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理論闡釋與實證檢驗*

高志剛 任嚴巖 韓延玲

一、引言

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及錢納里認為，經濟結構隨著經濟增長發生轉變，人口不斷從農村向城市遷移是最為顯著的變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2001）提出，中國的城市化是21 世紀以來世界重大事件之一。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增長命題課受世界矚目，并成為中華民族復興之源泉、城鎮化進程之助力，截至2021年末，中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了64.72%。但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9?。▍^、市）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城鎮功能不健全、社會體系不完善、生態環境惡化、創新水平不足等顯著制約著經濟高質量發展，黨的十九大為此進一步明確了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價值導向、時代要求、發展格局，為推動新型城鎮化進程，提升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構建新型城鎮化管理體系，對實現絲綢之路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樣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新型城鎮化建設是高質量發展階段推動城市經濟實現高質量增長的重要驅動力，有關新型城鎮化建設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文獻較少。龔銳等（2020）采用熵值法及SBM-ML 指數法分別測算了中國30 個省份的新型城鎮化水平及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在此基礎上采用VAR 模型及GMM估計方法考察了新型城鎮化及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姜安印等（2020）采用雙重差分法識別了新型城鎮化建設對城市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劉治彥等（2021）研究了新型城鎮化建設促進城鄉高質量發展的路徑，劉浩等（2021）采用熵權TOPSIS 等方法對廣西的城鎮化質量進行了測度，得出廣西整體新型城鎮化質量不高且各城市群、各區域均呈明顯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結論。其他學者主要從城鎮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以及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等方面進行研究，現有研究指出城市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較為顯著的正向相關性，郭松（2006）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及協整檢驗法，得出城鎮化的發展階段與經濟增長階段具有較強的一致性和因果關系；在相關性強度研究方面，YanjunL 等（2018）學者發現，城鎮化穩定發展能夠有效改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J.Vernon Henderson（2000）進一步根據實證分析法得出各國城鎮化率與人均GDP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85。綜上，城鎮化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學者進一步研究發現，傳統城鎮化的發展對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應逐漸減弱，如Belsky E S（2016）通過研究發現城鎮化水平較低時，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較為明顯，城鎮化水平越高，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反而減弱，主要原因在于城鎮化數量與質量之間不協調、人口素質與勞動力質量不匹配；程廣斌等（2020）根據面板門檻模型得出，傳統城鎮化引致的“人口城鎮化”問題給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造成了消極影響。

既有研究為本文奠定了邏輯思路及理論基礎，但無論是實證檢驗還是理論分析，鮮有文章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新型城鎮化和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進行深入探討。鑒于此，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的邊際貢獻可能有以下幾點：第一，深化了新型城鎮化建設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內涵關系，從新型城鎮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以及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視角對新型城鎮化的促進機理展開理論分析；第二，以往文獻研究多采用單向視角，側重于研究城鎮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本文則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研究絲綢之路經濟帶新型城鎮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互動關系及協調發展關系，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判斷新型城鎮化各子系統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程度。

二、新型城鎮化與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機理分析

復雜自適應系統理論指出，簡單的單體組成的復雜性整體，形成多元化功能模式，以此反饋內外部環境信息。新型城鎮化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社會經濟系統的兩個子系統，子系統內部的構成要素通過相互作用不斷適應外部環境，相互正向促進并協同發展（見圖1）。

圖1 新型城鎮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用機理

（一）新型城鎮化建設加速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第一，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推動”作用。隨著技術水平的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生產力脫離農業經濟的發展，被“推向”收益更高的區域，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攢聚力量。向城鎮轉移的生產要素，不僅為要素支配者實現了報酬收益最大化，并對整個區域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第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拉動”作用。新型城鎮化建設聚集了區域范圍內的資金、技術及生產物資，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良好的社會環境以及豐富的物質文化，并表現出較強的吸引力，拉動周邊區域的經濟發展。新型城鎮化將同類企業集聚，有利于達成專業化合作機制，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優越條件，同時強化公平競爭，降低企業長期平均成本，隨著新型城鎮化的不斷推進，通過其系統內部的相互作用，有效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第三，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輻射”作用。根據佩魯的“增長極”理論可知，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輻射作用，能夠促進自身及其周邊區域發展。新型城鎮化作為區域發展的動力源泉，通過技術創新、信息傳播等行為帶動周邊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并帶動相關農村區域生活、生產方式的轉變，擴大整體區域消費規模，逐漸帶動區域的全面發展，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可能。

（二）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新型城鎮化建設

第一，經濟高質量發展促使生產要素快速流動，向新型城鎮化建設進程提供物質給養。新型城鎮化建設是一種較為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尤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密不可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城鎮化建設將處于主導地位，此時農村剩余勞動力等各類生產要素向城市流動，促進經濟及社會資本增長，經濟發展規模擴大，新型城鎮化中人口子系統、城市數量及規模亦同步擴張。在區域間比較優勢的長期作用下，較為發達的城市實現生產要素集聚，周邊較為落后的城市選擇性發展部分產業，并形成規模集聚效應，不斷帶動該區域的城鎮化發展。因此，各地區根據生產要素的流動，結合自身比較優勢，通過經濟高質量發展，將推動新型城鎮化可持續建設。

第二，經濟高質量帶動區域技術創新，為新型城鎮化建設進程提供技術支持。技術進步是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機制，擁有先進生產技術的地區具備較高的資源配置及生產能力，周邊相關城市將不斷吸收先進技術并促進城鎮化進一步發展。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先進技術的支撐，技術水平決定著生產要素的應用能力，較高的技術水平對生產要素的集聚和吸引，引導城鎮化進程向高質量、可持續模式轉變。

第三，經濟高質量發展促使消費升級，為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廣闊的市場需求。經濟高質量發展促使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以尋求更高的收入水平，與此同時，在城鎮居民的影響下，新型城鎮化的市場需求結構隨之提升，對城鎮過剩產能的化解，無形中促進了新型城鎮化的建設。除此之外，“人”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核心，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并帶動更多的就業需求，對穩定就業起到關鍵保障作用，直接提升新型城鎮化水平。

三、新型城鎮化及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標體系的構建及測算

由于新型城鎮化系統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系統耦合的時序性及復雜性，為突出兩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的特征和規律，在設置評價指標時，按照科學性、客觀性、系統性、綜合性以及可操作性等原則，對指標進行篩選，并結合絲綢之路經濟帶各省市實際情況，構建新型城鎮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為了降低指標的多重共線性問題，結合實際情況對指標進行“唯一歸屬性”處理，如人均GDP既可代表經濟高質量發展情況，又可代表新型城鎮化經濟發展水平時，根據實際情況，使其歸屬于新型城鎮化評價系統中。

（一）新型城鎮化指標體系的構建及分析

1.新型城鎮化指標體系選取

解釋變量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各省市新型城鎮化子系統，城鎮化指標的選取及測算一般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單一指標法、復合指標法及其他方法。由于單一指標法主要應用于傳統人口城鎮化指標體系的構建中，不能全面體現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因此學者一般采用復合指標法。本文借鑒丁浩（2016）等對新型城鎮化研究的評價衡量指標，根據絲綢之路經濟帶各?。▍^、市）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以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經濟、社會、人口、空間、生態環境五個方面構建一級指標，并以此為基礎選取19 個指標，更全面、科學的評價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其中，經濟新型城鎮化分別選取人均GDP、人均財政支出、人均固定資產投資額指標分別表示經濟發展水平、財政支出水平及投資水平；社會新型城鎮化分別選取人均消費性支出、人均教育支出、每萬人擁有住院床位指標分別表示生活、教育及醫療水平；人口新型城鎮化分別選取城鎮人口比重、城鎮人口密度、每萬人大學生數量分別表示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水平、規模及人口素質；空間新型城鎮化以土地要素為核心，分別選取人均城鎮道路面積、人均建設用地率、地均財政收入、人均城鎮住宅投資及地均固定資產投資等指標表示空間新型城鎮化運輸能力、建設水平及發展狀況；生態環境新型城鎮化選取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城市污水處理率、工業固體廢物綜合處理率、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GDP 比重及人均綠地面積表現污染治理及生態環境保護水平（見表1）。

表1 絲綢之路經濟帶各省市新型城鎮化評價指標體系

2.數據處理及指標權重計算

已有文獻多采用特爾非法、熵值法、AHP法、主成分分析法等計算指標權重，本文根據研究需要，為避免指標差異及主觀判斷所造成的誤差，選取熵值法計算指標權重，以客觀反映各項指標在新型城鎮化體系中的重要程度。

第一步，采用離差標準化對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以消除指標由于量綱和類型不同所造成的差異：

其中，max（xij）為第j 項指標各省市歷年中的最大值；min（xij）為第j項指標各省市歷年中的最小值。

第二步，計算第j 項指標下第i ?。▍^、市）的指標比例（Pij）為：

第三步，第j項指標的熵值（Hj）為:

第四步，第j項指標的信息熵冗余度（Dj）為:

第五步，第j項指標的權重（Wj）：

3.數據來源

經濟高質量發展系統及新型城鎮化系統中各指標的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等，其中控制變量市場化指數根據馬連福（2015）推算所得，對個別缺失的數據采用插值法進行處理。

4.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各?。▍^、市）新型城鎮化綜合得分

根據上文中數據標準化及熵值法的步驟，得出i 城市的新型城鎮化綜合指數（Sit）以及經濟新型城鎮化指數（euit）、社會新型城鎮化指數（souit）、人口新型城鎮化指數（puit）、空間新型城鎮化指數（suit）和生態環境新型城鎮化指數（ecuit）。公式如下：

從圖2 可知，2010 年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9 ?。▍^、市）中有8?。▍^、市）的新型城鎮化綜合指數在0.3 以下，僅重慶超過0.3；至2019 年，除甘肅外，其他省份的新型城鎮化綜合指數均超過0.3，平均水平從0.2226 上升至0.4369，增長了96.3%。2019 新型城鎮化綜合水平超過0.4 的有6 個?。▍^、市），分別是陜西、青海、寧夏、重慶、四川、廣西，其中重慶新型城鎮化綜合指數最高，達到了0.7180，甘肅最低為0.2932。雖然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各?。▍^、市）的新型城鎮化綜合指數上升較快，但綜合指數超過0.5的?。▍^、市）僅有陜西和重慶，僅占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省份的22%，說明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生長極核”仍未形成。

圖2 2000—2019年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市）新型城鎮化綜合指數

根據表2可知，2019年五個維度的新型城鎮化得分較2000年均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經濟和社會新型城鎮化的提升幅度較大，生態新型城鎮化的提升幅度較小，說明隨著國家的進步，絲綢之路經濟帶各?。▍^、市）的經濟和社會新型城鎮化提升較為迅速，但人口、空間和生態新型城鎮化發展相對滯后，尤其是空間新型城鎮化可能存在發展不均衡的問題，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重慶市相對于其他地區占地面積小、人口集中，在中央政策的傾斜下，經濟發展較為迅速，建設用地面積占人均住宅投資和地均財政收入比例較高，使重慶市空間新型城鎮化大幅提升，出現了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市）空間新型城鎮化發展不均衡的問題。

表2 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省市2000年及2019年新型城鎮化五個維度得分

（二）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構建及分析

1.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構建

借鑒任保平等（2018）構建的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研究的評價指標體系，以及高志剛等（2020）構建的沿邊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測度體系，根據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各?。▍^、市）的實際情況，構建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評價要素，包括15 個具體指標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各?。▍^、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更加準確、科學地評價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見表3）。

2.數據處理及指標權重計算

本文采用永續盤存法測算資本產出率，具體參考張軍等（2014）對于基期資本存量的計算以2000年為基期的投資價格平減指數計算，資本形成總額為現價除以平減指數，具體公式如下：

其中，Kit為本期物質資本存量；Kit-1為上期物質資本存量；δit為經濟折舊率，是取值為9.6的常數；Iit本期固定資產形成總額。

采用以上方法得出2000—2019 年資本存量后除以各省份GDP，得出資本產出率。

與新型城鎮化指標標準化處理方法一致，采用離差標準化法，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各項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采用熵值法計算指標權重。

3.計算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省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得分

同樣的采用熵值法對沿線?。▍^、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得分進行計算，按照公式（1）—（6）計算得出絲綢之路經濟帶2000—2019 年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得分以及創新發展高質量、協調發展高質量、綠色發展高質量、開放發展高質量、共享發展高質量等維度的得分（見表3）。

表3 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從圖3可知，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各?。▍^、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水平趨勢基本一致，2000—2004 年高質量發展水平逐漸下降，至2004 年時達到最低水平，個別省市在2005 年達到最低水平，可能原因在于2003年非典型肺炎的發生，勞動力流動受限，對經濟、社會、科技、對外開放等均造成了嚴重的沖擊，由于經濟復蘇具有滯后性，是2004—2005 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下降的可能原因。2004—2017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上升趨勢，陜西與重慶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水平相當且較其他地區有較明顯的偏高，各?。▍^、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整體呈現“U”型特征。自2017年提出“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以后，各省份2017 年較2016 年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有了大幅提升，2018年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危機影響了部分?。▍^、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如陜西和甘肅。

圖3 2000—2019年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市）高質量發展水平

表4對五個維度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了測度。創新高質量發展方面，2000年絲綢之路經濟帶9?。▍^、市）中有8?。▍^、市）的創新發展高質量平均水平小于0.1，僅陜西大于0.1，為0.1351，其中新疆的創新發展水平最低為0.0152；2019 年各?。▍^、市）的創新發展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除新疆外，其他8?。▍^、市）創新發展高質量水平大于0.1，重慶和陜西的創新發展水平大于0.3，主要原因在于陜西和重慶高校云集，分別有97 所和69 所大學，學科門類較多，較強的科研能力對其創新高質量發展提升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協調高質量發展方面，整體變化幅度較小，僅有重慶和云南的協調高質量水平大于0.1，甚至存在陜西、甘肅、青海三省份的協調高質量發展存在下降趨勢，究其原因各省份各不相同，2008 年金融危機以后全球經濟復蘇乏力、需求減少，資本產出率下降、經濟波動幅度較大、第三產業比重提升造成以上三省市協調高質量發展水平低于2000年的主要原因。綠色高質量發展方面，各?。▍^、市）2019 年較2000 年均有一定幅度的提升，但由于經濟體量逐年提升，煤炭消耗絕對量、三廢排放總量大幅增加，而森林覆蓋面積保持不變或小幅增加，因此綠色高質量發展水平仍然存在較大改進空間，也進一步說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機遇促進了各?。▍^、市）的經濟發展，但發展對環境的破壞程度也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建設綠色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必由之路。開放高質量發展方面，9 ?。▍^、市）中有4省份的開放發展高質量呈下降趨勢，分別是甘肅、青海、寧夏、云南，其他5?。▍^、市）呈上升趨勢，從指標情況來看，2019年以上4省份的實際利用外資和進出口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較2000年均存在減少的情況，說明以上4?。▍^、市）雖然經濟水平不斷提升，但來自開放的比重卻在減少。共享高質量發展方面，各?。▍^、市）共享高質量發展水平均有一定幅度的提升，但截至2019年各省份民生發展高質量均值均未超過0.1，說明隨著各地區經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隨之提升，民生高質量的指標逐漸遞增，但發展的幅度有待進一步提升。

表4 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省份五維度2000年及2019年高質量發展得分

四、絲綢之路經濟帶各省市新型城鎮化和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及實證研究

（一）耦合協調分析

從耦合視角研究新型城鎮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關系的文獻較少，楊陽等（2020）通過構建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挖掘城鎮化耦合協調性的驅動因子對長江流域人口—土地—經濟城鎮化的時空耦合協調性與驅動因子進行分析；胡元瑞等（2020）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對產業轉型升級和新型城鎮化的耦合協調度進行了實證分析，并得出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速度快于產業轉型升級速度，耦合協調度由初級耦合協調階段發展為中級耦合協調階段。結合以上分析，本文采用耦合度協調模型進一步探討絲綢之路經濟帶各?。▍^、市）新型城鎮化水平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之間的耦合關系。

1.耦合協調度模型

其中，C表示耦合度，取值范圍為［0，1］，當C=1時，耦合水平最高，兩系統為良性耦合；當C=0 時，耦合水平最低，兩系統為不相關狀態。U1為新型城鎮化綜合水平，U2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水平。

為了進一步測度系統自身協調發展的整體情況，本文繼續引入耦合協調度函數：

其中D為耦合協調度，取值范圍為［0，1］之間；T 為耦合協調指數，表示各系統水平對協調度的貢獻。α+β=1，本文將新型城鎮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認為同等重要，故設α=β=0.5。根據耦合協調度D值大小將耦合協調度進行分類，結合新型城鎮化U1和經濟高質量發展U2的大小，并參考現有文獻（唐未兵等，2017）的取值范圍，對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進行等級劃分（詳見表5）。

表5 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分類等級

2.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的測算

根據耦合模型，計算出2000—2019 年絲綢之路經濟帶9 ?。▍^、市）的新型城鎮化和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數值的變化情況，圖4 中可看出耦合度呈現了波動上升的趨勢，最大數值為0.5 左右，各?。▍^、市）的耦合度波動幅度較大，在0.25—0.86 之間波動，實現了從低度耦合向良好耦合水平轉變；從耦合協調度測算結果來看，2000年有4省份處于初級耦合新型城鎮化發展滯后型的ⅡA階段，分別是陜西、甘肅、青海、云南，其余5?。▍^、市）處于低度耦合同步型ⅠC；2010 年9 ?。▍^、市）的新型城鎮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均處于初級耦合同步型ⅡC 階段；2019 年大部分?。▍^、市）均發展至拮抗耦合同步型ⅢC 階段，更有重慶市甚至達到了良好耦合ⅣC階段，只有新疆處于拮抗耦合經濟高質量發展滯后型ⅢB 階段（見表6）。

表6 耦合協調度測算結果

圖4 2000—2019年絲綢之路經濟帶新型城鎮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度變化情況

根據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得出絲綢之路各?。▍^、市）2000—2019年間新型城鎮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之間耦合協調度變化情況，隨著新型城鎮化綜合指數及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的增加，各?。▍^、市）的耦合協調度也基本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見圖5）。2010年絲綢之路經濟帶新型城鎮化綜合指數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間的耦合協調度基本處在低于0.3 的初級均衡發展階段，只有重慶略高于0.4，為0.454，處于中級均衡發展階段；到2019 年9 省份的均衡發展都有所上升，基本處于0.4—0.6 的中級均衡階段，只有陜西和重慶到達了較高級均衡發展階段。

圖5 2000—2019年絲綢之路經濟帶新型城鎮化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變化情況

（二）新型城鎮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實證分析

1.模型設計

為進一步檢驗新型城鎮化及內部各子系統分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影響程度，構建以下面板模型進行驗證。

模型中hdit指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為被解釋變量；unit指新型城鎮化指數，euit指經濟新型城鎮化指數，souit指社會新型城鎮化指數，puit指人口新型城鎮化指數，suit指空間新型城鎮化指數，ecuit指生態新型城鎮化，以上為解釋變量；miit指市場化指數，為控制變量；uij、εij為隨機擾動項。

為避免模型內生性問題，嘗試在式（11）的基礎上構建動態面板模型，同時引入被解釋變量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滯后一期項檢驗經濟高質量增長是否存在路徑依賴。

2.結果分析

為了檢驗經濟高質量發展與新型城鎮化及其各子系統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采用GMM方法通過stata16.0對模型進行估計，計量結果如表7所示。

表7 回歸結果分析

從模型（1）至模型（6）的AR（1）與AR（2）檢驗結果來看，模型存在一階自相關但不存在二階自相關；從Sargan 工具變量的檢驗結果來看，模型（1）（2）（5）的P 值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未通過檢驗，說明以上模型存在工具變量過度識別的問題，而模型（6）的人口新型城鎮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不顯著，因此重點分析模型（3）和（4）。

模型（4）分析了新型城鎮化綜合指數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之間的關系，回歸結果系統GMM 顯著，驗證了新型城鎮化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結論，新型城鎮化綜合指數每上升1 個單位，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將上升0.2081個單位。

為進一步分析新型城鎮化各子系統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對絲綢之路經濟帶9?。▍^、市）的經濟、社會、人口、空間及生態環境新型城鎮化和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行回歸分析，如模型（2）所示，經濟和社會新型城鎮化指數未通過檢驗，證明在差分GMM模型下經濟和社會新型城鎮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不顯著，通過多次檢驗其他變量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剔除經濟新型城鎮化指標，得到模型（3），解釋變量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社會、人口、空間新型城鎮化指數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均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以上指標每增加1個單位，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分別上升0.7202、1.1503、0.3668 個單位，而生態新型城鎮化指標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抑制作用，通過進一步研究發現，2012年以前生態新型城鎮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抑制作用，但2012 年以后，生態新型城鎮化開始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生態新型城鎮化每增加1 個單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將提升0.3188個單位，雖然回歸結果并不顯著，但結合原始數據，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只有城市污水處理率、生活垃圾處理率以及工業廢棄物綜合利用率達到一定程度后方可對經濟高質量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五、結論及對策建議

（一）結論

深入探索研究絲綢之路經濟帶新型城鎮化建設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及耦合協調作用機理，根據耦合協調度模型分析探討了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9省份新型城鎮化建設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性，并對2010 年和2019 年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不同省市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水平及耦合協調度進行空間對比。結果發現：（1）新型城鎮化方面，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9 ?。▍^、市）均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但綜合指數超過0.5的?。▍^、市）僅有陜西和重慶，僅占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省份的22%，仍然存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生長極核”未形成的問題。（2）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沿線省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整體呈現“U”型特征，整體經濟高質量向好發展；各?。▍^、市）創新高質量發展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除陜西、重慶外其他省份仍處于較低水平；創新高質量發展水平提升最快，陜西與重慶創新發展較為突出；協調、開放高質量發展速度緩慢，存在部分地區下降趨勢；綠色、共享高質量發展均有小幅提升，但提升速度緩慢。（3）耦合協調方面，新型城鎮化與高質量發展之間的耦合協調度實現了低度耦合向良好耦合水平轉變，耦合協調度基本實現了從低度耦合協調新型城鎮化滯后型ⅡA或同步型ⅠC階段向拮抗耦合同步型ⅢC 階段轉變，但新疆仍處于拮抗耦合經濟高質量發展滯后型ⅢB 階段；新型城鎮化對區域經濟高質量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其中，社會、人口、空間新型城鎮化指數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均具有正向促進作用，生態新型城鎮化指標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抑制作用，但2012年以后開始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對策建議

1.“多核”驅動，推進“一帶”沿線?。▍^、市）經濟高質量發展

城鎮化的發展是一個由低級向高級演進的過程，沿線地區應充分重視新型城鎮化頂層設計，因地制宜、分類施策，完善城鎮布局。依據人口基礎、資源配置與管理能力，提升沿線地區新型城鎮化綜合水平。根據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省市要素稟賦條件，借助新型城鎮化的推力和拉力，提高先進生產要素的流通速度，破除阻礙要素合理流動的機制因素，促進土地產出率及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以現有城鎮為基礎，從行政職能、交通職能、流通職能、經濟職能等不同角度，以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為核心，形成多個“生長極核”，破除經濟圈的資源約束和發展慣性，打造完整的產業、產品和技術結構，帶動周邊落后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

2.補齊短板，打牢經濟高質量發展基礎

整體來看，雖然“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處于不斷提升的趨勢，但創新高質量發展不均衡，協調、開放、綠色、共享高質量發展提升幅度各異。鑒于此，創新發展方面，沿線地區應“以人為本”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將加大創新人才引進和培養放在突出位置，學習陜西和重慶創新發展模式，以政府為主導，共建科技人才共享機制，激發絲綢之路經濟帶創新活力。協調與開放發展方面，沿線地區應借助區位優勢和“一帶一路”政策優勢，破除城市與鄉村之間發展障礙，構筑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以開放促發展、以發展增收入等。共享與綠色發展方面，各?。▍^、市）應結合自身優勢，以提升人民可支配收入為目標，減少城鎮失業率，在疫情可控前提下，轉變發展方式，開辟各行業發展新業態，落實《關于推進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的意見》，推進綠色絲綢之路建設。

3.協調共融，促進新型城鎮化與經濟高質量協同發展

雖然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城鎮化發展質量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帶動作用仍然不夠。因此，結合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省市所面臨的約束，通過完善市場機制，重構經濟高質量發展動力來源，繼續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人才引進制度以及要素空間配置機制改革，建立新型城鎮化與經濟高質量融合發展評價體系，發揮兩者之間協調推進的引導作用。在生態新型城鎮化方面，堅定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持續治理由于資源開發導致的生態環境問題，轉變生產方式，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提高能源和資源利用效率，減少污染排放，進一步推進生態環境新型城鎮化建設，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各省市經濟高質量發展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