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視野下歷史現實的多維度敘述
——讀王永盛的長篇小說《時代榮光》

□王鳳英

常常這樣想，像王永盛這種頗重俠義豪情的人，煙火蒸騰的小格局、小情調決計不屑于入眼，也難怪在他的文學批評里隨處充盈著大開大合之氣、金針祛灶之力。正緣于他的文學評論之風骨，常使人忘記了他的文學創作視閾中小說這一門類未曾離場，且一直在場。之所以有這種誤會，可能是他基因序列中自帶的精神氣質，似乎與文學批評的理性品格更為接近。直至這部由鷺江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時代榮光——閩南紅色風華錄》拿到手，一望書名，未曾開卷先啞然失笑，小說文本有這樣的選題，確也契合了他個性氣質。我總認為，小說選材與作家的個性氣質一定是有關聯的。

作家蓬勃生命之所向，必是作家內心的關切?！稌r代榮光》這部小說圍繞以陳嘉庚為中心的閩南愛國僑領下南洋經商，并致力于向國內捐資辦學、教育救國的群像。如孫中山、莊希泉、李光前、陳敬賢、林義順、陳楚楠、蔡元培、黃炎培、陳玉良、余佩皋、林文慶、葉飛、李林、莫耶、黃奕等先賢英才。一引其綱，萬目皆張?！敖逃菄笥?、黨之大計”，新時代將教育提到了戰略高度，將之視為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這種題材非作家自身所具的使命、責任、擔當，甚至勇氣相關聯不可，遑論又是歷史視野下的歷史人物與大事件。創作此類題材的小說，前期的史料占有雖然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和時間，卻僅為鋪墊而已，真正將歷史上早就有定論的人物進入小說文本，實非易事。小說的人物需要塑造、塑造需要細節支撐，他們來源于生活還要高于生活，唯有如此，人物形象才會鮮活、飽滿，如果僅作還原和照搬，那便不是小說，不是藝術，即使具有紀實品質的作品——《時代榮光》，仍然需要遵循小說的創作規律。

老實說，相較于對當下現實的文學介入，王永盛這部以歷史為時空的現實闡釋需要作家具備更多的史料儲備、細節還原、文學感性與歷史定論交互、取舍、調度和重新體認的能力，個人氣質的匯入使過往人物與事件得以鮮活的同時，也增加了對歷史現實繁復性的描述難度。王永盛的長篇小說在選題上占據的優勢，不足以沖抵寫作中面臨著歷史現實的多維性而需要揭示出總體現實的藝術總括力的期許，相反，作家更需要一種突入歷史現實進而在不同的現實維度中穿越的能力，尤其是把表象背后的真相不僅僅予以揭示，而要抵達現實背后的深層邏輯。這樣看來，這部具有紀實品質的長篇小說，先天便亟須文學性的抱持，而王永盛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從小說文本中顯現的文學多維度敘述便可證實，他這樣做是有效且不乏智慧的。

王永盛認為，歷史敘述通常要彰顯一種歷史理性以及歷史敘述者求真的不容置疑的優越感，而文學敘述則更致力于人類內在的感性、心理與審美世界，所以他在小說文本中建立的恰是在歷史視野下歷史現實的多維度敘述，他試圖釋放“文學性”的活力，可深入到人物的情感、心理、心靈、意識甚至潛意識的層面。任何一個時代的現實都是多維度的，有多元并生性。小說《時代榮光》中的現實維度就是這樣，有些是顯形的，有的是隱形的，現實中不同階層、不同境遇、不同時空的人所面對的現實不盡相同，沒有通約性，作家就是通過對這一歷史現實的多維性敘述，從而脫離于自我認知的局限性的“現實”。如起航的“美豐號”貨船上，在50天7000海里的時空里，下南洋幫助父親陳杞柏打理生意的集美少年陳嘉庚與“嘴里吧嗒出來的煙袋油味”的民工、哭鬧喊餓的孩子、討生活的婦人、鄉醫三叔、洋人交會，彼此成為幾可觸摸的存在，見證過饑餓、死亡后，茫然、悲涼、寂寞、麻木以及無助這些精神空洞成為不同階層人的共同境遇，陳嘉庚才會生出“身處茫茫大海，向前看不到去路，向后也望不見歸途”之感。這種代入感是王永盛的高明之處，開篇便將人如“蠅蟲螻蟻”隨風飄搖的人物命運與晚清政府統治之下國家內憂外患的凋敝現實進行強烈疊加，從而將人“命”與國“運”聯系起來。陳嘉庚之所以傾資舉辦教育的思想源頭，便是發端于對照當時的教育現狀不能全面提高國民整體素質所帶來的憂慮和緊迫感，他在陳氏大宗祠集會時的演講便可窺知全貌：“國家之富強，全在乎國民。國民之發展，全在乎教育?！标惣胃碓诋愑?，心系集美，舍財辦教育，由創辦集美小學到增辦“集美學?！?，再到創辦了有中國最美大學之美譽的廈門大學，小說將其中艱難過程和心理脈絡由一個一個的細節支撐住了人物“毀家興學”的精神大廈，這些細節是真實可信的。以創辦廈門大學為例，從最初打算聯合辦學，在南洋先找閩籍僑商集資遇阻，從而下決心“我一人的夢想，一人堅持”，后回國籌建，傾盡資產建校，妻子張寶果又不解又隱憂的細節，既在史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在王永盛看來，還原歷史現實與膺服于當時時代氣息的概念外延并不完全重合，甚至允許有甚大的區別。前者在駁雜的歷史現實圖景中原尺寸遷移，后者對歷史圖景中全部要素進行有選項的勾連。前者的害處顯而易見，將歷史人物、事件從史料中原封不動地搬運過來，不允許有任何的合理性虛構，文學的創造性被復制粘貼手段所取代，不啻史家之史料或紀實策略。后者則不同，在保持當時時代氣息平衡的前提下作一定文學加工，即對人物形象進行了典型化塑造，從事件表象看事件背后的真實或者抵達事件真實的過程，換言之，典型化的加入許諾了文學可穿透歷史現實的必要性——文學加工的過程是剔除附著于歷史真實中有害于人物形象確立的有害或者瑕疵的部分，并非春秋筆法的套路使用?！稌r代榮光》正是有效闡釋現實且介入現實本質，才使紀實品質的小說擁有了更為深層的洞察。如歷史真實中的陳嘉庚遵循母命從南洋回到集美，迎娶了原配張寶果，如同他的母親一樣，張寶果一生也苦守在陳嘉庚的家鄉，并未一起下南洋經商，這樣，成長于南洋的華人吳惜娘就成了陪伴陳嘉庚在側的另一位夫人，兩位夫人共生育九子八女。但我們在閱讀中發現，無論是陳杞柏還是其他僑商，小說中或多或少都提及他們在家鄉和南洋兩位夫人和子女，但在寫到陳嘉庚時，家鄉的張寶果屢屢重彩出場，南洋的家庭情況卻未提及，僅著筆于他如何白手創業、舉辦教育，如何一生節儉、四處奔走傾資建校等，終成華人世界的樣本的傳奇故事，被毛澤東同志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這并不是王永盛寫丟了，或搜尋史料時的遺漏，應該是他有意而為之。雖然生活在半封建社會時期的陳嘉庚在其婚姻狀況中順應了彼時的風氣，但在王永盛看來，著墨于此勢必會沖淡圍繞這位有識之士在風云激蕩的舊中國建立起的興教救國的鮮明主題，陳嘉庚親歷的生活本身就是歷史真實，也是王永盛試圖理解主人公彼時的心理真實，從而有了再現歷史多維現實的文學真實。因此，王永盛寫作中會考慮到彼時風氣真實與塑造人物形象之間所存有的裂隙，而在我看來，他這樣有意識規避的做法頗有分寸，可使人物形象塑造得更為成功，我猜王永盛應該無意識地反映了當下主流意識背后允許發生在人物正面形象的歷史褶皺的寬容區間，從結果看他是明智且成功的。這樣的有意規避、忽略、強調在小說文本中俯拾皆是。如陳嘉庚選林文慶為廈門大學首任校長的細節，小說中只有寥寥數語：“經過多少個輾轉不眠之夜，陳嘉庚寫了一封越洋電報，求助遠在新加坡的老友林文慶博士，再三懇請他出任廈門大學校長?！倍治膽c在多年以后回憶接受廈門大學校長一職時這樣說：“民國十年（1921年），承電召文慶主持校務，亦義所不容辭者?！逼鋵?，翻閱資料便不難發現，當年廈門大學校長人選，在陳嘉庚的排序里林文慶并非首選，在林文慶之前尚有兩個人選，終因種種原因，他們先后辭任廈門大學校長一職。又如關于與三叔的邂逅、陳伯的人物設定、陳綱尚的發跡史、陳母送陳嘉庚下南洋的情節等等，均于歷史現實的合理化想象中無意識進行了典型化處理，從而使得小說文本的可讀性和故事脈絡的清晰化得到了有效保證。

閱讀小說文本還發現王永盛在正常順序流中時常插入某些情節，以補充的方式規避了多維事件同時交錯時發生主次不清的可能性，這種由于敘述主體的雙元乃至多元性，又由于不同維度的敘述發生直接性或間接性、顯在性或潛在性交匯，所以，完整敘述或敘事群中的主次關系隨之表現出了廣泛性、復雜性。因此，為確保多頭緒、多支干的故事不旁逸斜出，多維度敘述的時間順序、前后聯系得以完整呈現，不同時間、空間的支流互相關聯，王永盛使用閃回的敘事處理顯然是成功的。如小說中寫到只有17歲的陳嘉庚為何拜別家鄉遠渡南洋，獨自出現在“美豐號”貨船上，讀者和三叔保持了相同的疑問，作家筆鋒突轉，把陳嘉庚和讀者帶回到了集美小漁村，那里有17歲陳嘉庚對母親的不舍、對父親的疏離以及收到父親來信叫他下南洋幫助生意的抵觸，這樣，通過閃回的手法交代了不同時空下已經發生過的多個事件，使敘述的情節更為飽滿。這種刪繁就簡、突出主干的做法，避免了因兼顧眾多人物和事件而導致冗雜的敘述，干擾主要人物的次第登場、主要事件的明晰性，從而使敘述更為多向更為立體，主題的唯一性得到有效體現。這樣的閃回手法在20萬字的篇幅中高頻次地出現，豐富了情節的完整性，使之在推進過程中的容量得以橫向拓寬。

我還發現，《時代榮光》中的表述特點明顯，王永盛作為文學理論研究者自然知道如何解決史料原話遷移與人物在已知的場景中會有的表述方式，即自我表述與他人表述構成了間性對話關系。盡人皆知，人物對話可推進故事、豐富情節、交代事件、體現個性等，這在公共認知內的表述屬于封閉式表述，這種自足的封閉系統之外的他人表述是不存在的、無差異的。為避免二者之間的邊界可能混亂，王永盛采用了在時空上互不知情，但只要具有涵義上的可比性，對話關系便會自動生成，呈現出多維度敘述的差異性。如小說文本中的表述除有史料中明確記載的原話，還有膺服于彼時不同場景下的正式用語，以及非正式習慣用語等等，不一而足，如何使其共存于文本又不突兀，王永盛是下了大功夫的。與三叔對話，當三叔問出“此去南洋，所為何事？”陳嘉庚便恭敬作答：“家父早年遠渡新加坡經商，此行便是去投奔家父，幫忙打理生意?！笨梢院芮宄乜闯黾词乖谕腥胀?、彼此熟稔的情況下，對話顯露出的關系與此前陳嘉庚放學回家與其母的對話差異性顯著。陳嘉庚聽其母說父親回來，他的瞬間反應是“一時發蒙：爹爹？”其母則是笑意盈盈說“是呀是呀，爹爹從南洋回來了，你快點兒進屋見過”。很明顯，對話的情感態度與對話內容的正式、非正式用語間構成了第三種表述，這種表述鏈不僅構成了復合型對話關系，而且始終包含了表述者的情感態度，因而對話的立場決定了自我表述與他人表述間主體情感態度的屬性。

《時代榮光》的多維度敘述帶給小說文本的優越顯而易見，這自然得益于王永盛對史料的掌握和熟稔程度，也是歷史題材小說創作需要重視的重要環節。當然，由于史料中已有對陳嘉庚教育貢獻的固有評價，王永盛這樣頗具硬質的血性漢子，必會對其越了解越難以自抑，其在推進故事進程、塑造人物形象時會有試圖突破作家主體聲音在文本中隱形的沖動，偶有入場發聲，其情雖可理解，卻也需情感控制力的參與。對于文學創作來說，王永盛對生命的感受力、對紅色主題把握的優勢，回報了他的人生期許，也在回報這個難得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