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特地區戶口檔案與人口管理的特點

烏仁其其格

(內蒙古財經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1)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檔案館館藏滿文、蒙古文、漢文戶籍檔案,集中反映了清代至民國土默特地區的人口狀況，詳細地記載了家庭人口及其變動、人口管理的時代變遷、人口管理的地方特色，不僅對土默特蒙古族歷史研究具有積極意義,同時為人口學、社會學研究提供重要的歷史資料。

一、土默特地區人口檔案

土默特地區人口檔案包括清代的滿文24類、25類、45類和47類4大類，蒙古文48類以及民國時期163件相關漢文檔案，始于乾隆八年(1743年)止于1949年9月的兩百余年。按內容主要可分為比丁冊、戶口地畝草場冊、戶口姓名冊等，滿文戶口檔案是該地區戶口檔案的核心部分。比丁冊是以服兵役為目的的三年一次比丁時產生的戶口檔案，可分男丁姓名數目冊和報部丁數冊兩種。男丁姓名數目冊即以佐領為單位進行的比丁統計冊，是以管旗王公臺吉以下，牌頭以上逐一核查，按戶比丁。報部丁數冊由比丁當年的七月，理藩院送來兩本鈐印蒙古文比丁空冊，為各佐領下男丁姓名數目冊的匯總，編造好比丁冊后，于當年的十月內送理藩院[1]。要求報送理藩院時必須帶有鈐印蒙古文函一份，送達后理藩院再出具鈐印蒙古文回函一份為證[2]。戶口地畝草場冊，分滿文、蒙古文兩種，是土默特地區現存最早的戶口信息檔案，形成于乾隆八年(1743年)，也是存量較大的戶口檔案。這些檔案雖然是為整理耕地而產生，但其內容涉及戶主姓名、人口，每一塊地的使用類型、年限，與哪里人發生何種土地關系，典、租地的收益形式等，從而擁有了較翔實的當地住戶及人口信息。戶口姓名冊以所屬佐領為單位統計所有戶口姓名的登記冊，包括戶主身份(職業)、姓名、年齡，以家庭長尊男女順序記錄[3]。清代漢文戶口檔案較少見，據宣統年間的調查戶口草冊情況看，也是以佐領為單位記載男丁戶口[4]，以所屬佐領下各村子男丁姓名、戶內人口姓名、年齡以及與戶主關系為順序記載[4]。進入民國年間，滿文、蒙古文檔案明顯減少，更多的戶口信息集中在漢文檔案里，如民國二十年(1931年)的“左翼二甲所屬署佐領瑞恒屬下戶口冊檔”，形制基本與清代相同[5]，實際上這也是以比丁冊為目的的人口檔冊，但是從內容上講，與清代有明顯的區別，即以市鎮為核心增加了所屬村莊與市鎮之間的距離。值得一提的是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土默特地區的人口登記或比丁冊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為我們全面了解當時的人口情況提供了詳細的數據。(1)土默特左旗檔案館所藏清代土默特兩翼原撥戶口地畝草場清冊標注的最早清查地畝年份為雍正十年。但詳讀檔案資料可見，被清查的最早時間應為雍正二年(1724年)，而不是雍正十年(1732年)。參見土默特左旗檔案館滿文檔案，80-47-15(即全宗80，類別號47，案卷號15，以下同)；土默特左旗檔案館蒙古文檔案，80-48-18。

人口檔案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首先，除了人口及其管理信息之外，還有較翔實的地權構成或土地經營信息。與一般的戶籍檔案不同的是現存本地區最早的人口信息檔案是伴隨著土地清查而出現的。土默特兩翼在乾隆八年(1743年)，對兩翼土地以戶口為基礎，按人均土地擁有量進行普查，據現存該清查冊檔案涉及土默特兩翼29個佐領37 845.58頃土地，其中農用地23 577.58頃，公共游牧地14 268頃，反映出當時土默特地區土地經營實際以及農長牧消情況，甚至已出現13個佐領下24個村無牧場可尋[6]，全部轉入農業的事實。其次，人口檔案中還包括關于土默特兩翼與鄰界蒙旗之間的邊界信息。qarai-yin toqoi(哈來灣)是鄂爾多斯和土默特的分界，長期以來黃河改道而哈來灣跟著移位，鄂爾多斯和土默特之間因此發生邊界糾紛，如乾隆五年(1740年)，黃河改道哈來灣從鄂爾多斯界內移到了土默特轄境內[7]，由此旗界發生變更。清代有清晰的旗界劃分，但旗內村落之間的邊界卻模糊不清，而這一信息在戶口檔案中有據可尋。如巴拉嘎筍和烏蘭不浪二村的邊界北至torolji gool(濤饒勒濟河)、qar-ahada(哈拉哈達)、guur bogan(古爾布拉格)，南至gur-un aman(古爾阿曼)的hudug(胡杜閣)，西至qargil-un gool(哈爾給勒河)、yehe torolji(大濤饒勒濟)，東至yanggircig-un ?ili(仰給爾齊圪川)、baga torolji heriye-e hada-in boolag(小濤饒勒濟、合力葉哈達之布拉格)[8]。這為生活在這里的人們了解自己的生存空間提供了最原始的依據。最后，呈現豐富的社會生活史。人口與土地史就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的社會史。隨著牧消農長與內地移民的日益增多，土默特地區的宗教與社會文化呈現多元化。一向篤信喇嘛教的土默特蒙古開始出現道教信仰者，如乾隆八年(1743年)，賽因烏力吉佐領下小筆帖式村蒙古毛烏肯、云木楚木、道爾計色楞已成為專職道士[9]；還有格薩爾廟相關的記載[10]，這在土默特地區還是比較少見的。雍正初年土默特蒙古受滿漢文化的沖擊已經非常明顯，如“taoulai jil-un laba sar-a-du emun-e etged-du ded jerge-yin γajar nigen qeseg arban mu γajar, nige lang tabun ?in-yir ?ingjou-yin bai ?i xian-du danglaba?！?譯為：兔兒年臘月南邊次等地一塊十畝，以一兩五錢價當給忻州白啟賢。)[11]從這段史料中，我們看到多種文化相融的信息，土默特蒙古人不僅用十二屬相記年，而且蒙古文、漢文摻用(如“laba sar-a-du”)，亦用滿文書寫地名及人名(如“?ingjou-yin bai ?i xian”)。

二、土默特地區人口管理的特點

(一)地籍與戶籍管理的一體化

與一般的戶籍檔案不同的是現存土默特地區最早的人口信息檔案是伴隨著土地清查檔案而產生的。清乾隆初年，土默特蒙古兵丁所謂養贍之資而劃撥的土地逐漸流失，蒙古兵丁因失去土地而日益窮苦化。乾隆八年(1743年)，歸化城土默特戶司對境內土地進行清查所形成的原撥戶口地畝清冊就是這次蒙丁地的檔冊。(2)根據土默特左旗檔案館館藏歸化城副都統衙門檔案，原撥戶口地畝草廠清冊47類，1-110件統計。這次檔冊中被保留至今的有土默特左翼167個村落1477戶8281口，右翼154個村落1941戶10 560口，另外霉變殘留檔案中有98個村落1156戶5986口，共計419個村落4 574戶24 827口，占當時土默特蒙古族全部人口的55.8%。如乾隆八年(1743年)，毛布拉格板升“披甲阿拉布坦8口……與民人合種三等地4.50頃，租種二等地1.50頃，三等地5.80頃”[12]。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初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二十九日，新齊旺佐領下倒拉村“披甲卻扎布9口……此戶共地12.28123頃”[13]。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鴻慶寺喇嘛黑土耕地調查冊載“格隆桑如布6口……此戶共地五塊8.06頃”等[14]。土地清查和人口普查同時進行，一舉兩得。

在擁有土地為轄境內人口管理依據的原則下，獲得土地的非土默特蒙古族人口也自然進入日常管理范圍之內。表現之一，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內務府奏設黑河、渾津十三戶莊頭[15]，詳細記錄莊頭姓名及土地頃畝，從東三省蒙古移居土默特的十三戶莊頭為渾津莊頭王文魁、劉金鐘、宋德勝、吳永茂、杜萬山、劉佩、潘世福、趙玉剛、王成、張承業；黑河莊頭丁開山、胡建基、李自明[16]。到1938年開成十三村共計287戶1374口，具體包括潘莊56戶307口；西王莊52戶237口；杜莊7戶48口；四德堡11戶49口；張莊12戶45口；四德堡南營子12戶63口；東王莊24戶104口；四間房14戶63口；西劉莊4戶22口；趙莊58戶267口；宋莊4戶17口；吳莊5戶23口；劉莊28戶129口[17]?？滴跞?1694年)始設的莊頭地的經營者十三戶莊頭，進入土默川即擁有了長期穩定居住權，形成了潘莊、西王莊、杜莊、四德堡、張莊、四德堡南營子、東王莊、四間房、西劉莊、趙莊、宋莊、吳莊、大劉莊等村莊[17]。他們的原籍記錄上寫有東三省蒙古移居土默特，當地俗稱“莊頭蒙古”[18]。表現之二，在謀生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涌入土默特地區的民人到大青山哈爾吉勒等十五溝地區進行私墾，獲得官府升課納租，有了土地就有了合法身份，也被納入統一管理范圍。如“著查現住戶口，編設牌頭，分別造冊，送各衙門，以備查核。此外，絕不準多墾一壟之地，絕不準多容留一人。且又每年秋收之后，有司官員與都統衙門所派官員親臨各山溝詳查。倘有新增住一人，或新墾種一壟地畝者，務必治罪驅逐等因，咨交前來在案?！盵17]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為219戶852口，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為204戶809口，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為197戶796口，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為179戶715口，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為176戶688口，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為165戶647口，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為160戶628口，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為141戶560口等。(3)據土默特左旗檔案館歸化城副都統衙門漢文財經類6目錄，滿文財政類25目錄、30目錄等統計所得數據。地籍和戶籍一體化管理是中國傳統社會常住人口管理的普遍做法，也是以土地約束人口流動而采取的有效措施，更是至乾隆初年土默特地區已進入農耕社會轉型的一個佐證。

(二)流動人口管理納入人口管理體系

流動人口管理是人口管理的一個重要環節，甚至由于其臨時性、流動性強而成為人口管理的難點。本地區流動人口主要來源是“雁行者”。當時的土默特蒙古人除有少量土地自種之外，更多的是將土地租典給內地雁行者經營，從中獲取實物或貨幣地租。面對日益增多的內地流動人口，土默特地區不僅設立道、廳、縣，而且兩翼專管戶口的戶司也將其納入關注管理范疇，詳細掌握哪個縣的、姓甚名誰以及何種形式耕種、哪個佐領下哪個村、誰的、何等級、多少土地等信息。如乾隆八年(1743年)左翼二甲吉林臺佐領下原撥戶口地畝清冊中，對內地民人以合種、租種、典種的形式耕種在吉林臺佐領下8個村落的情況進行翔實統計，如朝岱板升“閑散色仁扎布2口。祁縣民人張志晶以2兩銀的價格租種的土地于家西北地一塊50畝黃土二等，一塊50畝沙土三等。郭縣民人李成三5兩銀租種的家北面地一塊1頃50畝黃土二等，一塊1頃70畝沙土三等。忻州民人趙寶5兩銀租種的家東南地一塊1頃沙土三等，家東面地一塊20畝黑土一等，家東北地一塊50畝黑土一等、地一塊10畝黑土一等，家北面地一塊30畝黑土一等，家西面地一塊20畝沙土三等；郭縣民人韓思哲以2兩銀租種的家北面地一塊1頃沙土三等；雍正七年(1729年)冬末月初七日，典給祁縣民人張世堯以6兩銀子租種的家東北面地一塊16畝黑土一等地，家北面地一塊30畝黃土二等地、地一塊40畝黑土一等地、地一塊20畝黃土二等地，錢到贖地?！盵12]實際以官府名義對內蒙古地區蒙古族群眾與內地移民的土地關系進行了一次詳細記錄。以同一形式將各村情況記錄在案，其中毛布拉格板升蒙古16戶68口，來自內地7個縣的民人共88人；和林格爾板升蒙古19戶55口，來自內地17個縣的民人84口；庫吉爾陶海板升蒙古19戶109口，來自內地11個縣的民人47口；蘇沫沁板升蒙古9戶24口，來自內地6個縣的民人22口；呼和板升蒙古20戶83口，來自內地9個縣的民人21口；朝岱板升蒙古11戶42口，來自內地9個縣的民人41口；道布奇格板升蒙古37戶135口，來自內地22個縣的民人178口。實際民人數量可能還多一些，因為有的只記載了姓，如呼和板升隨丁贊扎布的地“典給陽曲縣民人苗氏”、披甲達爾巴迪與“壽銀縣民人李氏合種”等重復出現的姓因無法判定而視為同一人。因“錢到贖地”或自雍正七年(1729年)簽租典契約至乾隆八年(1743年)仍在繼續租典等情況看，民人與蒙古人之間的租典關系已進入相對穩定階段，而對此的管理也進入常規化范圍了。

對暫住人口進行嚴格管理。順治七年(1650年)題準，“外藩蒙古出境，令在本旗管旗章京處陳明，違者，將失察之管旗章京、副章京、參領、佐領、什長一并議處?！盵19]雖律例嚴禁，但因各種緣由跨旗流動者還是不少，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從周邊其他旗逃入土默特兩翼者“翁袞地方住烏拉特公貢格拉布坦旗臺吉德力格爾所屬額林秦5口，原旗臺吉巴拉金2口；呼和蘇木地方住毛明安旗臺吉丹津所屬根敦2口，原旗臺吉西拉布所屬達爾吉2口，喀爾喀達爾罕貝勒所屬巴圖3口?！盵20]來自鄰旗烏拉特公、毛明安旗、喀爾喀達爾罕貝勒、喀爾喀博客達格根、西蘇尼特都楞王、四子王旗、喀爾喀哲布孫丹巴胡圖克圖等處逃入者居住在土默特兩翼的翁袞口、呼和蘇木、古都拉忽、布爾噶蘇太、希爾但、可可依力更、達賴胡獨克、昆都侖、察汗庫倫、查木哈克、巴彥布拉格、蘇吉、努爾蘇太、哲熱、哈拉克沁浩饒等地。對此，土默特旗戶司進行嚴查，并對越界進入者入住地方、原旗、所屬佐領或某人、姓名、人口數進行詳細登記。

一些長期旅居在土默特地區的人口也屬于流動人口，他們因學習、經商、工作以及務農等，共計100人從卓索圖盟喀喇沁左旗、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昭烏達盟敖漢左旗、昭烏達盟敖漢右旗、哲里木盟(今通遼市)博王旗，長期居住在本地。為統一管理，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這些流動人口經原籍蒙藏委員會備案，在本地舉行宣誓登記后會給統一發放旅居公民證。據“旅居公民證備查簿”載：“楊芬，男，年四十九歲，業學，原籍系卓索圖盟喀喇沁左旗人，現于二十五年八月卅日在歸化土默特特別旗舉行宣誓登記。除已通知其原籍蒙藏委員會查照外并發給旅土字第一號公民證?！盵21]原住民與擁有土地的移民、擁有穩定生計的旅居者及外旗流動人口的管理使土默特地區人口管理常態化，有利于社會治安的維護。

(三)人口管理與軍事管理相結合

據《理藩院則例》《大清會典事例》規定“內扎薩克每三年一次比丁，由院請旨行文四十九旗，每旗各給預印空白冊檔一本，令管旗王、公、臺吉以下，章京、十家長以上，均按佐領查核分戶比丁，造具丁數印冊送院?！盵22]但實際上，并不限于四十九旗，“查定例，內扎薩克蒙古每三年一次比丁，將增添人丁數目查核具奏。今遇比丁之年，內扎薩克四十九旗、歸化城土默特兩翼，將各自比過丁數，加具保結，造具印冊送來。查比丁冊……歸化城土默特左翼，共有壯丁三千二百七十三名，內有隨丁二十三名，定額兵丁一千零八十三名。歸化城土默特右翼，共有壯丁三千二百四十二名，定額兵丁一千零七十四名”[23]。每三年一次比丁冊產生的基礎是所屬地區的人口普查，即“××翼第××甲喇××佐領下人等戶口姓名數目清冊”?！敖駭M先行調查戶口，準備比丁等因，領催等遵即前往各村落，按戶詳細調查，造具花名清冊”[24]367。該花名冊按照左右兩翼，每甲六佐的順序，以本村落為單位，按村落與距城里數、姓名、歲數、職業的順序[24]4，以家戶中長尊男女順序進行統計，如“巴岱村距城十里……披甲達瓦三十六歲，寡母宮森巴七十六歲，妻其木德三十二歲，子伊長嘎四歲，女兒席和爾十歲，女兒晶格爾六歲，這一戶六口”[3]。按所屬村子一一記錄后匯總“此一佐領內官2人、領催6人、前鋒4人、披甲73人、閑散男6人、6個村子男女共計230人。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盵3]將統計好的戶口姓名數目清冊一本交予土默特比丁處，比丁處對各佐領下的丁數一一開列形成丁冊[25]，匯總成兩翼各佐領報部丁數冊[2]。如：“滿文書寫光緒二十一年歸化城土默特右翼三十佐領報部丁數冊”內容“右翼首甲喇甲蘭章京哈豐阿管轄，署印福倫牛錄……驍騎校德楞格、云騎尉達賴、驍騎校巴彥朝克圖……前鋒伊昌噶……披甲額爾德尼達賴、圖格吉、巴彥……此一佐領內官兵、閑散、解檔、男丁共計一百二人。此內今年入丁冊者八人?！币来稳畟€佐領一一列記，最后“以上共三千七百十七，將此各自所屬的甲喇章京、佐領、驍騎校、撥什庫至十戶長共同作保，佐領馬樂宏噶，驍騎校納木吉樂、錫林、巴雅爾、阿木古郎、明順，筆帖式浩比達爾”分別簽字[2]。在男丁統計上報期間內若所屬地區人口有變化，新增人口用紅紙條標“yiee nonggiha”(新增)貼于人名下方，已死亡人口在人名下用紅(或白)紙條標“akuha”(死了)貼于人名下方，出嫁者用紅紙條標“tusuke”(嫁)貼于人名下方[3]。因此，這是一項具有非常嚴格意義的人口統計，雖然是以比丁為目的進行的，但是如果完全按照三年一次進行，說明對本地人口統計的密集度還是很大的。當然，這種人口管理先行的比丁冊并不是嚴格按照三年一次進行，“奉總憲令開，查土默特向以案照亥、卯、未比丁一次，現在數年未曾舉行”[24]367，民國二十年(1931年)十一月至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一月，在土默特旗總管滿泰的促成下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戶口調查，完成民國二十一年戶口冊十二本，呈送至土默特旗務衙署比丁處，為編審比丁冊做準備。該份戶口冊與清代的戶口冊不同的是各佐領戶口冊均附有人口一覽表，有助于人們更便捷地查閱、掌握人口信息。如表1：

表1 土默特旗左翼首甲第一佐調查戶口一覽表[24]20

人口與比丁編審一體化，避免了行政運營的重疊，同時保障了人口統計的真實性和規律性。

(四)城鄉人口管理一體化和規范化

土默特部落是清代蒙古地區中唯一冠有城市之名的蒙古部落，雖然歸化城、綏遠城是該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核心，但人口更多的是分布在鄉村，因此，人口管理涉及城鄉。從現有檔案資料看，近代土默特地區城鄉居民戶口管理已實現一體化，鄉村居民只要有合理原因，均可遷入城市居住，如薩縣督導處管內登口村云亮亮、玉葉投靠綏遠省政府委員會總務科親戚卜存厚戶口內[26]；左翼首二甲小廟子村云登登，因羊群入新城而移入左翼首甲十二區轄境書院街門牌十號院內[26]；武摸摸原住鄉村務農，后在市區設有小磨坊搬入本市西茶坊門牌十六號院[26]；云滿堂原居明安村世以務農，因地遠治安不良搬于南柴市街七十一號院內[26]；全耀庭家住塔布子村，因供職旗保安總隊而其妻云氏移住本市伊哈達巷門牌十九號[26]?？梢?，當時的土默特地區戶籍管理還未分城市還是鄉村。

隨著城鄉管理的一體化，戶籍管理逐步規范，入籍者的管理也變得日益細化，如前因戰亂投奔親戚，現申請遷回歸綏市者；有權威人士致電證明而入籍者；在本市置得不動產而編入旗籍者；因長期工作生活于本地而申請登記入籍者；房屋破敗、分家另立門戶、原住房屋窄小、依靠親族[26]而移居者等。管理過程的細致化、規范化，增加了管理的難度，使戶籍管理部門感到“近來類似事件已有數件，而本旗之入籍規定，無具體方案，承辦科無所適，待請示決定后再行批示?！盵26]

為了解決戶口更改頻繁之弊端，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土默特總管公署決定，以固定居所為依據，給居民發戶口印照，這是本地區所發的一次以土地或不動產為依據的戶口簿。但是，抗日戰爭勝利后，綏遠省當局欲將土默特旗蒙古族納入縣轄，不承認旗府所發戶口簿及國民身份證。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頒發過“蒙民臨時身份證簿”，簿內主要一項是給78人辦理臨時身份證，領證者蓋手印或手章；另一項為“職員通行證”，共有138名[27]，但未記載身份證樣式。

隨著土默特地區社會的發展與人口管理的專門化，有了專門管理戶籍的干事、戶籍警士，并加強日常管理，及時繳銷死者身份證，不準擅留無身份證者，旗戶政科每年度要對所屬佐領內有無未登記造冊之漏戶、已登記的戶口有無漏民等情況進行查核[28]。同時，戶口管理實現規范化，到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土默特旗政府發文總字第三六號《土默特旗加強戶籍管理辦法》，同年七月二十一日批復：“交總科如擬辦理?！盵29]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本旗戶口查記實施辦法四十條》[30]。

通過對清代至民國土默特滿文、蒙古文、漢文戶口檔案資料的梳理，清晰了土默特地區人口管理、戶籍管理歷史演變脈絡及特點，這些特點既有邊疆民族地區的特殊性，即以蒙古族人口管理為核心，同時體現出中央對地方的管控，即官方意志移民屯墾和官府認可下移民的植入。人口管理的演變歷史也說明了，邊疆民族地區社會的穩定，人口管理是基礎，而人口管理的因地制宜和與時俱進是邊疆民族地區和諧發展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