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山片區周邊社區人熊沖突現狀

姬云瑞 張留栓 黃湘元 唐建彥 劉增帥 李家華 楊維春 李迪強 劉芳*

（1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森林生態環境與保護研究所，北京 100091）（2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生物多樣性保護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91）（3云南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山管護局騰沖分局，騰沖 679100）（4云南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山管護局隆陽分局，保山 678000）

人類與野生動物的沖突已經存在了數千年(Pettigrewet al.,2012;Canet al.,2014)，隨著世界人口的不斷增加和人類社會的不斷擴張，人類與野生動物的沖突日益尖銳 (Ambarl? and Bilgin,2008)。大型食肉動物往往會對人類發起特別激烈甚至毀滅性的損害，例如破壞莊稼(Charooet al.,2011;Liuet al.,2011)、傷害牲畜(Liet al.,2013;Palmeiraet al.,2015;Milleret al.,2016)、破壞房屋(Daiet al.,2019,2020)和襲擊人類(Messmer,2000;Townset al.,2009)等。日益加劇的人與野生動物沖突，不僅會威脅到許多瀕危動物的生存(Kahleret al.,2013)，還會降低公眾對野生動物的容忍度(Alexanderet al.,2015;Wilburet al.,2018)，給人與野生動物的共存帶來挑戰。

緩解人獸沖突已經成為全球的共識，但是不同動物類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關注(Pettigrewet al.,2012)。人熊沖突在全世界都廣泛存在，并且在許多地區沖突頻率正在增加，這對人熊共存構成了重大威脅(Woodroffeet al.,2005;Pettigrewet al.,2012)。然而，相對于其他大型食肉動物如金錢豹(Panthera pardus)和狼(Canis lupus)引發的沖突，人熊沖突受到的關注較少(Canet al.,2014)。亞洲黑熊(Ursus thibetanus)分布于亞洲的東部、南部和東南部，共涉及18個國家和地區(Bashiret al.,2018)。其中，中國是亞洲黑熊空間分布最廣的國家(Liuet al.,2009)。很多國家的亞洲黑熊都會與當地居民發生沖突，如中國(Liuet al.,2011;Lietal.,2013;Chenet al.,2016;Huanget al.,2018)、日本 (Honda,2009;Honda and Kozakai,2020)、不丹(Jamtsho and Wangchuk,2016;Letroet al.,2020)、印度 (Charooet al.,2011)、巴基斯坦 (Ahmadet al.,2016;Aliet al.,2018;Kazmiet al.,2019;Ali,2020;Waseemet al.,2020)和尼泊爾(Chetriet al.,2019)，亞洲黑熊和人類之間的沖突類型包括損害農作物(Charooet al.,2011;Aliet al.,2018;Letroet al.,2020)、破壞蜂箱(Liuet al.,2011)、捕食家畜(Jamtsho and Wangchuk,2016;Kazmiet al.,2019;Waseemet al.,2020)甚至傷人(Charooet al.,2011;Aliet al.,2018)。有時為了減少或預防亞洲黑熊肇事，人類會報復性殺死亞洲黑熊(Liuet al.,2011;Malcolmet al.,2014)，這對其生存構成了極大的威脅。然而，對亞洲黑熊種群更大的威脅是熊產品交易(Shepherd and Nijman,2008;Livingstone and Shepherd,2016)。為了獲取亞洲黑熊的膽囊這一高價值的傳統藥物，非法偷獵事件在許多國家都有發生 (Mano and Ishii,2008;Nijmanet al.,2017)。加上棲息地的喪失和退化，亞洲黑熊已被IUCN瀕危物種紅色名錄列為易危(Vulnerable)物種(Garshelis and Steinmetz,2020)，被CITES列為附錄Ⅰ物種(Jamtsho and Wangchuk,2016)，被我國列為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Liuet al.,2009)。了解人熊沖突的現狀和特征有利于更好地管理人熊沖突以及減少沖突對野生動物保護和當地社區的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Canet al.,2014)。

在我國云南省，亞洲黑熊和人類沖突也很常見 (Liet al.,2013;Huanget al.,2018)。Huang 等(2018)研究發現亞洲黑熊是對云南大雪山保護區造成破壞最多的動物。在高黎貢山區域，農田以及放養的牲畜與野生動物活動區域發生重疊，導致人熊沖突不斷發生(熊清華和朱明育，2006)。高黎貢山位于中國云南省西部，是我國和世界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區域之一(Lan and Dunbar,2000;Myerset al.,2000;Chenet al.,2019;Liet al.,2019)。然而由于該區域地理位置偏遠、地形陡峭，周邊村民一般居住在靠近森林的區域，這些區域正是黑熊的重要棲息地。頻繁的人熊沖突嚴重影響到高黎貢山周邊居民的生活和社區治安(熊清華和朱明育，2006)。為了緩解人熊沖突，掌握當地沖突的現狀和特點是必不可少的，而訪談則是收集數據的重要手段之一(Joneset al.,2008)。因此，本研究采用半結構式訪談法對高黎貢山保護區保山片區周邊社區人熊沖突進行了調查，了解人熊沖突的現狀，分析人熊沖突的空間和時間格局，探討當地居民對亞洲黑熊的態度，以期為高黎貢山保護區緩解人熊沖突提供基礎數據。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域

云南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以下簡稱高黎貢山保護區)位于高黎貢山山脈的中上部，是怒江和伊洛瓦底江兩大水系的分水嶺，地理范圍為北緯 24°56′～ 28°22′，東經 98°08′～ 98°50′(熊清華和艾懷森，2006)。高黎貢山保護區管理局分為怒江管護局和保山管護局，怒江管護局行政區域包括怒江州的貢山、福貢和瀘水三縣；保山管護局范圍包括保山市的隆陽區和騰沖縣(熊清華和朱明育，2006)。復雜的地理環境和多樣的氣候條件，使高黎貢山保護區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Chenet al.,2019;Liet al.,2019)。因此，高黎貢山保護區具有重要的地位，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與生物圈自然保護區”(https://en.unesco.org/biosphere)，被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WWF)列為A級(全球重要)自然保護區(熊清華和艾懷森，2006)。

研究區位于高黎貢山保護區保山管護局隆陽分局和騰沖分局的周邊社區(圖1)。隆陽分局涉及潞江和芒寬兩個鄉，騰沖分局涉及明光、界頭、曲石、芒棒以及五合5個鄉。這些區域少數民族村民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主要有傈僳族、彝族、傣族、回族等(靳莉等，2016)。兩個區域的村民基本上還延續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模式，但不同的自然條件使他們選擇種植不同的農作物。西坡地區物產相對單一，村民主要種植水稻、玉米和甘蔗等滿足自身的生活需要，通過種植烤煙、油菜和茶葉等作物來增加經濟收入(云南省統計局，2020)；東坡地處怒江干熱河谷，氣候條件優越，物產豐富，經濟收入主要來自于種植甘蔗、咖啡、熱帶水果等(云南省統計局，2020)。此外，居住在高黎貢山東西坡的絕大多數村民均飼養水牛、黃牛、山羊、豬和雞等家畜(熊清華和朱明育，2006)。

圖1 云南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山片區位置及訪問地點示意圖Fig.1 Location of Baoshan area Yunnan Gaoligong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and interviewing sites

1.2 數據收集

半結構式訪談兼有結構式和開放式問題，以探索性方式進行提問(Wengraf,2001;Druryet al.,2011)，在調查敏感問題時具較好成效(Druryet al.,2011)，被廣泛應用于人與野生動物關系的研究中(Marshallet al.,2007;Liuet al.,2011;Wonget al.,2015;Hariohayet al.,2018)。本研究使用的問卷中包含了偷獵、熊產品和受訪者態度等敏感性問題，因此為了使受訪者心態更放松，更好地交流信息，本研究采用半結構式訪談法對高黎貢山保護區保山片區周邊社區的居民進行訪問調查。使用調查問卷作為訪問的框架，通過開放式方式提出問題。采訪過程中不拿出問卷，而是將問題記錄到筆記本上，訪問結束被訪者離開后再將答案記在問卷上。為了研究亞洲黑熊肇事的情況及受訪者對亞洲黑熊的反應和態度，本研究以遭受過亞洲黑熊肇事的家庭為調查對象，隨機抽取家庭進行訪談調查，每戶選擇一人作為代表。根據往年亞洲黑熊肇事情況并為了達到50%的抽樣率，本研究于2019年8月對研究區域內22個村莊的79位居民進行了訪談調查。訪問內容主要包括：受訪者的基本信息、2015—2019年其家庭遭受的亞洲黑熊肇事事件(肇事發生地點、時間、造成的損失)、受訪者對亞洲黑熊的態度及其對黑熊肇事的反應等。經濟損失由受訪者根據損失實際數量和當時市場價進行估算。

1.3 數據分析

受訪者沒有報告過亞洲黑熊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損害了不同類型的對象，因此將受訪者報告的發生于相同時間相同地點的一次亞洲黑熊損害記為一個肇事事件。為了弄清亞洲黑熊肇事的空間和時間格局，本研究分別統計出高黎貢山保護區保山片區東坡和西坡亞洲黑熊肇事事件數量，采用χ2檢驗分析亞洲黑熊肇事在高黎貢山東坡和西坡的差異；按照肇事類型、肇事月份進行分類，分析亞洲黑熊肇事頻率在月份上的變化。

為了研究受訪者對亞洲黑熊的態度，參考Liu等(2011)將當地居民對亞洲黑熊的態度劃分為3個類別，包括喜歡、中立、不喜歡，并分別賦值為“1”“0”和“-1”。將受訪者按以下變量分組：受訪者的年齡(＜35歲、35～55歲和＞55歲)、性別、民族、居住地區(高黎貢山東坡或西坡)。利用Wilcoxon rank test檢驗各變量不同組別之間人對亞洲黑熊態度的差異，相關分析通過R軟件完成。

2 結果

2.1 受訪者人口統計

在2019年8月，對高黎貢山保護區保山片區周邊社區居民進行問卷調查，共收集到79份問卷。采訪了73名男性和6名女性，平均年齡為48歲 (21～75歲)；漢族占82.28%，傈僳族占13.92%，白族占2.53%，德昂族占1.27%；41位受訪者居住在東坡，38位居住在西坡。所有受訪者都以農業種植為主要生計，有少數受訪者兼職護林員的工作，還有受訪者在農閑期間選擇外出打工。

2.1.1 亞洲黑熊肇事類型及其經濟損失

本次調查共記錄到2015—2019年發生的207件亞洲黑熊肇事事件。肇事事件類型包括破壞農作物 (57.48%)、捕食家畜 (20.78%)、損害蜂箱(19.32%)和傷人(2.42%)(表1)。亞洲黑熊主要取食的農作物為玉米(89.92%)、板栗(4.20%)和核桃(3.36%)(表1)。除此之外，亞洲黑熊破壞橄欖樹、咖啡和苦蕎各有1例(表1)。亞洲黑熊攻擊并捕殺的主要家畜是山羊(88.37%)以及黃牛(水牛)(11.63%)(表1)。造成經濟損失最多的亞洲黑熊肇事類型是捕食家畜，之后依次為損害蜂箱和破壞農作物。

表1 2015—2019年云南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山片區周邊社區受訪者報告的亞洲黑熊肇事匯總表Table1 Statistics of Asiatic black bear damages suffered by interviewees in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of Baoshan area of Yunnan Gaoligong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2015-2019

2.1.2 亞洲黑熊肇事的時間格局

由于某些事件發生時間與調查時間相隔久遠，受訪者可能不記得肇事事件發生的具體月份。因此，在獲得的207條亞洲黑熊肇事事件中，共有10條事件不包含發生月份信息。分析不同類型亞洲黑熊肇事事件的發生月份，結果顯示8月是亞洲黑熊肇事頻率最高的月份(37.06%)，其次為9月(19.80%)和7月 (15.23%)(圖2)。亞洲黑熊破壞農作物主要發生在7—10月，損害蜂箱發生在3—8月，捕食家畜主要發生在4—9月(圖2)。在獲得的5條亞洲黑熊傷人事件中，2條事件的受訪者不知道亞洲黑熊傷人具體的發生時間，其余3條分別發生在8月(n=2)和5月(n=1)。

圖2 2015—2019年云南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山片區周邊社區受訪者報告的亞洲黑熊肇事頻次月份差異Fig.2 Variation of Asiatic black bear damages reported by interviewees in each month in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of Baoshan area of Yunnan Gaoligong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2015-2019

2.1.3 亞洲黑熊肇事的空間格局

在高黎貢山西坡亞洲黑熊肇事以損害蜂箱為主(38.84%)，其次是破壞農作物(31.07%)、捕食家畜(27.18%)和傷人(2.91%)(表2)。而在高黎貢山東坡沒有訪問到蜂箱被損害的事件，亞洲黑熊肇事以破壞農作物為主(83.66%)，其次是捕食家畜(14.42%)和傷人(1.92%)(表2)。在高黎貢山東坡和西坡不同類型亞洲黑熊肇事的事件數有顯著差異(χ2=69.547,df=3,P＜ 0.001)。

表2 2015—2019年云南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保山片區周邊社區受訪者報告的亞洲黑熊肇事空間差異Table 2 Spatial pattern of Asiatic black bear damages reported by interviewees in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of Baoshan area of Yunnan Gaoligong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2015-2019

2.2 被訪者對亞洲黑熊的態度和行為

2.2.1 被訪者對亞洲黑熊的態度

本次調查采訪的79名受訪者中，共有75名表達了對亞洲黑熊的態度。其中69.33%的受訪者表示不喜歡亞洲黑熊，24.00%表示喜歡，6.67%表示中立。進一步分析不同居住地區受訪者群體對亞洲黑熊的態度差異，結果顯示居住在高黎貢山東坡和西坡的受訪者對亞洲黑熊的態度有顯著差異，西坡的受訪者對亞洲黑熊持有更為消極的態度(W=442,P＜0.001)。然而，受訪者在性別(W=236,P=0.491)、年齡(W1=212.5,P1=0.180;W2=254,P2=0.444;W3=380.5,P3=0.485)、民族 (W=392.5,P=0.863)不同組別間的態度沒有顯著差異。根據不同組別受訪者對亞洲黑熊態度的平均分可知，年齡小于35歲的受訪者對亞洲黑熊的態度最消極，少數民族對亞洲黑熊更為包容。因為本調查中表達對亞洲黑熊態度的受訪者都遭受過亞洲黑熊損害，因此沒有分析亞洲黑熊損害對受訪者態度的影響 (表3)。

表3 不同變量的受訪者對亞洲黑熊態度的平均值(以1=喜歡,0=中立,-1=不喜歡為受訪者的態度賦值)Table 3 Mean attitudinal scores(for interviewee’s personal attitude score:1=positive,0=neutral,-1=negative)toward black bears by villagers of different demographics

2.2.2 被訪者對亞洲黑熊肇事的反應

當地居民在遭受不同類型或程度的亞洲黑熊損害之后，會產生不同的反應。分析結果顯示，90.15%的受訪者會選擇報告政府，從而獲取賠償；6.90%的受訪者則會選擇容忍，還有2.95%的受訪者會選擇改變農作物種植區域、建鐵絲圍欄、大喊、放狗或放火等方式來減少損失。

2.2.3 偷獵及熊產品

共有75位受訪者回答了他們在當地是否聽說有人偷獵黑熊，其中72.0%的受訪者回答沒聽說過，28.0%的受訪者回答10年前聽說過。受訪者還報告說10年前獵殺亞洲黑熊的主要原因是熊產品(75%，n=8)，當時偷獵亞洲黑熊的主要方法是槍殺。當詢問受訪者過去10年里是否在附近見過或聽說熊產品出售，98.61%(n=72)的受訪者回答沒有聽說過或見過。只有1位受訪者回答聽說過熊掌和熊膽的出售，并且說明了熊掌和熊膽是從緬甸偷運至我國境內進行交易。當詢問受訪者本人及其親朋好友以前是否用過熊膽時，只有2位受訪者(n=72)回答說自己曾經用過熊膽粉來治療發燒和嗓子的疾病。共有70位受訪者回答了將來是否會使用熊膽的問題，其中94.29%的受訪者表示以后不會使用熊膽，5.71%的受訪者表示以后可能會選擇使用來自養熊場的熊膽粉治病。

3 討論

3.1 高黎貢山保護區保山片區周邊社區人熊沖突現狀和特征

高黎貢山保護區人熊沖突主要類型包括亞洲黑熊破壞農作物、捕食家畜、損害蜂箱和傷人。這與其他研究者之前在中國四川省(Liuet al.,2011)、日本 (Honda and Kozakai,2020)、印度(Charooet al.,2011)、巴基斯坦 (Waseemet al.,2020)、不丹(Jamtsho and Wangchuk,2016)和尼泊爾(Chetriet al.,2019)的研究結果相似。在這4種類型的肇事事件中，發生數量最多的是破壞農作物，但造成經濟損失最多的是捕食家畜。亞洲黑熊破壞的農作物有玉米、板栗、核桃、橄欖、咖啡和苦蕎，其中玉米是肇事事件數量和經濟損失最多的作物。研究人員在中國四川省(Liuet al.,2011)、不丹(Jamtsho and Wangchuk,2016)和印度(Charooet al.,2011)的研究也發現玉米是被亞洲黑熊破壞的主要作物。

養殖業是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周邊村民經濟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熊清華和朱明育，2006)。絕大多數村民有飼養牲畜家禽的習慣，并且經常在保護區放養山羊、黃牛和水牛(熊清華和朱明育，2006)。大量的研究表明散養式放牧增加了家畜與野生動物接觸的機會，是家畜受到食肉動物攻擊的主要原因(Ikeda,2004;Namgailet al.,2007;Daiet al.,2020)。山羊是亞洲黑熊在高黎貢山保山片區周邊社區主要捕食的家畜，這與Waseem等(2020)在巴基斯坦的研究結果相似。Jamtsho和Wangchuk(2016)在不丹發現亞洲黑熊主要捕食黃牛，這種差異的產生主要與不同地區的畜牧結構有關。養蜂業是我國農村的傳統產業，是新農村建設中不可缺少的致富產業、健康產業和生態產業(Ma and Huang,1981)。亞洲黑熊破壞養蜂場在其他國家也常見，如印度(Yadavet al.,2019)和巴基斯坦(Ullahet al.,2021)。

多數村民能夠容忍亞洲黑熊破壞農作物和捕食家畜，但亞洲黑熊攻擊人類產生的傷害往往是致命的，因此會給居民造成極大的心里陰影。一般情況下，亞洲黑熊會主動避開人類，但由于地形和植被等環境因素的影響，有時人類與亞洲黑熊近距離時才會發現對方，這樣突然的相遇是造成亞洲黑熊傷人的主要原因(Floyd,1999)。本次調查記錄的亞洲黑熊傷人事件也都是亞洲黑熊與人類偶遇造成的。與破壞農作物和捕食家畜一樣，亞洲黑熊傷人也在多個國家發生。印度的Dachigam國家公園，2007—2009年共發生19起亞洲黑熊傷人事件(Charooet al.,2011)。亞洲黑熊襲擊人致死的事件在日本很少見，近年來在秋田市亞洲黑熊襲擊人類的次數有所增加(Oshimaet al.,2018)。Penjor和Dorji(2020)在不丹的研究發現，男性是主要的受害者，被襲擊的身體最常見部位是面部。由于本次調查記錄的亞洲黑熊傷人事件的報告者不是受害者本人，很多具體信息沒有收集到。因此，后續還需在高黎貢山保護區周邊增加訪問數量，并找到受害者本人或親屬了解傷者的具體信息。

受地理位置、氣候和天然食物等因素影響，亞洲黑熊肇事會表現出一定的時間格局。Huang等(2018)研究發現我國云南大雪山保護區全年都有亞洲黑熊損害發生，而本研究沒有記錄1—2月的亞洲黑熊肇事事件。這種差異可能是取樣不足導致，因此今后還需要擴大研究區域、增加問卷數量并結合其他方法繼續調查。此外，雖然高黎貢山與大雪山保護區均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但分布在緯度更高的高黎貢山保護區內的亞洲黑熊可能在冬季的活動強度更低。這種差異的真正原因還需要通過研究亞洲黑熊在該區域的活動節律來論證。本研究發現7—9月是亞洲黑熊肇事事件的高發期，這與在我國云南大雪山(Huanget al.,2018)和巴基斯坦(Waseemet al.,2020)的研究結果相似。該時期農作物(尤其是玉米)比天然食物更容易獲得，導致亞洲黑熊改變覓食策略，傾向于在接近人類的區域覓食(Merkleet al.,2013;Elfstr?met al.,2014)。因此，該時期其他類型的損害與農作物受到的破壞表現為同步增加，這與之前的研究結果相似(Huanget al.,2018;Waseemet al.,2020)。亞洲黑熊接近人類活動區域，增加了當地居民上山采集非木質林產品(如竹筍，菌類等)時與其相遇的概率，增加亞洲黑熊傷人事件的發生(艾懷森，2001)。此外，在天然食物匱乏時期(初春)，亞洲黑熊也會轉向人類居住地尋找食物，如家畜和蜂蜜。

不同地區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社會經濟條件以及當地居民生活生產方式的差異，會導致人熊沖突的空間格局有差別(Wilsonet al.,2005)。例如，不同區域人熊沖突事件的發生頻率會受到其距保護區、森林和農場距離的影響(Wonget al.,2015;Huanget al.,2018)。此外，沖突事件還會受到降雨量等氣象條件的影響(Wonget al.,2015)。本研究發現在高黎貢山東西兩側，亞洲黑熊肇事的特征明顯不同。在高黎貢山東坡亞洲黑熊肇事是以破壞農作物為主，而在西坡破壞農作物、捕食家畜、損害蜂箱的事件數幾乎相同。在西坡亞洲黑熊損害蜂箱占比最大，而在東坡沒有損害蜂箱的事件發生。這種空間格局的形成與高黎貢山東西坡自然環境、經濟條件的差異密切相關。東坡氣候條件優越，當地村民在低海拔的河谷地帶種植甘蔗、咖啡、熱帶水果等作物作為主要經濟來源(熊清華和朱明育，2006)，在較高海拔的空閑土地，種植可以粗放式管理的作物如玉米(云南省統計局，2020)。但在物產相對單一的高黎貢山西坡，村民主要種植水稻和玉米等滿足生活需要，利用油料作物和蜂蜜來增加收入(云南省統計局，2020)。因此，東坡的玉米更容易被黑熊損害，而西坡的蜂蜜被黑熊損害的更多。

3.2 高黎貢山保護區保山片區周邊社區居民對亞洲黑熊的態度和行為

了解居民對黑熊的態度以及這些態度的驅動因素是解決人熊沖突和促進共存的關鍵，但人們對野生動物的感知受多種復雜因素相互作用的影響(Piédalluet al.,2016)。由于樣本量不足，本研究無法探討影響當地居民對亞洲黑熊態度的驅動因素。但我們通過分析不同居住地受訪者對亞洲黑熊的態度差異，發現居住在高黎貢山西坡的村民對亞洲黑熊的態度更消極，原因可能是西坡社區對自然資源有更高的依賴性，他們的經濟收入受到亞洲黑熊肇事的影響更為嚴重，因此他們對于亞洲黑熊損害的態度更為負面。此外，人類對亞洲黑熊的態度還取決于人類與亞洲黑熊的相互作用和人類對風險的認知。與前人的研究結果相似(Liuet al.,2011;Wilburet al.,2018)，本研究發現年齡大的受訪者對亞洲黑熊的態度更包容，這是由于農村社區中的主要勞動力——青壯年會比中老年人與亞洲黑熊有更多的接觸(Jackman and Rutberg,2015;Mkonyiet al.,2017)。了解生活在野生動物附近的利益相關者的態度可以為野生動物管理和人熊沖突緩解措施的制定提供重要信息(Best and Pei,2020)。例如宣傳教育是提高社區居民認識和改變態度的一種重要方式(Kidegheshoet al.,2007)，還可以引導居民從事其他工作來減輕對自然資源的依賴(Kidegheshoet al.,2007)，這些措施都應將重點放在青壯年身上。

對野生動物的認識和態度在塑造人類行為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Hariohayet al.,2018)。許多研究證實，人類對野生動物的消極態度會導致非法捕獵 (?ervenyet al.,2019;Epandaet al.,2019)。但本研究發現，雖然超過2/3的受訪者表示不喜歡亞洲黑熊，但遭受損害后，大多數受訪者表示會選擇報告政府獲得賠償，當損失較少時他們會選擇容忍，沒有人表示會選擇報復性獵殺亞洲黑熊來減少損害，大部分受訪者表示也未聽說過當地有偷獵亞洲黑熊和買賣熊產品的事件。此結果與Liu等(2011)在四川的研究相似，居民持有消極態度但不會引發他們報復性捕殺亞洲黑熊的行為。此外，本研究中98.61%的受訪者表示在當地沒有聽說過或見過出售熊產品，大部分受訪者表示也沒有使用熊產品的意愿，說明本區域因為熊產品交易而發生的偷獵亞洲黑熊事件極為罕見。

云南省人民政府于1998年制定了《云南省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造成人身財產損害補償辦法》，是我國最早開展野生動物肇事危害經濟補償工作的省份(陳德照，2007)。野生動物肇事大多發生在交通和通訊不便的山區，導致事件發生后的調查、評估和取證工作較難進行，加上補償經費不足最終導致群眾獲得的補償遠少于實際損失。為了緩解亞洲黑熊帶來的損害，高黎貢山周邊居民已經嘗試了建鐵絲圍欄、大喊、放狗或放火等方法，但這些方法在實際運用中并沒有降低人熊沖突的發生頻率。國際上有關人熊沖突的緩解措施已經有了大量的實踐經驗(Conover,2002;Woodroffeet al.,2005;Canet al.,2014)。目前，電圍欄是最有效的人熊沖突管控措施之一(Conover,2002)。電圍欄通過高壓脈沖可以有效地阻攔熊科動物進入圍欄，并且可在一定程度上糾正熊科動物的入侵行為(Huygens and Hayashi,2006)。建議有關部門在科研機構的支持下，借鑒國際上成熟的防熊措施，并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在高黎貢山保山片區周邊社區開展緩解人熊沖突措施的試點工作。為了從根本上降低人熊沖突發生的頻率以促進人與亞洲黑熊之間的共存，需要從亞洲黑熊的棲息地、食物資源、生活習性以及當地居民的生活生產方式等多方面去研究人熊沖突發生的驅動力，確認人熊沖突發生的機制，從根本上緩解人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