣文物志》都將此畫作稱之為唐卡，但長方形細條狀的唐卡絕少見到，其形制反而與甘肅敦煌、新疆等地出土的幡畫一致，如系幡畫，則缺少幡首、幡手和幡足?？傊?，該作品究竟屬于唐卡還是幡畫，有待研究，現暫稱“幡畫”。同時，感謝廖旸研究員為筆者翻譯德國圖錄中的相關要點。文殊菩薩身金色，頭戴層疊三葉形寶冠，裸露上身，下身著裙褲，右手下垂結與愿印，左手當胸結說法印并持青蓮花莖，跣足立于雙重仰蓮座上。造型修長，上身寬實，周身配飾耳珰、項鏈、U形項鏈、手鐲、臂釧和腳鐲等珠寶飾物。蓮花座下構圖有兩身四分之三側面的供養人像，左側人物頭部略仰視，表情肅穆，身著翻領長袍，外套大氅，雙手當胸合十；右側供養人尺寸較小，亦抬頭仰望，身著翻領夾克，雙手當胸合十，虔誠禮拜。與文殊菩薩濃郁波羅風格的面相、裝飾等元素相比，供養人像的面相、服飾體現出藏式本土文化風格特點。

圖11 文殊幡畫，現藏山南博物館

吉如拉康寫卷中的上述插圖和“幡畫”與拉薩、山南和日喀則等衛藏腹心地區11—12世紀藝術的風格吻合。此時期衛藏腹心地區重要的藝術遺存主要有扎塘寺、大昭寺、堅利寺、唐迦寺、卓卡寺、艾旺寺、夏魯寺、乃寧寺和色喀古托寺的早期壁畫，以及達隆寺的唐卡、杰拉康的石雕等。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帶有較為顯著的波羅風格元素。其中夏魯寺早期建筑建于1027—1045年間，扎塘寺建于1081—1091年間，色喀古托寺建于1078—1084年間，大昭寺雖然建于7世紀，但在吐蕃王朝滅亡后遭到嚴重破壞，在11世紀中葉和12世紀又先后由桑噶爾譯師帕巴喜饒和杰貢巴·楚臣寧波進行過大規模維修，基本上與吉如拉康寫本及其彩繪插圖和“幡畫”屬于同一歷史時期。風格類比顯示，吉如拉康寫本彩繪插圖與“幡畫”的風格基本上也與這些寺院藝術的風格一致。例如，《十萬頌》的日輪光德佛和《八千頌》的釋迦牟尼佛插圖與大昭寺早期壁畫中的千佛風格非常相近；《十萬頌》的日光菩薩和《八千頌》的四臂般若佛母插圖與唐迦寺觀音菩薩和大昭寺《說法圖》中的菩薩和佛母相似；①羅文華、宋伊哲:《大昭寺早期壁畫調查報告》，《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9期。文中16、17圖分別采自此報告圖三十四 (編號2-22壁畫)線描圖和圖四十二 (編號3-20壁畫)局部。而文殊菩薩“幡畫”也與大昭寺脅侍菩薩立像的風格類似。鑒于上述寺院中的藝術遺存多為壁畫，彩繪插圖較為罕見，吉如拉康寫卷插圖的發現無疑豐富了衛藏腹心地區11—12世紀藝術的種類和形式。

三、小 結

寫經愿文、跋記、歷史著錄，以及寫本的語法、字體和裝幀特點表明，吉如拉康前述寫卷主要為9—14世紀譯為藏文或繕寫的佛經，其中主要為11—12世紀的寫卷。正如巴桑旺堆所指出，其中的寫經愿文不僅為吐蕃和宋代吉如拉康所在地區的地名、寺院、氏族、寫經和供養人的關系提供了絕無僅有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填補了吐蕃滅亡后贊普后裔在衛藏腹心地區所建立的割據勢力及其與宗教、社會關系等領域的史料空白。與此同時，寫經中使用的“漢地東京之墨”的記載，為宋代西藏與內地之間的交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此外，寫卷中的彩繪插圖以《般若經》配置最多，通常對稱地配置在扉頁兩側。插圖也主要繪制于11—12世紀，與同一時期衛藏腹心地區現存藝術一樣，也體現出濃郁的波羅風格元素。鑒于同時期其他寺院的藝術遺存多為壁畫，插圖較為罕見，因此這些彩繪插圖的發現豐富了這一地區藝術的種類，也具有重要的藝術和學術價值。

圖12 《十萬頌》第一品扉頁插圖日輪光德佛局部

圖13 《十萬頌》第一品扉頁插圖 日光菩薩局部

圖14 釋迦牟尼佛，《八千頌》第一品扉頁插圖局部

圖15 四臂般若佛母，《八千頌》第一品扉頁插圖局部

圖16 說法線描，大昭寺壁畫局部

圖17 脅侍菩薩，大昭寺壁畫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