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高質量發展視角探究中國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摘 要：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宏觀經濟研究的重要問題，一般情況下，狹義貨幣供給量M1來反映貨幣政策，國內生產總值及其增長率反映經濟增長狀況。本文基于高質量發展視角以貨幣政策和經濟增長相關理論出發，以我國2001—2021年的相關數據為樣本，通過建立計量經濟模型，對我國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并最終提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相關政策建議。

關鍵詞：貨幣政策；經濟增長；貨幣供給量；高質量發展

本文索引：李小文.基于高質量發展視角探究中國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J].中國商論，2023（07）：-120.

中圖分類號：F8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3）04（a）--04

1 引言

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四個目標，要想同時實現宏觀經濟政策的四個目標一般具有一定的難度，需要政府根據實際經濟情況采取相應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即需要“逆經濟風向行事”，在繁榮時期，采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控制物價水平；在衰退或蕭條時期，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消費和投資，促進生產的擴大，最終促使經濟走出衰退或蕭條。其中，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通過貨幣政策工具來控制貨幣供應量，影響貨幣市場的均衡狀況，進一步造成利率的調整，最終影響整個國民收入，從而達到一定的經濟目標，這其中主要有擴張性貨幣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兩種類型，目前很多國家采用的是穩健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主要通過貨幣供應量來影響利率水平，最終影響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水平，因此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宏觀經濟問題分析的重要內容，尤其在新冠疫情影響下更受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如何通過制定合理的貨幣政策走出衰退和蕭條已成為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要課題。

中央銀行通過實施貨幣政策主要影響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利率水平，影響投資、消費和儲蓄，最終影響整個國家的均衡國民收入和均衡利率水平，從而實現抑制通貨膨脹、走出衰退或蕭條的目的。中央銀行主要通過貨幣政策工具來影響貨幣供應量，主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包括公開市場業務、調整法定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同時也可以通過道義勸告的方式，但是完全靠中央銀行的威望，有時收效甚微。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明確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因此高質量發展已成為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要課題，尤其是如何通過貨幣政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來推動高質量發展。本文以我國2001—2021年國家統計局和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統計數據為樣本，通過建立貨幣供應量與經濟增長的計量經濟模型，對我國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同時結合實際情況分析經濟增長的現狀，并最終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希望能為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以及提升經濟增長水平，尤其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獻言獻策。

2 貨幣政策相關理論

2.1 貨幣政策工具

2.1.1 公開市場業務

公開市場業務是一國的貨幣當局，即中央銀行最常用的貨幣政策工具，是中央銀行在金融市場上委托商業銀行買賣債券或票據以控制貨幣供應量的政策行為。一般根據實際經濟情況進行證券的買賣來控制貨幣供應量，即在繁榮或過熱時期，委托商業銀行賣出債券或票據，收回貨幣，會使整個市場貨幣供應量減少，物價下跌，從而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目的；反之，在衰退或蕭條時期，委托商業銀行買入債券或票據，將貨幣投入市場，會使整個市場貨幣供應量增加，物價上漲，最終使整個國家的國民收入增加。

2.1.2 法定準備金率

法定準備金率是法定準備金占存款的比率，法定準備金主要包括商業銀行庫存現金和存放在中央銀行的存款。變動法定準備金率是中央銀行調整貨幣供應量最簡單的方法，但是作用十分猛烈，在實際中謹慎使用，尤其是對證券市場的影響很大，甚至是提前的，因此中央銀行需要根據實際經濟情況調整法定準備率，以確保經濟能夠實現持續均衡發展。

2.1.3 再貼現率政策

再貼現率也稱為再貸款利率，與一般貸款利率不一致，是中央銀行給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再貼現率政策是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再貼現率，從而影響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向中央銀行的貸款數量，最終影響整個市場的貨幣供應量。如果中央銀行提高再貼現率，就會造成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向中央銀行借款減少，從而使整個市場的貨幣供應量減少；如果中央銀行降低再貼現率，就會造成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向中央銀行借款增加，從而使整個市場的貨幣供應量增加。通過貼現率變動來控制貨幣供應量效果相當有限，具有被動性。

除了公開市場業務、法定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三個主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外，還有很多的輔助性措施，具體來說一般有信用控制、道義勸告和窗口指導三種類型。其中，道義勸告是中央銀行使用最多的一種措施，主要利用中央銀行在金融機構中的特殊地位，通過勸告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方式，影響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的數量以及方向，從而達到控制貨幣供應量的目的，即如果遇到衰退或蕭條時，中央銀行鼓勵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擴大信貸，增加貨幣供應量；如果遇到繁榮或過熱時，中央銀行勸阻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收縮信貸規模，減少貨幣供應量。

2.2 貨幣供應量現狀

從宏觀經濟學以及貨幣銀行學等相關學科來看，貨幣供應量主要是指狹義貨幣供應量，即M1，包括流通中的現金和活期存款。為了研究我國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選擇2001—2021年的狹義貨幣供應量為樣本數據，橫軸表示年份，縱軸表示狹義貨幣供應量M1。從圖1可以看出，2001—2021年我國經濟不斷發展，貨幣供應量一直呈現上升趨勢。

3 經濟增長相關概念

3.1 國內生產總值

國內生產總值簡稱GDP，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年內所生產的全部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價值，一般在核算GDP時主要有收入法、支出法和增值法三種，三種方法角度不同，但是最終核算出來的結果一致，在具體核算GDP時用得最多的方法是支出法。用支出法核算GDP時，需要核算出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年內購買最終產品和服務的總支出，因此GDP主要包括居民個人消費支出、企業的投資支出、政府購買支出和凈出口四個部分，即只要把整個社會的總支出加總就可以得到GDP。根據使用的價格不同，可以劃分為名義GDP和實際GDP兩種類型，名義GDP和實際GDP最大的區別是用當年的價格計算還是用基期價格計算全部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價值，名義GDP用當年價格計算，實際GDP用基期價格來假設，如果用名義GDP除以實際GDP就可以反映出物價的變動情況，大于1說明物價水平上漲，小于1說明物價水平下跌，等于1說明物價水平穩定。

3.2 GDP增長率及其現狀

經濟增長通常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規模的擴大，以及生產能力或實際產出量的增加，一般以實際生產總值或人均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衡量。為了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率的變化情況，本文以2001—2021年的數據為樣本來分析，橫軸表示年份，縱軸表示GDP增長率，用%來表示。從圖2可以看出，2001—2007年GDP增長率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由8.43%上升到14.16%；2007—2009年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GDP增長率呈現下降趨勢，2010年有所提升；2011—2019年GDP增長率平緩下降，由9.3%下降到6.1%；2020年GDP增長率直線下降，下降為2.2%，達到歷史最低點，主要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2021年由于我國政府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進展，GDP增長率恢復到8.4%。

3.3 高質量發展概念的提出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明確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也是提高我國資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方法。要想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首先必須將擴大內需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聯系起來；其次通過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促進新發展格局，提高總需求水平；最后加快構建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有效利用。因此高質量發展將是我國在制定各種宏觀經濟政策時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尤其是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必須重點考慮。

4 模型的構建與分析

4.1 樣本數據選取

本文以2001—2021年共21個年度數據為樣本，即以十五期間及以后的數據為樣本，以GDP衡量經濟增長水平，以狹義供應量代表貨幣供應量M，用于衡量貨幣政策。

橫軸代表貨幣供應量，用M表示，縱軸代表經濟增長，用GDP表示，從而繪制出兩者之間的散點圖，見圖3。從圖3可以看出，2001—2021年中國GDP與貨幣供應量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總體來看，兩者之間存在線性關系，因此需要建立計量經濟模型來研究兩者之間的具體關系，最終為我國在高質量發展目標下通過貨幣政策的實施來刺激經濟增長提供相關的政策建議。

4.2 計量模型的構建及分析

在模型設定方面，根據圖3主要采用的是一元線性回歸模型，以貨幣供應量M作為解釋變量，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被解釋變量，以中國2001—2021年GDP與貨幣供應量M的數據為樣本建立回歸模型，在建立回歸模型之前，需要先進行平穩性檢驗、協整檢驗以及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4.2.1 平穩性檢驗

平穩性檢驗主要是對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最常用的方法主要有ADF和PP檢驗法，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如果時間序列的原序列、一階差分后或者二階差分后平穩，那么就可以說明時間序列平穩，即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被解釋變量GDP的二階差分后ADF值為-4.72不僅小于5%的臨界值-1.96，同時小于1%的臨界值-2.71，DW值為1.81大于1.5接近2；解釋變量M的二階差分后ADF值為-5.14不僅小于5%的臨界值-3.05，同時小于1%的臨界值-3.89，DW值為1.82大于1.5接近2，說明2001—2021年中國GDP與貨幣供應量M時間序列二階差分后平穩。

4.2.2 協整檢驗

本文對GDP和貨幣供應量M進行了平穩性檢驗后，發現兩個變量的單整階數相同，就可以進行協整檢驗。本文利用Johansen協整檢驗法對中國2001—2021年的GDP與貨幣供應量年度數據進行協整檢驗，具體的檢驗結果如表1和表2所示。

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跡統計量伴隨概率P值為0.0001，最大特征值統計量伴隨概率P值為0.0002，都小于顯著性水平0.05，說明GDP和貨幣供應量M兩個變量之間有協整關系。同時，由表1可以看出，跡統計量為28.43774大于5%顯著水平的臨界值12.32090，由表2可以看出最大特征值統計量為24.09562大于5%顯著水平的臨界值11.22480，說明GDP和貨幣供應量M兩個變量之間有協整關系，就可以建立反映兩者之間關系的回歸模型。

4.2.3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檢驗主要是檢驗GDP和貨幣供應量M之間存在相關關系，在兩個變量之間存在相關關系時，需要進一步確定兩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是檢驗兩個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常用方法。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由美國經濟學家格蘭杰提出，是一種從統計角度確定變量間因果關系的實用分析工具。本文以中國2001—2021年的GDP與貨幣供應量年度數據為樣本數據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具體的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第二行可以看出，“M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DP”即“M不是GDP的格蘭杰原因”的接受概率為0.0153小于顯著性水平0.05，拒絕原假設，說明貨幣供應量M是GDP的格蘭杰原因；表4第三行“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M”即“GDP不是M的格蘭杰原因”的接受概率為0.0031小于顯著性水平0.05，拒絕原假設，說明GDP是貨幣供應量M的格蘭杰原因。由此可以判斷，GDP和貨幣供應量M兩個變量之間不僅存在相關關系，還存在因果關系，就可以對這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回歸分析。

4.2.4 模型的設定及分析

本文以我國2001—2021年的GDP與貨幣供應量年度數據為樣本，由于GDP和貨幣供應量M之間通過了平穩性檢驗、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說明GDP和貨幣供應量M之間不僅存在相關關系，還存在因果關系，因此就可以建立兩者之間的回歸模型。根據檢驗結果以及相關理論將模型設定為：

利用最小二乘法對我國2001—2021年的GDP與貨幣供應量年度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到具體的回歸模型為：

從回歸結果來看，因為β1=1.72，說明GDP與貨幣供應量M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因此β=1.72政府可以通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最終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也可以通過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抑制通脹以及解決經濟過熱問題。該模型的可決系數，說明擬合優度特別好，在總變差中由模型作出解釋的部分所占的比重達到99.14%，即比重較高，說明我國的GDP與貨幣供應量M之間存在高度相關關系，可以通過貨幣政策來促進經濟增長，為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相關的政策及建議。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貨幣政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貨幣當局，即中央銀行通過貨幣政策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利率和國民收入的政策，因此貨幣政策是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黨的二十大以來，高質量發展已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本質要求，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具體的貨幣政策過程中，不僅要關注量的增長，還要關注質的增長。本文基于高質量發展視角對中國2001—2021年的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從回歸結果來看，我國貨幣供應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因此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方面需要根據我國的實際經濟情況采取相應措施，即需要“逆經濟風向行事”，在繁榮或者過熱時期，中央銀行采用緊縮性政策，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目的；在衰退或蕭條時期，中央銀行采取擴張性政策，刺激總需求水平，促進生產的擴大，最終促使經濟走出衰退或蕭條。這樣有利于實現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以及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5.2 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對中國2001—2021年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發現兩者之間存在高度的正相關關系，可以通過實施適應的貨幣政策來促進經濟增長。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本質要求，政府不能只簡單的考慮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關系，在高質量發展視角下，不僅要注重經濟增長的數量，還要注重經濟增長的質量。本文基于高質量發展視角具體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1）繼續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因此在具體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通過貨幣政策工具來控制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利率和國民收入，促進經濟增長。在高質量發展視角下，貨幣政策應以經濟增長的質量為主要出發點，促進經濟轉型和結構優化為主要目標，促使貨幣總量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

（2）加快金融改革，完善金融體系，優化金融市場環境，在中央銀行的領導下，保證金融機構的貨幣創造能力，實現貨幣總量與高質量發展目標相適應，從而實現經濟持續均衡增長。

（3）將貨幣政策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緊密聯系，調整經濟結構的同時實現金融領域結構性改革，引導各種金融機構根據市場需要創新金融產品，從而使各種資源實現最優配置，尤其是資本資源，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4）貨幣政策以擴大需求為目的，首先擴大內需，刺激消費、投資、政府購買支出，加快構建國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促使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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