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小說中女性悲；劇命運比較

沈思琦　樓庭兼

摘要：王安憶在《妙妙》和《長恨歌》中，向讀者展示了在社會轉型過程之中，多位平凡而又特殊的女性的悲劇命運。這些女性的命運有所不同，但是在現代文明的沖擊、男性壓迫的影響等方面又具有一定的共通性。研究發現，目前尚未有人將王安憶小說中的《妙妙》和《長恨歌》進行對比研究，因此，以下筆者將從現代文明的沖擊、男性壓迫的影響等多個角度，試圖揭示造成《妙妙》和《長恨歌》中女性悲劇命運的深層原因。

關鍵詞：王安憶妙妙王琦瑤現代文明悲劇命運

王安憶的《妙妙》與《長恨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內在的關聯性，它們皆把目光投向了在現代文明沖擊之下，為了生活而痛苦地掙扎的女性人物。王安憶受到后現代主義的影響，始終用一種冷靜的筆調，站在旁觀者的視角描繪了處在現代文明沖擊之下的不同女性人物的悲劇命運。以下，筆者將從現代文明的沖擊、男性主義的壓迫、女性共通的悲劇命運這三方面展開詳細論述。

一、現代文明的沖擊

《妙妙》的主人公妙妙和《長恨歌》的主人公王琦瑤，雖然早就被注定了悲劇的結局，但是她們所處的時代背景、社會環境以及受到的現代文明的沖擊是完全不同的。王安憶在向讀者講述《妙妙》的故事時，能讓讀者感覺到《妙妙》的故事是存在主動性的，因為妙妙極力地想要沖進現代文明的浪潮之中。但是在敘述《長恨歌》的王琦瑤時，王安憶的文字是平靜恬淡、無所求的，因為王琦瑤是一個置身于現代文明的浪潮之下的、被“邊緣化”的人物形象。

（一）《妙妙》中的現代文明沖擊

《妙妙》的故事背景處在20世紀70年代，那個時候的妙妙才十六歲，她是頭鋪街上的一個女孩，而頭鋪街在妙妙看來是個幾乎沒有受到現代都市文明熏陶的小地方，是一個與現代文明脫節的地方。但是妙妙和別人不一樣，妙妙覺得她的思想已經和小鎮上的人們完全不同了，她已經受到了現代文明的沖擊和影響。妙妙不喜歡頭鋪街，她的內心一直崇拜的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她覺得自己是頭鋪街上的先行者，是一個孤獨的英雄。因此，《妙妙》的故事具有一種強烈的主動性，而這種主動性正是從妙妙想要迫切地沖進現代文明的想法以及她為了實現自己的想法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動中體現出來的。

其實完全可以將妙妙和頭鋪街的關系理解為一種“在而不屬于”的特殊關系，妙妙雖身處頭鋪街，但顯然她的內心是不愿意停留在頭鋪街的，她的思想和行為與頭鋪街上的人們也是完全不相符的。正是因為這種“在而不屬于”的特殊關系，導致了妙妙最后悲劇命運的發生。

（二）《長恨歌》中現代文明的體現

與《妙妙》故事發生的時代不同，《長恨歌》的故事開頭是20世紀40年代末的上海。上海是現代文明的大都市，是最先受到現代文明沖擊的地方，也是妙妙心里頭最崇拜的城市之一。主人公王琦瑤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兒，雖沒有富裕的家庭，但她對服飾、時尚等卻總能拿捏得恰到好處。她從來沒有像妙妙一樣因為對服飾的糾結而陷入奇怪的精神困境，因為王琦瑤的衣著就是上海時尚的指標，她所喜愛的時尚正是一種獨特的上海城市文化的體現。上海這都市文明賦予王琦瑤的，是走到哪里都能被人賞識和羨慕的眼光，是看似充滿光明和希望的人生前途。但是，上海這座城市是浮華的，小說中看似光鮮亮麗的開始，最終都會以悲劇收場，城市里的一切都是極度浮華的表象，給予王琦瑤無限風情的上海最終也讓她在黑暗和寒冷中靜靜地走向了死亡。

正是特定的社會環境、時代背景以及現代文明的沖擊，最終導致了妙妙和王琦瑤的悲劇命運。妙妙常常以“先覺者”自負，陶醉于“獨自覺醒”的優越感，對周圍的人示以輕蔑、焦躁，又往往因“獨異”而感受到來自社會的傷害。內心對現代文明的渴望使她一次又一次地做出與頭鋪街不相符的事情，她總是渴望由高勢能的文化符號所派生的幻想來代替自己的現實，可結果往往是她的行為非但沒有讓她更進一步地靠近現代文明，反而最終非常不幸地成了那個被時代拋棄的人。在《長恨歌》中，王安憶所要塑造的并不是王琦瑤這個人物，而是要通過王琦瑤這樣一個女性化的上海意象，來描繪一個“邊緣化”的上海，她要通過以王琦瑤為中心的一群“特立獨行的人”，于平淡生活之中展現出上海文化的“根”。因此，王安憶讓王琦瑤表面上安逸地身處于現代文明的浪潮之中，但實際上在現代文明的滋養之下，一點點地浪費青春、消磨時光。王琦瑤沒有享受到現代文明沖擊之下本應該有的幸福生活，而僅僅只是在與眾多男性的不斷周旋之中步入了深淵，最后孤獨地走向了毀滅。其實這也是王安憶透過王琦瑤的一生，對于自己心目中“邊緣化”上海的塑造。她在描述這20世紀40年代末的上海時，對當時的時代背景進行了解構和重構，透過王琦瑤的悲劇命運揭示了社會上眾多女性的普遍命運，更描繪出了上海獨特的城市文化。

二、男性主義的壓迫

男性主義對女性的壓迫有歷史的淵源，這種壓迫體現在經濟、社會以及家庭等各個方面。妙妙和王琦瑤的悲劇命運，同樣受到男性支配的影響，并成為造成兩者悲劇命運的深層原因。

（一）女性“被物化”

過去的男性常常將女性“物化”，他們將女性當作商店里的一件商品，更將女性當作“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玩偶。就如《妙妙》中那個大城市來的男人，他作為頭鋪街的“外來者”，更作為一個“高勢能的文化符號”，毫無愧疚之心地將妙妙強奸之后離開了頭鋪街，只留下妙妙一會兒覺得自己的一輩子沒指望了，一會兒又驕傲地覺得自己距離現代文明更近了一步。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妙妙在幻想遠方的現代世界的同時，不自覺地走向了深淵。還有縣城來的何志華，在和妙妙發生了不應該發生的關系之后，他所做的不是承擔責任，而是選擇逃避。與之相對應的是《長恨歌》中的李主任，他為了自己能夠活命，只是簡單地給了王琦瑤一些金條就迅速地離開了，從來沒有想過帶上王琦瑤一起走。他只是在需要女性的安慰和依偎時才出現在愛麗絲公寓之中，因為李主任覺得女人是最簡單的，是能夠一眼就看透的。還有王琦瑤和康明遜，他們雙雙投入一場明知不會有結果的愛情旋渦之中，不幸的是王琦瑤意外地懷了康明遜的孩子，而康明遜則因為害怕承擔責任選擇了逃避，這使得王琦瑤最后不得不獨自承擔這場悲劇帶來的惡果。

由此可見，以往的男性常常隨意地處置女性的感情，他們把女性當作自己的附屬品。而這一時期的女性，尚未徹底形成自由的意志，并且缺乏自己的思想。

（二）女性順從男權的態度

舊時代的女性往往不自覺地受到男性的禁錮，自覺接受男性的“馴服”，使身體呈現出“非我”的異化形態，而不是具有獨立人格的、由自己掌控的“屬己”

的身體。這種“不自覺”“順從男權”的態度，延續在妙妙和王琦瑤身上，使得她們在與男性相處時，缺乏獨立的女性意識，更缺乏對于男女關系的獨立思考，從而“不自覺”地淪為男性的附庸。就像妙妙不顧頭鋪街上人們的看法，和孫團談戀愛，和何志華大方地在街上牽手；再如王琦瑤不聽父母的勸告，搬出了家門，放棄了學業，甚至斷絕了和身邊所有朋友的聯系，一意孤行地當了李主任身邊的“金絲雀”；還有王琦瑤和“老克臘”之間發生的那一場近乎畸形的戀愛，等等，都是妙妙和王琦瑤身上順從男權的態度的體現。妙妙和王琦瑤身上所體現的這種順從男權的態度，使她們心甘情愿地待在男性身邊，并渴求通過男性找到屬于自己的幸福。

由此可見，王安憶小說中的妙妙和王琦瑤，自我意識尚未徹底覺醒。作為女性，她們在社會中的生存空間依然是狹小的，且她們的思考與行為仍然時刻受到男性的影響，從而不自覺地帶上了一層悲劇的色彩。

（三）女性自我的“物化”

妙妙和王琦瑤主動進入男性“物化”的陷阱，并逐漸自我“物化”，最終使自己陷入悲劇的命運中，無法自拔。妙妙通過使自己“物化”的方式來證明自己和頭鋪街上的女孩們是不同的，更想要進一步地證明自己一直走的那條決心融入現代化的、孤獨的道路是正確的。而王琦瑤則是通過使自己“物化”的方式去獲取生活中缺少的那一份陪伴。她們采取的方式是有相似之處的，這里的妙妙已經具備了上海的“世俗生活觀”和“看一寸走一寸”的生活方式。但是女性身體“物化”之后所帶來的結果，在妙妙和王琦瑤身上的體現是不同的。妙妙是頭鋪街上的妙妙，她的身體“物化”之后受到的是頭鋪街上人們的嘲諷、謾罵以及異樣的眼神和各種說三道四的指責。而王琦瑤在李主任遇難之后，竟意外地當起了護士，并以此來維持生計。

男權主義的壓迫使妙妙和王琦瑤兩人同時獲得了一種“自我滿足感”，但也正是這些圍繞在她們身邊的男權主義的壓迫，推動她們一步步地走向了深淵，不自覺地陷入了生活困境，最終都喪失了獲得幸?；橐錾畹臋C會。

三、女性共通的悲劇命運

王安憶曾經說過，妙妙是個“不自覺的人”，妙妙身上所體現的是“弱者的奮斗”。在經歷了現實的殘酷打擊之后，妙妙沒有走出頭鋪街，沒有改變自己的命運，更沒有成為具有現代意識的青年，她只是在生活的旋渦里苦苦地掙扎。原本自視清高的她，到最后竟然承認了自己的平凡和沒本事，她無力地訴說著自己的悲哀和痛苦，她已經喪失了為生活實感抗爭的精神勇氣，而只是一味地沉浸在毫無實現可能的幻想當中。妙妙原本是一個先覺而勇敢，并具有一定自我意識的獨立個體，但是在生活的鞭笞下，卻很快地陷入疲憊甚至墮落，最終不得不放棄自己所謂的、想要擠進現代文明的追求和成為現代青年的理想，重新回到了頭鋪街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妙妙活得很痛苦也很孤獨，她身上流露出來的那種“孤獨感”一直在持續加深，最重要的是她無時無刻不想沖進現代文明的浪潮之中，但最終非常不幸且孤獨地成了被那個時代拋棄的人。

王琦瑤和妙妙一樣，都是被流言蜚語圍繞、被孤獨感包圍的人，且她們最終都是以悲劇收尾。小說中的王琦瑤死在了那個黑暗而沉寂的夜里，她死得很孤獨，也很凄慘，僅僅只有作為貫穿小說始終的“鴿子”目睹了王琦瑤的離開。王琦瑤表面上光鮮亮麗的人生其實是一無所有的，她的內心終究是空洞的。雖然表面上看，她是曾經風靡上海的“二小姐”，她也有過幾段“刻骨銘心”的愛情，但她終究沒有真正富足的內心和精神生活，也沒有幸福的家庭和關系頗好的朋友，更沒有謀生的能力。身邊的人一步步地離她遠去，到頭來只留下她一個人在生活中痛苦地掙扎。

由此可以看出，是時代造成了女性共同的悲劇命運。一定還有很多個“妙妙”和“王琦瑤”，她們默默地生活在城市的各個角落，使用與妙妙、王琦瑤一樣的生活方式堅忍地生活著，苦苦地掙扎在生活的旋渦之中。也許她們剛開始也對生活抱有美好的幻想，有著自己的理想和目標，是個先覺而勇敢的人，但是最終不免會疲憊、墮落，會非常不幸地成為被時代拋棄的人。

四、結語

本文選取了王安憶的《妙妙》與《長恨歌》，對小說中的兩位主要女性人物——妙妙和王琦瑤進行了分析?，F代文明在不斷地向前發展，但是男權主義的壓迫以及女性獨立意識的不徹底，成為眾多女性悲劇命運的深層原因。王安憶筆下的女性人物形象是值得每一位讀者進行深思的，隱含在女性人物背后的思想內涵更是值得每一位讀者進行深入探索的。

參考文獻：

[1]金理.“青春”遭遇“遠方的世界”——《哦，香雪》與《妙妙》的對讀[J].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7）.

[2]張清祥.馴順、緘默與死亡：魯迅小說的女性身體敘事[J].廣西社會科學，2013（1）

[3]林怡婷.《傾城之戀》與《長恨歌》女性悲劇命運比較[J].現代交際，2020（2）.

[4] 程光煒 . 小鎮的娜拉——讀王安憶小說《妙妙》[J]. 當代作家評論，2011（5）.

[5] 劉佳銘 . 不自覺的想象——論王安憶《妙妙》中的現代感 [J]. 新紀實·作品賞析，2021（23）.

[6] 貴志浩 . 發現與逃離：“娜拉現象”之女性意識透析 [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3）.

[7]雷鳴，馬景文.論王安憶小說的后現代主義情懷[J].保定師范?？茖W校學報，2004（3）.

[8]滕朝軍.試論王安憶創作中的解構主義特征[J].哈爾濱學院學報，2004（11）.

[9]皮進.王安憶小說創作中的后現代主義圖景[J].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9（1）.

[10]王安憶.烏托邦詩篇[M].北京：華藝出版社，1993.

[11]王安憶.長恨歌[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作 者：沈思琦，湖州學院人文學院在讀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樓庭兼，碩士，湖州學院人文學院助教，研究方向：文化。

編 輯：趙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