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對比分析

馮一桃 金玉華 吳華安

（重慶工商大學 長江上游經濟研究中心，重慶 400067）

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七普”）數據顯示，2020 年，我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3‰，處于較低水平。如果生育率持續維持在1.3 或以下的水平，那么極易掉進“低生育率陷阱”，扭轉生育率下降趨勢將會變得很困難甚至不可能[1]。盡管我國離“低生育率陷阱”還有一定的距離，是否會掉入這一陷阱也存在爭議，但是“低生育率陷阱”這一概念確實對我國社會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我國生育率處于較低水平也成為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從國家生育政策的接續調整也能看出其迫切性，在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實施之前，我國在2013 年提出了“單獨二孩”的過渡政策，2021 年“全面三孩”政策的實施與“全面二孩”政策僅間隔5 年，且不存在過渡政策。從時間線來看，緊隨“七普”數據公布生育新政，說明“七普”數據結果并不樂觀，不得不放開三孩生育。就流動人口這個群體來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第七號）顯示，2020年人戶分離人口為49276 萬人，其中，流動人口為37582 萬人，與2010 年相比，人戶分離人口增長88.52%，流動人口增長69.73%。隨著新型城鎮化戰略持續深化以及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口流動趨勢更加明顯，流動人口規模進一步擴大[2]。未來，城鎮化率將進一步提高，區域間的經濟發展水平也將發生較大變化，因此，流動人口的規模還會進一步加大。人口的流動本就是影響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在“全面三孩”的大背景之下，如何提升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將是提高我國整體生育水平的重要研究內容。

綜合目前的研究來看，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影響因素體現在個人、家庭和社會三個層面上。從個人層面看，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主要受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和戶籍地等方面的影響。整體而言，女性的生育意愿低于男性，且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流動女性更傾向于少生[3]；但穩定的婚姻對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有促進作用。從家庭層面看，流動人口生育意愿主要受家庭經濟狀況和家庭習俗傳統等方面的影響[4]。從社會層面看，流動人口生育意愿主要受生育政策影響[5]。從上述已有研究分析不難看出，學術界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從各個方面進行了詳盡研究，但由于先前研究多以鄉城流動人口代表流動人口群體，對城城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研究較少。據此，本研究依據2017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數據庫，對城城流動人口和鄉城流動人口兩個群體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對比分析，從而促進制定更有效的政策，用以提高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

1 研究設計

1.1 數據來源及變量選取

在“七普”中，流動人口被定義為人戶分離人口中扣除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本文也依據戶口性質和居住地類型來劃分“城—城”流動人口和“鄉—城”流動人口?！俺恰恰绷鲃尤丝谑侵笐艨谛再|為非農業，調查地址在居委會的流動人口；“鄉—城”流動人口是指戶口性質為農業，調查地址在居委會的流動人口。本文研究數據來源于2017 年CGSS 數據庫，此次調查采用了多階段分層概率抽樣，在全國31 個?。▍^、市）抽取樣本進行調查，總樣本量為12582 個。從中選取“城—城”流動人口和“鄉—城”流動人口調查數據，再根據本文研究對象需要，選取18—49 歲適齡人口（男女不限），剔掉缺失值和異常值，最終選取“城—城”流動人口1452 個樣本和“鄉—城”流動人口828 個樣本。

1.1.1 因變量設定

本文選取生育意愿作為被解釋變量，根據CGSS（2017）的調查問卷，問題為“如果沒有政策限制的話，您希望有幾個孩子”，由于選項為連續變量，本文結合目前實際，將生育意愿劃分為四個類別，分別為：“不愿生育”“愿意生育一個孩子”“愿意生育二個孩子”“愿意生育三個孩子”，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分類。

1.1.2 自變量設定

基于CGSS（2017）問卷調查數據及相關理論研究成果，本文自變量主要包括個人特征、社會特征、環境適應特征、子女特征等四方面的因素，具體變量描述參見表1。

表1 變量賦值

1.1.2.1 個人特征。選取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戶口性質以及健康狀況6 個變量。1）性別，包含男性和女性；2）年齡為連續變量；3）民族，民族合并為：漢族、少數民族（蒙/滿/回/藏/壯/維/其他）；4）婚姻狀況，考慮到樣本分布的均衡性，將婚姻狀況合并為：未婚（未婚／同居）、已婚（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離異或喪偶（分居或離異／喪偶）；5）受教育程度合并為：小學及以下（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私塾、掃盲班／小學）、初中、高中及同等學力（職業高中／普通高中／中專／技校）、大學?？萍耙陨希ù髮W?？疲ǔ扇烁叩冉逃推胀ǜ叩冉逃髮W本科（成人高等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研究生及以上）；6）健康狀況合并為：不健康（很不健康／比較不健康）、健康（比較健康／很健康）。

1.1.2.2 社會特征。包含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兩個變量，本文將城市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公費醫療以及商業性醫療保險合并為醫療保險，分類變量為參與和不參與；將城市/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和商業性養老保險合并為養老保險，分類變量為參與和不參與。

1.1.2.3 環境適應特征。包括擁有房產數和家庭經濟水平兩個變量。擁有房產數越多、家庭經濟水平越高證明環境適應能力越強，反之越弱。其中，擁有房產數為連續變量。由于家庭年總收入缺失變量太多，因此將“您家的家庭經濟狀況在所在地屬于哪一檔？”作為代表家庭經濟水平的變量，并合并為：低于平均水平（遠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遠高于平均水平）。

1.1.2.4 子女特征。包括已有兒子數和已有女兒數，已有兒子數和已有女兒數均為連續變量。

1.2 研究假設

通過對相關文獻及理論進行梳理，基于對樣本數據及各變量的詳細描述提出以下研究假設：1）受個體受教育程度差異的影響，城城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低于鄉城流動人口；2）受環境適應度差異的影響，城城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低于鄉城流動人口；3）受傳宗接代等習俗觀念的影響，男性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高于女性流動人口；女性鄉城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高于女性城城流動人口。

1.3 研究分析方法

一般而言，影響因素分析多采用Probit 模型或者Logit 模型，鑒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城城、鄉城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且本文研究的是問題“如果沒有政策限制的話，您希望有幾個孩子？”，答案為連續變量，回答主要集中在3 個及3 個以內，考慮到目前提出的“三孩生育政策”，本文將答案歸納為四個類別：“不愿生育（y=0）”、“愿意生育一個（y=1）”、“愿意生育兩個（y=2）”、“愿意生育三個（y=3）”，因此因變量生育意愿為多分類變量，并且對于每位受訪者來說，生育意愿僅存在一種選擇，且各選擇項之間不存在嚴格的次序關系。因此本文選擇無序多分類Logit 回歸模型進行研究。該模型方程如式（1）。

P 為事件發生的概率；βj為待估計參數；Xi為受訪者i 的個人特征、社會特征、環境適應特征和子女特征所構成的影響因素向量。

1.4 變量分類統計分析

對各變量進行分類計量統計。各變量分類指標所占比重如表2 所示。

表2 按生育意愿劃分城城和鄉城流動人口的基本人口與社會經濟特征 ／%

從年齡特征來看，城城流動人口的年齡整體大于鄉城流動人口，但表現出愿意生育三個孩子的人群，其年齡都相對最大；從受教育程度來看，城城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鄉城流動人口，其中鄉城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分布較均勻，而城城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大部分集中于大學?？萍耙陨?；從擁有房產數量來看，城城流動人口擁有的房產數高于鄉城流動人口，在生育意愿的抉擇上也都展現了類似的結果，即存在愿意生育三個孩子的人群，其擁有住房的數量都高于其他生育意愿數量人群住房數的情況；從家庭經濟狀況來看，城城流動人口的家庭經濟水平高于鄉城流動人口，但從相對值來說，家庭經濟水平高的群體均有較強的生育意愿；從養老保險情況看，城城流動人口的養老保險覆蓋率高于鄉城流動人口，是否購買養老保險也是影響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從子女數量來看，鄉城流動人口的已有子女數量均多于城城流動人口。

2 研究結果

基于上述研究假設，采用設計好的研究分析方法，先對各變量要素以及相互關系進行深入分析，以防止變量之間產生多重交互，影響回歸模型的準確性。利用Stata 中Logit 回歸模型分析得出數據結果，如表3 所示。

從表3 來看，兩類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存在著許多差異。首先是個人特征方面，個人特征是這兩類人群的主要差別，影響城城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個人特征包含年齡、婚姻狀況和政治面貌三個方面，而鄉城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影響因素為性別和民族兩個方面。而以往學者的研究顯示受教育程度是影響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但在這兩類人群中均未表現出來，其原因在于這兩類人群的受教育程度都十分接近，因此在生育意愿方面沒有明顯的差異。

表3 城城和鄉城流動人口生育意愿影響因素的計量結果

從社會特征來看，兩類人群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中養老保險對兩類人群的生育意愿具有顯著影響，且影響方向是一致的。但養老保險對城城流動人口的影響程度更大，這可能是由于鄉城流動人口中，本身已經購買養老保險的人群相對于城城流動人口較少，即部分人并未享受到養老保險所帶來的效益，因此不將養老保險納入到考慮的范圍中。

環境適應特征和子女特征是兩類人群生育意愿的主要影響因素。并且城城流動人口環境適應度中的家庭經濟水平以及已有兒子數量、已有女兒數量對生育意愿的影響程度均比鄉城流動人口高，且這三者對于生育意愿的影響方向都是一致的，即隨著環境適應度的提高和子女數量的增加，對生育意愿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

3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根據實證結果來看，城城、鄉城流動人口生育意愿主要受到婚姻狀況、社會保障、家庭經濟水平和子女數量四個因素的影響。但這些因素針對這兩類人群又表現出不同的影響效果，比如，家庭經濟水平的提高和子女數量的增加對城城流動人口的影響程度更大，對鄉城流動人口的影響程度較小。

3.2 政策建議

3.2.1 完善結婚登記制度，加強適齡生育宣傳

首先，提高婚姻登記的便利程度。由于結婚可以促進城城流動人口的生育水平，因此可以優化婚姻登記的跨城辦理，盡管目前的婚姻登記可以就地辦理，但是需要攜帶戶口簿，這對于很少隨身攜帶戶口本的流動人口來說并不方便，因此可以考慮攜帶身份證優先辦理結婚登記，而戶口簿的登記可以在一定的時限內異地補辦。其次，在流動人口集中的社區加強宣傳。年齡是影響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年齡越大生育的風險就越大，因此要對年輕流動人口積極宣傳適齡生育，提供完善的異地生育保障服務，同時也需要做好高齡產婦的生育保障工作。最后，提升女性流動人口保障水平。在鄉城流動人口中，女性的生育意愿不強，應該考慮加強對鄉城流動人口中女性的關懷，包括就業、落戶、生育等等，只有給予其穩定的社會環境，才能增加其生育意愿。

3.2.2 加大養老保險覆蓋，轉變社會養老觀念

無論哪種類型的流動人口，購買養老保險都會顯著降低其生育意愿，但并不能因為影響生育意愿而終止養老保險的購買，并且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養老保險的覆蓋面應該越來越廣。究其根本原因，養老保險的購買沖淡了“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但養兒并不等同于養老，并且子女能夠帶來的養老效用和養老功能并不能通過其他渠道彌補。因此，要及時扭轉社會的養老觀念，將養老保險和子女責任有機結合。

3.2.3 提升環境適應程度，降低人口流動風險

首先，環境適應是影響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而流動人口對居住地的適應度很大一部分取決于住房的穩定程度。因此，需要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給，同時針對租房流動人口提供租房補貼，尤其是鄉城流動人口，降低其房租和購房成本，從而促進其進城落戶，解決生育的后顧之憂。其次，家庭經濟水平也代表了一定的環境適應程度。因此，可以從減少消費方面間接提高流動人口的家庭經濟水平，如對頻繁流動的人口實行票價減免等，以此促進生育率的提高。

3.2.4 降低嬰兒撫養成本，增加兒童就讀名額

已有子女的數量也是影響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針對已有子女的流動人口家庭，要提高其生育意愿，首要任務是解決現有子女的撫養和教育問題。例如降低流動人口的生育成本，增加流動人口子女在城市就讀的名額。只有當現有子女的養育問題得到很大程度的緩解，才能夠進一步促使其生育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