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雅杉
(1.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北京 100190; 2.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系,北京 100190)
地方特色文獻記錄并反映了特定區域內一切自然和社會現象以及群體活動方式,承載了當地大量的歷史與社會發展歷程的信息,體現了地區文化的核心價值及地區傳承發展脈絡,對于當地社會發展以及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地方文化發展背景下的圖書館承擔著保存文化遺產和傳遞知識的基本職能,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要求公共圖書館應當根據辦館宗旨和服務對象的需求,系統收集地方文獻資源,保存和傳承地方文化[1],《普通高等學校圖書館規程》要求高校圖書館保持重要文獻、特色資源的完整性與連續性,形成具有特色的文獻信息資源體系[2],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發布《關于推動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鼓勵各類型文化場館依托地方特色文化資源,開發具有鮮明區域特點和民族特色的數字文化產品[3]。各類圖書館應響應國家號召,發揮各自資源優勢,共同推動地方特色文獻服務工作。
當前開展圖書館地方特色文獻服務面臨著諸多挑戰。首先,資源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是現代圖書館存在與發展的重要議題,地方特色文獻數據庫定購、紙質資源采買的同質化、館藏利用率低下等問題已成為各類圖書館需面對的困境。第二,隨著信息環境的持續變化,文獻資源的載體和形式已逐漸呈現多元化趨勢,然而目前國內大部分圖書館開展地方特色文獻服務依然以基礎的在館服務與數據庫服務為主,并未滿足用戶多樣性、差異性和個性化需求。第三,開放獲取數字化典籍已成現實,數字人文正在引領文化生產體系的數字轉向,這些變革對圖書館開展地方特色文獻服務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第四,我國不同地區的圖書館發展差異明顯,地方特色文獻建設良莠不齊,地方特色文獻服務發展不均衡,為了應對一些地區圖書館事業無論是對于業界還是對于用戶越來越“邊緣化”的危機,圖書館需要積極主動地挖掘和建設地方特色文獻,探索出因地制宜的地方特色文獻服務模式。
目前,“地方特色文獻”這一術語的表達尚未達成統一,常用的包括“地方文獻(local studies collections/folklore collections)”“區域特色文獻(regional characteristic literature)”“地方文獻資源(local literature resources)”“地方特色文化信息資源(cultur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等。為了統一規范,本研究將此術語統一表述為“地方特色文獻”。廣義上的“地方特色文獻”指特定區域內信息資源的總和,服務主體包括各類型的社會記憶機構,如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文化館等,其中,圖書館又可以細分為公共圖書館、專業圖書館、高校圖書館。而本研究所稱“地方特色文獻”是指圖書館領域中狹義的特色文獻類型,而地方特色文獻服務即從圖書館服務系統中各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出發,構建一個整體地方特色文獻服務框架,創造優質的服務體驗和價值。
圖情領域中的“地方特色文獻”被廣泛認可的定義是杜定友先生1957年提出的“關于本地方的一切資料,是區域的文化載體”[4]。此后,學界在此基礎上對地方特色文獻的概念和內涵進行了補充和豐富,如學者柯平指出地方特色文獻應超越文字記載的載體范圍,也應當揭示地方性和資料性的本質特征[5]。學者王純將“地方文獻”概念延伸為“具有特定功能的知識體系,具有永久保存和完整服務的價值”[6]。盡管各方學者對地方特色文獻概念的界定有所不同,總體而言,地方特色文獻強調的是具有本地屬性的、有價值的、具有獨特性的各類載體形態的文獻集合。
通過對地方特色文獻的概念進行梳理,發現其與地方特色文化、圖書館特色館藏等概念密切聯系,而不是孤立的。關于地方特色文化,學者柯平指出,發展地方特色文化和學術的途徑之一即研究整理地方文獻[5],黃祖祥等學者觀點類似,認為地方特色文化是地方特色文獻產生的基礎,地方特色文獻內容反映了地方文化,是傳承地方文化的史料依據[7]。圖書館特色館藏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的說明是:為了收集、保存和利用某一形式的、某一領域的、某一時間的、某一地域的、某個人的、珍貴的、宜損壞的文獻等,而專門建立的文獻。[8]圖書館特藏(special collections)一般又被分為特殊收藏(rare collections/distinctive collections)與特色收藏(featured collections/special topics collections)。特殊收藏主要指古籍善本、罕見的手稿等具有收藏的稀缺性和珍貴性的館藏文獻,而特色收藏指具有特色性、學科性、專題性、地域性等能彰顯圖書館辦館發展理念的館藏文獻,具有一定應用價值。在這個層面上,地方特色文獻是圖書館特藏的一個重要子類,重點體現區域的文化特點,有較高的獨特性、專業性和利用價值。如圖1所示,本研究認為地方文化是圖書館地方特色文獻產生的基礎,地方特色文獻又反映了地方文化,二者相輔相承;圖書館地方特色文獻屬于圖書館特色館藏,與圖書館特殊館藏一同構成了圖書館特藏系統。
圖1 地方特色文獻、特色館藏、特殊館藏、地方文化的關系
資源內容方面,杜定友先生將地方文獻廣義地分為地區史料、地方人物著述以及地方出版物三類[4]。金武剛提出按古代和現當代地方特色文獻進行區分[9]。文榕生從資源利用的目的分為側重開發性的資源、側重實用性的文獻資源、值得綜合發展的文獻資源、創新性的專題文獻資源[10]。具體的內容類型,除了學者們普遍提到的地方史、地方志的著述,家族譜系、檔案,人文和地理資料,文化遺址、名勝古跡、名人故宅的圖文記錄,當地名人手跡、書信及出版物等,也有學者將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文獻,口述歷史資源[11],有價值的非正式出版物[12],當地團體、企業和政府部門保管的檔案、圖表、統計資料等納入地方特色文獻范疇[13]。隨著信息環境的變化,音頻資源、特色影像資源、原生數字資源及高校圖書館優勢學科資源也開始被學者研究[14-15]。
地方特色文獻服務主體多為各級公共圖書館、高校圖書館以及專業圖書館,不少圖書館已在地方文獻特色服務方面開展了積極的探索和嘗試,但是不同館對于地方特色文獻服務的重視程度及開發程度不同,資源數字化服務的可用性與易用性效果同樣參差不齊[29]。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蘇州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等機構以本地內部資源為導向開展特色服務,可作為目前國內較為成熟的服務主體代表。通過文獻調研得知,目前公共圖書館是開展地方特色文獻服務的關鍵機構,高校圖書館因與公共圖書館建館目標不同,地方特色文獻的收藏與服務側重于機構需求。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館藏廣東地方文獻10多萬種共40多萬冊,包括廣東地方志、族譜、廣東史料、粵人著述、孫中山文獻、報紙、期刊、輿圖等,并將古籍、期刊、報紙等縮微化,打造了豐富的特藏數字資源平臺,為讀者提供全平臺開放的無縫銜接服務,服務效果顯著。[16]蘇州圖書館較為注重具有本地特色的內容建設,開發了文化蘇州、蘇州記憶、企業俱樂部等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服務欄目,并開發了老照片、蘇州現代方志、地方文獻剪報數據庫等地方特色文獻數字資源,同時還注重服務品牌的塑造,打造了蘇州大講壇、書苑天香等品牌項目。[17]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地方文獻主要有地方志、文史資料、現當代地方文獻及家譜、手稿等,其古籍線裝地方志數量在國內僅次于國家圖書館,在政策制定、珍稀古籍保護、地方文獻數字化開發、地方文獻研究出版以及多元化機構內外知識服務等方面成果斐然。[18]
圖書館的地域文化屬性由圖書館服務對象的文化特性所決定[19],趙靖將其按信息需求將地方特色文獻服務對象分為顯性用戶和隱性用戶,將顯性用戶細分為科研人員、史志工作者、高校教師、政府機關用戶、媒體用戶、學生用戶等,用戶需求具有一致性,與地域密切相關,并與地方學術風向相隨。[20]李雅君也類似地將用戶分為科研人員、管理決策者、地方特色文獻推廣人員及學生[21]。劉麗等指出我國圖書館少數民族特色文獻資源主要服務對象為研究學者,面向少數民族人士的針對性服務較少。[22]
當前研究對于地方特色文獻服務對象多集中于本區域用戶,缺少對隱形用戶的研究。隨著網絡技術和通信技術的發展,信息環境發生巨大改變,地方特色文獻獲取渠道增多,非研究型用戶及其信息需求也需要被更多考慮其中,服務對象和用戶需求的擴展給地方特色文獻服務發展提供了空間,也為服務方式變革提出了要求。
特色文獻的相關定義在我國首次出現于1929年圖書館權威刊物《圖書館學季刊》中[23],而地方特色文獻是特色文獻的一個特殊類別。在國家鼓勵發展地方特色文化資源與地方特色經濟的背景下,越來越多學者將研究目光轉向地方特色文獻研究,論文發表時間及數量可以直觀顯示該研究主題的受關注程度。本研究以CNKI作為國內地方文獻研究現狀的數據來源,時間截止至2020年2月1日,以“地方特色文獻”或“地方文獻”作為檢索詞進行主題檢索,得到相關記錄6248條,其中圖書情報檔案學科的論文有4844條。圖2表示文獻的年代分布情況,從中可看出有關地方特色文獻研究發文量雖然在近五年逐漸下降,但總體依然受到學界重視。
圖2 地方特色文獻研究年代分布
在此基礎上,以題名為“服務”并含“地方文獻”進行二次檢索,得到相關記錄195條,約占總庫收錄地方文獻研究論文的 3.1%。根據研究需要,本文從信息服務理論的角度梳理國內地方特色文獻資源的服務研究現狀,并歸納為以下研究專題:地方特色文獻內容體系建設、數字化服務開發、服務策略優化、服務模式研究以及服務創新研究。
地方特色文獻建設是圖書館特色化服務得以開展的基礎,最初的研究與地方特色文獻建設階段相適應,焦點集中在特藏的遴選和收集、編目、數字化特別是古籍的數字化研究方面,目前更多學者研究重點轉至服務內容體系的系統建設中。黃曉燕認為圖書館地方特色文獻建設需要遵循實用性、特色性、保護性原則,結合地方實際統籌規劃,多渠道拓寬資源建設經費來源,多途徑合作開發地方特色資源,在資源建設中應用新技術和統一標準。[24]潘秋玉基于世界一流大學圖書館戰略規劃,將國外高校圖書館資源建設的共同原則總結為特色文獻資源類型的多樣化以及保存形式的數字化。[25]裴麗針對國內圖書館資源建設中存在的機制性障礙,提出需在國家層面建立法律與政策機制、決策與管理機制,從而保障地方特色文獻資源建設與共享的可持續發展。[26]阮偉娟提出將館藏的深度揭示和開放獲取相結合,形成新的地方特色資源建設模式。[27]
根據文獻調研,基于地方特色文獻資源的數字化已成為新信息環境下資源保存、保護、傳承的主要信息源與實現途徑,地方特色文獻數據庫是目前國內圖書館對于資源的保護、整合并使其服務價值最大化的主要手段。[28]目前學者將圖書館地方特色文獻數據庫開發模式主要歸納為圖書館自建模式、館際共建共享模式、圖書館與研究機構合作模式[29]以及全國統一建設模式[26]。近年來,李業根、劉麗等學者將用戶眾包的概念引入地方特色數據庫資源開發中,認為用戶參與資源建設可為地方特色文獻的價值發揮及服務效能帶來動力支持。[30]
此外,學者針對地方特色文獻數據庫的評價研究也為近十年的研究熱點,研究方式以網絡調研、文獻調研與案例分析為主。調研發現各類圖書館在數字化服務開發中的普遍問題包括:地域分布與開發層次不均衡、建庫標準化規范化程度低、資源內容趨同且揭示性較差、資源整合與共享程度低、服務方式單一、資源可用性與易用性層次不齊。[31-36]
王子舟基于圖書館的社會記憶保存功能,提出地方特色文獻服務策略包括基于特色文獻資源數據庫的線上知識服務、針對口述型特色文獻資源的主動服務、針對非物質文化型特色資源的體驗服務。[37]朱小梅等提出新環境下地方特色服務新的發展策略包括特藏用戶和用戶需求的重新定位、開展原生數字資源建設、從資源精品化轉向大規模數字化策略。[38]
更多的圖書館立足于館藏優勢、獨特的區域優勢及人文資源優勢開展了諸多有益嘗試,如景德鎮市圖書館發揮當地人才資源的優勢,建立“景德鎮陶瓷名人庫”,面向公眾提供服務。[39]暨南大學與香港大學聯合成立世界華僑華人文獻館,積極收藏華僑華人、華人文學、華文教育、華語傳媒等主題文獻,并開發“華僑華人文獻信息專題數據庫”,目前集文獻服務、文化交流、科研服務、智庫服務為一體,服務于政商產學研等社會各界。[40]吉首大學圖書館開發的“武陵山區少數民族口述歷史數據庫”采用數字方式整理加工了少數民族口述歷史資源,再現了本地苗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數民族發展軌跡,填補了相關史料的空白。[41]
目前國內圖書館開展地方特色文獻服務主要是以資源為導向開展資源挖掘類特色服務。趙靖通過對地方特色文獻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從采集、合作、收藏、陣地服務、數字化服務五方面構建了地方文獻資源服務模式。[42]方逢源結合地方圖書館服務工作實踐,將地方特色文獻服務模式分為:服務于史學研究的模式、服務于當地精神文明建設的模式、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服務模式、文獻保存服務模式與知識服務模式。[43]侯慶提出圖書館可以從提升服務手段,區分讀者需求,建立地方文獻公共服務平臺,依托現代技術開展移動服務等方面開展地方特色文獻服務。[44]
3.5.1 技術驅動創新
孫鵬等對圖書館的數據驅動服務創新進行研究,提出在資源組織層面需突破資源的MARC格式限制,將字段實體化語義化,并進行資源的多位標簽組合標注,提高資源的關聯性。在平臺打造層面主動對不同異構系統中的特色文獻資源進行標準化、統一化管理。在用戶服務支撐層面需依托大數據技術實時感知用戶的行為軌跡數據,發現用戶知識訴求特征,有效實現特色資源的個性化推送。[46]
吳瑞麗研究了數字人文視閾下特色文獻資源整合及保護的有效方式,包括利用GIS地理分析技術將有關地方特色文獻信息加以組織、基于VR/AR/MR的可視化保護以及基于文本挖掘技術的地方特色文獻深度挖掘與提取,從而提升資源的服務深度。[47]典型的案例如上海圖書館利用智慧數據再現上海武康路的城市歷史文化,取得了良好的服務效果。[48]
3.5.2 管理及理念創新
理念的創新與變革會推動圖書館管理與服務的變革,進而催生出新的服務業態。國內各類圖書館已廣泛開展了讀者細分特色服務實踐。王世偉提出圖書館文旅深度融合的理念,提出文化和旅游部機構改革舉措為圖書館文旅深度融合發展創造了體制環境,圖書館應樹立新的服務理念,積極探索圖書館文旅融合路徑,促進地方文化資源保護利用與旅游發展相結合。[48]李燕強調,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圖書館立足于地方特色文獻拓展延伸服務有益于圖書館打造文化IP。[49]我國臺灣地區圖書館在地方特色文獻服務中普遍尊重文化的差異性與多樣性[50],圖書館的分齡分眾服務模式也充分體現了圖書館發展政策中對信息弱勢群體需求以及本土文化傳承和發展的重視[51]。
在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LAM)服務融合研究方面,穆向陽構建了層次化的LAM數字資源融合服務模式:以LAM數字資源為主體的服務方式和LAM數字資源與實體資源相協同的服務方式。[52]肖永英等提出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可在數字資源建設、地方文化遺產保護、設施共用與整合、政府信息公開以及地方社區教育項目中廣泛開展合作。[53]楊帆從組織管理、資源整合、公共服務與績效監督四個層面提出協同創新環境下數字圖博檔聯盟融合發展的對策。[54]
國外對地方文獻研究起步較早,很多國家都賦予了地方特色文獻承載地區歷史文化的重要意義,主要的研究國家主要有美國、日本、英國等。最早出現的地方文獻特色服務在美國的新罕布什爾州,1904年該州在圖書館推出以特殊文獻為特殊讀者服務的模式,并得到了公眾的認可。[55]以“Rare book”“Special collections”“Folklore collections”“Local studies collections”等關鍵詞與“Library Services”組合在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數據庫進行組合檢索,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分析和研究,結合國內學者的相關調研,發現近十年美國、歐洲、澳大利亞地區的學者積極參與地方文獻服務的研究,研究內容的重點包括:地方特色文獻法律法規與政策研究、服務內容體系建設研究、數字化服務開發研究、服務策略研究。
在法律法規保障方面,前蘇聯在1921年設立了地方文獻研究中央執行部,并在1959年制定頒布《各州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條例》[56]。美國政府從1913起年開始實行聯邦政府出版物送繳本項目(Federal Depository Library Program),允許美國大學圖書館收藏地方政府文獻資源[57],并制定了《美國文化遺產保護領域中的地役權制度》,明確國家文化遺產負責主體的責任與義務。2013年的《國家錄音保存計劃》(NationalRecordingPreservationPlan)使得特色音頻資源成為美國國家長期保存戰略[58]。
在館藏政策方面,20世紀80年代美國圖書館協會頒布的《館藏發展政策編制指南》指導了各類圖書館從館藏建設組織、編制目的、館藏概覽、文獻選擇標準、采購一般原則和特色文獻服務等方面進行館藏發展政策[59]。英國和美國的古籍文獻資源利用制度,總體涵蓋資源的收藏分編、保存、危機處理、展覽等方面,編制了古籍特色文獻的服務內容,強調了用戶支持與人文關懷。[60]佐治亞大學、南卡羅來納北部大學的館藏政策制定均有對特色文獻資源的范圍、收藏分級、建設組織、服務等方面提出細致且靈活的要求。[61]澳大利亞地區的圖書館也多為地方特色文獻資源的保護和應急管理制定相關政策[62]。
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是指政府通過特許經營權、合理定價、財政補貼等事先公開的收益約定規則,引入社會資本參與城市基礎設施等公益性事業投資和運營,以利益共享和風險共擔為特征,發揮雙方優勢,提高公共產品或服務的質量和供給效率。[注]2015《政府工作報告》縮略詞注釋,中央政府門戶網站,http://www.gov.cn/xinwen/2015-03/11/content_2832629.htm,2015-03-11。 PPP模式對于增加公共產品供給、改善投融資環境、激活民間資本、深化供給側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圖書館特色文獻資源建設源于20世紀初的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后發展迅速,英國圖書館特藏資源建設在20世紀80年代得到發展。[63]日本高校在地方特色文獻建設中采用高度組織化的“政府主導民間參與”機制[64]。
在資源類型方面,美國公共圖書館地方特色文獻類型涉及歷史文獻、地圖、電影、圖片、錄音資料、
樂譜、書籍、照片等[65]。 Lara Barry 和 Lucy A.
Tedd 對愛爾蘭公共圖書館進行調研,總結其地方特色文獻主題多包含當地歷史、文化、地方、人物、事件、考古、民俗、家譜、社區信息和檔案等。[66]英國圖書館收藏的地方特色文獻內容多涉及地方文化、文學、音樂、歷史、藝術等方面[67]。手稿、稀有圖書、地方期刊、檔案及地方政府文件為常見美國高校的特色館藏資源,此外,音視頻資料、口述歷史、捐款資料、錢幣、地圖、海報等類型的資源也被部分知名高校收錄其中。[68]日本廣島市立圖書館建立了現代漫畫圖書館,收集品質好、資料價值高的漫畫雜志以及與漫畫相關聯的資料,反映地方文化特色,也滿足了當地讀者對漫畫閱讀和研究的需要。[69]
從資源建設規劃和評估角度,King強調了在特色文獻資源建設中制定建設計劃的意義,并提出圖書館需充分考慮現有用戶的需求、機構需求以及未來開發推廣需求。[70]Carter強調圖書館特色文獻資源服務中評估的重要性,包括已有館藏評估、建設流程評估、服務評估、輔助教學科研的評估、可用性評估等。[71]
美國29個州立圖書館建設了地方特色文獻數據庫,內容充實、類型多樣,更新頻次高,多數圖書館對數據庫的用戶友好性和兼容性提出了政策規定,有明確的用戶反饋機制與用戶隱私保護要求,數據庫多數提供開放訪問。[56]但在Ambrozic等學者針對美國60余所學術圖書館數字特色資源進行可利用性調研中,發現超過一半的內容依然存在可用性問題。[72]
此外很多學者對特色文獻的資源組織技術進行了研究,圖書館需要在深入表達資源內容的基礎上建立各種語義關聯,語義關系的建立依賴于細粒度化的資源組織方式。Walsh介紹了俄亥俄州立大學特色資源MARC機讀目錄元數據記錄轉換為DC 都柏林核心數據結構的工作流程[73]。Hlava提出了一種不同于MARC的針對特色文獻資源自動化的創新著錄流程,可節約著錄成本、簡化技術并顯著提特色文獻資源的可發現性[74]。Jett等對關聯開放數據(Linked Open Data)在特色文獻資源數字化中的應用進行研究,認為關聯開放數據可用于特色文獻資源元數據描述時消除歧義[75-76]。Peltzman等介紹了一個以編程方式管理原生數字特色文獻資源的項目[77]。除此之外,Georgieva以及Weidner等學者對特色文獻長期保存中的信息組織技術進行了研究[78-79]。
隨著開放獲取運動的興起以及數據分析、數據管理、可視化、數字處理等技術發展的成熟,不少外國學者開始關注圖書館地方特色數字化文獻在數字人文領域的研究與應用。[80]圖書館利用資源基礎和技術條件,幫助各類用戶進行人文知識的挖掘、創造和再生產。目前開發的數字人文項目多以數字人文數據庫、應用程序、圖譜或數字檔案的形式呈現。Carruthers[81]認為圖書館運用數字學術的方法和工具可增強特色文獻的可發現性并能為用戶帶來可視化的體驗。比較具有代表性項目麻省理工學院圖書館空間歷史項目(Spatial History Projects),包括14個具體區域空間歷史,這些項目對該區域的照片、地圖、檔案、年表等能夠反映其歷史發展概貌的材料進行收集、整理和數字可視化加工,并建立聯機數字檔案。[82]歐洲大屠殺研究項目(EHRI)利用神經網絡等技術以異構數據集成的方法重新結合波蘭收稅單、德國人驅逐名單、影像資料等史料,從而還原在二戰期間被屠殺的600萬猶太人的姓名。[83]
通過調研發現,國外學者地方特色文獻服務策略的研究以實踐研究與技術服務優化研究為主。Dempsey[84]提出數字環境下圖書館地方特色文獻資源服務的兩種模式:一種是以本地館藏資源為主的服務,一種是以合作資源為主的服務。學者通過對牛津大學、萊頓大學、耶魯大學圖書館特色文獻服務的調研,總結其服務內容包括:支持特色文獻的社會開放,為學者提供技術支持及教學支持,面向非專業用戶積極開展體驗和展覽活動。[85]其中,牛津大學韋斯頓圖書館的特色文獻資源服務采用“展覽+遺產科學研究”的服務模式。該館常年開展珍貴特藏線上線下展覽及講座,并建立特色資源研究實驗室,與多學科專家合作積極展開遺產科學研究,并積極將影像的形式向讀者展示特產的保護與修復過程。[86]
在用戶細分的服務研究中,Kirsten等介紹了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立圖書館對土著文獻資源的服務與推廣經驗,提出定期對少數民族特色文獻資源進行展覽和推動讀者參與的活動是有效的服務方式。[87]Philip等介紹了尼日利亞UNIUYO圖書館面向原住民提供地方特色文獻服務并對社區產生積極影響[88]。Grataridarga介紹了印度尼西亞地方特色文獻服務于公共政策制定的具體案例[89]。埃及的新亞歷山大圖書館(Bibliotheca Alexandrina)針對4~9歲的用戶提供動畫形式的本地歷史和圖書館歷史的介紹服務[90]。
技術驅動的服務優化研究中,Graham以及Schull強調了技術對特色文獻服務的支持作用[91-92]。Dreyer[93]通過用戶調研發現特色文獻資源服務的網站界面對用戶體驗非常重要,Chapman等補充可通過互操作的量化指標來評估服務價值[94]。北卡羅來納州立圖書館和賓漢姆頓大學圖書館,在AR技術的基礎上結合館藏特色和讀者需求,開發了手稿投影等服務,通過將辨識度較低的館藏特色古籍投影到空白書本上以方便讀者閱讀。
結合以上文獻調研,國內外關于地方特色文獻服務論題的研究目前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在基礎理論研究中,國內學者多對地方特色文獻的概念內涵及范圍進行研究而缺少對相關法律法規保障、圖書館特藏規劃及服務政策的關注。第二,在地方特色文獻資源建設研究中,國內學者研究重點從早期的收集、保護、建設發展到數字化資源的組織、開發以及利用,多為介紹性及評價類研究,國外學者更多以地方特色文獻服務實踐研究與技術服務優化研究為主。第三,在地方特色文獻服務實踐方面,國內圖書館利用館藏優勢、區域優勢、人文資源優勢及新技術進行了諸多有益嘗試,但遠未形成規模。研究對象多為圖書館事業發展較快的中部和東部地區圖書館,研究結構不平衡,研究內容多為服務方式研究,還未能上升到理論高度,所以對地方文獻服務模式的研究還是有待于深入研究和挖掘。第四,國內地方特色文獻服務的研究與實踐主要以內部資源為導向而較少關注外部用戶需求。研究者更多關注地方特色資源的整合及相關技術,較少考慮用戶的實際信息需求,少有對不同用戶特征、用戶滿意度、服務推廣等方面的研究。第五,近五年數字人文視域下地方特色文獻服務以及LAM融合發展成為新的研究熱點,但國外研究無論在主體還是方法上都更為多樣。傳統的數據庫服務已不能滿足更大范圍的用戶的需求,因此國內圖書館關于地方特色文獻服務的新途徑與新模式的研究亟待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