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瑰寶《梵像卷》

文 / 楊明

云南史上最牛描工

在《清明上河圖》的題跋中，有后人題寫的85 個字，是目前世上唯一留存的對張擇端的記載。雖然字不多，但我們大體得知張擇端是北宋山東東武人，幼年游學京師，后學習繪畫，宋徽宗時在翰林圖畫院供職。

同樣，《梵像卷》的作者是誰，我們也是通過題跋得知。作品完成后，作者曾請當時的名僧妙光和尚作跋。妙光在跋里寫下了“描工張勝溫”。這5 個字道出了作者的職務與名字，而且是關于張勝溫生平的唯一記錄，此外再無任何線索，讓人頗感遺憾。

值得玩味的是，妙光說張勝溫是“描工”，這等于說他是“畫匠”，而非“畫家”，這個描述對于張勝溫來說顯然有些苛刻，字里行間透露出張勝溫并不像張擇端那樣，擁有宮廷畫師那樣傲人的履歷和較高的社會地位，只是一個籍籍無名之輩。

俗話說，高手在民間。張勝溫便是對這句話最生動的詮釋?！惰笙窬怼罚ㄓ址Q《張勝溫畫卷》）全長1635.5 厘米，寬30.4 厘米，紙本設色。據專家考證，畫卷創作大致應在1173-1176 年間，也就是《清明上河圖》問世半個世紀后。后代名家在評價《梵像卷》時，有的說“神慕張吳之遺風，憐武氏之美跡者”；有的說“雖顧虎頭、李伯時輩亦可與頡頏者矣”。

以上提到的張、吳、武、顧、李五位，分別是南梁畫家張僧繇（畫龍點睛故事的主人公）、唐代畫家吳道子（代表作《天王送子圖》）、宋代畫家武宗元（代表作《朝元仙仗圖》）、東晉畫家顧愷之（代表作《女史箴圖》）和宋代畫家李公麟（代表作《維摩詰像》）。這五位均在中國美術史上享有極高地位。張勝溫雖為名不見經傳的一個描工，但在行家眼里，他的繪畫技法和藝術風格卻與眾多名家血脈相連，并不遑多讓，可以說，張勝溫不但絕對配得上“畫家”這一稱號，而且堪稱“云南史上最牛描工”。

傳奇的傳世經歷

《梵像卷》的傳世經歷也頗為傳奇。在妙光和尚之后，第二個給該畫卷作跋之人是明初著名學者宋濂。宋濂的跋文提到，《梵像卷》被南京天界寺東山禪師德泰所收購，但畫卷在何時、又因何原因從云南輾轉流入江南，已經無從查考。東山禪師去世后，畫卷一度不知所終。明永樂年間時，東山禪師的弟子偶然得到了《梵像卷》的消息并以重金購回，藏于寧波慧燈寺中。1449 年，慧燈寺遭遇水患，洪水暴漲，畫卷受水浸漬，原來的裝裱脫落。僧人及時對其進行搶救保護，采用冊頁形式重裝，避免了徹底被毀的厄運。

此后，不知何故，《梵像卷》又由民間流入了皇宮之中。在清朝中期，成為乾隆皇帝珍愛之寶。乾隆特地為畫卷寫了長篇跋文，還命宮廷畫師丁觀鵬進行描摹，裝裱成《法界源流圖》和《蠻王禮佛圖》兩卷。

20 世紀30 年代，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華侵略，藏于故宮博物院的《梵像卷》隨其他文物一同南遷，其間曾短暫停留于貴州安順。這也是畫卷離開云南幾百年后，與故鄉距離最近的一次。1944 年，畫卷在重慶展出，隨即引發社會各界關注，《梵像卷》及“描工張勝溫”開始走入國內藝術界、學術界的視野。再往后，畫卷又繼續漂泊，收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中。

宋代云南的再現

與《清明上河圖》主要描畫世俗場景不同，《梵像卷》以宗教題材為主。

慧燈寺水患之后，畫卷被裝裱為冊頁，清代之后又將冊頁改為長卷。研究者將繪畫部分標注為128 開，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南宋時云南地方統治者段智興率領文武官員虔誠禮佛的場景，第二部分是諸佛、菩薩、天龍八部和法會的場景，第三部分是天竺十六大國王等參加禮佛的盛況。

全卷共繪佛教和世俗人物628 個，其中佛教人物繪有佛陀、菩薩、觀音、龍王、金剛、天神、和尚等，還有最具云南地區佛教特色的阿嵯耶觀音像（圖中寫作真身觀世音菩薩）。世俗人物則不僅有云南地方統治者及其文武官員、士兵、侍從，也有深目高鼻、滿面胡須的外國人物，還有兒童、樵夫、船夫、農夫、客商等形象。此外，畫卷中有龍、獅、象、虎、鹿、孔雀、馬、牛等諸多動物，造型生動活潑。

人物雖多，卻沒有重復，他們神態各異、勾畫精美、栩栩如生。畫卷的用線、用色、構圖、人物造型，各開之間的呼應和整體的控制，都安排得恰如其分。張勝溫對大到佛會，小到畫面中的一隅一角，都非常用心地描繪。正如著名藝術史家李霖燦先生所言，此畫是“中原宗教人物畫的嫡系正統……魏晉隋唐壁畫大師的流續遺風典型猶存”。

值得注意的是，《梵像卷》不僅是魏晉隋唐宗教人物畫流續遺風的體現，而且張勝溫也在畫卷中展示了高超的山水畫技巧。例如第1-6 開的背景是蒼山十九峰，玉帶云猶如腰帶系在了峰嶺之間。第101 開，再次繪畫了蒼山，山腳之下，則是水波蕩漾的西洱河。大理的美景，以及怪石、松樹、垂柳、花草就這樣自然地在畫卷中鋪展開來，令觀者心馳神往。

畫卷中的很多世俗場景，為我們了解唐宋時期云南的政治、社會狀況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圖像證據。比如，第80 開的左下角繪有搭建腳手架造塔場景，讓我們得以了解諸如崇圣寺三塔等云南唐宋時期佛塔是如何建造的。其余如母親哺乳、兒童玩耍、審判懲戒、耕田犁地、屋舍橋梁等民風民俗也都在畫中有所展現。又如，雖然唐宋時期云南的服飾、兵器等有著相關的文字記載，但因為有該畫卷進行佐證，便讓相對抽象的文字記載瞬間變得具體起來，讓我們得以直觀地知曉其真實的樣貌。而圖中所描繪的東南亞、南亞各國人物，則反映了宋代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國家之間的友好交往關系。

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產物

《梵像卷》是內地與邊疆文化交流融合后所開出的一朵絢麗的文化之花。前已述及，張勝溫在畫法上承續了魏晉唐宋以來宗教畫和山水畫的技法。此外，研究者也普遍認為，包括《梵像卷》在內的云南漢傳佛教繪畫，受到了成都大圣慈寺壁畫的影響。

唐宋間，大批名畫家相繼在大圣慈寺作畫，宋代人曾說，“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蔽覀兛梢源竽懖孪?，由于地理相隔較近的原因，當年云南的一些畫師會慕名前往成都大圣慈寺進行描摹學習，張勝溫本人可能曾親履實地，或者師承于某些曾在內地學習的畫家。所以，張勝溫的工筆勾勒，以及濃淡干濕的筆墨變幻，采用的是正統的五代和宋代的山水畫技法。同時，畫卷上的書法，有很濃厚的唐代“寫經體”的特征，與敦煌經卷相似，這也表明當時的云南在書法藝術上多以內地為藍本進行學習?！惰笙窬怼窡o愧為中國古代繪畫作品的“天南瑰寶”，也是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動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