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突發公共事件記憶的媒介構建研究評述

摘要：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也是一部與突發災害博弈的歷史，水火，地震，瘟疫，天災人禍，如影隨形。國家的形成，也讓突發事件產生了升級為公共事件的可能。人類有“避苦求樂”的天性，對于災害的傷痛會在潛意識選擇淡忘。而現實是，每位當時及以后的社會成員，都是默認的“未來可能”受害者，如何面對突發公共事件，對其記錄并重現，是全社會繞不開的話題。在傳播技術日益發展的大背景下，人類社會選擇了大眾媒介作為思考過去最具影響力的記憶圖式框架，并不斷改變著公共突發事件記錄與記憶的模式。大眾媒介對國家公共突發事件記憶如何構建，人們如何通過媒介傳播諸多記憶及其社會的影響等問題，也逐漸成為顯性話題。

關鍵詞：國家公共突發事件;媒介構建

一、突發災害事故記憶研究概述

集體記憶的概念，源起可追溯到涂爾干的“集體記憶”理論，該理論認為人類記憶可形成共享模式，從而對全社會成員產生凝聚力，進而實現維系社會的目的。關于其作用和特征，哈布瓦赫（Halbwachs）認為“集體記憶是對過去的構建，是共同創造的結果，社會性是集體記憶的核心特征”[1]。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與變化，公共事件自然進入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社會成員的集體記憶。在大眾傳媒的社會實踐中，媒介不僅為受眾接觸和參與集體記憶提供了可供參考的工具和途徑，而且將集體記憶的傳播學研究推向記憶研究新范式。

根據《國家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將“突發公共事件”界定為“自然災害、事故災害、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經濟安全風險事件突然發生，造成或可能發展造成企業嚴重社會主義危害，需要通過采取應急措施處理的事件” ，根據中國社會危害程度、影響研究范圍和其他相關因素，可以分為特別重大、重大、較大和一般體四級別，根并按照誘發原因分四類，即自然災害、意外災害、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四類[2]。本文的研究范圍界定在自然災害類和事故災害類的范疇內。

從現有資料和經驗看，突發公共事件，特別是自然災害和事故災害，可以通過大眾的口頭傳唱吟誦、紀念活動、大眾傳媒等形式傳遞下去，通過文學作品、影視作品、媒體刊載、歷史研究文獻、紀念碑（館）、紀念日、民間傳唱和其他特定表達形式等，再現災難、悼念逝者、銘記教訓，以達到“減災防災”的目的，實現增強社會成員的防災意識和防災能力的預期。

二、對國家突發公共事件記憶媒介研究的興起

當國家公共事件可以通過各種形態的媒體，以相對比較固定的常規管理模式反映出來時，也會對以記者為主的媒體從業者和各地域與階層受眾產生相應影響，從而形成特定感知和理解，并在人際交往關系中跨越時空傳播。因此，大眾傳媒自然而然成為承載災難記憶的工具之一。

大眾傳媒通過新聞報道和文學、影視等藝術教育，用多重方式表達了公共事件，形成了當代社會對于歷史認識和現實記錄的主要記憶圖式。大眾傳媒不僅作為近代人類社會觀念和價值觀念的提供者之一，而且也是幫助我們認知和思考過往最具參考性和影響力的圖式框架之一。由于大眾媒介在個體與集體不同記憶層面發揮了作用，使得集體和個體對于公共事件的記憶，無法擺脫傳媒而單獨存在。因而，促成了對國家突發公共事件記憶媒介研究的興起。

三、研究熱點：傳媒對災難記憶的構建主題與方式

從我國相關文獻的現狀出發，傳播領域研究災難記憶的媒體建構，主要集中研究是媒體如何喚起、記錄、表達和傳承有重大影響的自然災害和人為災害記憶，進而這些記憶如何發展成國家和民族為中華民族和民族共同記憶的研究方法，即自然災害和人為災害記憶的媒體再現與重塑。

（一）自然災害及研究重點：再現與重塑

根據《國家公共全事件進行總體應急預案》分類，自然災害主要內容包括水旱災害、氣象災害、地震災害、地質災害、海洋災害、生物災害和森林草原火災等。關于災難記憶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實證研究領域，分為兩類：

其一是圍繞災難報道和記憶再現開展的研究。大眾傳播媒介可以作為“他者”，見證和敘述的同時進行觀察和復述?！赌戏街苣窂?008年5月15日到5月29日的連續三期報紙中，按時間順序，對“汶川地震”的報道呈現了不同側重點。張辛、黃英平認為：地震發生時段——2008年5月15日，這期的報紙僅有幾個版面是有關地震報道的，頭版注明“本報記者5月14日晨徒步走向震中汶川”，表明由于時間和交通等客觀原因，記者向災區的實地報道相當困難，因此少有深入報道，但是第三版《生死瞬間人性展現》一文，奠定了報道的主題框架：“對生命的關愛，對人性的尊重”，體現了對大災中人性的關注;救援進行時段——2008年5月22日，這期報紙打破了常規的排版方式，將36個版面分為九個板塊，圍繞“抗震救災”主題，進行大篇幅報道，達到了本次災難報道的高潮，各個板塊始終統一指向“人”——受災的人、抗災的人、救災的人，始終以“人文關懷”貫穿于整體報道中，并以正面報道為主要基調，凸顯整個國家眾志成城，萬眾一心的凝聚力，加之國際社會對我國救援行動的關注，因此，媒體的報道力求營造這樣的積極氛圍;救援行動尾聲——重建階段，在2008年5月29日這期中，五大板塊分別是學校之殤、重建之思、水火之緊、返鄉之困、災區之大，與上一期相比，減少了16版，幾乎近一半，此階段已由“全國哀傷，抗震救災”轉向“擦干淚水，重建家園”，并更多聚焦與災難中和重建中負面事件報道和理性思考，延續了《南方周末》一向秉承的“以輿論監督展開深度報道”的媒體風格和報道特點。在此期間，一系列社會問題已經出現，需要有權威力量出現[3]，因此輿論開始轉向對災區重建的更多思考。

劉培培對《人民日報》上玉樹地震主題相關報道和評論進行了研究，認為其在該話題中，成功地進行了議程的設置，引導了輿論，有效地進行了宣傳?！度嗣袢請蟆钒l表了大量針對地震災害發展的評論文章，例如，災難發生時，民眾處于一種恐慌狀態，這一時期的內容主要集中在救災動員和呼吁人民團結抗災上;在災害蔓延期，主要集中在慰問、抗災以及災民的安置問題等;后續評論則是關于災后重建、典型人物事跡總結報告等方面。在安撫受眾情緒中，在有效引導輿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4]。

作為災難影像記錄的新聞攝影的參與，有助于讓媒體功能充分作用于實踐。在汶川抗震救災報道中，《新快報》、《南方都市報》等新銳媒體把圖片編輯部前移，媒介也在新聞攝影報道中，將特大地震的報道一直持續了一年多時間，直到一周年紀念日過后的半個多月內各大報紙的版面上仍然還能看到有關的新聞照片[5]。

2016年入冬的霧霾，橫掃了超七分之一國土?！度嗣袢請蟆泛汀赌戏街苣穬煞輬蠹埛謩e對霧霾天氣變化情況給以了持續不斷的關注。從關注的角度來看，更多的是政府高層或宏觀經濟因素，忽略了對社會公民中霧霾親歷者的聚焦，少了些人文情懷。缺乏公共視角和報道中對“人”本身的關注，傳播效果的力度也會受到一定影響。所以，黨報和以市場為導向的周報應在社會關注政府作為和宏觀環境問題的同時，增加以普通民眾為主要對象的內容，將霧霾問題與社會公民的活動和利益結合起來，加強霧霾報道的傳播效果[6]。

2018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各大媒體均抓住這一重要結點開展新聞報道。黃月琴研究后發現，在媒介對災難的儀式化構建中，權力與媒介共謀，用“心靈雞湯”喚起情感認同，用集體規訓方式對社會記憶產生影響，增進凝聚力和團結感，而這種共同情感通過儀式化的共享和傳播，帶來精神的神圣感和升華感，有助于強化政治文化和社會認同[7]。

其二是媒體如何重塑災難的研究，即利用各種文藝創作形式塑造災難記憶。汶川地震后，國內影視界推出《生死時刻》，《重歸杜鵑》，《媽媽別哭》，《生命的托舉》，《72小時》，《傾城等5+2》，《汶川不相信眼淚》等劇情片，以及《人民至上》，《汶川168小時》等紀錄電影，人物范圍涉獵廣泛，在反映極端環境下，劇中人和受眾的特定記憶，調動了多種視聽手段，采用戲劇性手法，重現災難或是凸現大環境下人性的真實與豐富。

（二）事故災害研究

生產企業安全管理事故是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技術進步而發生的。突發事件往往具有突發性、顯著性和不確定性，給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也直接影響到公眾輿論和政府權威。

災難報道的新聞框架構建方面，閆巖的研究發現，框架隨事故發展顯著遷移，并具有顯著規律：一是政治話語（救援和處理方法）隨內部消長變化，但仍主導事物的媒介呈現;二是技術規定的持續穩定所傳達的特大事故技術中，功利化取向與體制規定的最終退場或（被）收編;三是個體故事（包括構建受害者個體故事的人道主義框架和救援者個體故事的道德框架）的最終遺忘;四是經濟框架的漲勢，未來可期[8]。

在官方救災話語結構體系的演變中，災難事故報道中，“受害者-救援者共同體”幾經演變，報道的呈現方式，從凝聚、分化到退場，但這并不意味著國家政治權力放棄了對社會民眾政治認同的動員，而是相反，官方媒體始終致力于對共同體意向的構建，只是載體出現了變化。當重大事故不再是社會主要矛盾的投射，社會報道逐漸失去政治意義，降格為一個技術性或程序性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構建國家公民共同體的任務，已經從以往的重大事故報道上轉移到對其他問題的報道中。[9]

2010年7月16日18時20分，一艘30萬噸級外籍油輪在大連新港附近卸油操作過程中，因工作人員操作失誤，直接引發原油輸油管線爆炸，并導致部分原油泄漏入海。大火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會直接威脅到不遠的大連城區。當地2000余名消防指戰員，連續奮戰15小時，成功撲滅爆炸引發的大火。救援過程中，一名消防員犧牲，一名消防員重傷?！?·16”大連輸油管道爆炸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原油管線儲罐爆炸事故中救火難度最大的一次，這次成功撲救也創造了世界消防史上的奇跡。事后，14人被移送司法機關進行刑事起訴，29人受到相應的黨和政府紀律處分。根據作家鮑爾吉·原野的長篇報告文學作品《最深的水是淚水》改編的電影《烈火英雄》于2019年上映，對事故進行了再現和重塑。作為國產災難電影，《烈火英雄》采用了慣常的現實主義表達。電影作為近代社會常用媒介，在建構對災難的集體記憶、社會記憶和歷史記憶等方面提供了可參照性，強化了大眾的集體記憶同時，也降低了記憶風化的風險，加固了媒體形態與受眾之間的黏合。借助災難片對集體記憶的構建，使我們不僅可以利用藝術化的形式、先進的數字特效技術來進行宏大敘事，還可以充分借助微觀視角作為切入點，通過捕捉角色下的個體特征，觸發社會成員的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共鳴共情，進而更便于大眾對災難的集體記憶進行傳承和傳播。作為事故災難的救援工作主體，“逆行者”消防員變成了《烈火英雄》中的真英雄（為國為民的犧牲者），這里的英雄指涉不僅可以指電影中的，更指向現實中的消防員全體，從電影中的英雄文化符號升華成為一種意指內涵，關聯起的是社會主流價值的期許與褒揚。

四、研究走向：災難記憶數字化

以信息和互聯網技術為主導的數字技術飛速發展，改變了人們對時空和權力關系的看法，也促使社會成員對集體記憶和個人記憶的書寫方式發生了蛻變。多媒體對人類記憶進行再生產和再定義，然后對其進行編輯和存儲在一個虛擬空間中，其中的內容繼續被各個“終端”接收者作為認知工具加以識別，由此引發了對突發公共事件構建研究新趨勢的思考。目前國內學界對災難數字化成體系的學術問題分析研究并不多，僅集中于網絡傳播媒介技術管理和應用范圍。

隨著自媒體的興起，災難現場的圖像、視頻或文字等內容第一次被上傳到互聯網的“公域”和“私域”，不再局限于傳統媒體的紙質和電子版本，經過時間沉淀，逐漸從個體發展到集群，內化為民族和國家的集體記憶。存儲空間和建筑模式基本上已經改變。網絡條目的編輯、數字博物館和紀念館的建設，使災難記憶從物理學習空間轉移到了一個虛擬環境空間，數字化管理已經可以成為我們一種更加便捷、高效的認識和回顧工作方式，為完善、擴展和重塑災難記憶、重構和增強災難記憶、通過研究虛擬空間構建新感知，最大化利用空間勢能的前瞻性建設。

五、結語

國內外關于突發公共事件與災難記憶的媒介建設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存在對文本的重視和輕量化，媒介對大眾記憶的塑造研究多于受眾對媒介反向流動研究，對過程的分析大于對效果的分析等不足。所以在系統的、歷史的、生態的視角下，進行災難記憶的媒介構建和研究，成為我們以后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方向，比如針對目前公共突發事件的災難記憶與媒介產生怎樣的相互作用和影響;如何在新媒體時代背景下通過大數據繪制出網民的公共突發事件記憶，并對其變遷及與官方記憶的異同比較結果之間進行不斷深入探討;如何對比同一事件的全球記憶與本土記憶等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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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劉培培. 淺論災難性事件報道中新聞評論的重要性：試以《人民日報》玉樹地震評論為例[J]. 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2011，（8）：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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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閆巖.新世紀以來我國特大事故的媒體框架構建研究[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 2017，39（03）：32-40.

[9] 閆巖，王冠宇.共同體的凝聚、分化和退場：建國以來官方救災話語的共現結構之演變（1949-2017）[J]. 新聞與傳播研究. 2018，25（10）：97-110.

作者簡介：何卓旎（1979—），女，滿族，上海黃浦，上海市消防協會網 網站站長，本科，上海市消防協會，傳媒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