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速裁案件審前程序探析

張凱琦 陳錦冉

〔摘要〕 刑事速裁案件的辦理以訴訟效率的提高為主要價值目標，不僅遵循了訴訟經濟原則，也創新了案件處理方式，但此類案件在審前階段存在速裁程序與簡易程序適用界限不明、檢察機關適用速裁程序動力不足、釋法說理不充分等問題。為此，需要明晰簡易程序與速裁程序的界限，設置速裁案件專門辦案組，強化審前認罪協商的釋法說理，進而從整體上推動刑事速裁案件的完善處理。

〔關鍵詞〕 刑事速裁案件;審前程序;簡易程序;速裁程序

〔中圖分類號〕DF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1203（2022）02-0092-03

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推動案件的繁簡分流和訴訟資源的優化配置，必須重視刑事速裁案件審前程序的發展。審前程序是指刑事公訴案件自刑事訴訟啟動至審判機關受理案件前的程序，即刑事訴訟中審判階段以前的程序，包括法院開庭審判前的立案、偵查和審查起訴各個階段〔1〕。偵查、起訴等審前階段，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前提和基礎，脫離了偵查、起訴等環節，審判就成了空中樓閣〔2〕。審前程序為審判程序的展開提供了證據準備，起到了審查過濾的作用。同時，作為審判程序的基礎，偵查、審查起訴的效果也會反映在審判過程中，影響著審判的質量和效率?？梢钥闯?，刑事審前程序由于其所承擔的為法庭的正式審理程序提供裁判對象和裁判依據的重要功能而在刑事訴訟中占有重要地位〔3〕。然而，我國現有的對于刑事速裁案件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審判階段，對審前程序中的此類案件的運行情況關注較少。如何對刑事速裁案件在審前程序中的運行進行更為規范化的制度設計，推動速裁程序公正和效率的實現，成為我們必須關注的問題。

一、刑事速裁案件審前程序的運行實效

（一）遵循了訴訟經濟原則

認罪認罰制度改革實施后，犯罪嫌疑人的認罪認罰極大地緩解了公安機關收集證據、查明案件事實的壓力，再加上輕微刑事案件證據事實的簡單性，其并不需要同一般刑事案件相同的審查起訴期限，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增加了符合速裁程序適用條件的，應當在10日以內作出決定，其中可能作出判處有期徒刑超過一年的，可以延長至15日的規定。相較于一般的刑事案件，符合速裁程序適用條件的案件審查起訴期限有了明顯的縮短，這大大提高了輕微刑事案件的處理效率，使得司法機關能夠集中更多的資源處理重大、復雜案件，推動了司法資源的合理配置。

（二）創新了案件處理方式

速裁程序適用建立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認罪認罰的基礎之上，符合我國對犯罪嫌疑人、辯護人在訴訟過程中地位的重視和對犯罪嫌疑人、辯護人權利保護加強的趨勢。在審前階段，檢察機關通過審查起訴期限的縮短減輕犯罪嫌疑人被羈押的痛苦，以建議法院從寬處罰換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和積極認罪，繼而通過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供述，使得偵查機關可以更為迅速地搜集到其犯罪證據，尤其是一些不易找到的關鍵性證據。檢察機關也可以在犯罪嫌疑人對犯罪事實“從一而終”的認可之下，更為順利地對證據進行審查，對犯罪嫌疑人進行更為準確有效的追訴，從而把握好并不斷提高控訴的質量，推動自身控訴職能的承擔，真正實現控審分離。這是一種不同于以往偵控單方面壓制和審查被追訴方的辦案方式，體現了“公力合作”，是一種新的審前案件處理方式。

二、刑事速裁案件審前程序存在的問題

（一）簡易程序與速裁程序界限模糊

不可否認，刑事訴訟速裁程序的適用范圍較試點初期有了一定的擴展，且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關于輕罪案件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罰設置相適應，但是其仍然存在與簡易程序適用界限不甚明確的問題。從表面來看，刑事訴訟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較速裁程序更為廣泛，可以適用于所有依法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與速裁程序形成了一定的層級構造。但深入研究后發現，簡易程序與速裁程序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中存在一定的粘連關系，即存在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的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在其他條件基本一致的情況下，是適用簡易程序還是速裁程序存在模糊不清的問題。

通過對S省L市Y區人民檢察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辦理的，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中建議適用的程序比例來看，建議適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共275件，建議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共305件，建議適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共184件，且建議適用速裁程序的案件集中在危險駕駛罪、交通肇事罪、故意傷害罪、詐騙罪、盜竊罪等罪名。這一簡易程序適用的高比例現象，究其原因，筆者認為，相較于普通程序與速裁程序來講，在繁簡度與公正度上，簡易程序更宜成為“夾縫中生存”的犯罪嫌疑人的適當選擇，且由于速裁案件審查起訴期限的縮短和普通程序法庭審理的繁復，簡易程序也往往成為檢察機關的最優選擇，這使得速裁程序與簡易程序適用之間的劃分力度不夠，適用模糊。

（二）檢察機關適用動力不足

一方面，適用速裁程序辦理的案件對保障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就需要檢察機關出具更為精準的量刑建議，需要控辯雙方協商與認罪認罰具結書的出具與簽署，相對應地增加了有關程序和文書的要求。目前，檢察機關辦理速裁案件仍然存在繁雜的審批程序和辦案流程要求，如制作冗雜的審查報告等，這使得更多的辦案時間消耗在內部審批流轉中〔4〕。

另一方面，適用速裁程序案件的證明標準并未降低，仍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要在較一般案件更短的審查起訴期間內達到同一標準，會使檢察官頗感壓力，于是不少檢察官認為，與其使用期限較短的速裁程序，不如適用留給自己更為充足審查起訴期限的簡易和普通程序。有學者認為應當參照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降低案件的證明標準，以更快地終結訴訟程序〔5〕。

綜上，在時限的縮短與工作量的增加不成正比的情況下，檢察機關尚不具備足夠動力建議適用速裁程序。

（三）釋法說理不充分

認罪認罰具結書的簽署對于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在司法實踐中，部分檢察官在告知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及認罪認罰的法律后果時，對其可能判處的罪名、刑罰及認罪認罰有關規定缺乏相應的解釋與說明，未能使犯罪嫌疑人對自己所犯的罪行有所了解，忽視了認罪認罰過程中所應起到的教育作用，具結書的簽署更多地是一種“形式性”的告知，協商性不足。這導致兩種極端情況：一種是犯罪嫌疑人拒絕認罪認罰，認罪認罰從寬率適用有限，訴訟效率提高緩慢;另一種情況則是犯罪嫌疑人為了獲得更輕的量刑而被迫認罪認罰，這不僅無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明知性和自愿性，也無法對犯罪嫌疑人起到預防作用，使認罪認罰流于表面，速裁程序的適用喪失正當性。

除此之外，我國法律規定了認罪認罰具結書的簽署需要值班律師或者辯護律師的見證，但由于值班律師并不具備辯護律師的地位，對案件大多只是一種階段性、片面性參與，缺少有關的辯護權利和對案件的深入研究與把握。且由于值班律師的配備不足，值班經費不到位，實踐中也存在先由犯罪嫌疑人簽署具結書，再由值班律師在固定時間進行集中簽署的問題，這就變相削弱了值班律師在具結書簽署中的作用，使得這種見證也僅僅是一種“見證”，其能提供法律咨詢服務的效果尚待商榷。

三、對刑事速裁案件審前程序的反思

（一）明晰簡易程序與速裁程序的界限

為了實現簡易程序與速裁程序更為明確的適用，應將“可以適用”轉為“應當適用”，提高被告人作出認罪認罰決定并選擇適用速裁程序的效力，并借助其他訴訟機制的完善，實現依法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被告人認罪認罰的案件，在排除其非適用情形基礎上，原則上皆適用速裁程序進行審理?；谶@一適用突破點，最終使得審判機關形成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被告人認罪認罰的案件適用速裁程序;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認罪認罰的案件以及被告人僅認罪的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適用簡易程序;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層級式思維定式與程序適用選擇，從而實現罪行輕重與認罪認罰更有力的結合。

（二）設置速裁案件專門辦案組

針對檢察機關適用速裁程序動力不足的問題，可以設立專門的速裁工作組集中辦案，由專人負責起訴，形成專案專組的形式。從辦案組的形式上來說，偵查機關可以集中對此類案件的移送，檢察機關可以集中起訴，法院可以集中受理、集中開庭等。對于集中的方式，筆者認為，這種集中處理僅限于一種形式上的集中處理，即案件的移送、權利的告知、判決結果的宣判等。在具體設置上，應當在公檢法三機關內部分別設立專門集中處理速裁案件的機構，并借助專門的大數據信息系統促進案件的流轉和對接〔6〕。在信息系統中分階段審批，這對于減少案件在途時間、實現公檢法三機關的配合和制約、提高速裁案件的處理效率等具有促進作用。從辦案組的人員構成上來說，目前部分檢察院的人員配備不足，非檢察官+檢察官助理+書記員的固定辦案團隊常常需要一人多用，且由于部分書記員非法律專業出身，其在工作中對于案件的溝通交流和工作的開展幫助有限，為此，速裁案件的專門辦案組不僅需要形成基礎的工作團隊，也要進一步推動人員配備的專業化。此外，可以對速裁辦案組實行輪換制，通過崗位的輪換使檢察官們皆熟悉速裁案件的辦理，從整體上提高辦案能力。

（三）強化審前認罪協商的釋法說理

在權利保障觀念的引導下，必須重視犯罪嫌疑人在審前階段認罪協商過程中的自愿性。對此，一方面，需要從內部增強檢察機關對認罪認罰各項規定釋法說理工作的認識，通過專門的認罪認罰辦案區對協商過程錄音錄像，督促檢察機關釋法說理工作的開展，保障具結書簽署的自愿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從外部增強值班律師的責任意識，組織值班律師進行有關培訓，提高值班律師的待遇，催生其積極提供法律咨詢、進行見證的內生動力。另外，為了使犯罪嫌疑人認可具結書內容，確保簽署的有效性，避免不必要的反悔，使認罪協商落到實處，法檢兩院對量刑標準具有統一的認識必不可少。一方面，可由法院定期開展與檢察機關有關量刑建議方面的交流、座談;另一方面，為了進一步規范速裁案件的對接、提高檢察院量刑建議的可接受度，檢法兩機關應適用統一的量刑規范輔助系統進行量刑。

〔參 考 文 獻〕

〔1〕白秀峰.刑事審前程序的地位和功能〔J〕.人民檢察，2018（09）：33-36.

〔2〕樊崇義.“以審判為中心”的概念、目標和實現路徑”〔N〕.人民法院報，2015-01-14（05）.

〔3〕卞建林.中國刑事審前程序的立法與實踐〔M〕//樊崇義.刑事審前程序改革與展望.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3-11.

〔4〕劉記福，彭 維.檢察視野下輕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探析〔J〕.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04）：98-101.

〔5〕汪建成.以效率為價值導向的刑事速裁程序論綱〔J〕.政法論壇，2016（01）：119-124.

〔6〕劉廣三，李艷霞.我國刑事速裁程序試點的反思與重構〔J〕.法學，2016（02）：147-159.

責任編輯 梁華林

〔收稿日期〕 2022-02-11

〔作者簡介〕 張凱琦（1992-），男，山西臨汾人，臨汾市堯都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助理，主要研究方向為刑法學及刑事訴訟法學。

?陳錦冉（1998-），女，山西臨汾人，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2019級訴訟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刑法學及刑事訴訟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