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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大杰的生命情懷與晚明文學的接受

2022-05-30 19:31梁致遠
名作欣賞·評論版 2022年11期
關鍵詞:文學理論

摘要:在劉大杰早期的研究中,晚明的小品文是重點,而在《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寫作中,這一重點轉移到公安、竟陵派的文學理論上。在他的敘述中,公安、竟陵派的理論是對過去文學的一場革命,他們的創作則是一場“文學運動”,小品文也是“革命”“創造”的產物。這種充滿浪漫氣息的敘述很大程度上源自他本人濃厚的生命情懷,這得之于他崇敬的廚川白村等日本學者。借此,他越過古人的性靈與格調,將晚明的詩學變成一種以生命力、革命性為價值判斷標準的“劉氏詩學”,從而完成了他對晚明文學的接受。

關鍵詞:劉大杰晚明文學《中國文學發展史》文學理論

劉大杰是20世紀中國著名的文學家和文學史家,他獨特的生活、工作經歷及《中國文學發展史》這部文學史名著使他在今日仍不乏關注。而在眾多的研究中,以《中國文學發展史》這部書為核心的研究甚是矚目。論者多從“進化論”“文學史”“思想史”等方面進行分析,認為這部書體現了一種進化的文學觀 a,是一部充分吸收前人經驗 b,并試圖將古代文學與現代思想融合的文學史。c 李夢竹和陳文新則做了更細致的研究,指出劉大杰將現代文學觀念的置換與“進化”的文學觀結合,形成了他對小品文的獨特理解與《中國文學發展史》中的相關敘述。d 在這一系列論著中,劉大杰文學史書寫的核心特色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一是“進化論”的影響,二是“援古入今”的嘗試。不過,這一概括仍有細化空間,劉大杰的論著亦不局限于這兩種傾向。若以他對晚明文學的接受為例,可以發現劉大杰的論述中還有濃重的生命情懷,同時夾雜著“文學革命”話語的影響。這些因素促使他努力將“公安、竟陵”視為一派,并將他們的詩學解讀為一種生命詩學。而在《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寫作中,這些特色受制于文學史的體性,在發揮上已經有了很大的節制。

一、劉大杰對小品的接受

劉大杰接受晚明文學之內容,可由《中國文學發展史》中的相關章節一窺。在1957年版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中,晚明文學分成了“反擬古主義的文學運動”和“晚明的散文”兩部分。前者以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詩歌理論與詩歌創作為主要內容,后者則以晚明的小品文為探討對象。在劉大杰的論述中,晚明的小品文與公安、竟陵的詩與詩論是一體兩面的。公安、竟陵的詩論是對后七子“模擬之風”的一種“革命”,而小品文則是他們實踐這一理論的最佳成果。e

劉大杰很早就開始關注晚明小品。早在1934年,劉大杰就已經由北新書局出版了《明人小品集》和《山水小品集》兩部明人小品集,次年又由中華書局出版了《注釋歷代小品文選》以及由上海雜志公司出版了《瑯嬛文集》。而這離1932年掀起“小品熱”的沈啟無《近代散文抄》及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二書的出版才過去兩年。在《明人小品集》的序文中,劉大杰表示自己有購買古書的癖好,同年刊載于《人間世》的《春波樓隨筆》f 和刊載于《申報》的《買書的癖》g 亦證明劉大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有搜購明人小品集的行為??梢?,他對這些作品的閱讀和收藏都遠早于這幾部作品集的整理出版,并非“小品熱”的影響,而與周作人、俞平伯一樣,是他自覺的行為。劉大杰個人對明代的小品甚為喜愛,在出版《明人小品集》前,至少已閱讀過《珂雪齋集》《隱秀軒集》《中郎全集》《賴古堂集》《冰雪攜》《涌幢小品》《梅花堂筆談》《聞雁齋隨筆》《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瑯嬛文集》等小品集。劉大杰對晚明小品評價極高,他認為“小品文實為明代文學之精華”,讀之“清香在齒頰間”,文字間亦仿效之。h

在《明人小品集》的序文中,劉大杰對小品的創作者,亦即公安、竟陵的作家們推崇備至,認為“他們這一派的人,都是天才的作家,有豐富的情感,有清麗的文筆,有活動自由的靈魂”,“在他們的文章里,有嬉笑,有怒罵,有幽默,有感慨”i。劉大杰一面熱情地褒揚小品,稱贊其內容、形式上的創新,另一面又寫到了小品在文學史上的定位和誕生的原因。他指出小品是“公安竟陵派”這一“文學運動”的一部分,是古文運動到了窮途、魏忠賢當國阻絕仕途、小說戲曲在民間流行三大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觀點在經過十多年的醞釀后,多少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得到了體現。他在1957年版《中國文學發展史》中指出:“晚明新興的散文,是公安、竟陵文學運動的直接產物,比起他們的詩歌來,散文的成就是比較高的?!眏 “文學運動”的定位也得到了保留。但就小品誕生的原因,他并沒有進行整體論述。同時,他在三十年代的幾部作品編輯中保持的“純文學”觀念 k 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也有了一定修正:在評論張岱的作品時,劉大杰特別強調“各種體裁,到了他手中都解放了,如序跋、像贊、碑銘,這些文體,出之三袁、鍾、譚,還是板起面孔規規矩矩地寫,到了他,也寫得滑稽百出,情感躍然,這不能不說是散文上一大進步”。各種文體都能夠“小品化”是張岱寫作的特色,而劉大杰在論述這一特點時,不得不突出“現代人劃定的'純文學'范圍”,將“序跋、像贊、碑銘”等應用文體也納入討論,這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劉大杰在撰寫文學史時更為成熟或說節制的筆風。這一點,對比劉大杰對“公安、竟陵的反模擬文學運動”的書寫就顯得更為明顯。

二、劉大杰對公安、竟陵派文學理論的接受

相較于早早就有各種合輯出版的小品,劉大杰在“公安、竟陵派”的其他文獻整理上并不十分落力。唯一的成果是與阿英、林語堂合作校訂,在1934年由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的《袁中郎全集》。該書盡管有眾多名家序跋,卻由于魯迅的批評而成為當代《語林》。多年后,幾位署名作者依然互相推脫,不愿承認參與過此書的校訂?!对欣扇返男S喺叩降资钦l,三人到底分別負責了什么部分,至今仍是謎案,學界眾說紛紜。唯一可信的是劉大杰為《袁中郎全集》所作的序文《袁中郎的詩文觀》。文中從明初的宋濂、方孝孺開始,談到三楊的臺閣體和“對當日的文壇持了革命旗幟”的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的“模擬主義”。劉大杰認為,唐宋派的作家只是進行了新文學的創作,“沒有正式站出來,同當日的舊文壇宣戰”,而“一方面努力新文學的創作,同時又鼓吹新文學的理論,正式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向模擬的古典主義,加以激烈的攻擊,創造新的浪漫文學的人,是公安派領袖袁宏道”。他的文學主張,不分詩文,總有四個要點:一是“反對模擬”,二是“不拘格套”,三是“重性情”,四是“重內容”。談到袁中郎文學的意義,劉大杰說:“把中郎的作品與文學理論,搬到現在的中國來,自然是舊貨了。貨色雖是舊,但是他那種文學革命的精神,還是新的”,同時還“應該使他的精神復活,應該使他在文學史上,得一個他應得的地位”。袁中郎精神的復活或許沒有實現,但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則確實因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問世而得到了頗大的提升。

在1957年版《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反對擬古主義的文學運動”這一節中,劉大杰將袁中郎塑造成一位有“猛烈斗爭態度,熱烈的少壯的積極精神”l 的斗士。對于公安派的文學理論,劉大杰總結出五點:第一,“文學是進化的”;第二,“反對模擬”;第三,“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第四,“內容充實,有血有肉”;

第五,“重視小說戲曲的文學價值”,還特別指出第五點是“過去的文學批評史上所沒有的”m 。同時,竟陵派在劉大杰的敘述中也成為這一文學運動的一部分。劉大杰認為,《明史》關于竟陵派的敘述很有誤導性,它讓讀者誤以為竟陵派是另一派別,實際上“關于文學的理論,公安、竟陵沒有什么大的差別”。竟陵派的幽深孤僻,是創作上的特點,不是理論的特點?!霸谖膶W運動上,他們是同一個潮流,同一個反擬古的文學運動,同樣充滿著反傳統的積極精神?!彼滞瑫r舉出許多同時代批判家的例子,證明二者實為一家?!吨袊膶W發展史》中對公安派文學理論的描述,較之劉大杰早年的文字,額外加入了“文學是進化的”“重視戲曲小說的文學價值”兩點,同時將“獨抒性靈”與“不拘格套”合而為一。同時,與論述小品文的章節相比,“反對擬古主義的運動”的篇幅要大得多,后者有整整十一頁,而前者只有六頁半。聯系劉大杰的個人偏好,這里的篇幅比重顯然已經過慎重調整。盡管小品是劉大杰的心頭好——他甚至在1949年版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中給了它們“公安、竟陵新文學運動”的“唯一收獲”這樣的評價——他還是跟從文學史的主流,以詩歌及詩歌理論為主,在小品文部分,僅選取了四位作家進行論述。

可以說,在劉大杰早年的研究和寫作中,晚明的小品文是絕對的中心和重點。而在《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寫作中,這一重點已經轉移到公安、竟陵派的文學理論上。早年他對于公安、竟陵的文學活動是一場“文學運動”,是“斗爭”,有“革命性”的論斷被保留了下來,但對于小品的“革命性”敘述則已不見蹤影。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劉大杰介紹諸家小品,不見前一節中的種種革命話語,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清真”“新奇”等較為平和的詞語。n 另外,在以上的文段中,我們很容易看到幾個關鍵詞:“斗爭”“文學革命”“文學運動”“進化”“情感”“靈魂”“性靈”“個性”?!岸窢?、文學革命、文學運動”這幾個詞很好理解,在近代長達數十年的“文學革命”與“五四”激潮的余波下,劉大杰敘述中的“文學政治化”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而“情感、靈魂、性靈、個性”和“進化的”,則被今人解釋為“以'情'為主且帶'進化'色彩的文學觀”o 。筆者認為,這一觀點還有可以細化的空間,結合劉大杰的其他作品,我們很容易發現其中濃重的生命情懷。

三、劉大杰的生命情懷與文學批評

前面我們已經談到,劉大杰對于晚明小品的關注并非是“小品熱”的影響,而是一種自覺的行為。而劉大杰早年對小品作了現代“純文學”的界定,也不一定就是受周作人影響所為。如果我們從三部小品集所收錄的具體文章來說,它確實不脫“現代人劃定的純文學范疇”。但關于一種文體的性質的認識,不只在于文體上的區分劃定,這只是一種“消極認定”,即它“不是什么”;還應該有一種內部的積極認定,即它“應該是什么”,這一點可以從《明人小品集》的序中讀出來。對于劉大杰本人來說,明人小品的生命力(“公安竟陵”都是天才的作家,有豐富的情感……有嬉笑,有怒罵,有幽默,有感慨)、反抗力(前人覺得有趣的,他們覺得無聊;前人覺得不值得歌詠描寫的,他們覺得值得歌詠描寫了。前人都是做那些忠君愛國的大文章,他們專喜做了那些游山玩水、看花釣魚、探梅品茗的小品文)是受重視的。這可以說是一種小品文的內在認定,與周作人的認識其實有明顯的差別。筆者認為,劉大杰與周作人對晚明小品的關注,有一個共同的思想根源——廚川白村等日本文藝理論家的文藝觀。劉大杰對其中蘊涵的生命主義的接受,是上述許多觀念的真正源頭。

劉大杰對廚川白村的接受是相當明顯的,他先后翻譯過廚川氏的《走向十字街頭》《裸體美術的問題》《歐美文學評論》等文集。更在《明人小品集》的序中,引用廚川白村對小品的定義:

如果是冬天,坐在火爐旁邊的靠椅上;在夏天,批著浴衣,飲著茶,隨便地同好友閑談,將這些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東西,就是小品文。興會來了,也說些小小的道理,有幽默,也有感慨。既有幽默有感慨,所談的題目,天下國家的大事不用說,還有市井的瑣事,書籍的批評,友朋的消息,以及自己過去的追懷,想到什么就談到什么,用即興之筆寫出來的東西,便是這一類的文章。

對此,劉大杰的評價是“廚川白村氏的解釋最好”。除了這種明顯的引用,劉大杰還學到了廚川獨特的生命主義觀念,這源自伯格森的生命主義哲學 p,這奠定了他與周作人的差別。伯格森主張的不是單純“進化論”,而是“創化論”(Evolution créatrice,《創造進化論》原書出版于1907年),指的是創造與進化并不排斥,宇宙是一個“生命沖力”( ?lan vital,即“生命力”)在運作。這一思潮在歐洲與精神分析等觀念一同催生了表現主義的文學,而表現主義又是劉大杰關注的重點。在他留日的數年間,生命主義的影響在日本文壇無處不在,但在周作人留學的時代,這種觀念才剛剛在歐洲誕生,這造成了劉與周對小品認識的不同。q

在具體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劉大杰顯然接受了更多的生命主義觀念。這一觀念由于經過了日本理論家的轉譯,在劉大杰這里發生了一定的變形,可稱其為一種生命情懷。他傾向于“社會的文藝”,創作往往有所寄托,熱衷于創作小說;而周作人則傾向于創作“現代小品文”。劉大杰對小品作家的認識,是“有自由的靈魂”“豐富的情感”,能在“死氣沉沉的文壇上,別開一條生路”,“所謂文章的規律,所謂文學的道德,他們都一腳踢翻了,前人覺得有聊的,他們覺得無聊,前人覺得不值得歌詠的,他們覺得值得歌詠描寫了”。這是一種生命的、沖突的表達方式,這與周作人“文學是無用的東西,因為我們所說的文學,只是以傳達作者的思想情感為滿足的,此外在沒有目的之可言,只能令人聊以快意”的主靜的文學觀有所不同。在劉大杰看來,小品是內容上“用即興之筆寫出來的東西”,可這也意味著他們“大膽地要寫什么寫什么,想怎么寫便怎么寫了”。即興也是一種有力的“反抗”,是一種勇氣的結果。這一點倒與魯迅的定位不謀而合,他在《小品文的危機》中說:“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著掙扎和戰斗的……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并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這正是“生命力”作用的場所。

在劉大杰的《袁中郎的文學觀》中,袁中郎的觀念就是“反對模擬,不拘格套,重性靈,重內容”?!爸匦造`”是精髓,而性靈“便是今人所說的情感和情趣”?!爸厍椤笔莿⒋蠼芪膶W批評中頗為明顯的特點,不過,這樣的“性靈”還無法滿足劉大杰澎湃的生命情懷。對小品乃至公安、竟陵派詩學的解讀,只滿足了他對于“靈”即個人主義、個人精神之弘揚的需求。至于“生(性)”的主張,必須以文學史的建構來彌補。結果,竟陵派在明清詩文評論中“幽深孤僻”的特色被回避,它被賦予了與公安派一樣的地位,“擴充”了反擬古的陣營。文學革命的話語是那個時代最典型的生命沖力,劉大杰將其賦予公安、竟陵派,并將它們與唐宋派相區別。在劉大杰看來,默默創作的唐宋派還沒有足夠的生命力,缺乏挑戰舊文壇的沖勁;而大聲主張“新文學”的公安派就配得上“文學革命”的大旗了。創造、進化、革新的生命情懷,不論公安、竟陵派或明末的小品究竟如何,劉大杰已經將這些觀念投射到它們身上,從而形成了一種屬于他的詩學,這可以說是一種創造性誤讀。

四、結語

在留學過程中,劉大杰從廚川白村等日本學者那里接受了一種生命主義的觀念,他帶著這種觀念與流行的文學革命話語觀照晚明的文學,強調了公安、竟陵派文學理論和晚明小品中“反抗”“創新”“革命”的一面。盡管他個人的偏好在《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寫作中已有所節制,在篇章分布上為文學史的嚴謹和客觀性讓出道路,但在敘述中,濃厚的生命情懷與文學革命的話語結合,依然創造出屬于他的獨特文學史敘述。他越過古人的性靈與格調,將晚明的詩學變成一種以生命力、革命性為價值判斷標準的“劉氏詩學”,從而完成了他對晚明文學的接受。這種創造性誤讀亦深刻影響了后代學者對晚明文學的認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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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致遠,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2020級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學。

編輯:康慧E-mail :kanghuix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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