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機制與檢驗*

劉榮增 何春

一、引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部署，“十四五”期間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到2035 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共同富裕作為理想的發展目標，其實現離不開經濟發展。當前，中國數字經濟正快速發展，2020 年中國數字經濟增速為9.7%，居全球第一。數字經濟的發展為中國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實現提供了條件。未來，依托海量的數據資源、完備的工業體系以及豐富的應用場景等優勢，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前景是十分廣闊的?？梢?，中國的共同富裕不是農業和工業經濟社會形態下的共同富裕，而是嵌入數字經濟時代的，共同富裕的發展要依托數字經濟的推進。數字經濟將成為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動力，研究數字經濟賦能共同富裕的機理與優化路徑，在發展中構建新的相對平衡，對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學術界關于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是從宏觀的角度來討論的。向云等（2022）基于全國31個?。▍^、市）面板數據檢驗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得到了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結論。劉儒和張藝偉等（2022）采用Bootstrap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方法來驗證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傳導機制，發現當產業去中心化到一定程度時，數字經濟才會顯著地提升共同富裕水平。梁東亮和賴雄麟（2022）基于均衡增長和非均衡增長的視角，論證了數字經濟對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從具體的傳導機制來看，部分學者認為數字經濟可以改善產業結構，提高勞動力質量，從而平衡效率與公平。戚聿東和褚席（2022）認為數字經濟能促進產業結構優化，進而促進生產要素的協調與合理配置。張昕蔚和蔣長流（2021）則將數字經濟作為生產要素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與土地、勞動等生產要素的深度融合完成對生產過程的重塑，進而實現共同富裕。劉誠（2022）從收入分配的角度，認為數字經濟能夠從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過程中優化分配過程，進而促進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朱太輝等（2022）則聚焦微觀角度，從企業入手，闡述了企業在優化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認為企業是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主體。

從現有研究可以看出，大部分研究是從理論角度進行分析的，而且即使使用了實證分析，也多是從省級層面分析，分析方法較為單一，且研究結論不一致?；诖?，本文將開展以下研究：第一，分析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機制；第二，采用城市層面數據檢驗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并采用中介效應模型對其作用機制進行檢驗；第三，從科教水平、人口規模、區位狀況等方面分析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異質性影響。

二、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機制

從發展過程來看，共同富裕實現從非均衡發展到均衡發展的跨越需要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為前提條件，即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共同富裕。數字經濟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重要驅動力，反映出強大的增長潛力，成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助推力。具體來看，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機制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1.數字經濟通過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作為黨和人民追求的目標，其實現的前提是生產力的提高，只有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數字經濟的發展賦予生產力新的活力，極大地提升了社會生產的能力。數據作為關鍵的生產要素，能在生產中連接各項經濟活動，推動資本、土地、勞動力等要素的優化重組，增強資源配置的合理性，提高要素的投入和產出效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大數據、物聯網等數字技術可以有效整合信息、精準分配任務，進行智能化生產制造，全面提升產業的生產效率，推動產業數字化、智能化發展。數字化、智能化的網絡平臺能夠實現消費者與供給者的有效對接，減少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經濟運行效率。同時，數字經濟的發展打破了傳統價值鏈分工的微笑收益曲線模式，使價值鏈分工更加扁平化，為市場主體參與分工創造更加公平的利益分配方式（何盈穎，2021）。數字經濟通過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實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形成一定范圍內的規模經濟，從而在投資、消費、對外貿易等方面對經濟發展產生乘數效應。據統計，2020年中國的數字經濟規模為39.2萬億元，增速為9.7%，對三次產業的滲透率分別為8.90%、21.00%和40.70%，有效助力了經濟發展?？梢?，中國的數字經濟已經由萌芽期步入快速發展期，發展潛力持續增長，對經濟增長產生了巨大的拉動效應（蔣永穆、亢勇杰，2022）。由此可見，數字經濟契合共同富裕對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通過資源的優化配置，提升社會生產力，不斷夯實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

2.數字經濟通過提高技術創新水平促進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一個動態過程，要求社會成員的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和共同享受。數字經濟展現的巨大發展潛力提升了居民創造的積極性，推動了產品的創新和社會生產的進步，在促進社會成員共建共富中起到助推作用。首先，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數字經濟依托數字技術、數字資源的發展，具有較強的創新效應，涌現出了一系列數字化產品，如第二產業中的“云工廠”、智能制造，第三產業中的數字旅游、數字醫療、數字教育等新型業態，從而促進了經濟發展。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期間，依托數字技術產生的線上教育、線上辦公得到全面應用，維持了經濟社會的平穩運行，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創造。其次，數字經濟的創新效應使現代科技代替勞動者承擔繁重的工作任務，減輕勞動者的工作強度，使勞動者有更多的時間學習，從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道德水平。數字經濟也能夠改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使人們擁有更加舒適、體面的工作和生活場景，隨時享受互聯網服務，提升生活質量，豐富精神生活，從而促進社會成員的精神富裕（袁夢瑤、楊娟，2022）。

3.數字經濟通過推進協調發展促進共同富裕

通過發展數字經濟新業態，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社會財富惠及全體人民，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以數字技術為依托的數字經濟具有很強的滲透性與廣覆蓋性，能夠通過協調效應縮小發展差距，促進共同富裕。首先，數字經濟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能夠引領技術革新和資源要素流動，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核心動力。數字信息資源容易實現區域間的流動，降低產業的空間集聚，促進生產的分散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地區劃分和行政壟斷，促進均衡發展。數字經濟發展有利于加快勞動力、資本、技術和數據要素的市場化，推進生產要素的跨區域自由流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擴大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的規模，同時與不同區域和不同領域聯合，提高欠發達地區的收入水平，促進所有地區的經濟發展，從而構建共同富裕發展新格局。其次，數字經濟能夠促進生產要素的向下流動，帶動農村地區數字基礎設施發展，助推農業現代化發展（溫念軍，2021）。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數字信息技術提高中心城市輻射帶動周邊鄉鎮地區經濟發展的能力，促進公共資源向鄉鎮地區分配，通過產業轉移和產業結構升級改善城鄉生態環境，促進新型城鎮化建設?；ヂ摼W領域的“基礎設施奇跡”帶來了接入設施的廣覆蓋和使用設備的低門檻，有助于縮小城鄉數字鴻溝和城鄉差距，發揮城鄉協調效應（邱澤奇等，2016）。再次，數字經濟可以通過數字技術實現對數字產品的開發和規模生產，并擴散形成數字化新興行業，同時，適應數字化市場的需求，通過科技創新實現數字產業化，并以此為基礎對傳統行業進行改造，實現傳統行業與數字化新興行業的良性循環，促進協調發展，縮小行業差距。

三、模型設定與變量選取

1.模型設定

為考察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設置如下計量模型：

其中，lnprosperityi，t為共同富裕，lndigitali，t為數字經濟，Xi，t為控制變量，包括外商投資水平（lnfdi）、政府干預程度（lnfiscal）、技術水平（lntech）、產業升級（lnupgrading）、人口密度（lndensity），β0、β1、β2為待估參數，εi，t為隨機擾動項。

2.變量選取

第一，被解釋變量。共同富裕（prosperity）：共同富裕包括共同和富裕兩個方面，共同是強調共享性，即發展成果的廣覆蓋性，發展成果并非由少數人享有，而是由全體人民共同享有，促進區域、城鄉、群體間的協調發展。富裕包含物質生活富裕和精神文化富足。社會主義的目的是消滅貧窮，通過發展提高社會生產力。富裕的實現是一個動態過程，是從低級到高級、從先富到后富再到共富的動態過程，體現出發展性特征?？梢?，發展性和共享性是共同富裕最主要的特征。同時，共同富裕的實現需要兼顧公平與效率，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全體居民富裕，不僅要“做大蛋糕”，還要“分好蛋糕”。本文借鑒劉培林等（2021）以及鄧石軍和陳曉霞（2022）的做法，從發展性和共享性兩個維度構建共同富裕指標體系（見表1），同時采用熵值法進行共同富裕指數測算。

表1 共同富裕指標體系

第二，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digital）：由于數字經濟是一個宏觀概念，涉及的內容比較廣泛，因此，目前學術界沒有統一的指標體系去測度數字經濟。學術界關于數字經濟測算的文獻相對較少，且主要以省級層面測算為主。整體上看，國內外學者主要從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經濟基礎設施、電子商務等方面構建數字經濟指標體系。劉軍等（2020）從數字交易、互聯網發展、信息化發展三個角度構建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李蕾（2022）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發展、數字應用網絡、數字科研支撐角度測算黃河流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黃群慧等（2019）、趙濤等（2020）、秦建群等（2022）從互聯網普及率、移動電話普及率以及相關從業人員和產出情況指標，計算城市層面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紤]到本文研究的是地市層面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數據可獲性的基礎上，借鑒相關學者的做法，主要從互聯網發展水平和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兩大維度構建數字經濟指標體系（見表2）?；ヂ摼W發展水平包括移動電話用戶數、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人數、電信業務收入四個方面，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用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測度，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測度。

表2 數字經濟指標體系

第三，中介變量。資源配置（allocation）：合理的資源配置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升。在諸多資源中，勞動力資源最為寶貴，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智力支撐，因此，可采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代替資源配置。由于泰爾熵指數能夠測算出勞動力資源在三次產業間的均衡配置程度，因此，可采用泰爾熵指數的倒數衡量資源配置水平，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TL為泰爾熵指數，Y和L分別為產業產值和從業人數，i=1，2，3，這里的1、2、3分別代表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當各產業的生產率相同時，即Yi/Li=Y/L，Y/L=0，表明產業結構處于最優的合理狀態，TL越大，表明資源配置越不合理。

科技創新水平（innovation）：科技創新是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源泉。創新的發展離不開經費支持，充足的科研經費不僅能夠提高科技研發人員進行創新的積極性，也能夠為新產品、新技術的研發提供物質保障。本文采用科技研發經費投入占GDP的比重衡量科技創新水平。

協調發展指數（coordinate）：協調發展主要包括城鄉、地區、行業、群體間的協調發展。目前，中國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而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由此可見，城鄉間的協調發展對于促進區域整體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采用城鄉協調發展指數進行衡量。城鄉協調發展指數是城鄉分割系數的倒數。計算方法為：協調發展指數=1/城鄉分割系數，城鄉分割系數=（城鄉人口分割系數+城鄉勞動力分割系數）/2，城鄉人口分割系數=城鎮人口/農村人口，城鄉就業分割系數=城鎮就業人數/農村就業人數。

第四，控制變量。本文還選取了一系列影響共同富裕水平的控制變量，包含外商投資水平（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資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衡量；政府干預度（fiscal），采用財政支出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衡量；技術水平（tech），采用專利申請授權量衡量；產業升級（upgrading），采用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比值衡量；人口密度（density），采用每平方千米人口數衡量。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2011—2019年中國289 個城市的面板數據，主要來源于相應年份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以及各城市統計年鑒。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3所示。

表3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分析

1.相關性檢驗

在進行檢驗前，本文對主要變量進行相關性檢驗，檢驗結果見表4。由表4可知，各變量間的相關性系數均小于0.750，說明各變量的相關性不強，可進行面板數據回歸。

表4 相關性檢驗結果

2.基準檢驗結果

為檢驗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對方程（1）進行回歸，根據Husman檢驗結果，拒絕原假設，因此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結果如表5 所示。表5 中方程（1）是僅加入數字經濟變量的基本方程檢驗結果，方程（2）—方程（4）是依次加入影響共同富裕特征變量的擴展方程檢驗結果?？梢钥闯?，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數字經濟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原因在于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經濟形態，是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引擎。一些欠發達地區由于受自然環境、資源要素的限制，一直是經濟發展的洼地，數字經濟催生的數據這一生產要素，能夠打破地域限制，推動產業重新布局，為落后地區的發展帶來機遇，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同時，數字經濟具有跨地域性、包容性等特點，能夠促進技術擴散和知識外溢，帶動產業升級，催生出新產業，產生較大的就業需求，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

表5 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檢驗結果

在控制變量方面，政府干預程度的系數在5%水平時顯著為正，說明政府干預促進了共同富裕的實現。中國的經濟體系并不十分完善，經濟發展仍需政府進行宏觀調控，而且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離不開政府的參與。產業升級的系數為正，通過5%水平的檢驗，意味著產業升級有利于促進共同富裕，可能的解釋是產業升級能夠促進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而經濟的發展能夠為共同富裕的實現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人口密度的系數為負表明較大的人口密度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實現，原因在于大的人口密度會給城市帶來生態環境惡化、交通擁堵、教育和醫療資源不足、公共服務水平低等問題，制約著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較高的技術水平也會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技術的發展不僅能夠提高社會生產率，豐富物質水平，還能夠為居民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外商直接投資能夠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豐富的管理經驗、先進的生產技術以及充足的資本，提升生產力，為共同富裕的實現創造物質條件，從而促進共同富裕。

3.穩健性檢驗

目前，常用的面板回歸方法主要有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和OLS 模型，接下來使用隨機效應模型和OLS 模型進行檢驗，結果見表6。結果顯示，數字經濟的系數顯著為正，驗證了結論的穩健性。

表6 穩健性檢驗

五、進一步分析

1.中介效應檢驗

上述理論分析表明，數字經濟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技術創新水平、推進協調發展促進共同富裕。本部分將采用中介效應模型驗證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機制。借鑒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的做法，設置中介效應模型如下：

其中，lnprosperityi，t為被解釋變量，lndigitali，t為解釋變量，Mi，t為中介變量，分別是資源配置水平（lnallocation）、科技創新水平（lninnovation）、協調發展指數（lncoordinate），Xi，t為控制變量，βi、αi（i=0，1，2）和ηi（i=0，1，2，3）為待估參數，εi，t為隨機擾動項。

表7是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影響機制的檢驗結果。方程（1）、方程（2）是數字經濟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影響共同富裕的檢驗結果，回歸結果顯示，數字經濟促進了資源的優化配置，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了共同富裕，原因在于數字經濟利用數字技術、數字平臺、海量數據等使各種生產要素以更加合理的方式進行重新配置，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了豐富的物質條件。方程（3）、方程（4）是數字經濟通過科技創新影響共同富裕的檢驗結果，回歸結果顯示，數字經濟提升了科技創新水平，科技創新促進了共同富裕，說明數字經濟有助于推動生產力變革，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推動與實體經濟的創新融合，同時，通過大數據、物聯網等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的變革和創新催生了一批極具活力的新業態、新產品，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為共同富裕的實現奠定了堅實基礎。方程（5）、方程（6）是數字經濟通過協調發展影響共同富裕的檢驗結果，回歸結果顯示，數字經濟促進了協調發展，協調發展促進了共同富裕。數字經濟作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能夠將信息流、資金流、技術流等帶到欠發達地區，促進產業分布均衡化，加快鄉村振興步伐，彌補公共服務短板，帶動均衡共享式增長，促進區域協調、城鄉融合和公共服務均等化，助推共同富裕。

表7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2.異質性檢驗

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每個城市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質，表現在城市的區域位置、規模大小、文化水平等諸多方面，這些特質影響著城市的數字經濟水平。為此，本文進一步從城市特質分析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異質性。

第一，科教水平異質性。高等院校是進行科研活動和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能夠為城市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豐富的人才和智力支持，是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主體?？平趟捷^高的城市，其人才培養水平更高，科研活動也更為豐富，因此，有必要考察不同科教水平下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效果的差異。高校是否入選“211工程”已經成為衡量高?？平贪l展質量的重要標志，因此，本文根據各城市是否擁有“211 工程”高校①將樣本劃分為科教水平高的城市和科教水平低的城市，并進行檢驗。結果見表8中（1）、（2）列所示。結果顯示，科教水平較高的城市的數字經濟系數為0.086，科教水平較低的城市的數字經濟系數為0.039，說明科技水平高的城市中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效果更為顯著，原因在于科教水平高的城市的人力資本和創新資源比較豐富，使城市的創新潛能得到充分挖掘，創新成果順利轉化，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合適的契機和平臺，數字經濟能夠帶動經濟發展，改善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實現，而科教水平低的城市數字經濟發展相對較慢，導致其對共同富裕提升的作用也相對較弱。

第二，城市規模異質性。不同規模城市在經濟發展、要素配置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這些差異還可能進一步影響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水平。一般而言，大城市經濟基礎好，科技創新能力強，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而中小城市則因經濟基礎薄弱，對創新要素的吸引力不強，使得其數字經濟水平也相對較低。本文根據中心城區人口數量將樣本劃分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②進行檢驗。結果見表8 中（3）、（4）列所示?？梢钥闯?，大城市的數字經濟系數為0.085，中小城市的數字經濟系數為0.034，說明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效應在大城市更加明顯，原因在于大城市數字化基礎較好，不僅有傳統的產業集群，也有新興數字產業集群發展要素，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同步推進，并且大城市聚集了優秀的科研人才，數字化人才較多，使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相較于大城市而言，多數中小城市數字化基礎薄弱，僅有稅務、公安等部分政府部門建立了信息化系統，大部分領域信息化空白，人才相對較少，導致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也相對較小。

表8 異質性檢驗

第三，城市區位異質性。由于地理區位、自然條件的不同，各個區域的發展存在較大差異。東部地區憑借優越的區位和政策支持優先發展起來，成為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而中西部地區地處內陸，基礎設施相對落后，經濟發展也較為薄弱，導致科技創新水平、數字技術發展水平與東部地區存在顯著差異。本文根據城市所處區域將樣本劃分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進行檢驗，結果見表8 中（5）、（6）列所示?？梢钥闯?，無論是在東部地區，還是在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都能夠促進共同富裕，但東部地區的數字經濟系數較大，表明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效果在東部地區更加明顯。當前，中國數字經濟區域發展不平衡，呈現出“東高西低”的態勢，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勢頭強勁，發展相對均衡，經濟水平、結構優化、資源環境改善等都對數字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數字經濟發展質量較高，而中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質量較低，并且不平衡程度較大，對周邊地區的輻射作用不明顯，導致其促進經濟發展、改善收入分配的能力較差，從而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也較弱。

六、結論與建議

1.結論

數字經濟作為新的經濟增長方式，能夠有效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給經濟帶來的沖擊，催生出許多數字化新生產業，展現出巨大的發展活力。在數字經濟成為新發展趨勢的同時，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也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重點。本文基于資源配置、科技創新、協調發展三個視角分析了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機制，然后利用2011—2019年中國289個城市的面板數據構建了數字經濟指數和共同富裕指數，并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結果發現：第一，數字經濟不僅能夠“做大蛋糕”，也能“分好蛋糕”，促進了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第二，數字經濟主要是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技術創新水平、推進協調發展促進公平和效率的平衡，進而促進共同富裕的；第三，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存在異質性，科教水平高的城市、大城市以及東部地區城市經濟基礎比較好，創新能力比較強，使得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效應更大，而在科教水平低的城市、中小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區城市中，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效應相對較小。

2.建議

第一，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提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首先，要加大對數字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夯實數字經濟發展基礎，強化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工業物聯網等為引領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拉動交通、電力、衛生等基礎設施改造，帶動智慧交通、智慧醫療、智能制造等發展，并積極推動網絡平臺的發展，實現數據資源的共享。其次，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通過數字技術在產業發展中的應用，形成技術創新和模式創新的發展格局，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推動“互聯網+農業”“互聯網+工業”“互聯網+服務業”發展，利用數字技術改造食品加工、電子信息、工程機械等傳統優勢產業，發揮數字經濟的放大、倍增作用。再次，加大數字經濟人才隊伍建設。打造優秀的數字經濟應用人才隊伍。建立創新技術人才評價體系，激發人才活力，打破人才流動限制，實現人才暢通自由流動，并支持高校設立數字經濟專業，重點培養數字經濟專業人才。同時，引進卓越工程師、信息化管理人才等，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人才支撐。

第二，縮小數字鴻溝，推進協同發展。雖然中國具備較高水平的網絡服務供給能力，但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不均衡，特別是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科教水平低的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也較弱。為此，要因地制宜地采取發展策略，對發展比較好的城市，充分發揮其經濟優勢、科技優勢、區位優勢，打造數字經濟產業鏈，構建多元化數字經濟體系。繼續強化數字經濟的帶動作用，通過極化與擴散效應帶動周邊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對發展較為落后的城市，更要借助后發優勢，盡快建立數字經濟發展規劃體系，抓住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機遇，加快數字基礎設施的覆蓋廣度和深度，提高數字技術的普及率，降低數字經濟的門檻效應，進一步消除“數字鴻溝”，推進區域協同發展，實現共同富裕。

第三，積極探索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多維路徑，多措并舉地實現共同富裕。首先，規范數字經濟分配關系，健全土地、技術、資本、數據等要素的分配機制，特別關注數字要素主體的利益分配，實現按要素貢獻分配。依托互聯網平臺，助力中小企業獲得數字資源的公平性，并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增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鼓勵企業進行研發的積極性，提高企業的創收能力。其次，借助數字技術，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數字技術與公共服務的深度融合，實現公共服務供給的高效、透明和公平。加快推進數字鄉村建設，精準分析農村地區的民生需求，提升教育、衛生、醫療等領域的數字化水平，實現產品和服務的高水平對接與共享，增強人民生活的滿意度和幸福感。再次，完善共同富裕配套政策。以數字信息技術促進政策的精準化，完善促進共同富裕的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保險、金融保險等政策制度，逐步形成以發展政策為根本，以救助政策為保障的政策框架，為共同富裕的實現提供政策支持。

注釋

①具有“211 工程”高校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慶、保定、太原、呼和浩特、大連、沈陽、長春、哈爾濱、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合肥、廈門、福州、南昌、濟南、青島、鄭州、武漢、長沙、廣州、南寧、成都、綿陽、貴陽、昆明、西安、蘭州、烏魯木齊、石河子、銀川、西寧、拉薩。受數據資料限制，本文選取的樣本城市并未包含石河子和拉薩。②按照《國務院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國發〔2014〕51 號）的規定，本文將城區常住人口為100萬人以上的城市視為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小于100萬人的城市視為中小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