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視角下的動物詩歌《老鼠請愿書》和《致小驢》

摘要：19世紀由工業革命所引發的科學進步話題吸引了詩人的注意，探討動物形象與身份的詩歌隨之誕生。這些詩歌都反映了詩人對于人類“進步”的質疑，他們在呼吁保護動物權利的同時，也在思考人類在工業化時代該如何在“進步”的浪潮中自處。本文將以安娜·巴博爾德的《老鼠請愿書》與塞繆爾·柯爾律治的《致小驢》為例，探討在進步的視域下被物化了的動物的生存問題，并思考在該問題背后的知識與權力的關系，以及詩人用動物所隱喻的工業化浪潮下人類的生存困境。

關鍵詞：“進步”話語動物權利物化權力

有關“進步”的宏大敘事是19世紀英國的主旋律，“英國歷史是一部值得強調的進步史”，英格蘭已經進化成了“最偉大、最高度文明的民族”a 。如果說19世紀人類的歷史是坐在蒸汽火車上飛速前進的歷史，那么動物則是鑄造承載人類前進軌道的一部分，他們的地位毋庸置疑，在代替人類成為勞動力的同時，還作為科學得以發展的試驗品。詩人安娜·巴博爾德的《老鼠請愿書》（The Mouse's Petition）以一只被人類充當試驗品的老鼠的口吻，在無盡的折磨和絕望之中祈愿人類能夠良心發現，將平等的生存權利還給它；著名浪漫主義詩人塞繆爾·柯爾律治在他的詩《致小驢》（To a Young Ass）中用悲天憫人的語調表達了對為人類任勞任怨付出的小驢的同情。這兩首詩中的老鼠和小驢同為人類謀發展的工具，人類以某種高尚的事業為由征用了它們寶貴的生命卻毫無歉意。在工業、科學等領域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人對于權力的渴望、對于大自然的征服欲望一再膨脹，這是一種在人性和道德層面的退步，這也同樣解釋了為什么科學的進步并沒有使人類變得更好，各種社會頑疾并沒有因為這種進步而消失，反倒愈加滋生。

殷企平在《推敲“進步”話語——新型小說在19世紀的英國》中證明迪斯累里、狄更斯等小說家們的小說中滲透著一種共同的焦慮：一種對狂奔逐獵般的“進步”速度的疑慮，一種對豪氣沖天的“進步”話語的反感，一種對“進步”所需沉重代價的擔憂。 b 毫無疑問，同處19世紀的巴博爾德和柯爾律治分別在《老鼠請愿書》與《致小驢》中表達了類似的疑慮和擔憂，詩歌在同情動物悲慘命運的同時，也產生了對人類生存困境的迷茫與思考。

一、被物化的動物

19世紀西歐與美國的工業化發展確實稱得上是人類的進步，其步伐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工業革命促成了技術與經濟上的進步，各種自然科學學科，如物理、化學、生物學、地質學等皆逐漸成形，并影響到社會科學的誕生或重塑。商品文化的興起讓動物成了幫助人類勞動的工具和交易的砝碼，動物失去了大自然中天真無邪的天性，失去了與人類平等共處的權利，人類社會舞臺的主角只可能是“進步”的人類，沒有能力掌握科學知識和人類智慧的動物則退居舞臺的幕后，作為被物化的生物為人類的繁衍和生存默默地付出著自己的汗水與生命。人類的進步對于動物來說意味著什么？其代價又是什么？這些問題隱含在19世紀的動物詩歌之中，亟待回答。

《致小驢》一詩寫于1794年，柯爾律治敏感地在18世紀的末尾預感到即將到來的19世紀是對動物殘忍剝削和奴役的時代。詩的副標題為“它的母親被拴在它的近旁”，這一場景是經常來喂驢、對小驢充滿喜愛的詩人司空見慣的，但卻又引起他的深思，為何年幼的小驢沒有像天生愛玩的孩童一般去附近的林間空地玩耍嬉戲？又是什么使它失去了本是幼年的動物應有的活力與生氣？凝視著被拴在近旁的母驢，詩人得出了答案：是因為小驢看到自己的母親被牽制在那短繩為半徑的圓圈里無法獲得自由，為人類流血流汗地勞動之后也只能吃到那方寸之內的牧草，小驢對于母親所經歷的一切感到悲痛和傷心，縱然有機會去林中嬉戲吃草，它也無法忍心讓母親獨自留在原地辛勤勞作。人類為了使動物的使用價值發揮到最大，限制了它們的活動空間，減少了活動量自然就能消耗更少的牧草，降低了成本使得獲利更大?；顒涌臻g的限制和長期的勞累讓動物的壽命大大縮短，驢的一生除了剛出生的一段時間，余生的每時每刻都在為人類服務。目睹此情此景，詩人猜測，除了為母親的一生感到悲傷之外，小驢也為自己與母親一樣無法逃脫的悲劇命運而惶惶不安，這種即將到來的陰影籠罩著它的童年，讓它失去了孩童的活力與生氣?？聽柭芍卧诘诙姽澲刑岢鲎约嚎梢猿蔀樾◇H的“朋友”和“兄弟”，他平等以待動物和人類，希望在日漸昌盛的人類社會，為人類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動物也能和人類共享發展的成果和幸福的生活。但這種進步的思想卻與工業化潮流的“進步”背道而馳，為了發展人類，對動物的剝削不會停止。

如果說《致小驢》中人類對于動物的物化停留在勞動力的階段，那么在《老鼠請愿書》中人類對于動物的物化程度愈發殘忍，對于動物生命的漠視使得“進步”成了對19世紀人類社會的諷刺。在牛頓物理學革命的推動之下，18、19世紀出現了一批天才的自然哲學家：布萊克、普利斯特利、富蘭克林、伽瓦尼、伏爾塔、拉瓦錫、戴維——他們將化學從看病配藥的卑微使女，發展成為一門前景廣闊的、揭示自然基本形式的科學。c“化學家普利斯特利的朋友”是安娜·巴博爾德作為一位女性作家與自然科學的唯一聯系，在她的作品中，化學家的形象不失為一位大膽的探索者，但同時又是自然和社會法則的潛在違反者，這是一位從事文學創作的詩人對于19世紀的自然科學及其研究者有趣而矛盾的看法。d《老鼠請愿書》一詩的靈感來源于普利斯特利的空氣試驗：他將老鼠放在密閉的空間中，抽出空氣以老鼠窒息死亡為原理確定空氣中的氧氣含量。在詩的開頭，詩人將老鼠比作關在監獄里的犯人，但老鼠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清白無辜的它為何要遭受非人的折磨與酷刑，便寫下這篇請愿書，希望人類找回憐憫之心，使得被奴役的動物重獲自由。老鼠看到自己的同類在惡劣的實驗環境下被饑餓和陰暗潮濕所折磨，因化學實驗而喪命，不由得恐懼自己即將到來的命運。在老鼠的視角中，人類仿佛是冷酷無情的法官，在宣判自己的結局，它在被告席上據理力爭，祈求自由和生命的權利，然而于事無補。法律與科學都被人類視為“進步”的象征，但法律的公正和科學的發達都不會施惠于在人類看來低自己一等的動物。

對于動物而言，人類的“進步”是以自己的血汗勞動乃至生命為代價的無情物化和殘酷剝削，換句話說便是人類良知與道德的“退步”。對人類“進步”的質疑貫穿兩首詩歌的始終，詩人們揭露了關于“進步”的殘酷事實：它是將活生生的動物視為工具，以犧牲動物的自由和生命所取得的。

二、從動物到人類——“進步”語境下的人類生存困境

《致小驢》和《老鼠請愿書》兩首詩歌中的主角無疑是動物，兩位詩人在表達對受到壓迫的動物們的悲憫的同時，也借由動物表達了自己對于19世紀“進步”的浪潮之下人類生存困境的反思。

“朋友”“兄弟”——柯爾律治在《致小驢》中這樣形容他和一頭小驢的關系。詩人認為他與小驢、人類與動物同為大自然的一份子，應當同樣被尊重，擁有自由的權利。詩人目睹小驢和它的母親被人類奴役的悲慘生活后有感而發，希望帶著它們去到一個只有“和平”“平等”和“健康”的世界中，在那里人類、動物與大自然和諧相處，享有平等的權利。建立這樣一個理想的大同世界（Pantisocracy）是柯爾律治的政治理念和對萬物平等的世界的向往。這種天下大同的烏托邦世界是與19世紀工業化時代下的“進步”浪潮背道而馳的空想，在商品文化繁榮的背景下，“商品激發人的消費欲望，進而使人物化，而且是大規模的物化，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19世紀后演繹的新悲劇”e 。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視作商品進行買賣，人類和動物的處境同樣悲慘：柯爾律治在詩中所描述的小驢和它母親的遭遇，又何嘗不是在隱喻下層勞動人民像詩中的驢一樣為了生存，只得被視為商品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在寫作《致小驢》一詩時，柯爾律治已自覺地將小驢視為“受壓迫的種族”（an oppressed race），將驢這類為人類“進步”付出勞動的動物與受到剝削的勞動人民置于同一處境之下，他們正如同詩中的母驢一般，終身只得從事艱辛的體力勞動，被社會階級、地位和金錢這些無形的“短繩”限制在有限的空間之中，一無所有，只能以身體勞動作為交換以維持生計；他們的孩子也像詩中的小驢一樣，耳濡目染地為自己無法逃避的命運憂愁以至于麻木不仁，孩子無法得到教育來擺脫卑賤的身份和貧困的生活，更無法施展天性享受無憂無慮的童年。動物和勞動人民的被物化是對統治階級提倡的“進步”話語的最大的諷刺，足以體現出當時“進步”的虛偽，以小部分人的“進步”來書寫時代的宏偉篇章是斷章取義、以偏概全。

自然科學在19世紀的突破性進展是人類引以為傲的“進步”，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大自然是可以被人類認識、征服和利用的。人類知識的豐富意味著權力的一再擴大，無知的動物也成了他們行使權力的對象。安娜·巴博爾德在《老鼠請愿書》中所描述的場景很容易讓讀者聯想到法庭審判和施加在罪犯身上的酷刑。詩人用實驗品老鼠的口吻模擬法庭申辯，它解釋自己和人類一樣擁有對自由的渴望，對即將受到的酷刑膽戰心驚；它還從科學家的角度規勸人類，不要因為殘忍地虐待動物而喪失自己的好名聲。詩人“通過讓讀者們注意到老鼠被賦予的人類獨有的特質，以此塑造詩中老鼠的形象來強調相對人來說動物的從屬地位”f 。在普雷斯特利博士的試驗中，老鼠生前除了在試驗器皿中活活窒息而死，死后還要被解剖以觀察它的肺部、動脈或是其他器官。經過看似公正的法庭審判后，無辜的老鼠還被人類施以殺人犯才需要經受的極刑，這是一種“痛苦制造方式，一種標明受刑者和體現懲罰權力的有組織儀式”g 。這段“絞刑架前的演講”與其說是老鼠自身的抗辯，不如說是詩人借老鼠之口“揭露了強者和權勢者的猙獰面目，因為邪惡也成為另一種特權方式”h。動物的命運在知識與權力息息相關的社會中由執掌權力話語的人類決定，老鼠為人所唾棄，但即使是這樣一種生物的命運中也滲透著人類社會的權力網絡，巴博爾德作為人類卻以老鼠的視角發出抗辯，無疑不是證明了人類在科學知識方面的“進步”導致了權力的擴張和泛濫，在權力的大網之中，人類和老鼠同為被物化了的商品，同樣殘忍的剝削也會被施加于勞動人民之上，當權力的大手伸向人類的時候，我們會像一只老鼠一樣無力反抗。

兩位詩人在各自的詩中所傳達的都是人類首次遭遇工業化浪潮沖擊時的普遍困惑和迷茫。人與動物、大自然的關系不再是古典時代田園牧歌般的夢幻美好，柯爾律治在詩中大書對大同烏托邦世界的憧憬，他未必不清楚這只能是一種空想，但其雖與工業革命下的“進步”話語體系相悖，卻在不可逆的文明進程中不失為一種人類在思想上的贖罪。作為一位杰出化學家的朋友，安娜·巴博爾德在贊揚朋友的科學貢獻的同時，也感受到了作為一位詩人的無力感：她將好友蒸蒸日上的科學事業比作源自大海的河流毫不停息地向前流淌，而她卻深刻地感受到自己——一個不懂得自然科學的女人——被這場轟轟烈烈的潮流所拋棄了。i巴博爾德從未批判過科學的進步與發展，但她在其他詩中也暗示了科學技術的發展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j，動物權利的喪失和人類欲望的日益膨脹都是“進步”所帶來的惡果。

三、結語

在自然科學以騰飛之速進步的浪潮中，詩人們從人文主義的角度質疑和反思此種“進步”的弊病。動物詩歌作為一個獨特的切入點，為西方工業時代“進步”神話的祛魅提供了新的解釋思路。無論是小驢還是老鼠，它們都作為文明發展的代價成為詩人質疑“進步”話語的依據，當科學知識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時，微觀化的權力滲透在社會的方方面面，動物和大部分人類都擱淺在了“進步”浪潮拍打的海灘上。歷史的車輪已經從19世紀駛入了21世紀，對于這種以多數人的犧牲為代價、為社會戴上虛偽的繁榮面紗的“進步”話語，仍然值得現代社會深思。

作者：李聰寅，江蘇大學外國語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

編輯：杜碧媛E-mail ：dubiyuanu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