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邏輯與時代趨向

張 偉 坤

(華南師范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廣州 510006)

協同共生：基層社會治理理念的

基層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根基，關乎民生福祉、民心安定和社會團結。千百年來，維系基層社會的良好秩序歷來是國家安邦定國的根本性問題[1]。中國現代社會基層治理所遵循的“以人民為中心”理念及“和諧共生”思維不僅與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積淀脈絡相連，也是在歷經幾千年的朝代更替和文化嬗變后實現了對傳統治理思想的重塑和超越?；跐撘颇?、彼此關聯的思想溯源、歷史事實和實踐契合，中國基層社會治理所遵循的“廣泛參與”“共治共享”和“共生共榮”等價值認同及維系原則，具有了意義深遠的文化傳承屬性和淵博厚實的歷史脈絡憑依。相較于西方個人主義傾向的民主論調，“以人民為中心”“共建共治共享”及“協同共生”等現代治理理念生成邏輯中，將現實問題、時代際遇和歷史影像融合統一，在中國構建和諧社會實踐中不僅具有脈絡相連的歷史傳承性，也更具有新時代場域下的理論自洽性和實踐契合性。

一、重民思想：中國傳統社會治理理念的發展脈絡與內蘊特征

重民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治理文化的重要基石和核心論域，源于古代思想精英和統治階層長久的歷史反思和治國經驗?；厮輾v史，堯舜時期作為初始的氏族公社階段，主要實行的是“禪讓制”，因而君民關系沒有出現劇烈矛盾和沖突；至夏朝始，社會階級初成，就開始有了強化和維護統治政權的敕令和教化，《禮記集解》記有“尊命，謂尊上之政教也”。但此時鴻蒙初辟，“民”大多渾樸難訓，統治者普遍以“給惠”的方式維護權威，因而君民關系較為親密；殷朝的統治者為延續和維護商時期的統轄，開始采用敬神的教化統治，加之向民眾索要的利益日益增多，君民關系變得逐漸疏離；周朝開始有了崇禮的人文教化，君民之間又逐漸親近，但“君”與“民”之間開始有了尊卑之序，也有了主動而分明的權益之爭[2]。至此，作為農耕時代政權的運行和維護，就開始有了何為“本”的原始思考。

夏商時期雖有零星的敬民和重民的表述，但未能構筑起理論意義上較為完整的重民思想體系。直至西周初期，彼時的思想精英以夏商朝代更替和定命輪徙的根本原因為思考背景和歷史借鑒，才逐漸有了理論意義上的重民思想?！对娊洝贰渡袝返戎髦芯兄T多關于天命、民、德、天、人的闡述?！对娊洝ご笱拧な帯吩疲骸耙箬b不遠，在夏后之世”;《詩經·大雅·文王》指出“天命靡?！?。這些論述表明該時期對此問題的思考具有自覺性，且進一步將前人帶有族群局限性的“神”轉化成更為具象化和共有性的“天”和“天命”，并敦促統治者開始思考君民關系的維系之道?！渡袝分杏兄T多對“德”的闡述，如《蔡仲之命》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泰誓》強調“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認為君王的“德”主要體現在與“民”相處的方式、立場和態度上，即需要通過保民、養民、容民等順天應人的重民思想來呈現德性。至此，影響深遠的傳統重民思想基本成型。孟子和荀子則將“民”的概念提升至空前的高度?！睹献印けM心下》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王制》論及“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這些影響深遠的關于“君”與“民”之間關系的論述，初步勾勒出了重民思想的完整輪廓。

重民思想至漢唐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也迎來了大發展的時代。如漢朝統治階層吸取秦朝急速隕落的深刻歷史教訓，開創性地將重民思想融嵌于主流意識形態。同時，以董仲舒等為代表的思想精英，在前人已成體系的基礎上將重民思想進一步加以系統全面的闡釋和論述，提出了“天之立王，以為民也”(1)賈誼著，王洲明、徐超校注：《賈誼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第332頁。的論調，指出統治者作為“天”的代言人應遵循“天”的旨意，即“以民為本”；賈誼更直接認為“民”才是“萬世之本”(2)鐘肇鵬主編《春秋繁露校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第32頁。，因而統治者和官吏等均須“以民為本”；作為統治者的唐太宗也提出了“君依于國，國依于民”(3)劉昫：《舊唐書》卷三，中華書局，2000，第56頁。的治國理念，將“君”與“民”的關系視為“舟”和“水”的關系，蘊含著清晰的重民思想。

至宋朝以后，傳統的重民思想體系構建日臻成熟。如張載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4)張載：《張子語錄》，北京圖書出版社，2000，第39頁。的主張，在 《正蒙·乾稱篇》中更是認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將傳統儒家文化的重民和家國情懷體現到極致。但受抑于封建專制的鞏固強化和宋明理學的僵化迂腐，以民為本的思想未能取得實質突破，并在明清之際的近代大門前中道而止。即便傳統的社會治理思想未能直接引出現代意義上的民主綱領，但不可否認其中孕育著現代民主的基本要素。如明清時期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強烈抨擊封建君主專制，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5)黃宗羲著，段志強注：《明夷待訪錄》，中華書局，2011，第62頁。的治世思想。歸根結底，封建皇權專制的現實制度，決定了在治理社會的實踐過程中，“民”始終處于被管理和被統轄的被動地位，未能作為管理主體或政治主體而存在。農耕文明時期的重民思想始終未能剝離這一本質，因而在治理理念和管理體制上一直無法有所突破，直至封建專制統治走向瓦解滅亡。

梳理中國傳統社會治理思想萌生、成熟、完善的歷史過程可以發現，其作為重要的思想論域和文化范疇，至少蘊含著如下特征。一是堅持“現實追求”為基點使其具備扎根民眾的基層實踐性。傳統的治世思想雖帶有濃重的神秘主義色彩且未能最終脫離傳統天命觀，但幾千年來卻始終以民眾的現實追求為基點，以群體性的農耕牧織、政務法令、秉文經武等日?；顒訛橹行乃茉熘袊鐣膬r值倫理、道德規約和文化架構，因而有著寬廣厚實的群體實踐基礎，得以深深扎根于中華文明的土壤。二是遵循“規律”意識使其具有治國理政和道德審視的重要現實功效性。傳統重民思想作為重要的施政經驗和治國思維，被封建統治階層所接納和活用，并因其始終具備遵循“規律”意識，因而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生態、法令規約、制度變遷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治國理政過程中起著重要的基石作用。三是內蘊“民生”思維使其具有脈絡相連的歷史傳承性。中國傳統文化綿延幾千年從未中斷，雖交織多種文明、匯聚不同風俗，卻始終在絢麗多彩的“個性”中貫連著農耕文明的“共性”，而內蘊的民生邏輯便是這種共性的核心屬性。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民思想發軔于商周時期，形成于春秋戰國時代，此后逐漸相融并根植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成為中國傳統政治的重要思想論域，既是對當時社會治理思想和國家運行狀態的道德規約與倫理規范，也是歷代思想精英進行話語重塑的思維演變歷程，深遠影響著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不可否認，中國傳統社會治理文化作為農耕文明時期的精華，雖歷經朝代更替和社會變遷的洗滌，卻仍對近代民主的孕育與啟蒙起著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重要助推作用[3]，也對構建現代和諧社會的基層治理理念有所啟迪，成為中國基層社會的維系原則和現代治理理念的底色、根源。

二、民眾參與：西方基層社會治理實踐的內在訴求與現實困境

梳理近現代西方社會治理理論的發展脈絡可知，民主在誕生之初就是以民眾直接參與的方式出現的，其后發展為自由主義的“代議制”民主；而隨著民眾參與基層公共事務能力的提高和意愿的增強以及社會生產力的進步，現代“參與式”民主又實現了“古典民主以一種高級的形態進行復歸”[4]。以本杰明·巴伯(B.Barber)等為代表提出的“強勢民主”理論，對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理論進行深刻反思和全面剖析，分析了“代議制民主”存在的弊病并批評其弱化了公民精神。在此基礎上，重新勾勒了公民身份在政治參與中的現實價值和實踐方式，認為公民不僅是顧客和選民，也是自治者、參與共同體及基層社會共治者，更是自己前途命運的主導者和掌控者；在互動參與過程中，公民作為參與的自治主體可以形成政治社群，將“私利”轉變成“公利”，將有依附屬性的個體轉化為具有自由意義的公民[5]。哈貝馬斯(J.Habermas)則強調了“話語”對于參與和交往行為的重要價值，認為交往行為必定在某種價值關聯和行為規范的語境中產生和延續[6]。哈貝馬斯的理論雖然有著西方主導主義、折中主義等諸多問題，但其將晚期資本主義實踐經驗與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相結合，進而深刻剖析晚期資本主義合法性困境的獨特見解，以及其對于國際視野下民主制度的重新勾勒和公民參與制度的深刻反思，仍值得我們在現代社會基層治理理論研究中加以思考和關注[7]。此外，哈貝馬斯等學者在批評和反思傳統民主范式的基礎上提出“審議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論，認為人們終歸要回到有效協商和理性溝通的機制上來探尋社會的規范原則和價值前提[8]，對我們思考在和諧社會構建背景下如何通過有效的互動溝通交往規則達成群體共識，以及如何通過聯動式協商共治模式實現基層民眾參與的理想訴求，提供了實踐視角和理論參考。理查德·博克斯(R.C.Box)等學者提出的“公民治理”(Citizen Governance)理論則提倡以“公民中心”的社會治理模式替代以往“官僚中心”的行政主導模式，認為在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權利的“代議者”不應將自己視作公共政策制定的主導者，其主要職責應是協調公民更廣泛和更直接地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決策和執行，即公共服務職業人員的主要精力不應集中在駕馭公共機構上，而是以“幫助者”的角色最大限度地支持公民行使權利和參與決策。當然，這種“自治型”公民參與基于公民有積極參與意愿的前提假設，即認為絕大部分公民都有認真思考、積極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強烈意愿，至少有思考和影響公共利益的極大熱情[9]?！白灾涡汀惫駞⑴c強調了民眾作為管理者和所有者的地位，認為民眾可以自由參與公共事務并影響公共決策，同時也須共同擔當責任，透射出“民治”的價值意蘊和公共精神，對現代社會基層治理的理論構建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然而，從實踐視角審視西方現有的基層參與機制，也逐漸顯現出現實困境：從參與主體看，雖然民眾的參與意愿大幅提升，但共同遵守特定的法律規約和程序規范還未能普遍內化為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和公共決策的自發意識及自覺習慣，整體參與水平仍然偏低，限制了基層治理中廣泛而有序的民主參與行為；從參與過程看，基層政府的權威有限，結合轉型社會特征進行基層治理的創新思維有待提升，對數字化轉型、危機干預、應急管理、風險感知、聯動機制、整體性治理等新概念理解不足，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很難達成群體性的共識，阻滯了諸多重要事項的推進；從參與效果看，制度的構建和程序的規范仍有極大的改進空間，參與過程中出現派系紛爭、監督缺位、無效決策的情況也屢見不鮮，削弱了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動力和熱情。

雖然西方民主理論歷經時代變遷且逐步革新，但其核心理念始終是以個人主義為傾向的。在過去百余年，無論是明清之際黃宗羲等思想家對傳統封建王權專制體制的猛烈抨擊，還是民國時期所提倡的“三民主義”，其最終目的都希望打破傳統社會治理實踐的“制度困境”，并試圖借鑒或嫁接近現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通過“賦權于民”實現民眾在現實社會治理實踐中的主體地位。但這些變革無一例外均以失敗收場，其核心原由便是忽視了根植于心的中華民族秉性和脈絡相連的獨特文化意境，割裂了綿延承襲的傳統治理思想的現實效應。

三、以人民為中心：變革社會中基層治理的現實審思與中國智慧

基層社會作為民眾日常交往互動的基本場所和獲得精神寬慰的空間場域，體現出矛盾的集中性、事務的復雜性以及維穩的重要性等特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層社會發生著快速而深刻的變化。一方面，計劃經濟時代的“公社制”“單位制”被打破，“單位人”逐漸演變為維度更廣的“社區人”或“社會人”，社區組織發揮著治理基層社會的基礎性作用；另一方面，隨著人口的快速流動，傳統治理模式中兼具維持秩序和道德約束功能的人情脈絡、族群關系等，基本失去了發揮效用的場域條件。因而，創新和改革基層社會治理模式，走出傳統治理思想中“民”作為管制對象和工具價值的思維禁錮，增強基層民眾的參與意識，重視和完善廣泛而實質的基層參與制度，便成為中國現代社會基層治理理念的重要基礎和時代要求。

站在新的征程上，如何站穩人民立場，堅持群眾路線，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使基層治理與和諧社會構建取得實質性進展，成為新發展階段推動社會高質量發展的現實要求和重要保障。傳統治理思想所蘊含的豐富的治世理念、治國經驗和道德規約，是中國幾千年歷史文明的積淀，閃耀著群體智慧的光芒，也對“群眾路線”“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治理思想的形成和踐行有著舉足輕重的傳承價值和鑒往知來的啟迪作用。無論從功能還是本質看，新時代和諧社會的構建都不能完全剝離傳統治理思想所提倡的道德追求、教化倫理和人文關懷，需要在繼承優良思想文化的基礎上構筑起“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同體”話語體系。

首先，傳統治理思想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治理理念提供了脈絡相連的文化基因?！盾髯印ぐЧ诽岢觥八茌d舟，亦能覆舟”；《尚書·五子之歌》強調“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盡心下》明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禮記·中庸》指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這些以民為重的思想，不僅以思想文化浸潤的直接形式，為“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理念提供有跡可循的歷史記憶，更以傳統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方式，成為評判政權規約合法性和品行道德高低的主要憑依，滲透在中國傳統社會治理的文化基因中，使中華文明具備了自我修正和糾偏再生的功能，進而塑造著中華兒女的民族賦性?！耙匀嗣駷橹行摹崩砟钪阅艿玫交鶎用癖姷慕蛹{和支持，正是以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引，在尊重歷史記憶和繼承傳統治理思想所延續的“共性基因”的前提下，剖析并正視了和諧社會構建中面臨的突出矛盾，正確處理了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契合關聯。

其次，傳統治理思想所呈現的家國情懷和民生思維，對構建現代和諧社會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從民本到民生，映照出統治階層對民眾現實生活和生存狀態的關切，這對新時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共建共治共享”等基本立場，以及構建和諧社會的不懈追求有借鑒啟發意義。 “以人民為中心”理念的生成邏輯中，將現實問題、時代際遇和歷史影像融合統一，因而并不是空洞的訴求或抽象的暗示，而是具有了理論的自洽和實踐的契合，其本質是以唯物史觀的理論高度，始終把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追求，始終關切基層民眾的現實生存條件與基本發展權利，務實地為基層民眾謀求共生共榮的發展權利和豐盈福祉。

再次，傳統治理思想的形成規律和發展邏輯，對構筑和完善“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治理思想體系有啟迪價值。傳統治理思想發軔、成熟的演進歷程，始終未曾脫離對社會現實困境的密切關注和歷史反思，可以說是在鑒古知今的文化嬗變中得以發展成熟的。中國共產黨經過長久的革命斗爭和實踐探尋，選擇并堅持了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并始終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評判依據和核心價值準則，這無疑也是基于歷史反思而作出的對社會發展主體的本質性解剖和規律性領悟。因而，鑒往知來，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實踐過程中，需要把握和尊重中國現實社會發展的時代趨向，需要精準剖釋和領悟 “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意蘊。就這個意義而言，傳統治理思想的形成規律和發展軌跡，對現代治理思想體系的構建和完善起著邏輯維系與方法指引的作用。

面對變革社會中民眾參與和基層治理的困境，我們需要重新回歸根植于心的中華民族秉性和脈絡相連的獨特文化意境，結合現實加以思考?！耙匀嗣駷橹行摹钡睦砟畈皇巧嵊蔡资降匾蜓嘏f，而是基于幾千年中華文明的歷史影像、知識沉淀和時代際遇，以唯物史觀的理論高度和邏輯契合實現對傳統治理思想的傳承、革新和超越。歸結起來，在中國現代社會治理實踐中，“以人民為中心”作為現代社會治理的核心價值導向，在達成群體共識和形成共生關系過程中體現出獨特的價值和作用，主要得益于中國特色的制度、環境和文化優勢。一是傳統文化的傳承性與現代治理理念的引導性，樹立了基層廣泛參與的文化自信。傳統治理思想作為中國農耕文明的思想精華，體現出中華傳統文化中深厚的人文精神、樸實的人道主義和深入民心的道德規約，保障了長治久安和社會和諧。脈絡相連的共性基因使集體意識和共生觀念深入民心，使倡導民眾廣泛參與公共事務有了價值上的認同和邏輯上的契合。二是多元利益的包容性和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奠定了民眾有序參與的基礎。中國基層民眾在根本利益上有著明確的群體共識，政府在社會治理中也始終遵循“人民當家作主”的基本理念，這為基層民眾的有序政治參與和基層共生關系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礎。三是參與主體的平等性與廣泛性，以及參與途徑的多元性和參與機制的創新性，提升了基層參與和基層自治的效果。面對社會轉型時期矛盾的復雜性和利益訴求的多樣性，中國政府正努力拓寬基層參與的渠道，創新參與機制，提升政府治理和公共決策的公正性和科學性，為構建和諧社會創設制度空間和實踐場域。

應該說，“基層共生”和“以人民為中心”理念擯棄了農耕文明時代具有浪漫色彩和神秘主義的抽象描述，轉向務實的制度構筑、法制健全和政策保障，通過常態化的制度規約和共生式的表達體系，踐履“人民當家作主”的實踐承諾，指向實現基層民眾對“共同富?！泵篮蒙畹默F實期盼和社會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追求，架構起新時代和諧社會的現代治理體系，不僅為達成基層共生關系的理想訴求樹立了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更為在構建和諧社會背景下和處理社會復雜多元問題的過程中貢獻“中國方案”與“中國智慧”提供了更多可能。

四、和諧共生：新時代基層治理理念的傳承邏輯與價值共識

隨著技術的迅猛發展與創新價值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基層組織間的合作共生以及協同共治理念日益凸顯其價值優勢，人們開始從關注競爭轉向關注協同，也從以往的邊界思維轉向認真思考自身與外界的共生互融發展模式。改革開放后，民眾對公共事務的自主參與和自我管理意愿逐步提高，國家對基層民眾有序參與社會治理的常態化制度保障和規范化程序維護，已成為完善協同共生治理體系的核心改革方向以及和諧社會構建的基本實踐進路。

中國傳統治理文化中的重民思想作為重要思想論域，其核心要義是始終堅持和強調“君”與“民”的共生邏輯。從概念上來說，共生是指不同個體間逐漸形成的一種相互支撐、合作共存、協同發展的狀態或關系[10]。新時代催生了新環境，其基本特征是數字技術與萬物互聯，在基層社會治理中最本質的特征則體現為基層組織與基層民眾的價值共生和協同發展?？梢哉f，和諧共生理念傳承并契合了傳統治理思想及現代基層治理理念的基本屬性，也是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價值遵循，其所內蘊的是一種“包容的文明觀”，其重要內核是追求“和而不同”，即提倡在理解彼此和尊重差異的基礎上探尋共生共存的方式，實現社會資源的整合共享和社會關系的和諧安定[11]。

圖1 基層社會治理理念的傳承契合邏輯

新時代和諧共生的本質是實現社會系統從無序到有序的轉變，其重要路徑是構建“價值—共享—技術”三維度的共生關系實現機制。首先，價值機制主要借助政策、法律、制度等途徑加以鞏固和完善，目的是激活內在動機、增強協同意愿和形成價值共識。在基層治理中，內在動機是促進基層組織和基層民眾形成協同共生意愿的本質和動力，而價值共識則是增強其協同共生意愿的關鍵。當基層民眾形成一致的方向和目標，并感知到完成社會整體改革目標與實現個體目標呈正向關聯時，就具備了尋求主動協同共生的心理基礎，會逐漸形成價值和目標認同感，在基層組織間形成相互協作的關系，不同組織在保持獨立自主的前提下，基于價值共識實現互相激活、共同促進、整體優化，獲得作為個體單獨行動所無法達到的新階段和新價值[12]。其次，共享機制包括資源整合、知識共創、信息共享、聯合決策等協作共享行為。全球視野下的基層治理涉及跨越地域和組織邊界的不同主體間的資源共享和價值共創，這需要借助政府和民間的力量共同推動，力求打破國家和區域之間的制度阻隔，在統一性與多元性之間尋求平衡，采用高效的制度銜接而非強制性的模式認同[13]，促進區域間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單獨行動走向互惠共享。最后，以數字技術為支撐的技術機制是實現基層組織內外和諧共生的重要路徑。移動數字技術使基層共治的場景空間得到無限延伸，基層組織間實現跨域合作更為便捷，合作程度更深且效果更具有可預見性，也能更深切體會到協同發展帶來的共振效應。如基于數字技術開發的智慧協同平臺，可以為協同辦公、共同決策等場景提供技術支撐，破解基層治理中數據孤立、場景割裂的協同困境，實現以數據聯結為基礎、以問題解決為核心的基層共治模式，其背后的基本邏輯就是和諧共生。

圖2 “價值—共享—技術”共生關系實現機制

五、協同有序：新發展階段基層治理的理念轉向與共同訴求

構建和諧社會所內蘊的“共生邏輯”絕不是簡單地對傳統治理思想的去粗取精，更不是不假思索的傳承延展，而是將其放置于構建新時代和諧社會的現實情境中，使其“共性基因”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中持續重塑、裂變和新生，完成對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思想的價值選取、理論構筑、實踐轉向的全面闡述。這種社會治理理念的轉變和超越，集中體現在從“混沌無序”到“秩序協同”、從“線性邏輯”到“復合治理”、從“個體化思維”到“共同體理念”等理念和實踐維度上，目標指向推動人類社會高質量發展，進而構建和諧社會。

(一)從“混沌無序”轉向“秩序協同”

許多經典理論告訴我們，需要以整體論的視域去看待今天的世界。當下，被新冠疫情肆虐的社會生態系統讓我們更深刻體悟到生命自然進化的機理是共生。只有基于多元交融、互為激活，才能產生新的價值，才能在基層治理實踐中實現從混沌到秩序的質變。無論是在全球語境還是在中國場域，協同共生理念都已成為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實踐的重要價值遵循和理念轉向。要以協同共生的視角去看待基層治理問題，要置身于區域協同的共性規律來重新認識作為“個體”與作為“共同體”之間共生關系的價值本質和運行規律?？梢哉J為，協同共生效應的本質就是通過構建共生體系，推動共生單元間實現主動且持續地協同增效，進而達到整體價值最優目標的動態演變過程。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協同共生體系實現機制中，基層組織內部實現多元分工，組織與外界則實現多向互動，共生網絡中的每一個共生單元都能響應外界需求，并在不同價值網絡中扮演多重角色，每個獨立的組織都扮演“連接器”和“資源混搭者”的角色，以實現資源和信息的高效整合與傳遞，達成組織內外的高效協同，其最終指向的是社會高質量發展?；鶎由鐣卫碇?，合作具有必然性，協同共生的本質是從無序走向有序，實現從混沌到秩序的轉變。

表1 基層治理的協同共生邏輯與目標

(二)從“線性邏輯”轉向“復合治理”

回顧中國基層社會的發展，實際上經歷了從簡單社會到復雜社會的變遷。傳統以小農經濟為根基的基層社會中，復雜的勞動分工尚未出現，民眾對土地的依賴程度較高，若非不可抗力的戰亂或天災，依附鄉土人情而建的社會結構將長期維持穩定，屬于典型的簡單社會[14]。隨著工業時代的來臨，生產方式的變革幫助人們逐漸擺脫了對土地的依賴與束縛。社會分工日益精細，專業化水平快速提升，中國城鎮化建設飛速發展。流動人口迅猛增加，從1982年的657萬人(6)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xinwen/2019-08/22/content_5423308.htm，訪問日期：2022-05-22。到2014年的2.53億人，幾乎占了當時全國總人口數的19%。此后幾年，流動人口也持續穩定在2.4億人以上。(7)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官網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9/indexch.htm，訪問日期：2022-05-19。大量的流動人口使處于相同區位的不同群體形成了碎片化的利益糾葛，一系列的變化也改變了簡單社會中穩定、靜態、線性的社會特征，基層社會開始轉向階層結構和基本形態逐漸分化的復雜社會。人們認識到基層社會的發展是非線性且不可逆的復雜變化過程，其復雜性隨著社會的發展始終處于動態變化之中[15]，因而對于復雜社會的理解也要與時俱進，真正生成處理社會復雜問題的合理方式，進而提升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性。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基層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末端和根基，卻一直未能脫離線性思維，即始終將消解復雜性作為應對復雜社會的關鍵策略，試圖在治理過程中尋找一種先驗性的、高度穩定的固定路徑，建立起某種簡單而特定的因果關系，或建構出某種“標準化”的基層治理模式。事實證明，在基層治理過程中，簡單的線性思維與基層社會的復雜性之間顯然是矛盾沖突的，任何單一固定的治理模式或治理機制都不足以應對變幻莫測的復雜社會問題和不斷擴張的民眾訴求[16]。線性思維往往使基層治理陷入困境，表現為主體結構的固化、服務供給的遲滯、形式主義的加劇、組織關系的離散以及關聯問題的擴散等。面對日益復雜的基層社會問題，新時代呼喚更為開放包容的基層治理理念和治理體系，不少地方政府率先開始了與時俱進的“復合治理”實踐轉向，力圖破解治理主體、資源、空間、價值等邊界阻隔，增強基層治理的互融性、適切性和動態性，使多元治理路徑在不同維度上實現復合，以擺脫線性思維所帶來的路徑依賴和治理困境，提升基層治理的效能。從本質看，復合治理并不是治理單元間毫無秩序的雜亂結合，而是強調多維治理場域和多元治理方式的“共時性存在”[17]以及共生要素間彈性且有序的聚合，其目的不是試圖消除復雜性，而是設法以有序的復合手段和更為精準適切的方式回應基層社會的復雜問題。因此，復合治理尋求的是一個彈性化、協同式、生成性的基層治理過程，目標是實現多元治理路徑的融合互補并產生治理效能的協同增效效應?？梢哉J為，復合治理從整體、系統、開放的視角應對基層社會問題的復雜樣態，提倡在處理單一基層問題的同時系統地思考與其耦合的關聯問題，以預判和防治眾多始料未及的關聯涌現性難題，實現基層治理機制的系統性調節，以適應基層社會復雜且非線性的發展變遷過程。復合治理同樣遵循問題導向，但區別于線性治理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更體現出開放包容與和而不同的治理思路以及對治理主體、治理資源、治理場域等差異性的尊重，為新時代中國基層社會治理實踐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理念轉向。

(三)從“個體化思維”轉向“共同體理念”

近現代社會的演進引發了人們對重構個體與共同體關系的新時代思考。人們發現，社會發展的個體思維傾向加劇了個體與共同體的緊張關系，也增加了群體內部矛盾。絕對自由主義的個體化傾向不可避免地帶來精神上的空虛和人際交往上的緊張，帶來“終極關切的喪失、深層價值世界的蕭疏和生存意義的懷疑，以及作為個體存在根基的迷失”[18]。在這種分歧深化和群體關系衰退的潛在境況下，反思社會治理過程中共同體與個體關系以及重塑社會治理實踐中的共同體意識，就成了現實任務和時代要求。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國逐漸顯現出公共問題關聯化、權力表達方式新型化和政治力量多極化等時代特征，也萌生了更具國際格局和全球視野的社會治理新方向。在全球化背景下，傳統的依賴單一國家力量來創建或維持國際秩序的情形將難以為繼，而跨國組織、跨國集團和國際性組織等新權力主體在全球治理過程中的作用日益凸顯。以此次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為例，全球性的公共問題強化了諸如“世界衛生組織”等超國家的國際性組織的權力主體作用。因而，全球語境下基層社會治理不再局限于國內空間場域的邊界思維，在治理主體、治理對象、治理方式和治理規則等方面，都表現出與全球性公共事務的緊密關聯性。全球視野下，基層社會治理必須拋棄只顧自身發展和小眾利益的狹隘思維，從人類文明進步的價值共識和整體視域、從傳統管理文化與現代治理思維的融合傳承來解決公共問題?？梢哉J為，現代意義上共同體與個體關系重構的科學邏輯，是在馬克思主義關于個體與群體共生關系的闡述中得以樹立的，因而社會治理中共同體意識的重塑也需要回歸馬克思主義的共同體哲學范疇。馬克思指出，“個人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獲取全面發展的方式，即個人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自由”[19]571，并認為“進行物質生產及從事活動的現實中的個人”是真正的起點；而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不僅決定著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質，也決定著人與社會共同體的具體關系[19]524。因而，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基于社會聯結與共同勞動的基本需要所生成的共同體，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將人的“共同體主體性”與“個體主體性”進行統一的達成方式[20]。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于共同體與個體共生關系的闡述，從歷史和哲學維度剖析了兩者關系的演變規律，為現代社會治理實踐中形成更廣泛的個體參與氛圍以及更好地達成群體共識提供了理論指引和歷史反思。因而，在全球共治的時代背景下，共同體與個體關系的重塑，不僅是某一國家或地區避免向單邊主義、封閉主義倒退的自覺反思，也內蘊著人類文明渴望擺脫資本控制邏輯、構建和諧社會的共同訴求和美好期盼。馬克思理論中關于共同體與個體關系的闡述給予人們重要啟示，即兩者關系的重構不僅需要以共生共贏為價值指引和基本前提，也需要具備支撐這種共生體關系穩定長久的制度。在中國基層社會治理實踐中，從原子個體思維轉向共同體理念的具體體現，就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為基礎，構建個體與群體、社會、國家間的共生關系，進而構筑和諧社會的“人民共同體”。

經過歷史反思和價值探索，中國社會治理實踐中共同體與個體關系的重構，與中國的道路選擇及制度安排有著一致性:既不重蹈傳統封建專制的歷史循環覆轍，因為這明顯不符合中國社會文明進步及現代化社會轉型的基本規律；也不陷入西方絕對自由主義的文明危機，因為這也與中華優秀文化的和諧思想傳承及共同體關系重塑的價值定位相對立，而是始終依循促進個體發展和維護社會整體安定相平衡的道路前行，也始終在協調共同價值與個體價值的統一中保持著和諧意識與調和張力。在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新發展階段和新發展格局下，重塑個體與共同體的共生關系，不僅是區域內部避免向單邊主義和封閉主義倒退的自覺反思，也內蘊著人類追求社會高質量發展與和諧共生的共同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