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華文文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談華文文學學科建設

黃萬華

內容提要 “命運共同體”是文學書寫恒久而繁多的領域，“華文文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有兩個方面值得討論：華文文學如何表達“(人類)命運共同體”，如何視華文文學為“共同體”。百年華文文學呈現了“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什么樣的語境中產生、變化，提供了人類文明如何互鑒共存的豐富啟迪和深刻思考，其中超越族群(政治文化)的命運共同體認知和表達尤為關鍵。百年華文文學在世界性離散文學背景下，直接對話于東西方不同的族群文化中，以充盈的歷史和個體血肉的審美呈現，展示出尋求和表達人類生死與共的價值認同中之執著與強韌。華文文學的多元性、流動性、跨域性“根”源于中華民族現當代文學內部的差異性、流動性、發散性及其“域”內外互動性，影響了華文文學學科的開放性。中國大陸40年華文文學研究逐步探討中華民族文學如何進入近現代世界之變局，參與“世界”的建構，揭示華文文學共同體作為歷史存在，不僅來自各地區華文文學共同的歷史淵源，也聯系著各地區華文文學在各自不同的現實環境中對人類愿景的追求。由此，在文學文本的淘洗中展開華文文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會成為華文文學經典性累積的重要進程，而疆域開放而廣大的華文文學也會更緊密地成為“(命運)共同體”。

對于人類生活而言，“共同體”意味著一種“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而非“暫時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①；“命運共同體”則強調“共同體”成員之間相互依賴、密不可分的聯系②，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可視為人類在歷史淵源、現實利益和未來愿景上生死與共的價值認同?！懊\共同體”是文學書寫恒久而繁多的領域，“華文文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有兩個方面值得討論：一是華文文學如何表達“(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是如何視華文文學為“共同體”。兩方面皆關系到世界華文文學的學科建設。

一、華文文學如何表達“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中日益密切聯系在一起面對的根本性問題，被當今世界廣泛關注。而我們需要自覺意識到的，則是“文學與命運共同體”是作為創作實踐的課題展開，參與、豐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懊\共同體”映射出其成員的心理狀態和身份認同，不同文化共同體各自有著從族群命運共同體到超越單個族群(政治文化)的命運共同體，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進程。例如數千年賡續不斷的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就歷經部落聯盟文化共同體—華夏民族文化共同體—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等進程③。而文學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尋求和表達，呈現了“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什么樣的語境中產生、變化并發展，提供了人類文明如何互鑒共存的豐富啟迪和深刻思考。由此，華文文學成為極好的研究對象。

命運共同體的發生往往與離開家園后遷徙、流落的經歷密切關聯，當族群、個體“背井離鄉”“舉目無親”，“異鄉”“異域”“異國”的現實生存、文化歸屬等催生其“命運共同體”的認知和努力，“華文文學”的發生、發展，就與這種“離散”語境密不可分。而離鄉狀況不同和所處離散環境相異，則產生多樣的命運共同體認知，其中超越族群(政治文化)的命運共同體認知和表達尤為關鍵，而這又因時因地因人(個體和族群)而異。如華人離散海外，大多出于(經濟)謀生、(商貿)發展(多為群體)，也有出于交流的初心(較多為個體)。所遷居的離散之地，有原住族群生產力、商貿狀況等較落后，但地理位置優越，或自然資源豐富的區域；也有經濟發達，文化處于強勢地位的國家。所處離散地的背景，既有反殖民的民族獨立國家的創立，也有“后殖民”的族裔、性別、(弱勢)群體等平等的訴求。歷史語境千差萬別，華人都面臨與其他族群(“原住”民族、其他少數族裔等)一起參與所居地現代國家制度的建立健全。例如，歷來作為海外華文文學重鎮的馬華文學中，前有海底山(林其仁)的中篇小說《拉多公公》(1930)④，以南洋新興文學反殖民的左翼立場，講述馬來首領拉多公公和華人領袖三保公結拜兄弟，一起抗爭英、荷、日等外來殖民奴役，建設民族獨立國家；后有鄭良樹的長篇歷史小說《青云與石叻》(2000)⑤，在“后殖民”歷史視野中，講述17—19世紀華人歷經馬六甲廖內馬來王朝、葡萄牙和荷蘭殖民政府時期的命運，表達了“我們馬六甲并沒有外來移民，有的是殖民地統治者和先先后后抵達的不同民族；這些先后抵達的民族，有幸地聚居在同一塊土地上，完全是上蒼的安排！……我們這兩個民族……永遠同心，互相敬愛，長相廝守，讓上蒼將福祉賜給我們”的心聲。這些文學敘事包含的超越族群的命運共同體認知已“不是業已存在的民族表達的情緒，它是在創造以前并不存在的民族”⑥，其民族意識指向了和他族共同建設一個新國家。

但在反殖民統治背景下形成的超越族群(政治文化)的命運共同體認知仍會面臨種種族群間的利益沖突，華人所處環境也非單一的“反殖民”，命運共同體的認知是在不乏曲折、艱難的過程中經受挑戰和考驗。這里不妨看一下人們尚不熟知的朱夜(1933—1995，祖籍安徽廬江，原名朱蔚君)的南美洲創作。

南美洲華文文學迄今還極少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朱夜的南美洲創作起碼告訴我們，20世紀70年代大批中國人移居南美洲后，那里已有了華文文學。朱夜1949年前后從中國大陸遷臺，1952年出版長篇小說《櫻花時節》，至1972年已在臺灣、香港出版小說集13種，撰寫電影劇本10余種、電視劇700多集，曾獲多項文學獎。1975年為謀生而舉家旅居南美洲巴拉圭，直至辭世。他的孫輩已以巴拉圭的西班牙語為“母語”⑦，地地道道“落地生根”于南美洲了。朱夜旅居巴拉圭20年，在艱辛的生活境遇中又完成了數百萬言的文學作品，成為他“一生中，完成作品最多的時期”⑧，其中的長篇小說《子夜歌》《愛神死神》《黑色太陽》等連載于美國、加拿大的《世界日報》，而他也開始了南美洲題材的創作。朱夜由此獲得了聲譽，1992年被英國劍橋傳記中心選為“世界名人”，1993年被美國傳記協會選為“杰出文學家”⑨。這些都說明，朱夜自20世紀70年代后的創作，完全可視為南美洲華文文學的開端。

20世紀70年代，大批主要來自臺灣的中國人涌入巴拉圭，都出于謀生、“賺錢”，現實利益中往往與當地人發生沖突：中國僑民以臺灣精致的假首飾和夸大的中醫針灸廣告賺取巨額美元，巴拉圭人則用當地的騙術對付中國僑民。這種“移民”環境多次禍及朱夜一家，甚至面臨傾家蕩產、生命危險。朱夜旅巴的第一本作品就是以南美洲生活為題材的散文集《拉丁美洲散記》⑩，所收20余篇作品展示的皆是朱夜在巴拉圭經歷的真人真事?！袄∶乐奕撕椭袊说奈幕?、生活習慣，有很大的差異，在我們平日的工作和生活中，經常會發生意想不到的故事”，“意想不到”的激烈沖突和不乏悲哀的遭遇包含著日常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朱夜的早期作品“突顯人道主義色彩，反戰思想濃厚，有北方鄉土氣息”；旅巴后的創作人道色彩更為豐富。他懷有博愛，從不同族群的友愛相處看待華人在巴拉圭的各種遭遇，反思乃至批判華人在巴拉圭的一些作為，傾聽自己周圍巴拉圭人的心聲，也不回避雙方互相傷害中各自民族性格和習俗中的弱點，甚至劣跡，但又皆從各自生存層面上去思考其根源，所以其作品往往更以摯愛寫出華人遭遇“詭詐、貪婪、偽善”行為的生活煩惱中常感受到的拉丁美洲人的“友善、浪漫和善良”，熱切呼喚克服人性的弱點，以及不同文化習俗的人們能友好和平相處?！独∶乐奚⒂洝芬蝠橄抑s而寫，出版后不久就再版，引起海外華人的廣泛共鳴。

朱夜一家的經歷是海外華人相當普遍的狀況的代表。朱夜的創作讓人感受到命運共同體形成的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要有“在同從前的各種共同體的結合中，可以被認為理解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的“精神共同體”，即不同族群的人們有著文化、倫理道德的認同。很難設想，沒有文化層面、倫理道德層面等共同的價值認知就能夠產生“人類命運共同體”。華文文學正是在直接對話于東西方各個不同的族群文化中，尋求和表達人類生存生死與共的價值認同。百年華文文學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文本，從以華人社會的“內部眼界”展開多議題(鄉土、族裔、性別等)“深度描寫”，到儒道佛交融的愛物思想擴展為在“異”空間生命經歷中體驗到的世界家園意識等等，都包含人類生存層面上的價值認同，成為不同族群和諧相處的堅實基礎。

華文文學發生的百余年歷史，也是世界性離散文學時期。殖民和民族獨立、東西方文化沖撞和陣營性意識形態對峙、世界性戰爭和革命、國別政治流亡、大規模經濟(勞工)流動、全球化和自然生態保護等背景下，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包括猶太、非裔、俄裔、亞裔、歐裔等在內的多種離散文學。華人的海外離散，雖往往被歸入“商貿離散”，但其實交融“文化離散”“勞工離散”“族群沖突(再)離散”等多種情況。其在離散居住之異地，與主流社會、其他(少數)族裔關系也有被拒、接納、共情、他信等各種狀況，其“夢想”或幻滅或圓滿，這些都深刻影響著作家的“共同體”思想和審美表達?；蛘呖梢哉f，華文文學的“共同體”語境極為復雜、豐富，由此產生了豐富的歷史文本，映射出華文文學不乏曲折、艱難的尋求、表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

例如，“異族”形象是中國大陸文學較少涉及的，那是因為“數千年中華文化自足調適的生存體系，加上近代以來外患內憂的民族危機，使得我們民族關注的重點一直落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上……即使是五四時期對世界文化思潮的強烈呼應，也基本立足于感時憂國的傳統和現實”，而這一情況在二戰(全面抗戰)時期得到改變，也是因為“二戰”作為“中華民族直接參與的世界性戰爭，它使我們民族直接置身于跟整個人類命運休戚相關的境遇……使整個民族將自身命運的拯救跟人類文明危機聯系在一起，在關注自身命運的同時也容納進了他族……”而華文文學很早就有了自身和他族密切關聯的語境，“異族”形象的塑造也較早較多納入其創作視野。23年前，拙著《新馬百年華文小說史》之所以在“1919—1960年”的新馬小說歷史中將此列為專章，就是那一時期華文文學眾多文本讓人感受到這一內容。然而，這是華文文學“最獨異也是最困難的”。新馬是海外華人人口最多的國家，其民族因素和政治因素糾結一體的沖突也最為復雜。例如，馬來亞歷史上“第一次種族沖突事件”起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撤離馬來亞，英殖民地政府重新接管聯邦之前，抗日軍(后退入森林為馬共)占領警察局，濫殺曾經投靠日本的馬來人，引起馬來社會不滿”。請細思，這中間引起種族沖突的原因有著多么復雜的歷史語境。而馬華文學一直以文學的力量塑造著各種“異族”形象(從馬來人、印度人到荷蘭人、英國人)，突破各種族群的、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等諸多歷史拘囿，揭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離散者(族群、個人)實踐所尋求(到)人與人、人與國家(族群)、人和自然的關系，由此開辟出的和美的文學境界。

文學的深刻、豐富在于其個人性、個性化，宏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命題不應遮蔽這一點。華文文學正是從各種視角，如日常的、性別的、邊緣的、離散的等等，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打開思考。對于華文文學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絕非空論奢談，也非追隨潮流，而是充盈歷史和個體血肉的審美呈現，展示出尋求、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執著、強韌。

二、如何視華文文學為“共同體”

中國大陸(內地)的華文文學研究展開已經整整40年了，它從作為中國歷史時空的臺灣香港文學研究發端，很快與全球的華文/華裔文學展開了日益廣泛的對話，“華文文學”的書寫、傳播(包括翻譯)語言是“華語”(包括漢語的地方語)，而其核心是傳承、變化中的“中華文化”。除了中國人(通常指境外)用華文創作的作品外，一些外國(韓國、日本、澳大利亞等)作家用漢語創作的作品也較早進入了華文研究的視野；而旅外中國(華人)作家、在國外出生的華裔作家，以及在中國的外籍作家(如澳門的土生葡裔作家)，他們用非華語創作，后被譯成華文且在華文讀者中傳播的作品也較早被華文文學研究所關注。近年，華文文學研究者更是自覺地與“華裔文學”“相遇”展開研究。這一不應被人忽視的學術建構過程，使華文文學研究始終保持著生機勃勃的開放性，不僅讓被忽視的境外(臺灣、香港澳門、海外)的漢語文學回到了我們的文學史，也讓華文文學共同體在研究者視野中日益得以呈現。

了解中國內地華文文學研究進程的，會注意到世界華文文學研究領域開放性的一個特征是，從劉登翰、饒芃子、楊匡漢等率先者開始，數代有建樹的研究者，尤其是可以列出長長名單的中青年學者，往往在其他文學研究領域，如現當代文學(從詩歌、小說等到文學史)、古代文學、比較文學、文藝學、外國文學、翻譯學等等，也都有所建樹，他們的研究往往從不同的領域、方向體現了華文文學的開放性：不囿于“中國性”，較早且不斷從“族裔”“語種”“本土”“文化”“詩學”等方面打開華文文學面向“世界”、通向“人類”的大門；而華文文學研究多面向地結緣于不同的學科，跨學科研究得到倡導、展開。即便被視為以“華文文學研究”為“主業”的研究者，也大都不囿于一地、一個時期、一種文體的研究，而往往“越界”“跨域”，乃至“跨媒介”，研究時空不斷拓展；而一些不被視為以“華文文學研究”為“主業”的研究者，其洞見對華文文學研究也極富建設性，成為華文文學研究的重要資源。20年前，華文文學研究的開放性就使研究者明確意識到：“文學的”“生命整體意識正是我們力圖將中國大陸、臺港澳、世界各國華人的漢語創作整合成開闊而又有典律傾向的文學史的立足點。不同空間、不同層面漢語文學尤其有著密不可分性，缺了任何一點點，民族文學的血肉就少了一塊。即使沒有全球化語境的沖擊，我們也應該有這樣的文學史意識”?！肮采薄岸嘣薄盎印钡?，在20世紀90年代已被研究者視為20世紀華文文學史的基本線索。而華文文學學科的這種開放性，恰恰來自華文文學本身的多元性、流動性、跨域性。

“華文文學”概念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國(中華民族)現當代文學內部的差異性、流動性、發散性及其“域”內外(內地〈大陸〉與境外、中國與海外)的互動性。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動蕩造成了不同社會制度在中國的并存，現代國家進程中復雜背景下數千萬中國人的離鄉遷徙以及各種文化交流，將中華文化傳統的多種源流于他鄉的在地傳播中獲得更為豐富的形態，“西學東漸”和“中學西漸”的互動成為近現代世界最重要的一種文化現象?？傆?84節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超過半數以上文章都涉及域外經驗”，印證著“本土”“境外”“海外”不同語境中中華民族文學疆域的廣大，映射出華文文學的流動性、開放性。

20世紀90年代，覆蓋華文文學歷史時空的“三史”(臺灣、港澳、海外)研究得以較全面展開，不同地區百余位有影響的華文作家作品得到研究，那時，華文文學研究者就注意到，他們的文學行蹤基本上沒有生活于一國一地，而是在流動中屬于幾個大的文化遷徙群體，例如，閩粵—東南亞遷徙群體：閩粵祖籍地域文化與東南亞各國本土文化資源的交融，構成這一群體文化遷徙的基本走向；臺港—歐美日文化遷徙群體：既包括華人(中國人)被殖民式統治時期的經歷，也指殖民式統治時期結束后從臺港等地多向地遷居歐美等地區，有的是幾度漂泊，出入于幾種文化空間，自己擁有的母體文化多次面臨異質的挑戰，也展開豐富的對話；臺港—中國內地文化遷徙群體：在某些特定的文學時期，如臺灣新文學誕生期間、二戰期間，臺灣、香港作家流徙到中國內地，但在特定時期結束后，他們往往返回原地，所以，他們在接受中國大陸文學影響的同時，也會以自己的文學活動、作品影響中國內地文學，甚至產生內地文學沒有的文學派別(例如香港淪陷后香港詩人鷗外鷗等流落內地所開啟的包括圖像詩在內的知性抗戰詩歌創作)；“中原”—臺港文化遷徙群體：20世紀40年代后，主要因為中國大陸政治變動而流落至臺港的內地作家(抗戰時期，香港已開始接納大批中國內地作家)，這里的“中原”并非地理空間，而主要指內地的五四新文化空間，“南渡”“南來”作家對20世紀50年代后臺灣、香港文學基本格局的影響舉足輕重，其后代則將祖居地文化融入臺灣、香港本土文化中，影響甚至改變了臺灣、香港文化的構成；東南亞—臺港文化遷徙群體：20世紀50年代起，東南亞華人的大批學子前往臺灣、香港攻讀高級學位，將華文非主流社會的華族文化和華文主流社會的文化交融，這種文化背景下成長的華人中生代、新生代作家對東南亞地區和臺灣、香港文學構成雙重存在、雙重影響；中國內地—歐美澳文化遷徙群體：既包括二戰結束后遷居歐美最終定居歐美的作家，更指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移民作家，前者在日積月累中展開中西文化的久遠對話，后者有著禁錮日久后爆發的文化交融……一些作家更是出入于數個文化遷徙群。這些文化遷徙群體都將自身原先擁有的文化資源“旅外”遷移至現時文化空間，以“在地”的方式與原先的在地文化相遇、對話、交融，“中華性”“在地性”“世界性”等之間的互動、交融產生華文文學關系的變動性、開放性?！爸行摹迸c“邊緣”、“自我”與“他者”等二元分立不斷被打破，包容“二”又超越“二”的文學史敘事開始建構。之后20余年中，無論是作家作品、思潮文體、報刊社團等研究，還是地域、國別、思潮、文體等文學史撰寫，都使得“三史”的歷史時空之遮蔽越來越少，華文文學的歷史共同體逐步得以呈現。

華文文學共同體是歷史存在，“三史”則覆蓋了華文文學的全部時空，它們“所處世界性背景相同，民族性命運相連，地域性文學課題往往在發散、相遇中產生對話、匯聚，中華民族新文學的一些根本性問題得以浮現”，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華文文學研究如何體現中華民族文學進入近現代世界之變局并參與“世界”的建構。40年來，臺港澳、歐美澳、東南亞、東北亞乃至非洲、拉丁美洲等多區域的華文文學研究者們都關注了各地區之間的“勾連”(絕非有近文斷言華文文學研究至今“零散”和“割裂”，自然，我們也應該充分看到華文文學研究的不足)。各個歷史時期多地域華文文學間的應和，呈現出中華民族文學面對巨變中的世界的尋求與建構。這是華文文學共同體的“核心”。

例如，早期海外華文文學的兩個歷史階段，晚清至五四前后和二次大戰期間，東西方華文文學就彼此應和。1919年，稱得上是“第一位雙語寫作產生重要影響的作家”盛成在參加完五四運動后旅法勤工儉學，乘船經過蘇伊士運河，上岸瞻仰運河的英國建造者銅像時，想到大禹治水以來的中國歷史，深感“中國的文化是竹書紀年的文化，是綿延不斷的墨跡的文化”，即“不是硬文化，是軟文化，不是剛文化，是柔文化！剛者硬者在土中！軟者柔者在心中……”面對工業革命后強勢的西方物質文明，激發起的是對中華民族綿延數千年的“軟文化”“柔文化”的認識。盛成的感受在旅歐作家中是極有代表性的，從晚清的陳季同等，到五四的盛成、熊秉輝等，旅歐作家通過各種“在地”的方式(翻譯、演出中國古典名著，用旅居國語種創作、出版小說、戲劇等)，讓西方認識、理解中華文化的歷史及其生命力，也讓中國文化對話于西方“文藝復興”后的文化，拉開了“中學西漸”的大幕。他們的創作，呼應著北美大陸的容閎《西學東漸記》(1909年英文版，1915年漢語白話譯本)在赤誠的愛國熱情和世界關懷中記錄的“西方學問在東方逐漸開展”，也呼應著“天南之地”的邱菽園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通過廣泛交游所建立的南洋與中國大陸、臺灣文化交流圈。這些天南地北的華文文學的和聲就是中國傳統與西方“復興”的溝通，例如將五四以“平等”為核心的“自由”溝通于中國古典文化傳統的核心價值，恰如盛成對歐洲所言：孔子作為“初期儒家，原始孔教”(而非后來的儒教)，最應該為當今世界看重的是，“寬容一切的異端學說，以形成人類的仁，即人道?？鬃拥拈_明，不但光照出人世的大同，還要啟示著宇宙諸神的和合”，即人類的“歸一”。而“歸一”就是“人類是一體，人道無二用”，“各種人有各種人的文化”，卻“仍不能不歸于一”，都要實現“人”的徹底解放。

二戰(中國全面抗戰)期間，東南亞、歐洲、北美等地華文文學之間的應合，更有“命運共同體”的意義和價值。這一時期“文學的傳播機制有了質的變化，不僅在大陸本土上建立了新文學作品走向農民大眾、市民百姓、知識者階層等各種管道，使文學真正走進尋常百姓家，而且突破了本土的自足傳播體系，初步探尋到了中國文學在海外傳播的方式”。一些在國外有影響的旅外作家，如郭沫若、熊秉輝、王禮錫等紛紛回國，另外一些著名作家，如林語堂、胡適、郁達夫、蕭乾、葉君健等，又負有各自使命赴海外。這種作家的雙向遷移及其多種多樣的文化活動，使此時期的海外華文文學(既包括他們海外語境中的創作，也包括海外各地區華人的創作)與祖國現代文學有了最密切的聯系。而華人在歐洲、太平洋等戰場直接參戰，感同身受體驗到“援華抗日”與“世界反法西斯”的一致性，他們的民族災難意識由此深化，海外華文文學之間更有了“共同體”的呼應。東南亞華文文學此時“由‘抗戰文學’進入到意義更為廣泛、更為深刻的‘反侵略文學’”，“反侵略文學”更為廣泛、深刻的意義就在于揭示了二次大戰的本質，表明華人與在地他族、世界、人類的命運共同性(這方面的研究較早就有了進展，例如莫嘉麗、黃一的相關論文)。而在北美，除了原先的研究表明北美華文文學“第一個強盛勢頭是由二戰期間華僑文藝抗日文藝的興起呈現出來的”，近年李亞萍編《抗戰中的文學崛起：20世紀40年代美華文學資料選編》，朱云霞等對抗戰時期旅美華人所辦刊物的研究等，都提供了大量史料，表明了北美華文文學將“亡國奴種的慘痛”與“民族的平等”“各國人民的親愛、團結”理想的實現緊密聯系，其呼聲足以回應戰時東南亞華文文學。對于海外華文文學而言，此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絕非空談，而它正產生于二戰時期足能超越政治意識形態、國家族群沖突等的海外語境中。

梳理華文文學史，(命運)共同體就是其歷史存在，它不僅來自各地區華文文學共同的歷史淵源(語種、文化大傳統)，也聯系著各地區華文文學在各自不同的現實環境中對人類愿景的追求。由此，在文學文本的淘洗中展開華文文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會成為華文文學經典性累積的一種進程，能夠推進、深化華文文學典律建構的提升，這是視疆域開放、廣大的華文文學為“(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方面，顯然也是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建設的重要問題?！按蛲▏?、洲別”，關鍵在于“經典化”。20世紀90年代后，被稱為“海外華文文學重鎮”的馬華文學界發出過“馬華文學”不需要“批評的優惠”，而要置于“與中國大陸、臺灣”文學同等“嚴苛”的文學批評標準上的呼聲，這其實是在文學經典性(思想、語言、藝術等)層面將不同(文化)地域的華文文學視為一個共同體。華文文學的作者、讀者、研究者各有其“本土”，世界華文文學學科所處的中國大陸更有其文學史敘事的體制、傳統等。以往一些文學史觀念、框架、格局，難免視某些作家、作品、現象為“局外者”，但如果變換(提升)層次，“局外者”又會成為“局內者”，這個“局”當然存在于文學的“根”上，而文學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尋求和表達正是這樣一種“根”。這一問題，待我另有專文探討吧。

②徐彬、李維屏：《審美維度下英國小說的命運共同體書寫——李維屏教授訪談錄》，《英語研究》2021年第14輯。

③可參閱馮天瑜《中國文化生成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④原載1930年6月6日—10日《椰林》，后收入方修編《馬華新文學大系(三)：小說一集》，(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1972年版。

⑤鄭良樹：《青云與石叻》，馬來西亞南方學院2000年版。

⑥[英]約翰·布魯伊：《序言》，見[英]歐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第2版，韓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頁。

⑩朱夜：《拉丁美洲散記》，(臺北)洪范書店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