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出版學國際熱點與合作研究：以SSCI期刊為例

劉玉琴王雨童

(北京印刷學院新聞出版學院，北京 102600)

編輯出版學是建立在出版業基礎上的一門應用型學科，主要任務是研究出版活動的規律，探索出版發展歷史及其在人類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1]編輯出版學具備綜合性、交叉性、包容性的特點，學科內存在較廣泛的科研合作現象。特別是隨著近年來信息技術的發展，編輯出版學面臨跨界融合與轉型升級，更需要學者之間多維度、多視角的合作和分工，以共同解決出版學界和業界出現的問題，因此探討編輯出版學當下的研究熱點與國際合作情況為出版產業轉型升級指明方向，為出版學術研究提供參考。

一、文獻回顧

目前關于國內編輯出版學熱點的研究屢見不鮮。焦俊波等[2]以2017年8種編輯出版類CSSCI期刊為研究對象歸納中國編輯出版研究的熱點問題。李建偉等[3]以2018年8種CSSCI來源期刊和3種CSSCI擴展版來源期刊為研究對象總結編輯出版學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新業態、新環境、新技術和新內容四個層面。徐玲玲等[4]對2010-2019年8種 CSSCI 收錄的編輯出版類期刊進行熱點分析，發現編輯出版學研究熱點側重于基礎領域，與產業實踐指導和社會需求發展的匹配性還有待提高。與之對應的編輯出版學國際熱點研究相對較少，巢乃鵬等[5]以2009-2011年SSCI收錄的兩種編輯出版學期刊為研究對象歸納研究熱點分為學術出版的編輯理論與實踐、學術出版物評價與讀者研究、學術出版產業研究、學術出版的數字化及未來發展四方面。劉楊等[6]對2010-2019年SSCI收錄的兩種編輯出版學期刊的研究熱點進行分析，歸納研究熱點主要集中于開放存取、學術出版行為、學術期刊、學術出版質量與評價以及出版實務與出版物研究。

科研合作可以實現不同知識的有機結合、提高學術研究的質量、加快知識的擴散與傳播、使新技術和新知識得到廣泛應用[7]。目前編輯出版學科研合作研究限于國內的作者合作與機構合作，為拓寬研究視野、填補研究空白，本文以“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收錄的3種期刊學、編輯學和出版學專業期刊LearnedPublishing(《學術出版》，簡稱“LP”)、JournalofScholarlyPublishing(《學術出版雜志》，簡稱“JSP”)、SerialsReview(《期刊評論》，簡稱“SR”)為研究對象，挖掘編輯出版學國際研究熱點以及國際合作情況，以期明晰國際研究焦點，為推動國內編輯出版學的學科發展提供借鑒和參考。

二、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以Web of Science中SSCI數據庫收錄的3種編輯出版學期刊作為數據源，將時間跨度設定為2011-2020年，以LP、JSP、SR為檢索條件進行出版物檢索，共檢索出文獻1379篇。運用文獻計量分析與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挖掘編輯出版領域國際研究熱點與合作特征。

(二)研究方法

1.文獻計量分析

文獻計量分析包括文獻年代分析、期刊特征分析、研究主體分析、研究主題分析等。本文從以下五方面對編輯出版學文獻進行計量分析：(1)文獻數量：統計各年度的文獻數量及增長率；(2)關鍵詞：高頻關鍵詞及聚類分析；(3)國家：分析國家分布及合著情況；(4)機構：分析機構分布及合著情況；(5)作者：分析作者合著情況。

2.社會網絡分析

社會網絡分析是對網絡關系結構及屬性進行分析的研究方法[8]，廣泛應用于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教育學、新聞傳播學、圖書情報學等領域。在編輯出版學領域，常被用于學術出版產業評價、出版產業管理和出版運營分析等方面。本文應用社會網絡分析進行編輯出版學國際合作研究。

三、編輯出版學文獻計量分析

(一)編輯出版學期刊論文的時間分布

2011-2020年編輯出版學國際期刊論文數量及增長率如圖1所示。論文數量總體呈現平穩狀態，2018年出現小幅波動。分析3種期刊的發文特點，這3種期刊都是季刊，且每季的發文數量波動不大。整體來看，編輯出版學期刊發展緩慢，近10年僅有3種，且期刊發文周期長、年載文量較少，不利于出版學科的交流與創新。

圖1 2011-2020年編輯出版學國際期刊論文數量及增長率趨勢圖

(二)編輯出版學期刊論文的國家分布

2011-2020年編輯出版學國際期刊論文國家分布如表1所示。美國發文數量占比52.36%、科研實力顯著。英國、中國緊隨其后，但與美國仍有較大差距。排序前20的國家有13個國家是發達國家，7個國家是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在編輯出版學研究中占主導地位。進一步分析排序前5位國家發文趨勢，美國、英國、中國、加拿大、西班牙歷年發文數量無明顯波動，這也突出了編輯出版學國際研究的活躍性不足、學科競爭力有待提高的問題。

表1 2011-2020年編輯出版學國際期刊國家分布圖

(三)編輯出版學期刊論文的機構分布

2011-2020年編輯出版學國際期刊機構分布如表2所示。有913所機構參與編輯出版研究。排序前10的機構中高校占有8席，高校在編輯出版研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有5所美國高校，顯現出世界出版強國的顯著優勢。中國武漢大學的發文數量位列第4，也表現出我國高校雄厚的科研實力。

表2 2011-2020年編輯出版學國際期刊機構分布圖

進一步分析中國高校在編輯出版學國際期刊發文情況如表3所示，共有36所中國高校。對比羊晚成等[9]總結的2008-2017年15種中國編輯出版學期刊發文量大于3的機構與徐玲玲等[10]歸納的2010-2019年8種編輯出版學期刊發文量排名前20的機構發現，國內發文數量多且有學科優勢的編輯出版學高校如北京印刷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河南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在國際出版領域并不活躍。相反新鄉醫學院、中國科學院大學等發文數量相對較少的高校在國際研究中成果顯著。分析原因，一方面是編輯出版學國際期刊載文量較少，一方面是國內編輯出版學缺乏國際性編輯人才，獨立國際學術生產能力不足。

表3 2011-2020年中國高校編輯出版學國際期刊發文趨勢圖

四、編輯出版學國際研究熱點分析

2011-2020年編輯出版學國際期刊關鍵詞聚類如圖2所示。編輯出版學國際研究熱點分為四個方面：基于技術的館藏資源管理、出版實務與學術傳播、大學圖書館業務模式和開放存取出版模式研究。

(一)基于技術的館藏資源管理

圖2中橙色部分為基于技術的館藏資源管理，關鍵詞包括electron journal(電子期刊)、metadata(元數據)、ebooks(電子書)、collections(館藏)、electronic resources(電子資源)、electronic resource management(電子資源管理)、serials cataloging(期刊編目)、knowledge base(知識庫)等，涉及館藏資源管理和館藏資源館員兩方面。館藏資源管理方面，Kipps KL等[11]關注管理電子資源的工作流程，探討館藏管理工作流程中使用云技術的優缺點。Gould EM[12]分析了管理工作流程工具Trello、Asana和Planner。Nous RA等[13]研究團隊協作管理電子資源以簡化工作流程。Ngo L等[14]分析了網絡規模發現對電子資源利用的影響。Ndungu MW等[15]探討如何利用電子資源營銷戰略提高電子資源利用率。在館藏資源館員研究中，Macaulay D等[16]研究美國高校圖書館員電子資源管理職責分配。O’Reilly F[17]和Sutton SW[18]分析電子資源館員核心能力開發與利用的重要性。

(二)出版實務與學術傳播研究

圖2中粉色部分為出版實務與學術傳播研究，關鍵詞包括editors(編輯)、authors(作者)、scholarship(學術研究)、scholarly communication(學術傳播)、early career researchers(早期職業研究人員)、journals(期刊)、peer review(同行評議)等。出版實務研究中簡要探討編輯與作者的關系、編輯間的合作關系等，重點偏向同行評議在出版領域的相關研究。Lyman RL等[19]探討同行評議的發展史。Sciullo NJ等[20]對同行評議的專業化進行分析。Bjork BC等[21]和Stemmle L等[22]對同行評議的方法進行探討，并對同行評議的工具、軟件進行介紹。此外，在這一主題下，Severin A等[23]探討了同行評議過程中具有不同角色和任務的涉眾對同行評議功能重視程度方面的差異，研究發現職業生涯初期和中期的研究人員重視同行評議的反饋功能，而資深職業研究人員和編輯則希望其能夠對手稿進行技術評估，并作為決策工具，出版商更希望同行評議能夠評估稿件是否適合其期刊。Schmaling KB等[24]分析了同行評議中的性別差異，研究發現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接受評論邀請，花更多時間完成評論。Zhang XY[25]探討審稿人來源對同行評議的影響，發現同行評議的結果幾乎不受評議者地理來源的影響。

在學術傳播研究方面，Xu J等[26]和Nicholas D等[27]對早期職業研究者(ECR)的學術傳播態度和行為進行了分析，發現2017年中國ECR對開放存取期刊的評價更高，而對同行評審系統的評價則更低。Nicholas D等調查許多來自中國、俄羅斯和波蘭的ECR發現，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正在融入學術活動中，開放式數據共享得到了廣泛的支持，但實踐卻較少。此外，還包括各國家學術傳播行為，如Tella A[28]研究尼日利亞學者關注掠奪性期刊對學術傳播的影響。Joung KH等[29]分析了韓國學術傳播模式。Nicholas D等[30]探討中國和國際研究者學術傳播行為的區別。

(三)大學圖書館業務模式研究

圖2中紫色部分為大學圖書館業務模式研究，關鍵詞包括academic libraries(大學圖書館)、digitization(數字化)、preservation(保存)、collection development(館藏建設)、collection management(館藏管理)等。這一主題主要涉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圖書館的挑戰與應對措施、圖書館間的合作以及各國圖書館的管理和使用模式。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的圖書館研究中，Walsh B等[31]探討了多倫多大學圖書館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應對措施。Craft AR[32]將歷史觀點與正在發展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現實聯系起來，探討圖書館技術服務中遠程工作的歷史、規劃和挑戰。Horava T等[33]討論了加拿大五個大學圖書館合作進行的共享印刷副本存儲庫項目。此外，梳理各國家圖書館的研究內容，Galbraith J等[34]探討了美國大學圖書館的收購模式。Boukacem-Zeghmouri C等[35]調查了法國高校圖書館使用統計管理概況，是法國首次公布的使用數據管理調查。Mohideen ZA等[36]分析了馬來西亞高校圖書館館員對Koha開源系統的接受程度。

(四)開放存取出版模式研究

圖2中藍色部分為開放存取出版模式研究，關鍵詞包括open access(開放存取)、gold open access(金色開放存取)、scholarly journals(學術期刊)、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文章處理費)、data sharing(數據共享)等。這一研究熱點主要涉及開放存取發展史、開放存取政策、各國家期刊的開放存取情況以及開放存取引發的問題。Mering M等[37]梳理開放存取的發展史。Castro E等[38]評估開放存取期刊的數據政策，并對政策實施效果進行分析。Chilimo W等[39]調查了肯尼亞學者對開放存取的采用情況，研究發現其缺乏開放存取的指導機制、資助機制、認證機制，且面臨著無良期刊出版商和掠奪性出版機構的威脅。Guo F等[40]分析了中國社會科學期刊開放存取現狀，發現高被引文章的開放存取水平高于低被引和非被引文章。Macan B等[41]研究發現克羅地亞作者發表的論文數據開放存取論文的份額占比非常高。Bjork BC[42]分析北歐國家的學術期刊大約三分之一是開放存取。

圖2 2011-2020年編輯出版學國際期刊關鍵詞聚類圖

五、編輯出版學國際合作分析

(一)國家合著

2011-2020年編輯出版學國家合著網絡如圖3所示。36個國家形成連接緊密的合著網絡圖，有14個國家不在整體的連接網絡中。美國、英國、中國、波蘭、馬來西亞、西班牙、法國、俄羅斯這8個國家處于合著網絡的核心位置。英國與16個國家存在合作關系，其中與處于核心位置的7個國家都是強合作關系，與中國、馬來西亞、波蘭、西班牙、法國已經形成固定的合著網絡群，合作頻次都在10次以上。美國與15個國家存在合作關系，其中與加拿大、英國合作最為密切，與其他國家雖存在合作，但合作頻率不高。

圖3 2011-2020年編輯出版學國家合著網絡圖

出版學領域國家間的連接度馬太效應明顯，出版資源強的國家更容易產生合作行為。美國只與加拿大、英國存在強合作關系，“強強合作”現象較為明顯。此外，與自然科學相比出版學國際合作非常少。[43]分析原因，一方面在自然科學領域，國際合作研究往往需要昂貴的資源設備和高質量的研究團隊，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國際化一般被視為研究思想跨文化傳播的一種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國編輯出版學科的國際影響力不足，與其他學科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此外，分析中美在出版領域的研究內容發現，美國研究通常以社會性視角為線索；中國研究則通常圍繞本國的出版現象展開。研究內容的差異也是中美合作數量較少的原因。

(二)機構合著

2011-2020年編輯出版學機構合著如圖4所示。中國浙江大學(Zhejiang Univ)、荷蘭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Nat Biodivers Ctr)、美國福特漢姆大學(Fordham Univ)等機構在圖中顯示的是獨立節點。中國武漢大學(Wuhan Univ)、英國CIBER科技咨詢公司(Ciber Re Ltd)、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Univ Malaya)、西班牙萊昂大學(Univ Leon)、法國里昂第一大學(Univ lyon 1)、波蘭奧爾什丁瓦爾米亞瑪祖里大學(Uniwersytet Warmińsko-Mazurski w Olsztynie)、俄羅斯托木斯克國立大學(Tomsk State University)形成了出版學領域的核心合著網絡群，這些機構合作緊密，機構間連通性較強。此外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 N Carolina)、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圖書館(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 Lib)、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美國杜克大學圖書館(Duke Univ Lib)、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 Press)、美國東卡羅來納州立大學(East Carolina Univ)機構間存在弱關聯合作關系，且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征，除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外，其余機構都位于美國的北卡羅來納州。

圖4 2011-2020年編輯出版學機構合著網絡圖

此外，有超過一半的機構未成為核心合著網絡的一部分或形成獨立的小規模機構合作子網，研究機構仍存在較大合作空間。7個核心機構網絡間的連通性雖然較好，但僅有一個是公司，其他均是高校。整體來看機構間的合作存在于大學、大學圖 書館、大學出版社與科研院所之間。

(三)作者合著

2011-2020年編輯出版學作者合著如圖5所示。Xu J(中國武漢大學)、Watkinson A(英國CIBER科技咨詢公司)、Nicholas D(英國CIBER科技咨詢公司)、Eti Herman(英國CIBER科技咨詢公司)、Jamali HR(英國CIBER科技咨詢公司)、Abdullah A(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Rodriguez-Bravo B(西班牙萊昂大學)、Boukacem-Zeghmouri C(法國里昂第一大學)、Swigo M(波蘭奧爾什丁瓦爾米亞瑪祖里大學)與Tenopir C(美國田納西大學)已經形成了穩定的合作研究團隊，研究主題主要為開放存取、學術傳播等。Gump SE(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出版社)、Donovan SK(美國Inera公司)、Thatcher SG(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出版社)形成另一合作網絡，但合作頻次較低，研究主題為同行評議、出版編輯等。Vieira S(美國萊斯大學)、Smart P(英國學術出版咨詢機構)、Bulock C(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等作者更傾向于獨立研究。

圖5 2011-2020年編輯出版學作者合著網絡圖

分析高產作者發文數量顯著的原因，從圖中可以看出，Nicholas D在團隊里處于核心位置，Nicholas D是英國CIBER科技咨詢公司的創始人之一，具有較高的學術影響力和學術聲望，能夠客觀地反映出版學的研究現狀、研究重點，且核心作者網絡非常固定，能夠源源不斷地輸出研究成果。同時，其在大學擔任教職，表現出國際出版學界和業界聯系的緊密性。Gump SE與Smart P傾向于撰寫Book Review(學術書評)與Editorial Material(評述資料)以對出版學的現狀和發展進行探討，因學術書評和評述資料在許多西方國家學術期刊中占比較大，且Gump SE與Smart P已經在這方面積累了顯著的學術成果，推動了發文數量的持續增長。

整體來看，核心研究團隊中英國作者占比較大，發文數量較多，在整個作者合著網絡中起到中介的作用。Gump SE等的研究團隊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征。大多數作者選擇獨立研究，這與科研評價方式、作者能力和習慣有關。

六、 編輯出版學界研究與產業發展比較分析

對照編輯出版學國際研究熱點與國內產業發展，可以發現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性。

第一，研究對象側重點不同。國際編輯出版學界更側重于期刊的編輯出版，對圖書出版討論較少。相較于產業對圖書出版的關注程度，學界的關注亟待加強。

第二，對待編輯出版新業態、新事物、新技術的關注程度不同。新業態、新事物、新技術的產生直接影響產業發展，易于重構傳統出版流程，催生出版產業新的消費形態。國內出版產業更易于接受新業態、新事物、新技術的出現，先行先試，如國內得到APP的數字出版流程、方正智能審校，在出版產業得到普遍的認可和重視。相比于產業發展，學界對待編輯出版新業態、新事物、新技術的關注程度不夠，相關研究較少。

第三，學界研究與產業升級需求之間銜接不充分。我國“十三五”規劃[44]中提出促進“互聯網+”新業態創新，鼓勵搭建資源開放共享平臺，加快公共數字文化建設，推動出版產業轉型升級，推動文化企業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但分析發現，學界研究內容大多聚焦于大學圖書館、期刊出版等，對產業升級需求內容的研究較少，通過理論指導產業實踐的動力不足。

七、結語

本文對編輯出版學國際期刊進行分析，較為全面地呈現了目前編輯出版學的國際研究熱點，有助于我國出版研究人員學習其他國家學者的技術和理念，比較差異，尋找研究空白。比較分析編輯出版學國際研究熱點與國內產業發展，我國出版學界應充分發揮內容優勢，更多關注出版新業態、新事物、新技術，促進我國出版產業升級。下一步將聚焦于新技術與編輯出版的融合研究，探測編輯出版學新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