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全球氣候保護指數的氣候減緩努力評估

余碧瑩，趙清雨，劉蘭翠，康佳寧，王偉正

（1.北京理工大學 管理與經濟學院 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2.北京師范大學 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北京 100875）

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全球范圍內廣泛、迅速、深刻的減排行動。全球地表平均溫度在過去十年（2011—2020年）比工業化前（1850—1900年）高出1.09℃，并且有可能在未來20年（2021—2040年）超過1.5°C[1]。要實現《巴黎協定》的氣候目標，全球需要在未來幾十年內對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溫室氣體進行大規模的深度減排。在2021年11月召開的第二十六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COP26）落幕后，《巴黎協定》的192個締約方中已有156個締約方提交了新的或更新的國家自主貢獻(NDC)[2]。隨著氣候變化挑戰的加劇以及各國氣候雄心的增強，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明確提出了凈零排放目標，覆蓋了全球88%的溫室氣體排放和85%的人口[3]。

各國氣候變化保護努力仍然遠不足以彌合全球排放差距。為了推動全球步入實現2℃和1.5℃溫控目標的軌道，截至2030年，全球需要在當前新的減排承諾基礎上，分別額外減少130億噸和28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溫室氣體排放[4]。此外，盡管凈零排放目標已被眾多國家提出，但不同國家目標涵蓋的溫室氣體范圍、實現時間以及與各國短期內氣候政策的一致性各不相同?？紤]到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各國自身的發展特征和氣候政策的差異性，以及加強氣候行動的必要性，亟需在全球層面對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程度進行動態評估，以明確當前的減排行動效果，識別潛在的努力方向，提高各國的氣候保護意識，促使各國不斷提升減排貢獻以實現溫控目標。

基于溫控目標的氣候保護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在保證社會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福祉的同時，實現全面而深刻的變革。氣候保護的政策和行動隨著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也是在不斷改進和變化中，其效果是逐步顯現的。因此，氣候保護的努力評估既要考慮各國的發展現狀與當前實施或擬實施的減排行動，又要考慮各國實際減排行動與其應對氣候變化所應該承擔的減排責任之間的差距，脫離這些考慮的國際對比評價是不夠客觀和全面的。鑒于此，本文通過構建全球氣候保護指數 (Global Climate Protection Index,GCPI)，充分考慮當前減排行動、溫控目標下各國應承擔的減排責任、當前行動與減排責任的差距、技術創新和能源經濟系統的脫碳速度等多個方面，以區別于既有僅考慮現狀減排行動的績效指數評估，如德國觀察的氣候變化績效指數[5]以及僅關注政策層面的評估[6]。全球氣候保護指數（GCPI）結合各國氣候目標與政策、能源使用與轉型、環境技術創新與低碳經濟發展四個方面的變化，以統一的框架定量評估了覆蓋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總量85%以上的60個國家為減緩氣候變化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回答了各國為減緩氣候變化做出了多大程度的努力，哪些國家需要提高減排力度，哪些方面可以如何加強等關鍵管理科學問題，為進一步促進各國加強減排行動、縮小溫控目標要求下的全球排放差距提供有效參考與建議。

一、研究方法

（一）全球氣候保護指數指標體系與數據來源

基于指標選取的一致性、科學性、可比性、可得性等原則，本文從技術、政策、能源、經濟等多個角度選取評價指標，建立了全球氣候保護指數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該體系涵蓋低碳技術、低碳能源、氣候政策和低碳經濟4個維度，共15個具體指標，如表1所示。為確定每個指標的權重，本文根據五位專家的判斷矩陣決策，使用層次分析法（AHP），設定低碳技術、低碳能源、氣候政策和低碳經濟維度的權重分別為25%、30%、30%和15%，各維度內的指標被賦予同等權重。

表1 全球氣候保護指數指標體系

在低碳技術維度，本文以環境技術專利數量及其變化率呈現出各國低碳技術的初始存量差異以及創新趨勢，相關數據來自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統計數據庫[7]。在低碳能源維度，采用各國碳排放總量、人均碳排放量、單位能源消費的碳排放量、可再生能源消費量占比以及電氣化水平的變化度量一個國家的能源系統向更綠色、更清潔的能源系統轉型的速度，相關數據來自《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8]。低碳經濟維度使用碳強度和能源強度變化率、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變化表征整個經濟的脫碳速率和經濟結構轉變。GDP和人口相關數據來自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WDI)[9]，GDP均為2015年美元不變價。氣候政策維度的指標數據來自于已有文獻的研究結果[10]。本文在綜合考慮技術發展和氣候變化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對各國應對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經濟收益和避免的氣候損失進行了評估，提出了130多個國家在后巴黎協定時代能夠實現各方無悔的最優“自我防護策略”。本文采用該研究成果獲得各國在當前政策趨勢、NDC承諾、實現全球溫度控制目標情景下的排放路徑以及它們之間的差距，由此度量各國努力程度的不足。此外，盡管凈零目標已經被廣泛提出，該目標在不同國家的政策狀態仍有所差異，包括已立法、已在政策文件、已宣告、提出或討論中。本文根據各國凈零目標政策狀態的差異以及碳達峰與凈零排放之間的時間差設定兩個定性指標，以描述氣候雄心的差異。

（二）計算方法

為捕捉各國在不同維度隨時間的動態變化，本文以“年均變化率”的形式作為度量指標，指標計算的表達式如下

其中，i為國家；j為指標；d為維度；T和t分別表示評估期的末年與初始年；xidj和ridj則分別為i國在d維度的j指標的變化率與原始數據值。

本文的研究結果以2016年為初始年，2020年為末年。不同評估指標的變化對于減緩氣候變化的影響不同，包括正向影響與負向影響，且具有不同的量綱，因此在進行綜合評價之前需進行規范化處理，包括無量綱化和同方向化（即統一為正向指標）。具有正向影響與負向影響的指標規范化公式分別如下

其中，Sd為d維度的得分；GCPI為總體得分；ωd為d維度的權重；n為d維度包含的指標數量。

二、主要國家氣候保護努力評估與分析

依據計算得到的60個國家的全球氣候保護指數，對各國減緩氣候變化的努力程度進行分析，得到不同國家、不同維度的對比結果。

（一）2021年各國氣候保護努力程度總體評估結果

本文首先計算了2021年各國GCPI的得分（相對分數），該分數定量刻畫了各國在氣候保護方面的努力程度。根據所有國家分數的四分位數劃分出四檔分數線，分別對應氣候保護努力程度由高到低的四種國家類型，即卓有成效型、積極進取型、穩中有進型與潛力待放型，如圖1所示，該分類定性描述了各國氣候保護努力程度在全球所處的水平及其與付出更多努力的國家之間的差距。

圖1 2021年各國GCPI評估結果與分布情況

每一類型包含的國家如表2所示，丹麥、愛爾蘭、中國、英國、德國和芬蘭等國家在氣候保護方面付諸了極大努力并且卓有成效；法國、瑞典和新西蘭等國在減緩氣候變化領域也展現出較強的雄心，并以積極的氣候行動取得了實質性進展；智利、土耳其、日本、巴西、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新加坡等國的氣候保護表現穩中有進，在加強減排承諾以及行動的過程中展現出了十足的進步；而墨西哥、印度、埃及、俄羅斯、南非、哈薩克斯坦、伊朗和越南等國家的氣候保護努力仍需進一步加強，進而釋放其具大的減排潛力，為全球范圍內的氣候減緩做出更多貢獻。

表2 不同類型的國家構成

（二）各國在不同維度的氣候保護努力評估結果

除了評估各國氣候保護努力程度的總體水平，本文還具體到各維度層面進行對比分析，就各維度層面而言，努力程度較高的國家如圖2所示?？偨Y發現，德國在低碳技術創新、能源與經濟系統脫碳以及氣候政策實施方面均表現突出。此外，在低碳技術維度，中國努力程度顯著，近年來呈現出較快增速；韓國與歐洲國家就低碳技術專利體量而言優勢明顯，而智利、沙特阿拉伯等國的進步則體現在其相對增速上。電氣化和擴大可再生能源的規模是實現能源轉型的關鍵，丹麥、冰島、芬蘭、西班牙、荷蘭、法國等在低碳能源領域頗有建樹。以丹麥為例，2020年該國80%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以較快的步伐邁向其2030年實現電力系統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承諾。在氣候政策維度，歐盟具備較早實現碳達峰的現實優勢與發展相對成熟的政策工具如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并已將2050年實現“氣候中和”轉化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要求，因此其成員國的表現較為突出。在低碳經濟維度，除歐洲國家以外，中國在面臨更大經濟發展需求的同時，仍然以近年來下降速度較快的碳強度和能源強度得到了較高分數。

圖2 各維度努力程度較高的國家

（三）碳排放大國的氣候保護努力表現

中國、美國、印度、俄羅斯、日本和德國為全球CO2排放總量占比前六位的國家，因此本文也分析對比了這六個排放大國在各個維度的表現，如圖3所示?？偨Y發現，中國和德國各方面表現都均勻發力，由于中國專利體量較大，所以在低碳技術維度的努力更為突出，而德國在低碳經濟、低碳能源、氣候政策目標制定以及行動落實方面都值得各國參考借鑒；此外，日本和美國在低碳能源和低碳技術方面努力較多，印度和俄羅斯的氣候政策力度還需進一步加強。

圖3 重點排放大國的各維度表現

（四）不同時期各國氣候保護努力評估結果對比

2015年《巴黎協定》的通過標志著全球氣候治理新格局的建立，它不僅明確確立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溫控目標，而且將“自上而下”的氣候治理機制轉向“自下而上”的自主貢獻策略，因此，本文基于同樣的指標體系與國家類型劃分原則，以2011年為基期，2015年為末期計算了2015各國的GCPI結果，并與2021年的情況對比，從而識別出自《巴黎協定》簽署以來，在不同維度響應積極且付諸較多努力的國家以及簽署前后表現持續較優的國家。

表3列出了在低碳技術、低碳能源、低碳經濟三個維度，2015年和2021年“卓有成效型”國家的構成。由此可見，許多國家雖然在2015年未能進入“卓有成效型”國家之列，但卻出現在2021年最為努力的國家之列，還有一些國家在2015年前后均表現出持續且穩定的努力。其中，與2015年相比，在低碳技術領域積極努力的國家有：智利、意大利、韓國、烏茲別克斯坦等；在低碳能源領域著重加強氣候行動的國家有：冰島、比利時、法國、愛爾蘭、荷蘭、西班牙等；在低碳經濟領域表現明顯進步的國家有：保加利亞、捷克共和國、葡萄牙等。而無論是在2015年還是2021年，中國在低碳技術和低碳經濟維度的表現持續向好，丹麥和英國的低碳能源與低碳經濟穩定在努力程度較高的水平。

表3 2015年和2021年不同維度的“卓有成效型”國家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建立全球氣候保護指數，從低碳技術、低碳能源、氣候政策和低碳經濟四個維度構建了綜合評估指標體系，定量評估并對比了占全球碳排放總量85%以上的60個國家的氣候保護努力程度?？傮w而言，《巴黎協定》簽署以來，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性以及氣候行動力度都明顯加強，但由于不同國家地理位置、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和技術條件等因素的差異，在氣候保護方面付出努力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根據本文關于2021年全球氣候保護指數的評估結果，以丹麥、愛爾蘭、中國、英國、德國、葡萄牙、西班牙、芬蘭、荷蘭為代表的“卓有成效型”國家持續努力推進氣候保護并且取得了顯著進展；但是，仍然有許多國家的減排行動有待進一步加強，以釋放其減排潛力，彌合與全球減排目標之間的差距。就具體維度而言，各國著重努力的方向存在明顯差異，德國在低碳技術、政策、能源與經濟方面努力程度較為均衡，值得其他國家參考借鑒。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方面政策建議：

一是加快推進全球氣候治理的多邊合作。中國作為全球氣候保護指數排名前十國家中的唯一發展中國家，體現了其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積極態度與關鍵引領作用，因此，中國在未來全球氣候治理機制的建設中仍可以繼續發揮其重要的推動力，協助多邊合作減排。同時，“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維護全球氣候治理公平正義的基石，發達國家有責任充分發揮其資金與技術優勢，切實提供對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資金支持和氣候友好性技術轉移等支援。各國的氣候保護努力各有所長，結合自身發展特點與優勢領域的多邊合作有利于共同推進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實現互利共贏。

二是加快推進全球碳排放權交易機制建設與完善。碳排放權交易是利用市場機制控制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推進綠色低碳發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當前全球范圍內運行的碳定價機制共計64種，僅覆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21%以上[11]。盡管各國于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就《巴黎協定》第六條等核心問題達成共識，但要發揮全球碳市場機制的減排作用，仍需各國、各地區采取更加有力、更協調一致的行動，以及更加透明、有效、可行的細則完善。

三是加快推進地區、城市與企業等非締約方層面的氣候保護行動。一方面，城市與企業有責任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另一方面，更加積極地推進氣候保護行動也有利于其自身更快實現綠色低碳轉型，在未來發展的過程中獲取新動能。各個國家主體氣候承諾的實現需要各地區、城市與企業將其轉化為切實的舉措，而非締約方層面的行動也會進一步對全球氣候變化做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