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內部控制、社會責任與盈余質量關系研究

麻光偉 袁建華

以2016-2020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實證研究對象，考察內部控制、企業社會責任與盈余質量的相關邏輯關系，研究結果表明：內部控制能夠提升企業盈余質量與社會責任履行水平;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可以提升企業盈余質量;企業社會責任在內部控制影響盈余質量的過程中起著部分中介作用。

一、引言

盈余是評價企業一段時期內主要經營成果的重要指標，盈余質量能夠反映企業管理層對各利益相關方義務的履行情況。當財務盈余未能滿足管理層期望時，他們可能會為了滿足私利而操縱會計信息。過度的盈余操縱極易引發財務舞弊和盈余造假，這無疑會導致財務信息質量降低，不僅使得利益相關者權益受損，還會對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造成危害。發生財務舞弊事件的企業往往存在不健全的內部控制[1]，作為企業有效防控風險、改善管理質量的工具，內部控制能夠約束和監管企業的財務舞弊行為，幫助企業更好地抵御風險，促進運營合規化，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提升企業盈余質量[2]。但也有學者認為二者之間并無明顯負相關關系[3]。

隨著社會各界對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及其發揮的社會價值更加重視，許多企業也開始積極主動地承擔社會責任，現有文獻普遍認為高質量的內部控制能夠助推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4]。財務舞弊丑聞的背后是會計信息的失真，許多學者認為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是忽視社會責任承擔的表現，鼓勵和倡導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在經營管理過程中關注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利益訴求，能夠更好地規范企業行為，減少盈余管理[5]。但被爆出財務丑聞的企業中，不乏有著負責任社會形象的企業，部分學者認為履行社會責任是企業謀取經濟利益的手段，企業利用其遮掩自身盈余管理行為[6]。

基于此，本文將具體研究內部控制、企業社會責任對盈余質量的影響以及企業社會責任的中介效應。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內部控制與盈余質量

企業所有者與管理者在經營管理過程中的目標并不一致，由于契約不完全性、信息的非對稱以及信號傳遞的弊端，處于信息有利地位的管理者有自由決策的空間，他們出于最大化自身利益或者緩解代理沖突的目的，可能會利用自身信息量通過操縱盈余掩蓋企業經營的真實情況。處于信息劣勢的所有者等利益相關者難以獲取應該知曉的信息，其利益在某種程度上會受損，因而所有者會要求建立健全內部控制制度，以隱性契約的形式來彌補顯性契約的不完備，防止盈余管理行為的出現。內部控制利用監督和制衡等手段建立完善的內部牽制關系，股東能及時發現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限制其權力，減小其盈余管理空間。內部控制的監督與制衡機制能夠增強各利益相關方的溝通，有利于企業內外信息的傳達，能夠增強盈余信息的透明度，壓縮企業盈余管理空間。并且內部控制能夠有效預防經營風險和投資風險，從根本上保障企業經營效率，降低盈余管理動機?；谝陨戏治?，提出本文的假設1：

H1：良好的內部控制能夠提升企業盈余質量。

（二）內部控制與企業社會責任

內部控制是優化公司治理和約束管理層私利行為的有效手段，有助于提升企業組織決策和內部治理的規范性，為取得良好的經營業績提供保障，從而為履行社會責任奠定經濟基礎，同時能夠對履行社會責任的過程和效果進行監督，規范社會責任履行，并推動其常態化。運行有效的內部控制能推動管理者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監督其行為，使其積極響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提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水平。優良的內部控制環境對社會責任履行具有正向引導作用，有助于企業相關人員形成可持續發展意識，培育企業成員的主動性與責任感，引導企業履行起對利益相關者更多應有的責任。此外，作為企業識別與防控風險的有效制度，高質量的內部控制能夠提升企業風險意識與風險管理能力，在實施環境與制度方面為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提供良好保障，有效預防和遏制企業社會責任缺失引發的風險，維護企業聲譽、社會認同等無形資產?；谝陨戏治?，提出本文的假設2：

H2：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能夠促進企業更好履行社會責任。

（三）企業社會責任的中介作用

為了實現業績長期可持續增長，企業社會責任履行通常是基于誠信與道德的，其生產運營過程中將盡量提升財務信息透明度及真實可靠性，滿足利益相關者的道德期望與利益訴求，抑制盈余操縱行為，保證盈余質量。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是管理層意志與價值觀念的反映，具有一定道德標準的管理層會選擇履行更廣泛的社會責任，意識到盈余管理對企業發展的不良影響后，他們會進一步優化企業內部治理，約束盈余管理活動，從而披露更為真實的盈余信息。利益相關者一般擁有大量資源，他們的支持是企業經營發展必不可少的因素，企業不會為了短期利益蓄意操縱盈余而去破壞同利益相關者的穩定合作關系，因此會抑制盈余管理行為，保障各利益方取得真實透明的盈余信息。為了保持一貫的良好形象，企業會約束盈余管理行為，向社會公眾展示生產經營、財務運作及發展戰略方面的積極正面信號，提高利益相關者所需的盈余信息的質量?；谝陨戏治?，提出本文的假設3：

H3：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能夠提升企業盈余質量?；谝陨戏治?，內部控制對盈余質量不僅有直接的作用，也可以通過企業社會責任間接作用于盈余質量，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設4：

H4：企業社會責任在內部控制與盈余質量關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三、實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及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2016-2020年共5年的數據，剔除金融類、ST及*ST類樣本，刪除具有異常值和數據缺失的樣本，最終確定了1667家上市公司共8335個樣本。內部控制質量等相關數據來自和訊網及迪博、國泰安等數據庫。

（二）變量選取及說明

盈余質量（DA）：選擇修正的Jones模型來計算企業操縱性應計利潤的值，其絕對值視為盈余管理程度，值越大說明盈余管理程度越嚴重，盈余質量越差;內部控制（ICQ）：采用迪博內部控制指數來衡量企業內部控制的完善及執行程度;企業社會責任（CSR）：采用和訊網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評分來評價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水平;控制變量：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及其說明如表1所示。

（三）模型構建

為檢驗內部控制與盈余質量的相關性，構建模型（1）：

為檢驗內部控制與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性，構建模型（2）：

為檢驗企業社會責任與盈余質量的相關性，構建模型（3）：

為檢驗企業社會責任的中介效應，構建模型（4）：

四、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一）多元回歸分析

1.內部控制與盈余質量。從表2模型（1）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內部控制（ICQ）的回歸系數為-0.00375，與盈余質量指標（DA）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說明內部控制質量高的企業，其盈余管理程度低，盈余質量更高。表明高質量的內部控制能夠有效抑制企業的盈余管理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保證盈余信息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提高了盈余質量。內部控制滲透于企業生產經營的整個過程，涵蓋了包括財務報告控制在內的諸多方面的業務和事項，實現了企業內部權力制衡。高質量內部控制在抑制管理層的違規行為、約束盈余管理過程中具有突出的優勢和作用，能夠保證財務報告的信息質量。

2.內部控制與企業社會責任。由表2模型（2）回歸結果可知，內部控制（ICQ）對企業社會責任（CSR）的關系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回歸系數為0.14043。表明內部控制實施和執行的效果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水平正相關。高質量的內部控制可以優化并控制企業社會責任的實施環境與過程，督促企業建立更加完善的治理結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起到引領和規范作用。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有利于公司信息透明度增加，制度約束使管理者行為兼顧股東利益，緩解企業的委托代理問題。此外，在市場環境不斷變化的情況下，企業經營中面臨著許多社會責任風險，內部控制的相關制度安排和監管體系都可以有效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3.企業社會責任與盈余質量。由表2報告的模型（3）回歸結果可知，企業社會責任（CSR）與盈余質量指標（DA）的回歸系數為-0.00580，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表明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可以發揮公司治理效應以抑制盈余管理行為，提升盈余質量。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重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為了實現和利益相關者的共贏局面不會輕易進行盈余管理讓利益相關者遭受經濟損失，或者為了維護對外形象，提升自身聲譽，向社會傳遞出一種正能量的信號，企業在輿論和法律政策的壓力下也會被迫抑制盈余管理行為。并且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強的企業會遵守對投資人的承諾，為了企業長遠利益而減少盈余操縱。

4.內部控制、企業社會責任與盈余質量。根據溫忠麟和葉寶娟關于中介效應的檢驗步驟[7]，模型（1）（2）依次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可以對模型（4）進行檢驗，然后對比模型（1）（4）中變量系數顯著性的變化檢驗企業社會責任的中介效應。根據模型（4）的回歸結果可知，在模型（1）基礎上引入企業社會責任（CSR）變量之后，內部控制（ICQ）系數回歸結果在1%水平上顯著，為-0.00297，說明模型（4）中內部控制對盈余質量的提升作用較模型（1）降低，且企業社會責任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因此可知企業社會責任在內部控制對盈余質量提升作用路徑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內部控制首先提高了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水平，在此基礎上促進了企業盈余質量的提升。

（二）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取如下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1）更換變量衡量方法，借鑒已有研究[8]，以是否存在內部控制重大缺陷衡量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其他變量衡量指標與前文實證研究保持一致?；貧w檢驗結果系數與前文方向一致，顯著性變化也較小。（2）延長研究時間區間，以2013-2020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重新進行回歸分析，檢驗結果與前文一致。（3）更換檢驗方法，采用Sobel檢驗法對中介效應進行檢驗。檢驗結果顯示，企業社會責任的Z值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中介效應成立。

五、結論

本文分別考察了內部控制對企業社會責任和盈余質量及企業社會責任對盈余質量的影響，并探討了企業社會責任的中介作用。得出如下結論：（1）內部控制與盈余質量呈正向變動關系，良好的內部控制有助于提升企業盈余質量。（2）內部控制與企業社會責任呈正向變動關系，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能夠助推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3）企業社會責任和盈余質量呈正向變動關系，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能夠促進企業盈余質量的提高。（4）企業社會責任在內部控制與盈余質量間發揮部分中介效應。

參考文獻：

[1]修宗峰，劉然，殷敬偉.財務舞弊、供應鏈集中度與企業商業信用融資[J].會計研究，2021（01）：82-99.

[2]王衛星，杜冉.股權集中度、內部控制與盈余質量——來自滬市A股市場的經驗證據[J].財會月刊，2016（24）：3-8.

[3]于忠泊，田高良.內部控制評價報告真的有用嗎——基于會計信息質量、資源配置效率視角的研究[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9，31（10）：110-118.

[4]李蘭云，王宗浩，闞立娜.內部控制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應檢驗[J].南京審計大學學報，2019，16（01）：28-36.

[5]陳國輝，關旭，王軍法.企業社會責任能抑制盈余管理嗎？——基于應規披露與自愿披露的經驗研究[J].會計研究，2018（03）：19-26.

[6]宋巖，滕萍萍，秦昌才.企業社會責任與盈余管理：基于中國滬深股市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中國管理科學，2017，25（05）：187-196.

[7]溫忠麟，葉寶娟.中介效應分析：方法和模型發展[J].心理科學進展，2014，22（05）：731-745.

[8]葉建芳，李丹蒙，章斌穎.內部控制缺陷及其修正對盈余管理的影響[J].審計研究，2012（06）：50-59+70.

作者單位：麻光偉，山東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袁建華，山東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