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共富論

◇王結發

引 論

從人類發展經驗看，在傳統工業化發展理念的指導下，經濟快速發展總是伴隨著生態危機與貧富差距的擴大化，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在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新階段所面臨的新機遇、新挑戰、新要求，黨的十九大把“綠色發展”和“共同富?！蓖瑫r上升為國家戰略，并在2021年印發的《黨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中進一步明確，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堅持走綠色發展的道路。然而，西方環境倫理學界卻普遍認為，“綠色發展”和“共同富?！笔窍嗷ッ艿?。他們的理由是：環境保護的成本最終會轉移到消費者身上，窮人因此受到的影響遠比富人受到的影響更為嚴重，這樣就會進一步加劇原已存在的貧富差距[1]。事實果真是如此？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西方環境倫理學者犯的錯誤是，他們奉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理性為圭臬，將新自由主義思想所主宰的西方世界的一個特殊性問題普遍化了。實質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具有聯動效應。馬克思說：“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盵2]127堅持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非但不會阻礙共同富裕的實現，相反它可以奠定共同富裕的堅實基礎，對共同富裕的實現有著直接的積極影響。本文將從財富生產、財富分配和財富觀重建三個方面，闡明“綠色發展”對“共同富?！钡拇龠M作用，以顯明走綠色共富之路的必要性。

一、綠色發展：保障財富生產可持續進行

實現共同富裕，首要問題是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只有不斷做大“蛋糕”，共同富裕才具有物質基礎；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3]，“全體人民”不僅包括所有當代人，還包括我們的子孫后代。因此，實現共同富裕，必須保障財富生產活動能夠可持續進行。在批判哥達綱領第一條款的核心觀點即“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時，馬克思尖銳地指出：“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脑慈?，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盵4]任何財富生產，都是人類通過勞動與自然之間進行“物質轉換”的過程。然而，不僅任何自然資源都是有限的存在，而且任何生產財富的活動也都會對生態系統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根據科學家測算，目前地球氣溫較工業化時代之前已上升1℃，如果升溫超過1.5℃的臨界點，地球上的生命就會遭受嚴重威脅。那么，如何才能克服以上兩個方面問題使生產財富的活動持續進行下去呢？在自然限制性條件下，要使財富生產活動得以持續進行下去，就需要以“綠色發展”取代自工業革命所興起的“黑色發展”，以推動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的深刻變革，實現生產發展與生態保護的有機統一。

在發展理念層面，堅持綠色發展，有助于揚棄發展的對象化思維方式，使自然界能夠得到科學對待。西方近代啟蒙運動一個最為重要的思想成果，就是使“人是目的”的價值理念得以確立起來，人類被看成是獨一無二的存在，被賦予了主宰自然的權利以及保護自然完整性的責任。在這一價值理念影響下，社會取得全方位進步和發展，人類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顯著提高。與此同時，這一價值理念也深刻改變著人們對人與自然界之間關系的認識，使人類從自然界的“仆人”變成了自然界的“主宰者”，自然界現在僅僅被看成是人類征服和改造的對象，認為自然界對人類只具有工具性價值，這即通常所說的“人類中心主義”產生的深層次思想根源。然而，事實上人類只不過是自然界整個生態系統的一個構成部分，人與自然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因自然而生，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須臾片刻都不能離開自然界。因此，在對象化思維主導的傳統發展模式下，生產力發展水平越高、財富創造越多，人與自然之間關系就愈發緊張。正如人類生態學家杰拉爾德·G.馬爾滕所說：“隨著西方社會對自然支配能力的增長，對自然的敬畏之情也逐漸減少，保護自然的責任則讓路于對自然的開發使用?！盵5]148隨著生態危機日益嚴峻，人類生存和發展受到嚴重威脅，迫使著人類又一次改變了對自然界的認識和理解。當對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理解，從“人類中心主義式”轉變為“生命共同體式”時，即意味著開啟了發展的綠色轉型。綠色發展，秉持人與自然之間和諧共生的理念，正如馬克思所要求的那樣，把自然界看作人的“無機的身體”[6]48，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在這種發展方式中，自然不再被看成是“沉默的他者”，而是“能動者”，同時也成為“目的”本身。盡管財富生產仍然需要和自然之間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轉換，但是現在只要一種生產活動對生態系統造成的危害超過一定限度，那么無論它具有多么強大的生產財富效能，都會被看成是非法的，都是被禁止的。

在發展方式層面，堅持綠色發展可以推動財富生產與資源、能源、碳排放逐步脫鉤，使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之間保持正常的正負反饋功能。在傳統發展方式的生產函數當中，自然資源是關鍵的自變量。這就是說，使用價值的生產量與生產要素的投入量是成正比的。要想經濟發展得快、生產出更多的物質財富，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自然資源、消耗更多的不可再生能源、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污染物?！案咄度?、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成為這種規模速度型經濟發展模式的主要特征。自然資源、化石能源等貯存量都是有限的，各種污染物以及CO2的排放都威脅著人類的生存環境?；诖?，羅馬俱樂部成員敏銳地發現，物質資源的世界貯存量與生態環境容量“將最終決定著這個地球的增長的極限”。[7]19必須承認，生產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確實存在著張力。因為，一切財富生產，都需要與自然之間進行“物質轉換”。那么，綠色發展是如何能在克服這種張力的同時還能把“蛋糕”不斷做大的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盵8]綠色發展，堅持生態優先，不再單純依靠要素投入來實現經濟發展，主要“以綠色創新為基本途徑”[9]，在大力發展綠色技術、謀求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不斷增加再生能源的份額（以致最終完全取代化石能源）、提高能源效率以及資源利用效率、降低CO2及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創新商業模式（如共享和租賃），提高產品、設施和設備等的使用效率，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以取代唯利是圖的線性的傳統經濟模式；大力推進以數字化為根本特征的第四次工業革命①第四次工業革命以“數字化通信互聯網、數字化可再生能源互聯網、數字化交通運輸互聯網”為主要內容。，使財富生產的邊際生態成本不斷降低以至最終趨于零。多措并舉，可不斷提高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并推動財富生產與資源、能源、碳排放的逐步脫鉤。因此，當經濟發展模式從規模速度型轉變為綠色的質量效益型時，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就能“避免其（生態系統）失去提供基礎服務的能力”[5]191，生態系統不再會因財富生產而遭到破壞，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之間保持著正常的正負反饋功能，實現了生產發展和生態保護之間的有機統一。

時隔50年，羅馬俱樂部發表名為《翻轉極限——生態文明的覺醒之路》的研究報告，再次警示人們：“繼續攫取環境資源、減少生物多樣性、破壞氣候穩定，是對子孫后代，尤其是對全世界貧困地區的不公?！盵10]256“‘繁榮的未來’需要人將經濟的良好與自然資源（尤其是農業）的毀壞，溫室氣體的排放等大幅度脫鉤?！盵10]7一切財富生產都離不開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但它們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在綠色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發展先進科學技術，實現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的變革，推動著生產函數構成要素發生深刻改變，從而“突破”自然的限制性條件，保障財富生產活動能可持續進行。因此，堅持走綠色發展之路，在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推動財富生產的量和質都能不斷取得進步和提高的同時，不會對生態環境產生破壞，這條可持續發展之路不僅促進著當代人之間的共同富裕，而且也必將助力當代人與未來人之間的共同富裕。

二、綠色發展：優化分配的功能

共同富裕，是一個發展問題，也是一個分配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好分配的問題，“蛋糕”做得越大，貧富差距則也會越來越大。根據托馬斯·皮凱蒂的研究，西方發達國家存在一個普遍現象，即生產的發展與貧富差距的擴大大體上保持同步。例如，從20世紀70年代至2010年的美國，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從25%上升至35%，且增速高于平均工資。[11]305-306因此，解決好分配問題，對于實現共同富裕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一般情況下，說到分配，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第一、二和三次分配。這里主要指的是“產品的分配”[12]23，即“分配決定產品歸個人的比例（數量）”[12]13，它是調節個人收入的最直接的手段。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通過構建相互協調配套的分配制度體系來促進共同富裕[3]。但是，分配還涉及經濟資源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配置，這不僅直接決定著城鄉之間和區域之間的差距，而且也間接影響著個人之間的收入差別。也正是基于這一點，托馬斯·皮凱蒂認為，改善資源的利用方式和配置，也是一種有效的分配工具。[13]173發展的綠色轉型，為資源配置施加了生態約束，資源配置不再只能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必須同時滿足“生態理性”和“經濟理性”兩個方面的要求，這樣不僅能通過優化資源配置來縮小城鄉差別和區域差別，而且還可以通過生態要素權益制度改革來調節個人收入差距。

在資源配置層面，堅持綠色發展，可以促進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與區域之間的配置趨于均衡。區域差距以及城鄉差距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生產要素（經濟資源）的不均衡配置。經濟區位理論表明，每個企業在選擇場地時，都會根據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生產區域、銷售或供應圈之內尋找于自己最有利的中心”[14]5。如此一來，就會引起生產要素在特定區域內不斷集聚起來，不斷加劇著區域之間和城鄉之間發展的不均衡性，這就是在自發經濟秩序下城鄉差別和區域差別產生的主要原因。從人類生態學角度看，社會系統的正常運行需要生態系統為其提供基本服務。換言之，社會系統只有與生態系統之間相互協同、相互適應，才能正常運行。當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所需的基本服務超過生態系統所能提供的限度時，雖仍然可以憑借外力從外部獲得必要支持，但這樣會導致生態危機問題向周邊地區轉移，從而進一步擴大了區域之間和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詹姆斯·奧康納指出，生態問題總是與資本剝削、社會差距緊密聯系在一起，因為資本積累驅使著污染從城市向農村、從發達地區向不發達地區轉移[15]307-308。發展的綠色轉型，不僅要求產業的迭代升級，還要求根據每個地方的生態系統的特點及其所能提供的生態服務總量，明確業態以及經濟活動發展規模的上限。例如，我國國土空間規劃劃定的“三區三線”①“三區”是指城鎮空間、農業空間、生態空間三種類型的國土空間；“三線”是指城鎮開發邊界、永久基本農田、生態保護紅線三條控制線。，給不同區域確定了空間類型及其開發的限度，這樣就能夠避免因經濟資源過分集聚而造成的生態危機及地區發展的過度不均衡。由此可見，把“經濟理性”和“生態理性”結合在一起，共同指導經濟資源的空間配置，可以使資源配置充分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三個方面的統一，推動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逐漸趨于均衡。因此，相較于只依據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進行資源配置，堅持綠色發展可以通過優化經濟資源的配置，逐步解決地理空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不斷縮小區域差別和城鄉差別，有效彌補收入分配制度解決空間不均衡發展方面的不足。

在調節收入層面，堅持綠色發展，可以通過推進生態要素權益制度改革，發揮調節“三大差距”的功能。我國實行的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個人收入主要由按勞分配的收入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收入所構成。因此，縮小收入差距，不僅需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還需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更新生產要素的構成。生態系統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和基本條件”[16]，但長久以來各種生態要素（比如水、空氣、陽光、土壤等等）的價值并沒有在經濟上得到充分實現，絕大多數時候都被當成“免費品”。綠色發展的核心要義是“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其關鍵在于打通生態要素的價值實現的路徑，以提高各種生態要素的配置效率。如果不能使各種生態要素得到經濟上的充分承認，那么發展的綠色轉型也就不可能真正實現。生態系統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是最大的“公共產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生態危機就是另一種形式的“公地悲劇”。因此，實現綠色發展需要構建生態要素權益制度體系，以調節生產要素的生產與消費。構建生態要素權益制度，就是要在生態要素有償制原則基礎上，從制度上確保人人都能平等享用生態系統提供的商品和服務，超額享用者（無論企業和個人）必須付費，享用不足者或提供者都必須得到補償，從而推進生產的綠色化、生活的綠色化。比如，2020年12月生態環境部發布了《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明確了機構和個人都可以作為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交易主體，參與碳排放配額交易[17]。隨著生態要素權益的市場化制度的建立，不同地方、不同企業和不同個人就可以憑借對生態系統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的平等享用權獲得補償。如此一來，在生態產品、服務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就建立了一種收入調節機制，通過它可以縮小“三大差距”。因為，這種收入調節機制不僅能為促進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均衡發展提供可靠的經濟保障（例如生態環保轉移支付資金有了更廣泛的來源），還可以為調節個人收入提供一個新的工具（例如建立高碳生活群體必須付費、低碳生活群體則可以獲得一定收入的制度）。

實現共同富裕，是通過發展來不斷縮小“三大差距”的過程，也是從不均衡發展走向均衡發展的過程。前者著眼于消費資料的分配，后者則著眼于生產資料的分配。馬克思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盵4]436堅持綠色發展，為生產條件——作為商品化了或資本化了的物質性和社會性[18]187-188——的分配引入生態理性的尺度，使每個區域的生態環境容量成為資源配置的硬約束，從而為區域間均衡發展提供了內在推動力；綠色發展推動著生態要素權益制度的建立，實現生態要素的有償化，使得憑借生態要素的所有權也可以相應地獲得一定收入。這樣不僅可以促進生產生活過程中出現的生態負外部性的內在化，也為調節個人收入差距提供一個有力的工具。對于如何解決好不平衡發展問題，尼爾·史密斯指出：“不僅僅需要對資本的重構，而且需要對社會的政治基礎的重構?！盵19]271綠色發展把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結合起來，實現了對資本的重構；綠色發展又把生態正義與社會正義結合起來，實現了對政治基礎的重構。因此，激活綠色發展新動能，充分發揮綠色發展的優化分配功能，必將不斷推動著共同富裕的實現。

三、綠色發展：重建財富價值觀的功能

共同富裕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文化問題。這不僅是因為共同富裕包含著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個方面的內容，還因為判斷富裕與否的尺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個價值問題。正如齊格蒙特·鮑曼所說：“窮人在社會上產生并在文化上被定義?！盵20]導言2貧窮和富裕都是相對于人的需求而言的，而人的需求及其滿足會受到生產方式及其相應價值觀的制約。在以自然經濟為主的社會中，“人們為了使其工作控制在一定限度內，就自發地限制其需求，工作到自認為滿意為止，而這種滿意就是自認為生產的東西已足夠了?！銐颉{節著滿意度與勞動量之間的平衡?！盵21]但在以商品經濟為主的當代社會中，人的需求的對象從使用價值異化為交換價值，即“花最小的成本生產最大限度地交換價值?！盵22]相應地，財富價值觀也從生產者社會的“夠了就行”轉變成消費者社會的“越多越好”。在這種異化的財富價值觀基礎上不可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由于被消費主義文化所蒙蔽，我們一直在徒勞地企圖用物質的東西來滿足不可缺少的社會、心理和精神的需要?！盵23]因此，實現共同富裕，還需要在全社會形成科學的財富價值觀。堅持綠色發展，可以推動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相統一的財富價值觀的重建，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同發展，助力共同富裕的實現。

在財富本質層面，堅持綠色發展，可以推動財富從“目的”變為“手段”，促使財富生產回歸于滿足人本身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需要。馬克思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盵2]519生活資料的生產是維持“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的基礎，也正因為如此，物質財富（即滿足人的需要的一種有用性）對于人有著根本的重要性。由此也可以看出，生產財富是為了人、服務于人的，財富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但在傳統工業化的發展范式下，“財富則表現為生產的目的?！盵12]137無論是表現為“物”還是表現為“價值”的財富，都與作為主體的人相對立，操縱著人世間的一切，成為被崇拜的“圣物”，比如“商品拜物教”和“貨幣拜物教”，物的增值與人的貶值形成了鮮明對比。正如馬克思所說：“在資產階級經濟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時期中，人的內在本質的這種充分發揮，表現為完全的空虛，這種普遍的物化過程，表現為全面的異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廢棄，則表現為了某種純粹外在的目的而犧牲自己的目的本身?！盵12]137-138傳統工業化的發展必然導向外向型發展，使物質財富的“占有”成為人關心的唯一目的，“窮人”和“富人”的區別只在于物質財富占有量上的差別，而沒有質的區別。這種財富價值觀盡管推動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財富的巨大涌現，但也導致了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生態環境的急劇惡化等問題。綠色發展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本質上并不是反對對物質財富的“占有”，而是認為“占有”財富本身不是目的，占有和生產物質財富都需回歸到其本來意義，即滿足人的肉體需要以維持人的生命存在。盡管這也需要一定數量的物質財富，但不再是越多越好。在傳統發展范式下，經濟理性的“越多越好”的財富觀不僅是人與自然矛盾的根源，而且是貧富分化的根源。在綠色發展理念下，生態理性取得優先于經濟理性的地位，使“夠了就行”的財富觀取代“越多越好”的財富觀，這為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及共同富裕提供了正確的價值指引。

在財富內容層面，堅持綠色發展，有助于超越單純的物質財富觀，推動財富內容從片面走向全面，拓展了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物質財富的價值對于滿足人類生命存在的需要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然而人類感性生活需要一旦得到滿足，就會產生新的需要。馬克思說：“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盵2]531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但大體上可以分為物質生活的需要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兩大類。相應的，財富也可大致分為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兩大類。只有這兩個方面的需要都能得到充分實現，不斷推動著人的全面發展，這才是真正意義的富裕。

雖然物質財富具有基礎性地位，但片面強調物質財富，并不總能提高富裕程度。只有物質生活和精神文明協同進步，才能真正提高富裕程度。在現代工業社會，生產以追求物質需要和利潤的最大化為目標，形成了以物質財富為內容的片面財富觀，這是絕大多數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嚴重生態危機和貧富差距的重要原因。綠色發展的本質是“以人為本”，這種發展必然導向內向型的發展，以滿足人的物質、精神和社會等各方面的需要為立足點，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發展理念的改變，不僅會改變滿足需要的內容，而且還會改變人們的財富觀。綠色發展取代傳統發展方式，促進了全面財富觀的形成，“富?！焙汀柏毟F”就不再是量的差別，也表現為質的差別。

全面財富觀的形成可以從兩個方面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一是提高物質上富有的階層參與社會公益事業的積極性，奉獻社會，關心和幫助困難群眾，因為這種自發的扶貧濟困行為可以直接縮小社會的貧富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二是提升人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從而通過提高精神文化產品供給的質和量，就可以提高全社會精神文明水平，這樣也可以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

總而言之，實現共同富裕，需要有正確的財富價值觀指引。片面物質財富觀的盛行，使得財富從手段變成目的，財富的異化必然會加劇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并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因為，物質財富的生產，需要與自然之間進行“物質轉換”，然而對物質財富的占有又是排他性的，一定時期社會財富總量是既定的，一個人占有多了，就意味著別人的占有就會減少。堅持綠色發展，推動外向型發展轉變為內向型發展，使人的全面發展成為發展的目的，從而會改變人們的財富觀念、豐富財富形式：財富從目的變成手段，成為滿足人們需要的一種有用性；財富內容從單純的物質財富變為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兩個方面的內容。于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二者共同定義著或貧窮或富裕，使得貧窮與富裕就不再只有量的區別，也蘊含著質的差別。因此，綠色發展所推動形成的財富價值觀，不僅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正確的價值指引，而且為實現共同富裕指明了一個新的思路。

四、結論與討論

西方環境倫理學家把“環境保護”和“共同富?！睂α⑵饋淼挠^點，之所以是錯誤的，就是因為他們以資本原則為邏輯基點，無視生產異化和消費異化的事實，把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褫奪視為理所當然。因此，這種對立實質上是“資本主義”與“共同富?！钡膶α?，而不是“環境保護”和“共同富?！钡囊话銓α?。從根本上來說，加大環境保護力度、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對于解決一切社會問題都有著十分積極的促進作用，因為“人們之間的關系依賴于我們對自然的關系”[24]。不僅如此，因為，綠色發展具有重構資本的功能，可以不斷推動著“生產范式”的變革，進而對共同富?？梢援a生直接推動作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盵2]520相較于傳統工業化的發展，綠色發展在“生產什么”和“怎樣生產”兩個方面都必將發生深刻改變，這些改變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也會對財富生產、財富分配以及財富價值觀的重建產生極其重大的積極影響，由此充分彰顯了綠色發展對實現共同富裕的重大意義。

第一，綠色發展為解決財富生產的持續性問題奠定了基礎。當前全球存在兩個制約可持續發展最為突出的問題：一是化石能源燃燒與土地利用造成的氣候變化問題；二是化石能源和自然資源的稀缺性問題[25]424。綠色發展，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原則，大力發展先進科學技術和循環經濟，可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資源利用效率，從而推動經濟發展模式從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不斷降低財富生產的邊際生態成本以至最終趨于零。堅持綠色發展，促使財富生產與資源、能源和碳排放逐步脫鉤，確保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之間保持著正常的正負反饋功能。由此可見，堅持綠色發展，能夠有效解決上述兩個制約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實現生產發展和生態保護之間的有機統一。當財富生產可以“突破”自然限制性條件而持續進行，就有力地回答了羅馬俱樂部成員所擔憂的“共同富裕何以可能的問題”。

第二，綠色發展為解決“三大差距”的問題提供了新思路。綠色發展把生態正義與社會正義結合起來，實現了對資本的重構，拓展了縮小“三大差距”的思路。每個區域的生態環境容量成為資源配置的硬約束，把生態理性與經濟理性結合起來引導資源的空間配置，有效避免了自發經濟力量所導致的資源過度集聚問題。如果說給資源分配引入了生態理性的尺度，給促進區域之間和城鄉之間的均衡發展提供了內生動力，那么通過建立生態要素權益制度，實現生態要素的有償化，促進生產生活過程中出現的生態外部性的內在化，并以生態要素的生產和消費的情況獲得一定收入，則為調節個人收入差距提供有力的政策工具，也為從政治上解決區域之間和城鄉之間的不均衡發展提供可靠的資金保障。由此可見，堅持綠色發展，提供了從生產端縮小“三大差距”的新辦法，可以成為收入分配制度的有力補充。

第三，綠色發展給實現共同富裕構建了正確的價值指引。在錯誤的財富價值觀的指導下共同富裕是不可能實現的。在經濟理性指導下，一切經濟活動都服從于利益最大化原則，物質財富及其象征被“神化”，從而引起人與社會關系的全面物化，最終導致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結伴而至。堅持綠色發展，生態理性獲得了相較于經濟理性的優先性地位，使人從殖民化的生活世界中得到拯救，財富本質就得到澄清——財富不是目的而是滿足人需要的手段。綠色發展確立起“以人為本”核心立場，以人的全面發展的內在型發展取代了導向物質財富占有的外向型的發展，精神生活就獲得了與物質生活同樣的尊重，使得財富的內容從片面走向了全面。綠色發展，推動著財富價值觀的重建，“貧窮”與“富?！辈辉賳渭儽憩F為物質財富占有的量，還需要聯系人的精神生活的水平及人的全面發展程度才能得到衡量，這給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正確的價值指引。

就世界范圍而言，如果堅持西方傳統工業化發展理念，因生產異化、消費異化和財富價值觀的異化，就不可能讓全球80億人都能過上富裕的生活，相反，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的差距還會進一步擴大、生態危機也會愈發嚴峻。要讓全世界所有國家的人都能過上富裕的生活，就需要所有國家都能實現發展的綠色轉型，尤其還需要發達國家摒棄霸權主義和特權主義思維，秉持“思維全球化，行動地方化”[26]162的理念，切實承擔起保護大自然的責任以及幫助欠發達國家的道義責任。因為，“如果貧富和社會地位的差距過大，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就會減小。極端貧窮的人，由于生存和需要的緊迫性，會過度使用和破壞資源（主要是可再生資源）?！盵10]140如果任由窮國和富國差距繼續擴大，則必將導致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而這才真正將是世界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