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1949年民盟的路線轉變與內部分歧

吳昕璇

【摘 要】在抗戰后期至解放戰爭期間，民盟的路線轉變有一個較長過程，并非召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能實現的。在民盟被迫解散前，南方總支部率先轉向革命，并試圖推動總部轉變路線，但沒有成功。在總部解散后，作為唯一幸存且組織完整、公開活動的總支部成為民盟復建總部、轉變路線的組織基礎。民盟一屆三中全會轉變了路線，產生了新的領導機構，但未能實現內部意見的完全統一，仍有盟員在某些問題上堅持中間路線的主張，不過他們的意見在革命的大潮中逐漸被邊緣化了。

【關鍵詞】民盟;南方總支部;中共;中間路線;民主革命;統一戰線

【中圖分類號】K26;D23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6-6644（2022）03-0087-13

1947年11月6日，民盟在國民黨政府的壓力下，被迫發表公告宣布解散組織。經此打擊，民盟非但沒有消沉，反而在香港召開一屆三中全會，復建總部、轉變路線、繼續斗爭，從此“‘一面倒，倒在新民主主義方面”。隨后民盟積極響應中共中央發布的“五一號召”，并參加了新政協，直到現在仍然作為重要的民主黨派之一活躍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對于民盟的此次路線轉變，學界已有許多研究成果。但還存在以下幾點不足：一是對民盟南方總支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重視不夠;二是對盟內黨派（如救國會和第三黨）存在的不同態度缺乏深度分析;三是對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后盟內仍然存在的路線分歧關注不夠。本文擬利用搜集的史料，重新梳理民盟路線轉變的來龍去脈，以期對上述問題作一解答。

一、民盟南方總支部與民盟路線轉變之關系

民盟于1941年在重慶成立，內部由“三黨三派”組成。由于活動受到國民黨當局的阻撓，民盟派遣梁漱溟前往香港創辦機關報《光明報》，宣告組織的成立，并公開民盟的政治主張。依托香港的特殊政治環境以及內外錯綜的黨派關系，對民盟南方組織的早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特殊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民盟南方組織又在日后推動民盟路線轉變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南方總支部的組織背景和人事基礎

抗日戰爭時期，民盟就在籌建它的南方（或東南）組織。民盟南方總支部是在梁漱溟籌建的桂林核心小組、東南總支部籌委會和李章達籌建的韶關核心小組、東南干部會議的基礎上于1946年1月1日在香港正式成立的。那時抗日戰爭結束不久，各黨派在華南、香港投入力量作重新布局。中共與第三黨、救國會在實踐中產生的合作關系，也反映到民盟南方總支部里來。

從組織上來看，民盟南方總支部前后有20余位委員，其中多數是第三黨和救國會的盟員，如彭澤民、丘哲、李伯球、李章達、薩空了等;還有許多共產黨員也交叉其間，如楊逸棠、郭翹然、胡愈之、張鐵生、沈志遠、狄超白、黃藥眠、胡一聲、周匡人等，他們有的是以救國會或第三黨的面貌在盟內出現的，有的則不是。它的發展與中共的支持也是分不開的。1946年3月，中共廣東區黨委曾要求各下級組織支持民盟的工作，“把進步的士紳及有社會地位的各界人士、我黨的同情分子，大量組織到民盟中去，通過民盟去團結廣大的中間群眾”。在具體工作上，中共也對民盟給予幫助。如第三黨要辦它的機關報《人民報》，便去找非第三黨的盟員黃藥眠當主筆，還想獲得中共的幫助。而廣東區黨委統戰部部長連貫也表示一定幫忙。在宣傳上，南方總支部成立初期，并沒有機關刊物，后來雖先后有《民主星期刊》（廣州、南方版）以及《光明報》，但是由于出版周期較長并且不能按時出版，所以它的許多文件和談話，都由中共運營的《華商報》來代為發表。承擔《華商報》印刷發行的有利印務公司與新民主出版社，同時也負責《光明報》的出版發行。擔任《光明報》主編的民盟南方總支部宣傳主任黃藥眠，也是中共黨員。在民盟南方總支部里，中共、第三黨、救國會這幾種力量之間有著錯綜的關系。

中共從統一戰線策略出發，對民盟南方總支部及其主要構成（救國會和第三黨）有一個分析，認為救國會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政治集團”，在抗日運動高潮時出現，但在全面抗戰爆發后已經“無形地陷于瓦解了”。救國會的大部分干部及主要群眾都加入了共產黨，上層分子（如李章達、陳汝棠等）也以個人身份和中共保持聯系，所以它自身“已經不是一個什么有組織的力量”。雖然救國會是中共“在民盟里面較為可靠的朋友”，但其中還有些“上層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的右翼分子”存在。而第三黨的“主要基礎是在廣東”，成分“主要是上層小資產階級”，又“容納了許多中小地主及官僚政客”，與“統治階級保持千絲萬縷的關系”，因而是一個“內容復雜，并帶著濃厚投機性的政治集團”，是許多地方中共“上層統戰工作上的主要對手”?；谶@樣的認識，廣東區黨委對民盟南方總支部有兩方面的政策：一方面是幫助民盟擴大組織，并利用民盟作招牌開展活動，“盡量讓民盟出頭領導，由我們從下面去支持”，“讓民盟去沖鋒以打開局面”;另一方面是逐步改變民盟的組織成分和政治傾向，要“派遣不少干部到民盟里面去”。對第三黨，中共則要求努力爭取“它的下層群眾及上層個別進步分子，幫助與鼓勵他們繼續進步，提高并緊靠我們”。民盟港九支部的馮裕芳也主張大力擴展組織，吸收新鮮血液以“改變盟員結構”。這樣做的目的在于稀釋中間路線思想在當地組織中的影響。

綜上，民盟南方總支部的組織背景相對特殊，使其在此后推動民盟路線轉變的過程中發揮了獨特作用，并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民盟解散前，南方總支部就已逐漸拋棄中間路線，并試圖推動總部實現路線轉變，但是沒有成功。第二，在民盟面臨解散危機時，南方總支部對當局宣布民盟為非法的命令以及總部發表的解散公告予以抵制，宣布保持組織，繼續奮斗。第三，在民盟解散后，南方總支部率先對內部的中間路線思想進行批判，并成為民盟復建總部的組織基礎。

（二）南方總支部推動民盟轉變路線的努力及其失敗

民盟一屆二中全會前，南方總支部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政治形勢時就對“民主陣營”提出頗多批評（或者說檢討），認為它“只知空口抗議呼吁”，而對國內外反動派的陰謀“未能及時予以充分的估計和揭發”，因而“忽略了主動出擊的機會”。他們認為張家口被國民黨軍占領實際標志著“經由和平協商達到民主政治的道路”已遭破壞，接下來起決定作用的是武裝斗爭，因此“整個民主陣營必須堅強團結以應付即將到來之殘酷局面”。隨后在《光明報》上刊登了對民盟一屆二中全會的建議，其中就提到即便民盟以后還不放棄調解工作，也要“堅持本身的立場和前提條件”，而不能被動地、無條件地“做中間的調人”。南方總支部的沈志遠來到上海后，曾與總部的李相符（中共黨員）在章伯鈞家里舉行的一次集會上表達不滿，情緒激動并開口罵人，以至于范樸齋說他們“幼稚作風大可憤”。民盟二中全會一方面做出了一些調整，如明確內戰的責任在國民黨、提出恢復和談的三項前提條件、決定取消黨派盟員、設立政治計劃委員會、希望廣泛聯絡民主力量等，但另一方面又重申政協的立場和精神，堅持和平、合法、公開的原則。實際上，此時民盟并未完全違背中共的主張。因為中共此時雖然已經實質上確定“打倒美蔣”的方針，但是并不拒絕同國民黨談判，也沒有拋棄政協的精神。直到1947年6月中共還仍然堅持“政協路線（或精神）”，“斗爭口號的提高，停戰條件的改變，要適時但也不要頻繁，其作用要在能動員廣大群眾接受此口號并為此口號奮斗”。所以民盟此時從舊政協的五項決議前進到要求“從新召開政治協商”，以“修改與補充”既有的決議，這已經是一個進步了。

然而國民黨當局并不以破壞政協決議、單方面召開“制憲國大”而滿足。1947年7月，當局頒布“總動員令”，進一步擴大內戰，并在自己的統治范圍內肅清“共黨”。7月9日，彭澤民代表民盟南方總支部發表談話，指出“今后再去向蔣氏呼吁和平民主將是徒然之事”，號召“以人民的總動員來反對獨裁派的總動員”。同時，其下屬港九支部也發表談話，認為當局此舉是“自絕于民族自絕于人民”，代表全港僑胞以及全國人民對于這種“亂命”誓死拒絕、一致反對。后來董顯光將此作為民盟“煽動叛亂，違反法令”的罪證，加上民盟總部領導人在兩個多月的時間里“從未予以糾正”，因此要求民盟總部為此負責。據梁漱溟的說法，民盟總部曾“出而糾正”。也有材料說當時民盟總部對南方總支部“函電交馳，加以‘指示”，只不過都沒有什么效果。當時民盟常委周鯨文在香港辦《時代批評》雜志，刊發長文《論中國多數人的政治路線》，繼續宣傳中間路線。而與之針鋒相對的，《光明報》則連續刊登鄧初民的講演辭和文章，公開宣傳中共是民盟“肩并肩的兄弟”“手牽手的朋友”，要大家不要反對中共，也不要站在中立的立場，而應該同中共合作。南方總支部進而于1947年8月17日致函民盟總部，提出關于斗爭策略的建議：為以防萬一，應及早在海外建立言論機關;除上層領袖外，所有盟員立即轉入地下;尤其是要求民盟的工作“不能限于公開合法”，而應該“加強上層與下層、公開與秘密的工作的配合”，“著重組織群眾進行公開與秘密相結合的斗爭”。但是總部沒有采納這些建議，復函強調應繼續保持“爭取和平合法公開之地位”，并且“明知其無效，我們也不能放松”。即便如此，在胡愈之（中共黨員）的領導下，9月召開的馬來亞民盟代表大會發表對外宣言，要求徹底清算國民黨反動派，認為“民主勢力與反動勢力是無法以合作方式建設新中國的”。他還指出，中國民主派的任務已不再是“商談請愿”了，也不應再要求“恢復政協路線與實現4項諾言”，而應該“根本推翻法西斯的獨裁統治，建立民主派的聯合政府”。胡愈之等人的主張未獲得民盟總部的認可。張瀾致函他們表示“仍持政協路線與精神”，“堅持民主方式爭取民主之原則，繼續奮斗”。對總部遲遲不愿轉變路線，南方總支部“屢向總部表示不滿”?？偛颗c南方總支部的爭論，被范樸齋視為“此輩在海外之人極幼稚躁妄”。

可見，南方總支部推動民盟中央轉變路線的努力在這一階段沒有成功，但它在行動上表現出越來越大的獨立性，以至于張瀾在宣布盟員暫?；顒拥臎Q定時稱“外埠之民盟支部或致不遵守渠之指令”。這表明他對南方總支部與總部間的意見對立是心知肚明的。梁漱溟稱此時民盟“意見不能一致”且“伏有內部分裂的危機”，所指可能就是此事。南方總支部于1947年10月29日、11月9日先后發表兩篇鄭重聲明，表示：即便總部被封鎖，南方總支部也不會停止斗爭;總部發表解散宣言絕非出于自己的意志，南方總支部決心繼續奮斗。當時就有人估計：“民盟今后可能以香港為其新的中心”。國民黨當局對此也相當重視，認為“民盟在東南亞洲擁有廣大之支部……此等支部可能繼續活動，如此則政府將采取‘外交或其他步驟以制止之”。

（三）南方總支部是民盟復建總部與轉變路線的組織基礎

在南方總支部里，也有一些下層的進步分子認為民盟已經沒有前途，“大多感于本盟不能滿足其革命要求，組織隨之無形渙散”。在總部發表解散宣言以后，民盟港九支部就在南方總支部的領導下繼續開展活動。他們連續召開支部擴大會議，檢討盟務，廣泛聽取盟員的意見與批評，一方面由支部領導人承擔主要責任，另一方面也指出由于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造成上下級關系脫節，使得支部更加困難的情況。最后提出《本盟工作總方針的建議》，包括奮斗目標（重新解釋“獨立、民主、和平”，賦予其反帝、革命、不妥協的色彩）、組織性質（走向嚴密健全的政黨化組織）、階級立場（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肅清改良主義與中間派的政治路線（建立新的革命各階層各黨派的愛國民主聯合戰線）、斗爭策略（放棄公開、合法、和平的方針）、加強組織（民主集中制、健全基層組織、民盟本位、健全干部政策）等六個部分。從結果來看，這些建議多被隨后召開的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所接納。

在民盟一屆三中全會上，南方總支部的地位得到了加強。沈鈞儒在開幕式上表示：“同志們的提案，一致要求實行民主集中制。這點非常重要?！睍h通過了關于今后組織工作的計劃，要求采取“群眾性的革命性的組織路線”，加強戰斗性和紀律性，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少數服從多數，全體服從組織;并特別規定“中常委如不是法定人數，各常委得與各處會正副主任開聯席會議代行其職務，如有重大問題不能解決者，應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解決之”。這樣就改變了過去中央全會閉會期間、常委又不能齊聚時由少數黨派領袖協商決定民盟大政方針的局面。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決定的人事安排：在主席張瀾不在的情況下，由沈鈞儒、章伯鈞二人以常委名義領導全局，兩人同時還分別擔任財務委員會主任和組織委員會主任，周新民代理秘書處主任（原為張東蓀，由黃炎培代理），沈志遠代理宣傳委員會主任（原為羅隆基）、黃藥眠為副主任，馮裕芳代理國內關系委員會主任（原為梁漱溟，后為朱蘊山）、李伯球為副主任，薩空了代理國外關系委員會主任（原為張君勱，后由羅隆基代理）。由于在南方總支部的組織基礎上重建了總部，其發布文件可以同時用“中央的名義發出”。后來《光明報》復刊為民盟總部機關報，主編陸詒在宣傳委員會沈志遠、黃藥眠的領導下工作。他們三人均在達德學院任教。為便于開展工作，達德學院教務長陳此生特意將他們的課安排在同一天，如此上完課他們又能在一間宿舍里撰寫文章、進行編輯工作和商量組稿事宜。當時達德學院內的民盟組織經過整頓，已經確立了中共的領導權，并成為各民主黨派求同存異、合作共事的一個典范。

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后，南方總支部的一些領導人不但擔任了總部的一些處會的領導職務，而且通過出席常委與各處會正副主任的聯席會議，取得了中央核心決策參與權。當時就有人評論說：“如果說今天的‘民盟是救國會與第三黨的天下也不為過，其他的小派系對于‘民盟的工作方針與決策，是沒有過問的力量的?！秉S藥眠也表示：“這時民主同盟內部結構的轉變，為未來的民主同盟中央建立了基礎?！敝泄舱J為，在此會之后雖然民盟中常委11人中“右派分子居多數，左派分子僅占兩個”，但“其總部及各地區的實際領導權已逐漸轉移到進步分子手里”。在此基礎上，民盟才得以確立人民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線：“徹底推翻整個國民黨反動集團的統治”;“徹底驅逐美帝國主義出中國”;“徹底鏟除這一反動統治的經濟基礎”，“實行耕者有其田”;“尋找革命的友軍，并和他們保持親密的團結和合作”?？傊?，民盟此次路線轉變與南方總支部的推動是分不開的。

香港背靠內地，面向南洋，與內地和各埠之間交通便利、往來頻繁。民盟南方總支部立足于此，充分利用國民黨當局鞭長莫及的有利條件，與中共建立友好關系，吸收革命分子，率先開展對中間路線的批判，并積極推動總部的路線轉變。國民黨當局宣布民盟為非法、逼迫其解散組織，客觀上使得中間路線無法繼續下去。堅持斗爭的沈鈞儒等人趁此時機南下香港，與南方總支部的進步力量會合，共同復建總部，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實現路線轉變，并逐步消除中間路線的影響，使民盟倒向人民民主革命的陣營。

二、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及其后民盟內部的意見分歧

民盟成立之時，即希望在國共兩黨之外，尋找救國救民的第三條道路。大致說來，即希望國民黨開放政權、共產黨交出軍隊，在政治上效法美國，在經濟上效法蘇聯。民盟一屆三中全會雖然實現了路線的轉變，然而在此前后，其內部圍繞著要不要復建總部繼續斗爭、要不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要不要將革命進行到底、要不要一邊倒向社會主義陣營等問題，仍然存在意見分歧。不過在滾滾向前的革命浪潮中，這些不協之音最終都歸于沉寂。

（一）對于三中全會所涉諸多問題的不同意見

對于要不要開這樣一個會，民盟內部就存在著爭議。據沙千里回憶，當時有兩派人，一派有周鯨文、劉王立明、曾昭掄等人，他們主張“按照黃炎培在上海作的那樣，解散民盟”;另一派人有沈鈞儒、章伯鈞、鄧初民、沙千里（代史良）等，要求重建組織繼續斗爭。兩派人“旗鼓相當”，只是后一派多來了一人占了優勢，所以才取得了勝利。從辛志超致香港方面的信函可知，那時上海有盟員對總部的決定存在極大的不滿，他們認為民盟是大家的事業：“怎么可以由三五個人決定大家的意向呢？”辛志超還致信重慶的潘大逵，指出“前此解散民盟，只少數人決定”，表達了想要“繼續支持下去”的想法，并為此征詢四川盟員的意見。而潘大逵卻說：“是何人想維持，維持下去做什么，此兩事無決定，此間朋友無從表示意見?！狈稑泯S也“力贊其說”，認為“一般左傾幼稚份子……必難與之合作”。對民盟南方總支部來說，最棘手的問題是在香港的中央委員占絕對少數，達不到召開一次中央全會的要求。所以在港中委給內地中委寫信，告知將要在港召開三中全會的消息，希望他們能來港者速來，不能來者“請寫一授權信，委托在港的中央委員代表出席”。因此，在全會上有無代表某種程度上就成了是否支持召開本次會議的象征。范樸齋就于1947年12月27日接到周新民的函件，要他“派代表出席三全會”，并表示“已報告表老，行將復業”。他或許以為召開全會一事已獲得張瀾同意，故而寫信指派了代表。而上海方面張瀾、黃炎培、羅隆基、葉篤義等四人卻未派代表。據葉篤義回憶，這實際上表示他們“不贊成召開這樣一個會”。所以事后范樸齋在日記中批注道：“周新民我記他或周唯魯（即周鯨文——引者注）詐我代表”。

出席民盟一屆三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包括指派代表的共有29人，另有各地列席的代表12人。對會議的議程、提案、發言、討論等等具體情況，因為材料的缺乏，尚無法完全弄清。1948年1月3日，《華商報》即預告民盟將召開三中全會的消息。1月5日，民盟一屆三中全會開幕。1月6日，《華商報》刊登了它的《緊急聲明》，以及一條短評，隨后即歸于沉寂。直到1月14日《華商報》上才出現有關于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會期延長的報道，并指出這是由于“提案甚多”的緣故。1月19日發布會議定于本日閉幕的消息。1月20日在頭版有了對三中全會宣言和政治報告以及調整領導機構的相關報道。1月27、28、29、30日連載了三中全會政治報告。無論是《華商報》還是沈鈞儒，對外都表示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一致團結”的大會，所謂破裂、分裂都是謠言。而其他報刊所報道的情況則顯然與之相反。如黃炎培1月16日就見“報載民盟開會破裂”，想要去信婉言勸阻，后又“嗣悉非確”，于是沒有發出那封信?！渡陥蟆分缓喍痰貓蟮勒f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因內部意見分歧，爭論甚久，致會期延續兩星期”。另有報刊對民盟開會破裂的情形進行繪聲繪色地描述，如說原定會期只有3天，后因“激進派”與“穩健派”爭論激烈，鄧初民與周鯨文“幾乎因此而大演全武行”，經在場諸人勸解，鄧初民拂袖而去，會議不歡而散。此后會議無形中陷于停頓，經李濟深、何香凝等出面調解，才得以恢復。但是各種小報并未列出消息來源，有的甚至對大會開幕、結束的時間都弄錯了。所以他們很可能只是聽到一點風聲，然后添油加醋地寫成報道，并不完全可信。1949年民盟對外關系委員會的報告中提到，盟內“反帝立場不穩之盟員”被美帝駐港外交人員、記者利用，“公開承認盟內有為中共利用之左派盟員，與彼等立場不同”，而使得英美國內報紙“不斷地刊載民盟某某要員承認‘民盟內部分裂、‘民盟左派為中共的尾巴之類的讕言”。這反映出三中全會前后，民盟內部分歧確實是存在的，并可能經由內部“某要員”泄露出去。不過民盟并未走向分裂，而是在新的路線基礎上，實現了基本的團結。

對三中全會的決定，民盟內部有很大意見，這在《范樸齋日記》中有明確記載。1948年1月19日，范樸齋收到一份1月6日的《華商報》，讀了報上所載的民盟《緊急聲明》后即感嘆：“此‘為徹底摧毀南京反動獨裁政府一條顯已超越向來之主張及立場”。當日他又接到葉篤義的來函，體會到葉等人“似不以港方舉動為然”。但他雖有不滿意，又想到“予既有代表，決議應擁護”，也就沒有公開發表反對意見。據葉篤義回憶，當時張瀾、黃炎培、羅隆基、葉篤義等人一方面不贊成把反蔣的調門提得太高，怕影響留在大陸的盟員安全;另一方面還不贊成提出反美的口號，因為“我們同美方還有千絲萬縷的聯系”。1月21日，范樸齋寫信給周鯨文，詢問他“對港會意見”，因為周鯨文是他所指派出席的代表。2月18日，范樸齋收到周新民寄給他的《三中全會宣言》，閱后認為太“偏向中共”，是“徒唱高調，殊無補于實際”。2月27日，梁漱溟也表示“無與香港聯絡之必要”。3月7日，周鯨文回信，指責周新民、沈鈞儒等人“操縱民盟、甘為中共附庸”。范樸齋雖然并不贊同三中全會的決定，但是為維護團結，他還是違心地回信表示四川同人“亦贊同”三中全會的宣言，并以張瀾對四川盟員的三點指示（1.培本，2.獨立，3.靜默待時）作為委婉的答復。4月14日，梁漱溟將一本三中全會的報告和宣言的小冊子帶給范樸齋。4月15日，范樸齋讀了三中全會的政治報告，認為它“只一味為中共幫腔而已”，在土地政策上“殊失獨立性”，而將蔣美并稱一點，“不特欠妥，亦只唱高調而已”。4月16日，他接到葉篤義的信函，其中傳達了張瀾拒絕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意見，并認為這是“欲以少數控多數之計”。他表示贊同。4月17日，范樸齋把信交給梁漱溟看。梁漱溟表示：“此時不宜開全會，亦不鬧意見?！狈稑泯S認為梁漱溟的意見“亦可取”。但幾個月后，范樸齋還是通過周鯨文在港所辦的雜志《時代批評》，先后發表《改革土地制度的一個具體擬議》《解決勞資關系的一個具體辦法》兩文，表達自己的見解。在第一篇文章里，他批評中共的土改不是“耕者有其田”，而是“均田”，把土地分得很碎，把許多人固定在土地上;既未廢除封建的剝削，也未預防土地的再兼并;對社會和人們的損害，沒能減到最小限度;不能達到增產的目的，還可能減產;從經濟上來看，并不是一個進步的辦法。在后一篇文章里，范樸齋結合自己整頓《民主報》印刷廠的經驗，提出在“絕對保障私有財產”的基礎上，以“平均社會財富”“職工參加管理工場”作為調和勞資矛盾的辦法。

從以上情形看來，民盟內部一些人對三中全會的不滿本質上是不愿放棄中間路線和中立立場（或者說獨立立場），又具體反映在土改、反蔣和反美等三個問題上。持不同意見者并未馬上公開表示異議，而是私下溝通，委婉地予以辯難。這又與國民黨當局的倒行逆施有直接的關系：首先，民盟本來走的是中間路線，而國民黨非但不接受其主張反而對其肆意壓迫，把民盟推向中共的懷抱，因而同人出于激憤作出這些決策是可以理解的;其次，民盟處在解散后又復建的特殊時期，又有內戰的緊張氛圍，出于維護民盟內部團結的考慮，也不宜“鬧意見”。

（二）“張王事件”所反映的中間路線殘余

很難想象，長期堅持的中間路線思想能夠通過一兩次會議就清理干凈，因為民盟內部一部分人或對中共還存有疑慮、或對美國抱有好感、或對自己的力量還有幾分信心。在此期間發生的民盟港九支部的“張王事件”，即是一個典型。

1948年中共中央發出“五一號召”之后，5月6日，包括民盟在內的各民主黨派即通電響應。6月，嚴信民從解放區到達香港，在農工民主黨（即原來的第三黨）中央執監委聯席會議上報告中共關于迎接各民主黨派參加聯合政府的問題，大體上有三點意見：一、各民主黨派要承認中共的領導權;二、要承認新民主主義為當前施政的最高原則;三、要承認人民解放軍為中國唯一的國家軍隊，必須保留到內外再無戰爭可能的時候為止。據說當時農工民主黨表示完全贊成這些條件。此后不久，民盟港九支部卻發生了以農工民主黨黨員為主的“張王事件”。

張夢醒（即張覺初，曾任民盟廣東省支部委員）、王文雄、李銳鈞、仇永春、鄧錦5人為農工民主黨中央設在香港的直屬小組成員。該小組總共20人，其中19人皆為農工民主黨黨員，另1人（王子云）為被吸收過來參加小組的新晉民盟盟員。上述5人與香港的托派團體某某歌詠團有關系，受到其機關刊物《新苗》的影響，并且從托派小冊子《論五四運動之劃時代之意義》中汲取思想養分。他們在盟員中廣泛散布不利于民主聯合戰線團結的言論。比如仇永春說：“反美反去了，蘇聯會不會來侵略呢，那不是前門拒虎后門進狼嗎？”又如張夢醒在所寫政治報告中把“共管區”與“蔣管區”并列，模糊別人的意識;且認為在中國革命中由中共領導的無產階級隊伍頂多500萬，而人數比之多得多的一般勞動工人“尚有十分之九，要待我們去努力”，他們“應由民盟和農工黨來領導”。這等于公然表示要同中共爭奪群眾，也就是爭奪領導權的意思。他對中共中央在民主黨派響應“五一號召”后兩個多月才復電也不滿，提出“最好的方法還是加強工作，創造力量支持將來新政協到來黨的力量”。王文雄起草了《新政協討論提綱意見》，懷疑中共發展民族工商業的誠心和用意，認為“這種口號是有暫時遷就的成份的，但這終歸是取消的”;也不相信中共真心想與民主黨派建立聯合政府，表示中共領導的華北人民政府并無各階層人民的代表。他還認為民盟的代表只是一時的陪客，而中共開明的姿態只是“一種偽裝”。

經王子云揭發，民盟港九支部的鐘平將情況向上匯報，遂引起了農工民主黨和民盟的高度重視。經過徹查，民盟最后決定將這5人“一律予以開除盟籍處分”，并且“將本事件公開發表，作為對內的教育，對外揭露反動份子的陰謀”。農工民主黨則將牽涉其中的19人全部開除黨籍。但是當時農工民主黨內部大多數人不贊同嚴厲處理，認為這不過是思想認識問題，只是在農工民主黨李伯球、曾偉、郭翹然和民盟周新民以及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統戰部譚天度等人的壓力下，才不得不如此。農工民主黨中央宣傳部指出：“我們不但要清除反動份子出黨外去，而且要追索反動思想根源，找到張王事件的社會性，這就是落后的和復雜的中國社會反映到民主黨派來的，這也是黨在領導上組織上的弱點，因此我們應加緊純潔組織改造落后意識強化革命領導?！辈⑾驈V大黨員提出要求：“要精讀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及革命文獻;要熟習毛澤東先生關于新民主主義諸著作，研究新民主主義各國的政策及其實施狀況?！?/p>

這暴露出一個嚴峻的問題，即中共與民主黨派雖然在反蔣等問題上有共識，但是在革命領導權、聯合政府的組成及其將施行的政策等問題上尚存分歧。比如章伯鈞不贊成“一邊倒”，并表示“沒有政治資本，在聯合政府也說不起話”。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在他看來是“救國會和共產黨的勝利”。張覺初也說自己的一些言論是“章伯鈞離港以前同意的”。章伯鈞還要求迅速發展黨員、組織武裝、準備實力、聯絡各方，試圖促成和談以后的聯邦制?？梢?，民盟內部一些人只是形勢所迫才表示擁護共產黨的，并非對中共心悅誠服。正如《光明報》所指出的：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到革命陣線的原因，是由于無別處可以寄托。因此這不是認識清楚后理智的決定，而是被逼走上了這條路?！?/p>

（三）關于“將革命進行到底”與“一邊倒”

中共中央對國內的各階級、各黨派形勢一直有比較清晰的把握。早在民盟解散前，中共中央就指出：自由資產階級的右翼和蔣介石集團內部的反對派“經常在群眾中散布對美蔣的幻想”，“好與美蔣（或蔣倒后的其他代理人）妥協，消滅新民主革命”，等到蔣介石集團被打倒后，他們就會主張“只犧牲蔣介石個人及其少數追隨者”，并“利用帝國主義關系，照舊維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領導權，結束新民主革命”。因此，在政治上“今天要孤立一切對美蔣尚有幻想的階級、黨派及其領袖，到明天就連反對杜魯門之美親華萊士之美、反對蔣介石之國親李濟深之國的階級、黨派及其領袖，也要將他們孤立起來”。1948年1月，喬冠華撰文指出：“現在，反蔣革命統一戰線內部論爭就是如何倒蔣和倒到什么程度的論爭?！贝送?，他特別提出將對美國的態度作為一條檢驗標準。 1949年8月，董必武也提到：即使在贊成“五一號召”的各黨派里也“還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對我黨的領導，對和平的幻想，對英美的依賴，對蘇聯的懷疑等等問題很多”。

綜合來看，民盟內部的分歧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其一，在反蔣的同時，是否支持“將革命進行到底”;其二，在反美的同時，是否支持向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

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上，民盟內部有不同的意見。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號召“將革命進行到底”?！豆饷鲌蟆冯S即在社論中號召“予垂死的蛇以最后一擊”！此前張申府發表《呼吁和平》，不分是非，混淆敵我，引起民盟和中共的強烈反感。民盟決議將其開除盟籍，劉清揚也發表聲明，與其斷絕夫妻關系。為徹底揭破蔣介石的“和談”陰謀，中共贊成舉行和平談判。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名義發表聲明，提出有關和談的八項條件。1月22日，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等55人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表示對毛澤東聲明的堅決支持。在談判之際，國共雙方加強了對包括民盟在內的民主黨派的爭取。李宗仁上臺后，宣布釋放政治犯、恢復各黨派合法地位、啟封被迫?？膱蠹?，以此釋放善意，并且繼續派人游說第三方面，還直接致函張瀾、張東蓀、章伯鈞等。據李宗仁說，第三方面諸人士“一向對我都十分友善，毫無芥蒂存在”。當時李濟深、章伯鈞等人已到東北，中共中央指示東北局：“爭取李濟深、沈鈞儒、章伯鈞、蔡廷鍇及其他諸人站在二十二日他們自己的聲明的立場上，和我們一道反對偽和平，爭取真和平”，“他們在歡迎會上的演說是必須回答李宗仁的，并須對蔣介石隱退的欺騙性有所揭露”。1月25日，李家莊的民主人士召開座談會，并致電上海的張瀾等人，希望他們“對反動派之陰謀徹底揭發，嚴予指斥”，并擁護中共提出的八項條件。27日，張瀾、黃炎培、羅隆基雖發表書面談話拒絕和談的邀請，但又留了一個“小尾巴”，表示要先與解放區及香港的代表洽商之后再發表意見。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這一點，于28日指示上海黨組織，要求他們說服張瀾等堅持立場，否則就會“轉使民主人士陷入被動，且有承認反動統治之嫌”。而《光明報》在報道此事時，將三人的書面談話加上《我們站在革命的一邊》這一標題，并且表示“外電多傳民盟領袖對和談樂觀云云，全系捏造”。正是這關鍵時刻，鑒于國民黨當局“有借重民盟之意”，梁漱溟建議張瀾提出恢復民盟合法地位、釋放被捕盟員、取消違背政協決議等條件，作為參加和談的前提。梁還要求中共適時收手，認為“武力統一之下，不會有民主的”。對梁漱溟的意見，《光明報》批駁道：“實在是做反動者的幫兇，是違反了人民的利益”。在民盟總部臨時工作委員會常會討論梁漱溟的問題，柳亞子提議將他開除出民盟，最后決定撰文申斥，并聲明與梁斷絕關系。雖然有張申府、梁漱溟等不同意見，但是民盟主流意見還是支持中共革命到底，故李宗仁感嘆道：“這時中共之勝利，幾乎已成定局。這些民主人士也就無心再來燒國民黨的冷灶了”。

關于“一邊倒”的問題，民盟內部的不同意見更大。1949年張瀾在接受采訪時表達了他對中共當時批判南斯拉夫鐵托的不解，并且明言：如果中共要“將中國卷入漩渦，為舉世共產主義而作戰”，那么他和他所代表的思想和組織將要加以反對。張東蓀則直接向毛澤東表示：在外交上，不應該只親近美國和蘇聯中的一方，即使與蘇聯關系更好一些，也不應反美;在內政上，則應該“融合美國政治與蘇聯經濟，鑄造新型民主國家”。民盟內部長期存在一種“兼親美蘇”的思想。許多人贊成反美，只是因為美國采取了支持國民黨獨裁和內戰的政策，那么在推翻國民黨統治和把美國侵略勢力趕走之后，就沒有必要再繼續反美了。這顯然與中共的立場存在矛盾。更有甚者，中共對美國在中國革命陣營內部組織反對派抱有很大的戒心，自然要求民盟站穩立場。毛澤東指出：“美國政府的政策……在革命陣營內部組織反對派，極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進，則應帶上溫和的色彩，務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利益?！彼笾袊械拿裰鼽h派和人民團體“都必須考慮這個問題，都必須選擇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決不允許革命陣營內出現反對派甚至半路拆伙。而留在上海的張瀾、黃炎培、羅隆基和葉篤義曾開會決定以留滬中委的名義寫一個建議書托吳晗帶給沈鈞儒等人，要他們正式向中共提出四點建議：對內采取議會制度，對外與美蘇同樣保持友好關系，民盟有退至合法在野黨的自由，中共黨員和盟員避免身份交叉。雖然這一做法遭到史良、楚圖南等人的反對，但最后還是交由吳晗帶到了解放區。這正好呼應了美國希望在革命陣營中培植“反對派”的要求。結果吳晗到了李家莊后，民盟及其他方面的朋友都不同意，這一建議自然流產。1949年8月美國國務院發表對華關系白皮書，對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寄予希望，這正應了毛澤東的說法。新華社接連發表“六評白皮書”，其中五篇皆出自毛澤東的手筆，足見其重視程度?！豆饷鲌蟆芬步璐藱C會刊文，駁斥一些人為提高身價企圖在美國的支持下在新政權中組成“反對派”，明確表態支持“一邊倒”，即倒向人民和社會主義一邊。

經過事實和理論教育，民盟多數成員的確經歷了思想上的轉變，認識到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才是出路，中國人民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從三座大山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但也仍有一些人只是迫于大勢如此，暫時收起了自己的觀點，隨波逐流地“一邊倒”了。這種思想見解上的分歧混雜上個人意氣、歷史恩怨、派系之爭等因素，此后還將對民盟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結語

針對引言中提到的三個問題，得出幾點結論：第一，民盟南方總支部在民盟總部解散前就與中共結成了較為緊密的合作關系，逐漸拋棄中間路線，以革命的姿態與國民黨當局作斗爭，并在民盟總部解散后作為唯一幸存、組織完整且公開活動的總支部繼續斗爭和進一步肅清中間路線的影響，為民盟復建和路線轉變提供了組織上的基礎。第二，第三黨與救國會是民盟內部的左翼力量，但是第三黨歷史較長，與國民黨當局和地方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組織比較成系統而受中間路線的影響又很深，因而相較于組織松散卻與中共聯系更緊密的救國會相比，它又屬于右翼。第三，在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實現路線轉變之后，盟內仍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中間路線主張，尤其體現在試圖與中共爭奪群眾和革命領導權、不希望“將革命進行到底”、試圖在革命陣營內部組織新的反對派以及反對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等方面，當然這些主張都是個別提出的，在革命大潮的沖擊下完全被邊緣化。主客觀條件都不允許民盟繼續中間路線，只能徹底倒向人民民主革命一邊。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