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因素

周 濤

(揚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江蘇 揚州 225127)

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在眾多傳入中國的社會思潮中脫穎而出，為中國人民廣泛接受并成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信仰，除了其能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之外，更有著深層次的文化因素。馬克思主義本身所具有的科學性與價值性，不僅有效滿足了中國的現實革命實踐需要，而且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共同的“文化基因”，內在地相通相合，從而有效激發了中華民族的情感與價值共鳴，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獲得了文化與心理上的認同。

一、實現中華民族的崛起與偉大復興：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基點

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實，是中國人選擇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歷史因素，由這一現實所決定，實現中華民族的崛起與復興成為中國人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基點，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所承載的時代與歷史使命，也是中國人選擇馬克思主義的初心和根本夙愿，是中國人選擇馬克思主義的內在價值準則和文化動力。

(一)救國救民：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動力

中國是有著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大國，有著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在現代科學技術登場之前，中華文明曾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走在世界文明前列，在繁盛時期可以說是“四方來儀”、“萬國來朝”。文明的長期領先和國家的強大，使得眾多中國人認為，中國就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國”，其它國家是不能和中國相提并論的。這就使得在中華民族的意識深處，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種大國情結和民族自豪感。這種中央王國意識在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滋養下，已經隨著中國歷史的久遠而深植于中華兒女的心靈深處，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凝聚力和家國情懷。

然而近代以來，長期固步自封的中華民族開始落伍了，并最終陷入被列強宰割的歷史厄運。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開始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僅喪失了大國地位，主權、領土被列強肆意踐踏，國家陷入四分五裂、近乎崩潰的狀態，而且人民在繼續遭受本國封建勢力殘酷壓迫的同時，更受到了外國資本勢力的殘暴壓迫。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開始落后了，曾經的“天朝上國”變成了“東亞病夫”，這使得中國人內心深處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深受傷害，使得中國人的心里籠罩上一層亡國滅種的陰影，也使得藏在中華民族的大國情結被深度激活，使得每一個有志氣的中華兒女奮起反抗，探尋救國救民的道路。挽救民族危亡，使中華民族重新以大國形象自立于民族之林，成為近代中國人民斗爭的出發點。這是中國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文化背景，是蘊藏在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內在動力。一批批先進的中國人，面對日益敗壞的時局，開始睜眼看世界，不斷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以期順應歷史發展潮流，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現代化民族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近代中華民族的共同愿望和理想追求，也是中華民族傳統家國意識的激活展現。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愿，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盵1](P3)

(二)雙重超越：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心理

為了救民于水火，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人民嘗試了多種方案，與外國侵略者和本國封建勢力進行了長期斗爭，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敗，促使一些尋求救國真理的先進中國人對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建國方案進行深刻反思，探求新的救國救民的出路。找到一條能克服資本主義弊端、超越當前軍閥割據、真正實現民族獨立自由、人民幸福的道路，成為這一時期部分知識分子的自覺價值追求。

而以什么“主義”和“方案”作為指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行動指南，則主要取決于該“主義”和“方案”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力量是否能承擔起肩負的使命。近代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問題，對傳入中國的各種主義能否完成承載的歷史使命進行了比較研究。一戰所暴露的資本主義的嚴重弊端，不僅打破了中國人心目中資本主義“現代性神話”的全部幻象，而且也使資本主義社會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受到質疑。特別是巴黎和會中國權益的被任意踐踏和政府的寡廉鮮恥，使中國的先進分子從實際教訓中看到了帝國主義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打碎了對西方資本主義抱有的希望和幻想?！暗蹏髁x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國家的情況一天天變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增長了、發展了?！盵2](P1470)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認識到，資本主義、西方文明并不是他們所憧憬的大同樂土，找到一條既能避免資本主義弊端又能實現物質文明快速發展的新的文明發展道路，成為他們的心理期待和實踐追求。正當中國人民在苦悶和迷茫中苦苦探索、在黑暗中砥礪前行的時候，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成功案例。而十月革命發出的反對帝國主義的號召，也使得飽受列強欺凌的中國人民感到格外有意義，使先進的知識分子感到，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先進的文明，正好契合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超越西方、揚棄傳統文化的迫切心理。

馬克思主義與以往其他主義不同，它是以超越和揚棄資本主義文明的形式出現的，而且具有指導中國革命和改造中國社會的可行性，正好契合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尋求超越本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文明的救國渴望。十月革命的勝利和蘇俄政府對華宣布廢棄一切特權，在彰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改造社會巨大威力的同時，也使飽受列強欺凌的中國人民倍感親切，使中國人看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除了資本主義的民主共和道路外，還有更先進和更適合中國國情的“庶民的勝利”的道路。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經過自己的深思熟慮和反復比較，認為社會主義既然能夠解決俄國的問題，就一定也能夠解決歷史文化背景與俄國十分相近的中國的問題，從而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走俄國人的路，用十月革命的方法和理論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成為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自覺追求。

(三)理論與現實相恰接：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性契合了中國革命的理論需要

“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盵3](P11)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性，在于其既能“科學地解釋世界”，又能“能動地改造世界”，為人們提供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能為中國人民指出一個光明前途，解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中國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因和內在動力。

為了救亡圖存，一批批仁人志士先后嘗試了各種方案，前赴后繼奮斗了半個多世紀，在經歷了洋務運動、太平天國、戊戌變化、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的失敗后，迫切需要找到新的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方案。而這些斗爭之所以會失敗，除了國家一盤散沙、沒有一個堅持有力的組織領導力量之外，還有一個根本性的因素，就是沒有一個先進科學的思想理論作指導，不能科學的掌握歷史發展規律，找不到中華民族蒙辱、蒙難、蒙塵的真正原因，認不清革命的對象和動力，找不到正確的革命道路和方法。而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和十月革命的勝利，正好有效地解決了這些問題，使得先進的中國人認識到，要取得革命成功，必須改變之前的老辦法，向俄國學習，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進行階級斗爭。

一是在革命方向上，馬克思主義為中國指明了新前景。馬克思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透過現象看本質，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壓迫本質進行揭露和強烈批判，不僅契合了一戰后中國人對資本主義文明的理性反思和超越心理，而且為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社會主義這一革命前途，提供了共產主義這一偉大社會理想。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社會、人類思維發展規律的揭示、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給苦苦探求中的中國人民以破舊出新的無窮革命力量，使中國人民看到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社會、在一個落后的東方大國建立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希望和前景。

二是在革命方式上，馬克思主義為中國找到了新方法。長期的封建統治，使得中國的封建制度異常的成熟縝密，加上封建統治階級與帝國主義相互勾結，使得中國的反動保守勢力異常強大，歷史惰性異常嚴重，這就使得任何一個沒有堅強領導核心的溫和的、局部的、不徹底的革命或改良都很容易被強大的內外保守勢力聯合扼殺。這就要求采用暴力的革命手段，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進行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動員，才能戰勝強大的敵人，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命運。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對暴力革命的重視，正好契合了中國這一特殊文化背景和國情，更能滿足中國的現實需要，為中國革命提供了一劑良藥，使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找到了階級斗爭的鑰匙。

三是在革命力量上，馬克思主義為中國找到了新動力。發動廣大受剝削、受壓迫的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近代中國資產階段維新派和革命派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正是因為不具備徹底的人民性，不能充分發動廣大人民進行革命斗爭。而馬克思主義則不同，不僅革命“為了人民”，而且要“依靠人民”。在革命的動力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在關注工人階級的時候，也非常重視將農民、手工業者等充分吸收進來壯大革命隊伍，為以農民占大多數的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建立工農聯盟、進行土地革命提供了理論指導，為革命成功提供了力量源泉。

四是在領導力量上，馬克思主義為中國找到新依靠。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外來侵略屢遭失敗，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沒有先進組織的領導，不能形成強大的凝聚力，不能廣泛地發動群眾，從而無法形成有組織的、持久的群眾運動。馬克思主義的黨建理論，為建立新型的無產階級革命黨提供了理論依據。有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除了人民利益、民族利益，沒有自己任何特殊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中國革命就有了主心骨，中國人民就有了革命和建設必勝的信心和力量。

二、“龍種”入“龍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淵源

馬克思主義是普遍真理，是解放全人類的理論。理論上，馬克思主義的“龍種”可以在一切需要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國家扎根、發芽、開化、結果，但事實并非如此。這說明馬克思主義能否在一定國家取得勝利，除了現實的實踐需要外，還要與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環境相適應。

(一)相融相通：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你中有我

中國早期知識分子接受馬克國主義，是從接受唯物論和辯證法開始的。十月革命前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開始在中國傳播，影響逐漸擴大，并在“九一八”事變及抗戰期間盛行一時。不僅當時的哲學界許多學者傾心和推崇唯物辯證法，而且當時的很多熱血有志青年也都受到唯物辯證法的影響，紛紛選擇和接受馬克思主義。而先進的中國人之所以會毫無困難地選擇和接受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內在蘊含的辯證法思想是分不開的。

中國傳統文化富有辯證法思想，而且源遠流長，雖然與唯物辯證法思想不盡相同，卻具有內在的相通之處。對于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富含的辯證法思想，就連一些西方學者也不得不認同。如英國學者李約瑟經過多方考證后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僅與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內在相通之處，而且由于中國哲學產生較早和廣泛傳播，使得馬克思主義在產生過程中，實際上己經間接吸收了中國哲學的精華。他認為，新儒學家(二程、朱熹)的思想體系和辯證唯物主義在思想上是密切聯系的，與唯物辯證法在思維上具有相通性，新儒學家的思想本身就是唯物主義的，只不過是一種有機的自然主義，而不是機械唯物主義，這種相通性使得深受儒學影響的中國人在20世紀毫無困難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他寫道：“中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辯證唯物主義，是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哲學思想正是他們自己所產生的?！盵4](P67)

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思想的內在相通，使得兩種不同文化具備了共同的“文化基因”，這是早期中國知識分子選擇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文化基礎。孫叔平、張岱年、匡亞明等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學者曾表示：正是之前所受的儒家學說的教育，使得當年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促使他們義無反顧地選擇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越南前國防部長武元甲也曾公開表示過：正是在他早年所接受的儒家思想影響下，他才信仰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漢源語境：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傳統文化紐帶

任何一種文化傳入另一種文化，都有一個文化轉換的問題。文化轉換得好，就容易被接受，反之，則不利于傳播。馬克思主義雖然是一種外來文化，但卻在文化轉換過程中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光，較好地克服了核心概念和術語在轉換中的文化障礙。這一點不得不歸功于早期的日本學者，但本質上還是源于漢文化的高品勢。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馬克思主義就已開始在中國傳播。但中國在十月革命之前最先接識的馬克思主義，既非來自俄國和歐洲，也非來自馬克思主義的故土，而是來自近鄰日本。也就是說，中國早期知識分子一開始所接觸到的馬克思主義，是經過同屬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學者先期翻譯了的馬克思主義。而日語是深受漢文字影響的語言，至今仍保留近兩千個漢字，在詞源上具有相通性。早期從事西學東傳，進行馬克思主義學說翻譯和傳播的日本學者，不僅具有較高的語言學功底，而且具有較深厚的中國國學基礎和中國文化修養，對漢字詞源的掌握和理解程度也很高，這就使得他們能夠依靠和借助高品勢漢語單詞的意義，熟練的完成馬克思主義的西方原意向日文的轉化。而且，這些早期日本學者在翻譯馬克思主義原著時，盡量避免用音譯直接搬移西學范疇，而是盡量采用意譯和中國古代經典中的現成術語。這就使得中國早期的知識分子可以直接把日本學者翻譯的馬克思主義術語拿來就用，而且由于中日書面語言本身具有某種貫通性，也能很好地理解這些日譯馬克思主義。

早期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詞匯、術語、概念或范疇雖然由日本學者首譯，但由于日本文字(包括片假名)是屬于漢字文化圈的，是基于漢語詞源翻譯的，最早都源于漢字詞根，幾乎都能從中國古典文獻中找到出處，這就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提供了一個先在的語言文字學上的文化背景，使中國人一看就懂，而且對中國讀者有一種語言文化上的內在相通性，使中國人能用本就屬于本民族的漢語詞匯進行馬克思主義思維，從而有利于中國人能在較短的時期內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由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發起的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和科學的大旗，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系統的介紹與傳播，在與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論爭中，這些早期翻譯來的馬克思主義概念、術語不僅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且隨著新文化運動的不斷發展，這些具有漢源語境的馬克思主義核心概念、術語和詞匯如社會主義、階級斗爭、人民、階級、資本、資本主義、革命、變革等，迅速成為整個社會的流行話語，有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三)同基同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通相合的文化必然性

中國傳統文化雖然與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時代性、地域性及其根植的經濟基礎等有著巨大的不同，但兩種不同質的文化卻又有著內在相通性。而這種相通性，從更寬廣的視域看，卻有著文化發展的必然性。

一是從產生的基礎看，二者具有共同性。人類的思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歐洲和中國的古代哲學都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發展，兩種文化都有著類似的社會根基，都是對以自然農業經濟為基礎的社會的反映，這就使得“東圣西圣，同此基礎，同此心，同此理”。[5](P219)

二是從關切的問題看，二者具有共通性。人類的生存方式的類似性決定了人類關切問題的相似性。由于人類面臨的生存與發展問題具有相似性，因此人類思想可以在類似的情況下超越民族、地域和時代的局限，具有關切問題的共同性。馬克思主義哲學雖然與中國傳統哲學所產生的地域、時代不同，但二者都是對人類生存與發展問題的關注，都是對宇宙與人生根本性問題的回答，因而兩者之間不可避免地具有相通或相容的方面。

三是從文化的性質看，二者具有相似性。馬克思主義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以揭示和批判資本主義為已任，是后資本主義文化的代表，是對前資本主義文化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與前近代文化具有相通相似性，而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于資本主義之前，顯然是屬于前近代文化，這是二者存在相似性的又一個因素。

三、相融與契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與生長點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與馬克思主義在很多方面具有相通相似性。這些深嵌于“文化基因”上的契合與相通，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與生長點，是馬克思主義容易被中國人接受、在中國生根的文化根源。

(一)傳統大同社會理想與共產主義社會構想相契合

中國傳統文化素有大同社會理想，傳統儒家經典《禮記》對理想社會的描述，所寄托的百姓安居樂業、人人受到關愛、社會公平公正、人們各盡所能、和諧相處的大同社會理想，已成為中國文化烏托邦精神的支柱。從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到太平天國的理想天國，從康有為“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類公理”，[6](P13)到孫中山要求“國民之權利義務，無有貴賤之差，貧富之別，輕重厚薄，無稍不均”，[7](P317)手書“天下為公”自勉，無不反映了中國人對大同理想社會的向往與追求。

中國傳統文化的大同社會理想，雖然與馬克思主義所構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理想不在一個層次，且在當時也不可能找到一條通往大同的正確道路，但這種憧憬社會共同占有社會資產、人人盡職盡責、共同接受教育和參加勞動、互愛互助、公平公正的良好社會制度和風尚的社會理想，與共產主義主張建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公平公正、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又有很多相通相似之處，這就在文化基礎上拉近了中國人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距離，使馬克思主義在短期內得到廣泛傳播與認同。如孫中山就認為，俄國十月革命所奉行的主張其實就是大同主義，而這種社會主義精神我國早就有之，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與社會主義基本就是一回事，并認為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大同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盵8](P802)中國早期的共產黨人，也基本都是在長期的傳統文化教育與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大同社會理想已成為他們揮之不去的情結。

(二)傳統人學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相契合

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是科學的、革命的愛民、重民學說，以實現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為目的，認為社會和個人要和諧發展，要在社會的基礎上實現人的社會價值與自我價值相統一，而要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則必須實行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原則。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都富有愛民、重民的人學思想。從西周時期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從荀子主張民為邦本到后來的封建統治者將民與君的關系形象地比喻為水與舟的關系，都表明傳統的民本思想已深植于國人心中，形成深厚的文化心理。盡管傳統人學思想中的民本思想主要是為維護封建統治，與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以實現和維護最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有所不同，但也有相通相合的部分，而且都看了人民群眾的重要作用，很容易產生思想共鳴。尤其是近代中國廣大民眾深受壓迫和剝削，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革命運動的風起云涌，又進一步的使這些相通之處被放大，引起人們的情感共鳴，從而激起人們自覺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去為改變人民的生存和發展而奮斗。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為代表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主張無產階級專政，根本上都是為了實現和維護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實現重民、愛民、恤民的目標。

在倫理價值觀上，儒家思想將“仁”作為人存在的本質和價值根源，認為作為人，就要具備“仁”的精神，就要承擔“愛人”的責任，在認識和實現自己價值的同時，也要認識和考慮到其他人的價值，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一種倫理型文化，儒家特別強調血親倫理關系，而傳統社會以家族為本位和基本單元的社會構成，又使得個人既是作為個體而存在，同時又處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與家族成員和社會密切聯系，這就使得個人要先考慮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然后才是自己的利益，即通常所說的“人道親親”?？鬃映珜А翱艘褟投Y”，其實質就是要個人從國家、家族的整體利益出發，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傳統文化的這種倫理價值本位，雖然與馬克思主義的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有一定的差距，但與馬克思主義的集體主義道德觀在形式上非常相似，從而為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集體主義觀念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認同基礎。

(三)經世致用、勇于斗爭的傳統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和階級斗爭學說相契合

中國是以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歷來強調和倡導積極入世、求真務實的人生觀，主張經世致用，關注和改造社會現實，關心國家大事和人民的現實生活，強調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個人要以“究天人之際”為出發點，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落腳點，承載起家庭、社會的責任與使命。而經世救國，總是與不怕犧牲、敢于斗爭的精神和行動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中華民族屹立幾千年而不倒，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們的民族文化中，始終充滿著不畏困難、不怕強暴、敢于斗爭的民族精神。從神話故事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后羿射日到鉆木取火、大禹治水等早期人類與大自然的斗爭，從陳勝、吳廣起義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無不充滿著中國人民不畏艱難、敢于斗爭、不怕犧牲的文化傳統。經過長期的歷史積淀，經世致用、報國救民、為理想和道義獻身已成為人們崇尚和追求的理想人格和普遍的社會心理。中國的知識分子，飽受儒學熏陶，已經將這種精神作為自己的重要責任，在戰亂紛呈的年代，自覺的擔負起針砭時弊、救國救民的使命。

對于馬克思主義而言，革命性與實踐性是其重要特性。馬克思主義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揭示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目的就是要喚醒工人階級，團結起來，丟掉幻想，為實現和維護自身利益而斗爭，而不要相信和接受宗教所宣稱的命運的安排，不要相信虛無飄渺的彼岸世界和不可知的神秘力量。馬克思主義的這種使廣大人民群眾關注現實社會和現實利益，通過階級斗爭、暴力革命來奪取政權，通過現實斗爭和實踐去實現和維護最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去建立更美好的理想社會，正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經世致用、勇于斗爭、為國家和民族利益而不懈奮斗的精神相契合。面對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廣大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胸懷經世抱負的知識分子，在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后，很快就被馬克思主義的斗爭與實踐精神所感染，投入到轟轟烈烈的革命洪流中。

(四)唯物主義思想傳統與馬克思主義唯物觀相契合

馬克思主義認為，世界是物質構成的，意識是物質存在的屬性和形式的表現，世界統一于物質，物質是運動的，物質世界的統一是多樣性的統一，世界上的一切運動、變化、發展和過程都是物質運動的具體展現。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原理，貫穿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各個構成部分，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石。中華文化同樣具有悠久的唯物主義傳統，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可謂源遠流長，成為與馬克思主義相通相融的重要契合點。

早在殷周時期，中國就有了樸素唯物主義思想，認為世界萬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構成的。老子“道”論的提出和闡述，進一步引發了人們對于宇宙本源的思考，將人的思想從宗教和神學的籠罩和束縛下解放出來。之后，《管子》《易傳》《韓非子》等均吸納和發揮了老子的“道”論思想，并將其進一步發展和改造為唯物論思想。如荀子認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天論》)主張“天人相分”，認為人只要掌握了自然規律，就可以“制天命而用之”，達到人與天地萬物的和諧相處和統一。到了漢代，王充將“氣”作為世界的本源，認為萬事萬物都統一于物質性的“氣”，物質世界的多樣性和無限變化過程，正是“氣”的永恒運動與變化呈現，建立了較為完整的“氣一元論”唯物主義哲學體系。之后，魏晉時期的楊泉、宋代張載、明清之際的顧炎武和王夫之等，又在王充的基礎上，對“氣一元論”進行了新的發展和完善，從而使這一理論體系更加豐富。

“氣一元論”作為一種樸素的唯物主義物質觀，已經直觀的窺測到世界的物質統一性，雖然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物質統一性原理有一定的差別，但在世界的物質性本源和物質世界的絕對運動上是相通的。另外，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的物質基礎論、“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周易系辭下》)的社會發展思想等，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也有一定的相通相似，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容易被中國人選擇和接受的文化因素。

(五)辯證統一的文化思維方式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相契合

我國古代的辯證法思想源遠流長，極其豐富。早在殷周之際，《易經》就已經用相互對立的范疇，來對現實世界的矛盾對立現象進行描述。成書于春秋時期的《易傳》，進一步將《易經》中的對立思想系統化，并以陰陽范疇來描述宇宙間萬物普遍存在的矛盾對立現象。我國古代思想家不僅注意到了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相互依存，矛盾普遍存在，而且認識到事物是不斷變化發展的，事物變化發展的原因來自于事物的內部矛盾，矛盾雙方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彼此向對方轉化。另外，我國古代思想家還非常重視將這種辯證方法運用到實踐中。如我國古代軍事家孫武，就非常注重戰爭中矛盾雙方的相互轉化，指出要“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孫子兵法九地篇》)。在我國道家思想代表作《老子》中，更是富含矛盾對立和相互轉化的辯證思想，認為事物發展變化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矛盾雙方相互依存，并在一定的條件下向對立面轉化，當量變積累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會發生質的變化。如“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老子德經第二十二章》)，“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老子德經第五十八章》)。隨著歷史的發展，辯證法的思想也在不斷向發展，從張載的“一物兩體”的提出到王安石的“萬物莫不有耦”，“耦中又自有耦”的命題，從程頤的“物極必反”到王夫之的“新故相除”，都充分說明了我國辯證法思想的深刻與豐富。

雖然我國傳統辯證法思想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思想不完全具備閉合式的同構關系，但二者都以辯證的思維方式來認識世界，都把事物內部的矛盾和矛盾關系看作核心和事物運動變化的動力，都把著眼點放在矛盾雙方的相互關系上，這種思維方法上的相通性，很容易產生思想上的契合，這也是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深層文化背景。

(六)知行統一的文化實踐取向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相契合

知行關系問題不僅是不同文化和思想流派的一個重要論域，而且也是不同文化和思想區分的重要方面。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很早就有關于知行關系問題的論述。至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的整合與動蕩不斷，各家學說紛紛在闡釋和宣傳自己主張的同時，也促進了對知行相關問題的爭論。之后，關于知行關系的言論和思想不斷出現，成為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范疇。

對知行問題認知產生重要影響的思想家首推孔子?？鬃诱J為，知與行應相互統一，考察一個人，不僅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看其言行是否一致，認為學習對一個人具有重要作用和影響，君子要“訥于言”而“敏于行”，要以說了而做不到為恥。之后，墨子提出“言有三表”法，以“有本”“有原”“有用”作為檢驗認識是否正確的三個標準。荀子對先秦各家學說進行了批判總結，正面論述了知與行相結合的思想，認為知與行不可分離，行是知的目的，主張知行并重。南宋理學家朱熹將知與行的關系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建構了較為完整的知行關系認識論，認為知先行后，知與行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將知與行的關系進行總結，認為知與行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資用，是“并進而有功”的，提出了“行先知后”的命題。民主革命時期，孫中山對知行關系進行了新的闡釋，將知行關系的辨析、解說置于現實需要的基點之上，并從民主革命運動的實際出發，提出“知難行易”、“行先知后”的命題與口號，把知與行的內容擴展到更廣闊的社會領域，將古老的知行觀賦予鮮明的唯物主義色彩。

從先秦、兩漢、宋明直到近代對知行關系的相關論述來看，中國傳統哲學對知行關系的認知雖然沒有達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水平，但其所傳遞的“知行統一”、“以行驗知，以行證知”的優秀傳統，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實踐是認識的來源和基礎、認識的目的在于實踐、實踐是檢驗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標準”等又十分的相近，具有內在的契合與相通性，減少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阻力，為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底蘊和人文環境。

總之，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同夙愿下，早期先進的中國人在眾多的社會思潮中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除了是源于中國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因素外，還源于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因素。正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文化背景和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相通相合，才使得馬克思主義很容易在中國文化中找到結合與生長點，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