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多糖改善潰瘍性結腸炎的作用機制研究進展

孫亞哲，王鑫楠，辛貴忠，劉麗芳

(中國藥科大學中藥學院，天然藥物活性組分與藥效國家重點實驗室，江蘇 南京 210009)

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種慢性、非特異性的炎癥性腸病，病變部位可由直腸延伸至結腸近端，具有反復性腸道黏膜或固有層炎癥反應，其程度不等[1]。流行病學數據顯示，近幾十年來盡管UC死亡率較低，但發病率和流行率在歐美發達國家中仍很高，發展中國家也持迅速增長的趨勢[2]?；颊咧饕Y狀包括出血性腹瀉，體質量減輕和腹部絞痛等[3]。UC的病因和發病機制是多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圖1)，遺傳易感性和外部環境對腸道微生物群的相互作用，會導致腸道屏障受損，進而導致免疫應答失調，且隨著炎癥程度和病程的推進，將大大增加病人患結直腸癌的風險。目前，臨床治療UC以使用5-氨基水楊酸類、皮質類固醇類、生物制劑和免疫抑制劑類藥物為主，然而這些藥物的療效有限，且價格昂貴。皮質類固醇類和免疫抑制劑類藥物的使用所帶來的副作用如骨質疏松、抑郁癥、滿月臉等癥狀不容忽視，并且接近15%的患者后期仍需要接受結直腸切除手術[2, 4]。因此，開發安全有效的新藥物和實施個性化醫療改進策略是UC疾病控制亟待解決的問題。

圖1 潰瘍性結腸炎(UC)的發病機制

利用天然產物治療UC目前是一種很有前景的替代傳統療法[5]，其中，多糖作為一類重要的活性物質而逐漸受到醫藥行業的廣泛關注[6]。多糖通常指由10個以上的單糖通過糖苷鍵連接組成的天然高分子聚合物，廣泛分布在植物、動物、真菌、海藻等自然資源中，在生物體的生長發育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多項研究表明，多糖具有良好的抗腫瘤、抗凝血、抗炎、降糖及免疫調節等生物活性[7]；同時，多糖也具有安全無毒、療效好、成本低、生物相容性好的優勢[8]，使其在多種疾病治療方面得到了應用。近年來，大量體內外相關數據也表明，多糖能夠通過不同的作用途徑緩解UC的癥狀。例如，黃芪多糖可通過抑制核因子-κB(NF-κB)信號通路，減少炎癥因子釋放來改善葡聚糖硫酸鈉(dextran sulfate sodium salt，DSS)所致的小鼠結腸損傷[9]；竹蓀多糖在高劑量時具有明顯的治療UC，緩解腸上皮細胞損傷的效果[10]；大蒜多糖能顯著增加UC小鼠腸道菌的多樣性和豐富度，調節腸道代謝物的比例，具有良好的抗炎、增強免疫的作用[11]；除此之外，攝入不同劑量的菊粉型果聚糖提高了UC患者的標志物，并誘導腸道菌群發生顯著變化，此變化與丁酸鹽的產量增加有關，這為輕至中度UC的輔助治療提供了一定的借鑒意義[12]。

本文概述了近年來UC的相關發病機制，著重探討了多糖在改善UC方面的直接或間接干預機制，為UC的臨床治療和多糖的進一步開發利用提供一定的參考。

1 UC的發病機制

1.1 腸道屏障

腸道內穩態是基于多個組成部分所維持的微妙平衡，黏膜結構的改變是UC組織病理學的主要特征，這包括上皮細胞異常、結腸隱窩形態和密度的下降、固有層細胞改變及免疫細胞浸潤[4]。腸上皮屏障(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IECs)是構成腸部內外環境的邊界，是抵御外來病原體的第一道物理屏障[13]。它由腸上皮細胞、杯狀細胞、微折細胞、神經內分泌細胞和潘式(Paneth)細胞構成[5]。細胞旁通路被嚴格調控，只允許某些溶質和液體通過，形成選擇性通透屏障；連接復合物，主要包括上皮細胞間緊密連接(tight junctions，TJs)、黏著連接(adherens junctions，AJs)和連接細胞內骨架的橋粒，封閉了細胞間隙并提供結構支持[14]。TJs是細胞旁路的主要限速因子，主要由跨膜蛋白如occludin、claudins以及zonulin-1(ZO-1)組成，他們與細胞骨架相連，調節大分子選擇性地通過TJs，同時也是不同信號通路的直接靶點和效應體，影響TJs復合物的組裝、維持和屏障功能[15]。IECs在抵御外來抗原侵襲時也能分泌一些抗菌蛋白如α，β防御素、蛋白水解酶、糖酵解酶和抗菌肽[5]。

IECs的有序更替是維持腸道屏障的重要機制。然而在疾病狀態下時，炎癥使IECs可能變得更“緊”或更“漏”，緊密連接蛋白表達異常，腸道上皮屏障的完整性被破壞，導致其通透性增加，這可能是UC前期發病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16]。

與ICEs緊密結合的黏液層，將腸上皮細胞與腸腔隔開，構成了腸道的化學屏障。黏液由杯狀細胞分泌的黏蛋白聚合后，結合水在腸腔內膨脹為網狀凝膠而形成，包括一個內部的堅固層和一個外部的松散層[17]。外層由黏液蛋白2(mucin 2，Muc2)和各種碳水化合物修飾組成，與結腸菌群相互作用；而內層的致密性可以阻止細菌滲透，同時仍允許小分子包括微生物代謝物的交換。在UC中觀察到黏液功能紊亂，表現為黏液糖基化和硫酸鹽化減少，黏液層厚度降低，糞便的黏蛋白溶解性增加，或黏液的殺菌能力降低，急性炎癥的區域甚至出現黏液層脫落[18]。Muc2缺陷的小鼠對黏膜刺激物的敏感性也持增強趨勢[19]。這些改變可能進一步促進了UC的發作，使炎癥的解決變得復雜化。

1.2 免疫應答反應

黏膜系統屏障對共生菌是耐受的，然而當屏障破壞增加，更多腔內抗原越過屏障時，這些耐受機制失效，導致局部免疫細胞受到刺激，產生細胞因子，隨后免疫細胞浸潤，進一步加劇炎癥過程。因此，免疫反應和炎癥通路是了解UC發病機制的關鍵信息[20]。UC的先天免疫反應與中性粒細胞、巨噬細胞和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s，DCs)的活躍有關[21]。有研究表明，中性粒細胞彈性酶和髓過氧化物酶等蛋白在UC中的表達上調，這與中性粒細胞胞外陷阱有關[4]。另一方面，樹突細胞和巨噬細胞在免疫反應中不僅參與抗原的呈遞、攝取和加工，還可以通過對病原體相關分子模式的識別，誘導多種信號通路的激活(如NF-κB、PI3K/AKT、AMPK、JAK/STAT)和促炎因子如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IL)-6、IL-1β等的增加。

與先天性免疫相反，適應性免疫是高度特異性的，主要參與者是T細胞。輔助性T細胞(helper T cell，Th0)可被激活并分化成Th1、Th2或Th17細胞，這有助于清除特定病原體。然而，激活的T細胞亞群異常發育可能通過過度釋放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導致炎癥的發生，這驅使一些研究將克羅恩病(Crohn’s disease，CD)和UC與不同亞型的促炎免疫反應聯系起來[17]。前者主要由Th1/Th17反應引起，而后者則是Th2反應更占優勢，組織中觀察到IL-13的上調[21]。調節性T細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則通過產生抗炎因子如IL-10和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來控制黏膜穩態，抑制Th0細胞亞群，調節腸道異常免疫反應。細胞因子也作為一種信號分子，在炎癥通路等不同作用下驅動著UC的發病[22]。

1.3 腸道菌群的影響

人體腸道內含有大量復雜的微生物群落，包括各種細菌、真菌、噬菌體和病毒，這一群體通常被稱為“隱藏的代謝器官”[23]。近年來，隨著測序技術以及非基因組技術的并行發展，腸道菌群在人類健康和疾病中的作用也逐漸變得清晰。腸道菌群主要由厚壁菌門、擬桿菌門、變形菌門和放線菌門組成，分布在結腸和遠端小腸，以一種互惠的方式與人體共同進化[24]。短鏈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包括乙酸、丙酸、丁酸，是腸道微生物發酵膳食纖維活動的主要產物[25]，在維持腸道健康方面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SCFAs作為主要的能量底物，通過改變結腸上皮細胞表型直接影響宿主消化道[26]。特別是丁酸鹽，能夠通過調節緊密連接蛋白的表達來增強腸道屏障功能，這種作用可能是通過激活AMPK或下調claudin-2來完成的[27]。丁酸鹽還能抑制腫瘤細胞的生長和遷移，并表現出抗炎和免疫調節的特性，降低腸道炎癥和結直腸癌的發病率[28]。

盡管UC的發病可能與特定的菌群無關，但腸道中普遍存在的微生物生態失調在大量的研究中已得到證實，常表現為生物多樣性減少、腸道菌群組成異常、空間分布改變以及菌群間、不同菌株與宿主的相互作用變化[24]。例如，與健康人相比，UC患者糞便中有機酸的濃度降低，腸道擬桿菌屬(Bacteroides)和梭狀芽孢桿菌亞簇XIVab(Clostridiumsubcluster XIVab)豐度減少，而腸球菌(Enterococcus)的數量遠高于健康受試者[29]。在屬水平上，另一項研究中則發現UC患者中丁酸的產生菌F.prausnitzii明顯減少，UC緩解期F.prausnitzii顯著上升，提示F.prausnitzii可能在UC的治療中發揮重要作用[30]。除細菌失調外，真菌群落隨念珠菌的生長而變化，病毒(噬菌體)的富集在UC患者和健康對照組之間也存在差異性，這可能與UC黏膜炎癥有關[31-32]。

1.4 其他

隨著基因測序技術的進步，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WAS)的進行逐漸證實了遺傳易感性這一影響因素參與了炎癥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的發生和發展。值得注意的是，表觀遺傳學和自噬等相關的探索也為UC的發病機制提供了新的見解，一些學者對此進行了詳細的綜述[33-34]，本文將不再覆蓋。這些遺傳學角度的新發現表明進一步研究基因之間以及基因與環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對開發治療UC的新藥物是至關重要的。

2 多糖干預UC

正如上文所概述的，外部環境及遺傳易感個體的影響，腸腔內上皮屏障和黏膜屏障的破壞，過度激活的腸部免疫應答反應以及腸道菌群紊亂，綜合因素的作用下進一步加劇了UC的各種癥狀。多糖具有良好的抗炎、免疫調節、抗癌等生物活性，人們對多糖在治療UC方面的藥理活性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以確定其治療范圍和作用機制(圖2)。多糖可刺激結腸黏蛋白的合成及分泌，促進結腸黏膜修復，延緩腸上皮細胞凋亡；或介導信號通路(如JAK/STAT、AMPK、NF-κB、PI3K/AKT)，調節細胞因子的平衡來降低UC免疫反應程度；除此之外，多糖也可以通過影響腸道菌群豐度，增加短鏈脂肪酸(SCFAs)的含量，來減輕UC炎癥。下面幾節將詳細介紹多糖參與調節UC的作用機制。

圖2 多糖改善UC的作用機制

2.1 多糖修復腸道屏障

有效的腸道屏障對于防止微生物及外界抗原的入侵至關重要，緊密連接蛋白和黏液層的完整性是維持正常腸道屏障的兩個關鍵因素。JIN等[35]觀察到DSS誘導型的結腸炎小鼠結腸緊密連接被破壞，杯狀細胞數目減少，腸腔內和固有層黏液合成明顯減少，給予巴戟天多糖(NFP)11 d后可見緊密連接蛋白(ZO-1、occludin)的表達顯著提高，杯狀細胞衰竭得以緩解；同時，NFP抑制小鼠腸道黏膜的破壞，促進組織保護，這可能與其酸性多糖的結構有關。CUI等[36]則發現凝膠柱鹽洗部分的黃芩多糖可同時上調ZO-1，occludin和claudin-5三種連接蛋白的表達來修復UC小鼠腸道屏障。銀耳多糖(TPF)在干預治療UC小鼠后，能明顯提高Muc2和鈣激活的氯離子通道輔助蛋白1(calcium-activated chloride channel regulator 1，Clca1)的基因和蛋白表達水平，恢復黏液屏障功能，減輕結腸損傷的臨床癥狀；體外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刺激的Caco-2細胞模型進一步發現TPF對腸屏障和黏液屏障相關基因的上調表達呈劑量依賴性[37]。此外，蘆薈多糖能夠通過核因子E2相關因子2/血紅素氧合酶-1(Nrf2/HO-1)信號通路有效促進腸道緊密連接蛋白基因的表達，從而降低腸通透性，維持腸道完整性[38]。

2.2 多糖介導腸道免疫應答反應

大量研究表明免疫系統在抵御外界物質干擾過程中的過度反應直接影響著UC的發生及發展，炎癥反應由促炎因子和抗炎因子的之間的平衡決定，而他們的分泌也受到多種信號分子的調節。過去幾十年里天然多糖的免疫調節活性一直是研究的熱點，在干預UC這一領域研究也較多。例如，在實驗性小鼠結腸炎模型中，黃芪多糖(APS)在緩解小鼠體質量減輕、改善疾病活動指數(DAI)的同時，顯著降低了NF-κB的水平，減少促炎因子TNF-α，IL-1β和IL-6的分泌，提示APS可能抑制NF-κB信號通路來調節結腸組織促炎反應，減輕結腸損傷[9]。另一項研究表明，APS通過抑制派爾集合淋巴結(PPs)中IL-17的表達，恢復Tregs細胞的數量和功能，有效控制Th17/Tregs細胞間的平衡，維持腸道免疫穩態[39]。NLRP3炎性小體(NOD-like receptor protein 3，NLRP3)是NOD樣受體家族成員，表達于免疫細胞和上皮細胞，可由β-阻遏蛋白1(β-arrestin1)激活，進而促進IL-1β、IL-18等促炎因子的釋放[40]，因此，NLRP3/β-arrestin1信號通路可能是UC治療的潛在靶點。LIANG等[41]給予DSS誘導的UC小鼠不同劑量的鐵皮石斛多糖(DOPS)，發現DOPS可下調β-arrestin1的表達，并中斷NLRP3信號通路的激活，下調IL-1β、IL-18、IL-6、TNF-α及IFN-γ的水平，且在高劑量時顯著增加抗炎因子IL-10的比例，調整促/抗因子平衡。HU等[42]從JAK2/STAT-3信號通路出發，探討蘆薈多糖(AP)干預2,4,6-三硝基苯磺酸(2,4,6-trinitrobenzenesulfonic acid solution，TNBS)誘導的UC大鼠后的治療效果，結果表明AP可下調此通路的相關基因和蛋白表達，降低IL-6的分泌，減少結腸上皮細胞凋亡。一些藥用菌類多糖如猴頭菇多糖、竹蓀多糖可抑制MAPKs、P3IK/AKT等信號通路進而減輕UC炎癥反應[10, 43]。由此可見，多糖類物質具有多靶點調節UC腸道免疫應答反應的優勢。

2.3 多糖調節腸道菌群及其代謝物

腸道菌群結構的變化揭示了UC患者與健康人的顯著差異，此外，無菌小鼠模型顯示在沒有腸道菌群的情況下不會觸發嚴重的結腸炎癥，進一步證明了腸道菌群與UC炎癥及其緩解密切相關[44]。利用天然多糖調節腸道菌群的生態失調已成為治療UC的新手段。研究表明，多糖對腸道菌群的調節保護作用是多方面的。菊花多糖作用于TNBS誘導的大鼠UC模型后，可觀察到糞便微生物中機會致病菌大腸桿菌(Escherichia)、腸球菌(Enterococcus)和普雷沃氏菌(Prevotella)豐度下降，而雙歧桿菌(Bifidobacterium)，丁酸球菌(Butyricicoccus)、梭菌(Clostridium)、毛羅菌(Lachnospiraceae)、乳桿菌(Lactobacillus)等有益菌的豐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菌群與生化因子的相關聯分析顯示有益菌的變化與抗炎因子IL-10、IL-4等水平呈正相關，有害菌則與IL-6、IL-17、TNF-α等促炎因子水平正相關，這表明菊花多糖不僅直接參與調節UC大鼠腸道菌群的組成，恢復腸道微生態平衡，還能通過腸道菌與機體細胞因子表達之間的密切關聯，間接恢復UC大鼠免疫系統的紊亂[45]。UC小鼠口服金針菇多糖后，除調節腸道菌群平衡外，還可以增加腸腔內短鏈脂肪酸(SCFAs)含量，降低厚壁菌門/擬桿菌門(F/B)的比值，改善腸道微生物多樣性和豐富度，達到緩解UC癥狀的目的；此外，PICRUSt預測分析顯示金針菇多糖干預后的菌群功能發生改變，主要表現在代謝途徑、次生代謝物、細胞膜骨架等方面[46]。類似的關于多糖調節UC腸道菌平衡的現象也在其他研究中得到了反映(表1)。

表1 多糖對UC腸道菌群的調節

然而，由于缺乏多糖水解酶，大部分多糖不能被人體直接消化吸收，他們在腸道菌群的作用下降解，形成次級代謝物，最終發酵得到SCFAs。作為主要的下游代謝物，SCFAs經腸上皮吸收進入循環系統，或被腸細胞自身利用，在改善腸道通透性、抗炎、調節UC腸道健康方面發揮重要作用[47]。GUO等[48]觀察到山楂多糖干預UC小鼠后，以Alistipes和Odoribacter菌屬為代表的擬桿菌門明顯富集，這與糞便中乙酸及丙酸的產生呈正相關，接著他們利用LPS處理的大鼠腸上皮細胞(ICE-6)模型驗證乙酸和丙酸的抗炎活性，結果顯示乙酸作用更強，提示乙酸可能是山楂多糖抑制結腸炎癥的關鍵代謝物。GPR(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41、GPR43是SCFAs的受體，在炎癥、代謝和過敏性疾病中表現出不同的功能[49]。SHAO等[50]在研究猴頭菇菌絲體多糖治療醋酸型UC大鼠時，采用氣相-質譜聯用法(GC-MS)檢測結腸內容物中SCFAs的比例，與模型組相比，藥物組乙酸和丁酸的相對比例呈劑量依賴性增加，同時結腸組織中GPR41、GPR43的表達也隨之提高，表明猴頭菌菌絲多糖抗UC機制與調節短鏈脂肪酸含量、激活相關受體信號通路有關。無獨有偶，TANG等[51]的研究證實了特定劑量的黃芪多糖和黨參多糖聯合給藥可改善UC小鼠的臨床癥狀，減輕結腸黏膜損傷，作用機制與上調糞便中異戊酸及丁酸水平，激活芳香烴受體(AhR)相關，這也為中藥配伍治療UC提供了理論依據。

腸道微生物產生的代謝物除SCFAs外，還包括多胺、二級膽汁酸、膽堿代謝產物、脂類等，在代謝組學水平上，它們的變化也是UC的一個重要特征[52]。FENG等[53]使用非靶向代謝組學手段來檢測白術多糖治療UC小鼠后腸道糞便及血漿代謝物的變化水平，發現白術多糖可改變尸胺、纈氨酸、亮氨酸、5-氨基戊酰胺、甘膽酸、熊去氧膽酸等多種代謝物的含量，構建了包含“菌群-代謝物-表型”的信息關聯網絡，為全面理解白術多糖調節UC的機制提供了重要信息。YANG等[54]注意到茯磚茶多糖(FBTP)干預UC小鼠后，色氨酸代謝途徑受到了明顯影響，采用UPLC-QqQ-MS法測定小鼠糞便中色氨酸及其代謝物的含量，結果表明FBTP可明顯抑制UC小鼠色氨酸和吲哚-3-乙酰胺(indole-3-acetamide，IAM)的水平，顯著提高小鼠糞便中吲哚-3-乙酸(indole-3-acetic acid，IAA)和吲哚-3-乙醛(indole-3-acetaldehyde，IAld)的水平，其中IAA的變化與乳酸菌豐度呈正相關，提示FBTP通過調節腸道菌群紊亂來促進色氨酸代謝；此外，IAA和IAld的增加也能激活AhR信號通路，增加IL-22的表達，從而修復腸道上皮屏障。

如上所述可知，建立“多糖-腸道菌群-UC”的聯系，明確多糖的益生機制，對開發安全有效的抗UC藥物具有一定的理論指導意義。

2.4 其他調節機制

炎癥損傷是UC的重要病理過程，除了細胞因子的分泌異常，還包括過度氧化應激。氧化應激的主要特征是丙二醛(MDA)的過量產生和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GSH-Px)、超氧化物歧化酶(SOD)、過氧化氫酶(CAT)等抗氧化酶活性的降低。此外，過量的髓過氧化物酶(MPO)、一氧化氮(NO)也導致UC結腸組織中炎癥細胞的浸潤[60]。多糖可修復結腸氧化損傷來緩解UC癥狀。REN等[43]發現猴頭菇多糖干預炎癥小鼠后結腸中NO、MDA的含量降低，T-SOD的活性顯著升高，表明猴頭菇多糖可通過抑制UC小鼠體內氧化應激反應來減輕結腸炎癥反應。LIU等[38]的研究證實蘆薈多糖具有調節抗氧化系統平衡(提高GSH、SOD、CAT酶活性，降低MDA水平)的重要作用，從而改善結腸抗氧化狀態。

自噬是細胞應激反應中降解蛋白質、細胞器和循環物質的動態生物學過程。在此過程中，自噬小體外膜與溶酶體融合形成自噬溶酶體，最后降解包裹內容物，維持細胞內穩態[61]。功能失調的自噬會引起多種疾病的產生，其中，自噬與IBD的相互作用也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

天然多糖調節細胞自噬的相關研究為探究治療UC的靶點提供了新的見解。LI等[62]檢測到DSS誘導型結腸炎中小鼠結腸組織自噬標記物LC3-2和LC3-1的比值明顯升高，自噬相關蛋白ULK1、p62、Beclin-1、LC3的表達水平下降，提示結腸損傷可能是過度自噬所造成的；給予血紅密孔菌多糖(PPS)后則能逆轉上述指標的變化，且緊密連接蛋白(ZO-1和E-cadherin)的表達水平得以恢復，說明PPS可能依賴于自噬抑制調節結腸炎的腸道穩態。然而，自噬對腸黏膜的穩態調控是雙向的。另一項關于人參多糖(GP)與糞菌移植(FMT)聯合治療結腸炎大鼠的研究中，WANG等[63]發現激活細胞自噬可抑制氧化應激、阻斷炎癥級聯反應來緩解腸道炎癥，其機制與人參多糖調節腸道菌結構，抑制Toll樣受體-髓樣分化因子88-MAPKs(TLR4-MyD88-MAPKs)信號通路，激活哺乳動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依賴性自噬(腸道菌群-TLR4-mTOR軸)相關。目前，從自噬角度闡釋多糖與潰瘍性結腸炎相互作用的報道還較少，但已有的數據為進一步闡明“多糖-自噬-UC”關聯軸提供了參考依據。

3 結語

天然多糖治療UC具有安全、療效確切、低毒副作用等優點。多糖可通過修復腸道上皮及黏膜屏障，介導腸道免疫應答反應、調節腸道菌群及其代謝物水平、抗氧化應激、參與細胞自噬等途徑緩解UC癥狀，改善腸道炎癥反應。

然而，系統地推進天然多糖成為抗UC新藥物或其輔助品，仍具有潛在的挑戰性。未來可能的研究應解決以下問題：(1)多糖結構復雜，用于樣品制備和化學表征的方法重復性較差，使得多糖質量控制較為困難，阻礙了其產品的研究與開發，有必要進一步提高質控方面的相關研究；(2)多糖經口服進入人體后不能被直接消化吸收，需在腸道菌群的分解、發酵作用下才能被機體利用。盡管本文從UC發病的綜合角度出發，闡述了多糖干預治療UC的作用機制，但多糖與腸道菌群互作的特殊性對腸道穩態的發展是不容忽視的，需要更充分的證據來明確“多糖-腸道菌-UC”之間的關聯；(3)目前針對多糖治療UC的研究多數還處于動物實驗階段，缺乏臨床應用研究，因此其臨床實用性有待考究；(4)隨著各種組學技術的高速發展，特別是高通量測序技術，使得識別多糖生物轉化過程的關鍵功能菌變得更加快捷、簡便。利用多組學關聯分析也有助于揭示多糖“多靶點”干預UC的作用特性，但需注意的是多組學數據分析的重復性及因果關系，以便形成可驗證的數據評價系統；(5)開發天然多糖靶向遞藥系統或多糖修飾藥物，探索多糖與其他藥物聯合應用的綜合治療模式將有助于解決UC傳統藥物治療帶來的弊端，提高UC患者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