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唐代天山廊道的戰略地位
——基于地理視角的闡釋

田海峰

（石河子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新疆 石河子 832003）

天山廊道是新近十余年流行于文化遺產領域的一個重要學術名詞，較早見于2013年中、吉、哈三國聯合申遺項目“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而后濫觴西域考古與歷史等學術領域。其在地域上泛指天山及其周緣相關地理元素所組成的東西向狹長地理空間，在西域文明發展歷程中一度占據重要地位。1956年，日本學者松田壽男出版《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研究》一書，雖未冠以“廊道”之名，但卻是較早對天山廊道開展人文研究的典型著述。該著作以“天山的自然地理特征”入題，分別從九個方面闡釋了天山山脈的歷史意義。近年，中國學者牛汝極發表《天山：亞洲文明交匯的軸心》一文，亦未冠“廊道”之名，但其也以天山地理著眼，分析了天山及其特有的“山地-綠洲-荒漠生態系統”對人類文明交流的巨大影響，形象地將其喻為“亞洲文明交匯的軸心”，不失為闡釋天山廊道歷史意義的“大手筆”。毋庸置疑，這些均是歷史長時段或中時段視野下，對天山之于人類文明的結構性影響進行的探討。而基于短時段的人文考察尚有很大的學術空間，本文即是立足有唐一代西域經營之歷史，對地理環境視域下天山廊道戰略地位的形成機理予以嘗試性論述，不足之處，敬請諸位方家批評指正！

一、天山廊道的自然地理特點

美國著名政治地理學家索爾·科恩曾談及地理在地緣政治博弈中的重要作用：“地理依然重要。它重要在戰略及戰術的軍事和政治意義，以及從文化角度出發的領土意義上；它還重要在資源、人口以及物質系統的空間分布意義上?！保?］顯然，其所談及的地理重要性是以某一具體區域的自然稟賦為基礎的，自然地理是人類進行歷史活動必須首要考慮克服或利用的物質對象。

（一）亞洲中部最大的山系

東西狹長、南北寬廣、山勢高聳、地形地貌復雜，總體規模較大是天山山脈較為顯著的自然地理特點。天山山脈東西長約2500千米，橫跨近28個經度（67°E至95°E），是地球上東西向綿延最長的山脈。地理學界按照山體發育特點，一般以88°E為界，將天山山脈劃分為東西兩部分。在此基礎上，有學者考慮到橫跨國界問題又將西天山劃分為中段天山與西段天山。天山山脈并非狹長的單一山體，而是由諸多支脈、峽谷等發育而成的巨大山匯，其南北寬250-350千米不等，縱跨約6個緯度（40°N至46°N），整體上處于北半球暖溫帶。與東西向的山系分區類似，學界根據山形地貌特點，將縱向山脈分為北天山、中天山及山間盆地、南天山三區。整體而言，天山山脈山峰海拔高度多在3500—4500米，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支脈山結交匯處可達5000米以上。［2］2

（二）天山廊道的地形概況

綜而觀之，在天山山脈的橫向山系分區上，中段天山與西段天山發育相對完整，山勢高聳，海拔普遍較高，山體東西向延續性較好，中間少有天然埡口或山間谷地。而東天山海拔普遍較低，山地發育相對較為破碎，山體東西延續性往往被斷裂埡口中斷。［2］2在縱向山系分區上，天山山脈主要呈現為以北天山、中天山、南天山為主的三條山鏈。北天山分為東西兩段，西段起始于哈薩克斯坦境內，東至天格爾山，山體寬度在35-50千米，平均海拔高度在4000米以上，總體山勢高于中天山而低于南天山。依連哈比爾尕山結是北天山最高峰區之一，“以瑪納斯河源為中心，海拔超過5000米的山峰有21座，最高峰為5289米，也是北天山現代冰川分布最集中的山段，共有現代冰川1440多條，占我國天山冰川面積的16.4%。北天山西段降水較多，生態與環境條件優越，是天山地區森林帶分布最多的山地”［3］48-49。北天山東段山體以博格達、巴里坤、喀爾力克等山峰為主，其中博格達峰海拔高達5445米，喀爾力克峰海拔高度亦為4888米。兩大高峰是北天山東段現代冰川的主要分布地帶，成為山麓主要河流的發源地。［3］49在北天山東段諸山之間發育有狹小的巴里坤斷陷盆地，位置偏北，海拔高度在1600-1900米，較天山其他盆地高。［3］55

中天山東西延續相對較短，南北寬度在50-120千米，海拔高度多在2500-3000米，主要山峰海拔高度在3500-4500米。［4］整體而言，中天山山勢相對平緩，海拔高度相對較低，一般不超過4000米。中天山最顯著的地理特點是山間盆地規模較大，河湖水域分布縱橫交錯。中天山西段發育有伊犁河谷，東西綿延約150千米，南北寬約50千米，平均海拔高度為780米。中天山中段發育有大、小尤爾都斯高位山間盆地，東西長約230千米，南北寬度數千米至50千米不等，盆地平均海拔高度在 2400-2600 米。［2］3大、小尤爾都斯盆地東南、開都河下游發育有焉耆盆地，東西長約130千米，南北跨度約60千米。［3］53中天山東段山體發育有規模較大的吐魯番-哈密盆地，東西綿延近700千米，南北跨度約100千米，吐哈盆地以西北走向的庫魯克塔格山為天然界線。其中，吐魯番盆地又被火焰山分隔為南北兩大地域。

天山橫向地勢（圖源：陳曦主編《中國干旱區自然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48頁。）

南天山西起克孜勒蘇河發源地，東至博斯騰湖東，東西綿延約1500千米，南北跨度為50-160千米。相比中、北天山，南天山地勢較為復雜，海拔超過6000米的山峰多達20余座，如位于南天山中偏西位置的托木爾峰海拔高度約7435.3米，汗騰格里峰海拔高度約6995米。在全球中緯度地帶上冰川面積超過300平方千米的15條冰川中，有3條即發育在南天山托木爾——汗騰格里山結，這里也是塔里木河諸多支流的發源地。而其他南天山山地則相對較低，少有冰川分布。地貌形態因流水切割作用而呈現峽谷、盆地等形態，如庫車大峽谷、拜城盆地等皆屬此地貌類型。［3］48

諸上所述，天山地理在氣候、水源、地勢、地形等呈現出的自然特點：一是作為天山廊道特有生態系統正常運行的基本維持元素，整體性的聚合所發揮出的自然耦合效應，成為驅動人類文明進程的地理源動力；二是天山廊道特有的地理環境，作為一種長時段影響性因素，始終對此地理空間中的人類文明產生持續性影響。同時，其也在人類探索未知文明的漫長世界中，因其特有的自然稟賦而被逐漸利用、改造、索取，持續地回饋人類文明。

二、天山地理與西域歷史文明

天山廊道所在的地理區域，深居內陸、遠距海洋，是典型的沙漠氣候自然區，終年干燥少雨。天山的存在，猶如一座拔地而起的“濕島”，在很大程度上調節和改變了天山南北極端干旱的自然環境。其作為重要的自然生態能量源促成了天山廊道“山地-綠洲-荒漠生態系統（MODS）”的形成，“保障了中亞區域動植物和人類的生存與發展”［5］。同時，天山特有的山勢地形特征在人類活動的作用下所形成的天山廊道路網，成為東西文明以及天山南北游牧與農耕文明相為交流的重要媒介。

（一）生態系統與天山廊道文明的形成

“山地-綠洲-荒漠生態系統”的自然循環是天山廊道文明形成的重要促成因素。其一，相對天山南北的準噶爾與塔里木兩大廣袤又極度干旱的荒漠自然區而言，天山山脈沿北半球緯度線橫亙其間，東西綿延約2500千米，平均海拔高度基本在4000米以上，因而天山諸多支脈山峰很容易將來自北冰洋、印度洋的水汽于高空攔截，形成大量積雪和冰川，成為天山南北極度干旱荒漠區諸多河流的發源地。加之受西風氣候帶控制，春夏時節往往在南北山麓出現集中降水，成為天山南北諸多河流除冰雪融水之外的又一重要補給水源。由此，學界通常將天山形象地比作高空固體“水塔”。

其二，整個天山受西風帶控制，南北山麓基本處于暖溫帶和中溫帶這一共同基帶，因而鑄就了天山山脈“垂直地帶性規律”的山地生態典范。天山山脈自山麓至山巔的自然帶依次呈現出“基帶是荒漠，向上接著出現荒漠草原或者山地草原，然后才是森林帶-雪嶺云杉針葉林帶”的垂直分布規律。如此，在天山廊道因地勢的異同而呈現出相應的地貌形態。天山南北麓的荒漠基帶，通常受山系河流沖蝕作用，在河道出山口處或中下游因土質顆粒的沉積而形成沖積扇，又遂在人類活動作用的影響下逐漸發育為地勢平坦、水源充沛、適宜耕植的膏腴綠洲。根據史籍記載，西漢天山南麓沿線的車師、龜茲、烏壘、輪臺、姑墨、疏勒等西域割據政權，即是依托河流綠洲而居的?！稘h書》中所言“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即是這些綠洲城邦得以存在的典型生產方式。而在天山北麓，自西漢時期的烏孫、匈奴，唐代的東西突厥、突騎施，再至蒙元、明清時期，“民隨畜牧逐水草”的游牧生產方式始終占據主要地位。據相關數據，天山北麓山地草原帶主要分布在海拔1000-2500米的山地，基本延綿整個天山北麓。而伊犁河谷則是山地草原基帶的典型區域，海拔高度大致在1000-2000米，這里曾是唐代弓月、突厥牙帳所在地。當然，天山南麓亦存在少量的游牧區域，如在海拔高度2000-3000米的溫宿北部山地、庫車北大小尤爾都斯盆地、焉耆盆地等中天山段，自史前即是游牧民族的生息地。

整體而言，自漢至唐乃至明清時期，天山廊道受制于“山地-綠洲-荒漠生態系統”的作用，整體上呈現出“南農北牧”的經濟生產模式。當然，農牧兩種生產形態并非僅存在于天山廊道的水平空間，在以山體為依托的垂直自然帶上亦顯示出“上牧下農”的經濟生產模式。如東天山中的巴里坤盆地，“北坡的森林、草原向下直接過渡到湖畔平原的農田，這里既是游牧的天堂，也是農耕的沃野”［6］121。以此為基，天山廊道遂成為孕育農耕與游牧兩大文明的自然生態之源，而巍峨高大的天山山脈成為兩大地域文明的天然分界，同時天山亦被卷入到兩大文明沖突的歷史洪流中。

（二）天山廊道的自然稟賦與唐代西域的屯戍

“南農北牧”的基本經濟格局對天山廊道政治形態有著較為深刻地影響。至少自西漢以來，天山南麓的綠洲城邦往往被北麓的游牧政權所控制，為游牧政權提供一定的經濟物資。而與南麓諸邦經濟生產方式頗為相似的中原勢力涉足西域時，勢力分散的南麓諸邦自然成為中央政權經略的重點，以達到共同抵御北麓游牧力量的目的。西域遠距中原，物質傳輸困難，成本高昂，如何充分開發和利用天山廊道的自然稟賦，解決實際問題成為實現長久經略西域的關鍵。

其一，劉漢政權為解除北地匈奴邊患，依托天山南麓綠洲探索出“屯田戍邊”的策略，有效解決了戰略西進中的諸多迫切問題。唐朝為應對突厥邊患，繼承和發展了“屯田戍邊”策略，陸續在天山南北屯田筑城，成為開發與利用天山廊道自然稟賦以實現西域戰略的典范。

在設置安西都護府后，面臨萬余戍邊將士的糧食補給壓力，屯田就變得重要起來，唐廷“歲調山東丁男為戍卒，繒帛為軍資，有屯田以資糗糧，牧使以娩羊馬，大軍萬人，小軍千人，烽戍邏卒，萬里相繼，以卻于強敵”。［7］5236為保障駐軍的糧食供給、降低調糧轉運成本，唐廷積極擴大屯田規模，“凡軍、州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其水陸腴脊，播植地宜，功庸煩省，收率等級，咸取決焉。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數”。［8］自貞觀四年始至貞元六年止，唐在西域屯田時長160年，鼎盛時期的屯田可達三十四屯，屯田區域分布在天山廊道的六大區域十一個地點（見下表）?！短屏洹酚涊d開天時期中天山南麓“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東天山南麓“伊吾一屯，天山一屯”，東天山北麓“北庭二十屯”。

表1 唐代西域屯田區域

其二，天山廊道儲備豐富的礦藏，畜牧等資源為中原戍軍提供了必要的戰略物資。根據相關史籍記載，天山南麓的龜茲和疏勒均蘊藏有豐富的礦產資源，是駐軍兵器和生產工具的主要鑄造原料?！洞筇莆饔蛴洝访鞔_地記載龜茲“土產黃金、銅、鐵、鉛、錫”。在今庫車地區曾發現數處唐代冶煉遺址，很可能就是安西戍軍武備的鍛造地。［9］據殷晴研究，疏勒也是重要的兵器鑄造地，突厥控制塔里木時期曾迫使疏勒貢送刀劍、長矛等物資。［10］龜茲與焉耆還曾是安西都護府統轄時期的貨幣鑄造地。玄奘自西州使焉耆途經銀山，曰其“山甚高廣，皆是銀礦，西國①銀錢所從出也”。在今庫車等地，考古人員曾采集和發掘出大量唐代錢幣。［11］

馬匹不僅是中古社會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中原農耕政權對抗游牧勢力不可或缺的武備力量。尤其是在綠洲彼此相距較遠的西域，馬匹的作用更為重要。而天山廊道的山地草原帶因水草豐沛多成為唐廷戍邊軍卒所需馬匹的重要補給地。龜茲綠洲北部的尤爾都斯草原就是一處重要的牧業基地，［12］至今仍是馬、驢、駝等牲畜的重要飼養地?！侗娊浺袅x》載“龜茲即屈支，多出龍馬”。天寶六載（747年），高仙芝率軍數千征討小勃律，軍卒皆自帶私馬，［13］其中部分馬匹即應出自龜茲牧馬地。地置龜茲以東的焉耆盆地及開都河流域亦是重要的馬匹產地。史籍明確記載焉耆“畜有駝馬牛羊”，隋朝大業年間，焉耆產馬數量多達十萬匹，貞觀六年焉耆使獻馬于唐廷，由此而知焉耆盆地不僅是天山南麓重要的產馬之地，而且馬匹品種還具有相當的知名度。東天山北麓的庭州，中天山西突厥南牙庭所在的今伊犁河谷更是馬匹的盛產地。龜茲以西今烏恰縣境內的玉奇塔什草原是中天山南麓最西端，海拔最高、面積最大的夏季牧場。至今每逢夏季，烏恰縣柯爾克孜族牧民便將牲畜遷轉于此，放牧生息。［6］51-52此外，西天山北麓的碎葉等地亦盛產優質馬匹，《唐會要》載：“康國馬，康居國也，是大宛馬種，形容極大。武德中，康國獻馬四千匹。今時官馬，猶是其種?！保?4］1547

（三）天山廊道的交通

東西向橫亙于亞歐腹地的天山山脈，將昆侖山與阿爾泰山之間的區域分為兩個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但這一天然屏障很容易被人類加強彼此交往的精神和信念打破，人們利用天山山脈各段埡口、南北山麓綠洲，最終將天山廊道納入到亞歐文明交流的龐大交通路網之中。當然，這一路網亦成為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千年博弈的前沿。就以匈奴、突厥為代表的游牧力量而言，天山廊道是其賴以生存發展的盤踞地，亦是其有效控制南麓綠洲，獲取經濟補給的關鍵路徑。而對中央王朝而言，天山廊道的路網猶如人體的毛細血管一般，既是輸送各類戰略物資與傳遞政令信息的渠道，又是抵御或攻伐游牧勢力的軍事通道。而這一交通態勢，肇始于兩漢，經過魏晉南北朝的逐漸完善，至唐朝得以全面整合和利用。根據文獻資料記載，唐代天山廊道的主干交通路網主要有：東天山南麓西州對外的十一道交通路線，中天山庭州至碎葉、焉耆至疏勒以及經山體埡口連通南北的若干路線，西天山的熱海道等。

在充分利用天山廊道特有的“山地-綠洲-荒漠生態系統”效應基礎上，中央王朝有效地將中原的農耕經濟生產模式移植到天山南北，憑借于此不僅解決了后勤補給之需，而且贏得了在軍事上的主動權。經過兩漢的肇始，魏晉南北朝至有隋一代的曲折發展，唐朝成為這一經略模式的實踐典范。唐朝于天山廊道不僅適以廣泛規?；耐吞?，而且實現了其他戰略物資的開發自給，還依托天山廊道完善了在西域的交通路網。從一定程度上而言，天山廊道正是唐朝實現西域經略的核心戰略區域。

三、天山廊道與唐代西域戰略的時空布局

“農耕定居民族與草原游牧民族的沖突往往沿著山脈、沙漠綠洲邊緣地區等自然屏障而展開?！保?5］東西向橫亙的天山廊道，在歷史上一度成為游牧與農耕兩大文明軍事交鋒的前沿地帶。松田壽男曾鮮明地概述了天山廊道在古代歷史中的戰略地位：“天山路通往亞洲的所有地方，古代亞洲具有代表性的勢力，全都與天山路相聯系，并以此十字為中軸而進行活動?！保?6］這一點在唐朝表現得尤為明顯。在唐朝西域經略史中，有許多關鍵性的戰略步驟皆是憑藉天山廊道的地理優勢實現的。具體而言，唐朝經略西域的歷史時間次序，與天山廊道的地理空間各段形成了較為明顯的交匯與呼應。

（一）唐朝西域經略的肇始與保障——東天山

隨著人們活動地域范圍的擴展與西域交通線路的不斷開辟，以及區域生態環境的演變，原本兩漢出玉門關西、經敦煌至樓蘭的交通至隋末基本阻絕。李淵建唐前后，玉門關東移至瓜州，沙州與瓜州遂成為李唐西北邊陲。此時連接瓜州、沙州與西域東陲門戶伊吾的稍竿道與第五道代替了兩漢魏晉時期的大磧道，［17］成為由中原進入西域的主要交通路線。而此時，伊吾正被東突厥控制，也是東突厥南下涼州威脅關中的軍事據點。東天山對于保障唐朝西北安全的戰略地位自此得以體現。解除威脅，即意味著唐廷勢必要采取占據東天山的軍事行動。

貞觀四年，東突厥內政紛亂，又遭雪災，唐廷趁機一舉攻占東天山北麓伊吾之地，并于貞觀八年在此置伊州，下轄伊吾、柔遠和納職三縣，伊吾成為唐朝賴以推進西域戰略的“橋頭堡”。若立足整體戰略層面即可發現，唐朝除需要打擊東突厥之外，占據伊吾乃是西域戰略推進背景下的必然。其一，伊吾是西域中道和進入北道的交通要沖；其二，唐朝與伊吾之西的高昌保持有良好的朝貢關系，而且高昌一度充當洞察突厥動靜的耳目；第三，在大磧道廢棄后，伊吾成為進入天山南北的必經之地，也是東突厥政權滅亡后，唐廷防御西突厥勢力東向滲透的前哨。結合伊吾所處的時空形勢分析可知，唐朝攻滅東突厥后，伊吾成為權力真空帶，而且剛從東突厥統轄下解脫的伊吾諸城，絕非西突厥的軍事對手，若一旦被西突厥搶先占領，東天山將重又恢復先前的形勢。而且，伊吾地置東天山東南一端，其與天山北麓的交通并不便捷，但其西鄰高昌，且此時唐廷與高昌關系尚好。因而，唐廷果斷占據伊吾，遂置伊州，搶先占據了東天山南麓的關鍵據點。

唐廷占據伊吾引起了西突厥的警惕。西突厥唆使高昌背棄唐廷，阻塞西域中道交通。交通的阻斷給唐廷在西北邊陲的經營帶來了較大影響：一是高昌的反目，使得唐廷失去了洞察西域政局變化的眼線；二是直接導致了東西貿易的受阻；三是偏居東天山一隅的伊吾，南有天山作天險，而其西則向距離不遠的高昌完全敞開，加之伊吾與涼州之間又隔有寬廣的莫賀延磧，因而伊吾時刻面臨失陷的危險。

在此背景下，唐廷不得不占領高昌。正如季羨林所言：“（唐朝）最初只不過是保持邊疆的穩定，后來又有了擴大版圖的企圖?！保?8］貞觀十四年，唐廷占據高昌，遂于此置西州、于東天山北麓可汗浮圖城置庭州。占據高昌，在唐廷致力經營西域的歷史進程中雖未有東征高麗規模之大，亦未有長壽元年王孝杰收復四鎮之壯舉，但確成為唐廷開始全面開展西域防御部署的開端。這一歷史論定除與唐廷自身實力的增強有關外，東天山地理所形成的戰略優勢在其中發揮了諸多功用。

唐廷擊破高昌后，力排群臣諫議，實行與中原同軌的郡縣制，于此新設西州。究其原因：一方面，高昌故地自秦漢以降即是中原民眾向北遷徙的重要地帶，中原儒家傳統文化亦隨之遷移至此，成為郡縣制得以實施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西州與伊州同處吐哈盆地之中，與周緣地域的交通路徑多通過天山埡口或谷道實現，在唐廷控制高昌后，即可利用西、伊兩州的天然地形對外進行統籌防御。具體而言，唐廷在占據西、伊兩州后，只需扼守諸條對外交通路線，即可抵御外敵對西、伊兩州的侵擾。自咸亨元年吐蕃攻陷四鎮，唐朝撤回四鎮防人之后，安西都護府治所在龜茲與西州之間的數度遷移，即可直觀地凸顯出東天山南麓“進可攻，退可守”的重要戰略地位。

（二）唐朝西域經略的發軔與攻略——中天山

中天山一度是唐廷與西突厥博弈的主要場域。李唐對東天山南麓的直接管控，打破了原有針對東西突厥所行之“遠交近攻”策略背景下的政治關系模式，唐廷與西突厥由之前的“跨區域遠交”轉變為“鄰界直接對抗”。綜而觀之，大致在貞觀十六年至貞觀二十三年之間，中天山北麓的主要游牧政權自東而西大致分為左廂的五咄陸諸部，右廂的五弩失畢諸部，以及東天山北麓的阿史那賀魯部，其中占據左廂的五咄陸諸部地處中天山北麓東段，其憑藉中天山南北向埡口或河谷的地理交通優勢，對中天山南麓的龜茲、焉耆、疏勒等綠洲實現了政治與經濟的掌控。唐廷在東天山的軍政布局顯然是對西突厥固有勢力的宣戰，由此西突厥遂于貞觀十六年發動了旨在攻略西州的軍事行動。這一行動雖對唐廷在東天山的統轄“不足為害”［19］，但卻客觀地促進了唐廷對西域軍防策略的再度深化。

松田壽男曾將天山山脈的軍事防御功用形象地喻作長城的向西延伸。這一觀點也必然是建立在中央王朝同時掌控中原、河西以及塔里木三大“泛綠洲板塊”為前提的。結合史實不難發現，唐廷為解除西北邊患，正是依賴天山進行軍事布防的。只是這一防線東段的長城被以軍城、烽燧等點狀軍事工事所取代。而對于這一時期的唐廷而言，控制塔里木成為完善這一軍事整體布局的關鍵。為此，唐廷采取直接路線，于貞觀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持續對中天山南麓的焉耆、龜茲等綠洲諸地進行軍事打擊，同時將盤踞中天山北麓的五咄陸諸部逐往碎葉川以西，中天山南麓諸地始統歸唐廷管轄。而對于五咄陸部西遷之后留下的中天山北麓權力真空帶，唐廷則選擇親附勢力阿史那賀魯進行管轄，史載貞觀二十三年二月“咄陸既奔吐火羅，部落亡散，其葉護阿史那賀魯帥其余眾數千帳內屬，詔以為瑤池都督”［14］2007-2008。自此，中天山南北與東天山北麓皆為阿史那賀魯控制。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其并未急于將太宗于塔里木置“四鎮”的構想付諸實踐，而且在嗣位后“不欲廣地勞人，復命有司棄龜茲等四鎮”［20］。這一策略的轉變，給勢力日益漸長、亟待擴張地盤的阿史那賀魯以可乘之機。永徽元年，阿史那賀魯反叛，“自稱可汗，總有西域之地”［7］68。

阿史那賀魯的反叛稱霸，迫使唐廷重新審視天山廊道對其西域戰略進程的重要影響。實現在塔里木置“四鎮”的軍事防御布局，就必先控制中天山北麓的游牧諸部。而控制游牧諸部的癥結并非是單純地扶植某一勢力，進而憑藉其對所轄地域予以羈縻控制。換而言之，控制中天山北麓游牧力量的關鍵在于保持勢力的均衡。就其實質，一是杜絕中天山的自然稟賦為某一游牧勢力所壟斷，二是保持中天山南麓綠洲諸地不再成為某一游牧勢力的經濟附庸。如此，唐廷即可適時實行“遠交近攻”“軍事打擊”等策略，有效制衡天山南北游牧與農耕勢力間的博弈，繼而成為天山廊道自然稟賦配給規則的制定者、監督者與分配者。顯慶三年，唐廷平賀魯叛亂，于其地分置濛池與昆陵二都護府，同時將安西都護府遷至龜茲，并設四鎮。即是唐廷基于天山廊道自然稟賦再行配置的結果。

唐高宗在位前期，李唐依托天山廊道自然稟賦配給策略使其在西域的實際統轄范圍得以迅猛延展至蔥嶺山麓，羈縻統轄地域也覆蓋至蔥嶺以遠的河中地區。但由于其未足夠重視天山南麓龜茲、焉耆、疏勒等綠洲的基地建設，加之吐蕃在雪域高原的逐漸崛起及北向對塔里木的軍事滲透，致使唐廷在西域初始興盛之基業猶如曇花一現。龍朔二年（662年），西突厥十姓部落政局再度動蕩，唐廷希冀以濛池和昆陵兩大羈縻都護府統轄中、西天山的單一制度設計自此失效。咸亨元年（670年），吐蕃經由于闐北上攻陷四鎮十八州，天山南麓綠洲幾乎盡被占據。至此，唐廷不得已將戰略重心退縮至西域經營的肇始地東天山，希冀以此為基地通過重建中西天山北麓的管轄秩序阻絕西突厥與吐蕃的聯盟，實現對天山南北的實際管轄。

（三）唐朝西域經略的堅守與退縮——西天山

如上所述，唐廷憑借對東天山的統轄，為其在西域的持續經略夯實了根基，進而隨著在中天山的勢力延伸實現了對安西四鎮的初始設置。然而，囿于天山廊道自身地理環境對人類政治文明進程的整體性效應，西天山逐漸成為唐廷掌控天山南北政局、持續統治西域的戰略要地。史實證明，唐廷自調露元年以后對西天山地理利用與掌控的虛實，直接影響了其在西域經略層面的進退抑或成敗。

首先，調露元年（679年），唐廷平定西突厥十姓可汗之亂，于碎葉置鎮守軍，筑城屯戍，成為其軍政力量初涉西天山的標志性事件。這一舉措曾于調露元年至長壽元年（692年）給唐廷在西域的經營帶來重要影響：唐廷對西天山軍政直接管轄權的實現，意味著天山廊道作為一個相對完整的地理空間，在唐廷一系列軍政管轄制度的驅動下顯現出地理環境的歷史短時段作用，天山廊道之于唐廷經略西域的戰略性地位也由此被賦予。天山廊道在這一時期對于唐廷經略西域的短時段影響大致反映在以下幾點：1.控制了西天山，就控制了河中、天山北路與中天山南路安西四鎮之地的交通鎖鑰，有效阻絕了西突厥與吐蕃的軍事勾連。2.碎葉鎮守軍在西天山的設置，使得唐廷在天山廊道實現了軍府與羈縻相為并行的統轄制度，有效地將西突厥十姓納入到唐廷的統轄秩序內。3.西天山政局的穩定，為長壽元年唐廷復四鎮解除了天山南北雙線作戰的風險。

其次，經過長壽至開天兩個階段的經營，唐廷在總體上穩定了西突厥十姓左右兩廂的政局。在第一階段（長壽元年至開元七年），②唐廷憑借碎葉鎮守軍對西天山的直接軍政管轄，重立十姓可汗在濛池、昆陵兩大羈縻區域的威信，并不斷調節和平衡其與逐漸強盛的突騎施之間的關系。在第二階段（開元七年至天寶末年安史之亂起），唐廷將碎葉交于十姓可汗代為鎮守，而實力日漸強大的突騎施不斷在西天山制造軍事沖突，擾亂十姓可汗的羈縻管轄秩序，但唐廷憑借業已確立的正統地位及其對西天山充實的軍事力量，通過懷柔與軍事兩種剛柔相濟之策及時化解了各種突發事件，甚而可以說唐廷在西域諸多謀略的實施都是以對西天山的實質性掌控為前提的。更為重要的是，唐廷利用掌控西天山的這一歷史契機，完成了天山廊道交通路網的建設，并且依托于此逐步構建起以天山廊道為地理空間架構，以屯城、烽燧為主要工事類型，以軍府、城、鎮、守捉為主要軍政單位，以屯田、畜牧為主要后勤補給形式的軍事防御體系。③這一軍防體系無論是對于阻擊大食東擴的怛邏斯之戰，還是高仙芝在蔥嶺的唐蕃交鋒，抑或是安史亂后唐廷在西域的孤守，均突顯出重要的戰略意義。

第三，由于安史亂政，唐廷在西域的統治力量隨著大批將士的班師勤王而衰退，其在西天山的統轄策略也由此松動甚而失效?！锻ǖ洹み叿赖洹访鞔_地敘述了天寶末時唐廷在西天山的疆界不過熱海，“從安西西北千余里有勃達嶺（今烏什縣北別迭里山口），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騎施南界”。［21］盡管唐廷在安史亂后力圖重塑天山廊道的戰略地位，但也始終未能涉足西天山。西天山的失控對唐廷在西域的統治埋下了嚴重隱患。究其原因，唐廷錯誤地以剛柔兼濟的統轄謀略替代了軍事的直接鎮守，隨著其在西域實力的損耗，這一策略也必然崩塌。正如有的學者所言，“開元七年焉耆取代碎葉備四鎮之數，環天山防線西部被撕開了一道口子，游牧部落輕易便可經天山腹地的交通道路對安西地區構成嚴重威脅，這一局面成為唐代西域長治久安的不穩定因素”。［22］

結語

地理環境是天山廊道戰略地位得以形成的基石。橫亙于中緯度的天山山脈，其所主導的“山地-綠洲-荒漠生態系統”，成為維系天山廊道生態機制運轉的自然源動力。由此所衍生的“南耕北牧”經濟生產方式，成為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在天山廊道持續沖突的根源。此種沖突的外在表現形式往往是：游牧勢力對農耕區域施以軍事侵擾，進而實現經濟資源的壓榨。兩者發生沖突的路徑正如張廣達所言，“農耕定居民族與草原游牧民族的沖突往往沿著山脈、沙漠綠洲邊緣地區等自然屏障而展開”。而東西綿延兩千多千米的天山廊道正是此類集山地、沙漠、戈壁、水系、綠洲等生態物資的耦合體。如此，天山廊道既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延續所依賴自然稟賦的支配者，又是導致二者因自然稟賦配給不均衡而發生沖突的肇始源。

這種態勢貫穿于唐朝經略西域的整個歷史進程。東天山南麓是唐朝謀略西域較早的地域，也是后來唐朝全面掌控西域的大后方。當唐朝在西、伊二州的統治穩固后，東天山北麓自然成為保障南麓軍防安全的重要防線。而就中、西天山而言，如何打破天山南北形成已久、且已呈現固化趨勢的地緣政治關系（北麓游牧政權通常利用軍事上的強勢榨取南麓綠洲城邦的經濟資源，而南麓綠洲城邦則不得已以此維持政局的穩定），成為唐朝實現西域整體有效管轄的關鍵。這個關鍵就在于牢固控制天山廊道自然稟賦的分配權。此或許可以成為唐朝于天山南北存在迥異治理模式，或者天山廊道在唐朝西域經略中突顯特殊戰略地位的另一視角的詮釋。

注釋：

①歷史上，西域不同時期曾經存在的“國”，包括城郭諸國（如漢代西域的三十六國）、行國、封國、王國、汗國、王朝、屬國、朝貢國等形態，都是中國疆域內的地方政權形式，都不是獨立的國家?！髡咦?/p>

②此階段是指自長壽元年唐廷復置安西四鎮至開元七年交碎葉于十姓代為鎮守，并以焉耆代碎葉復列四鎮之中。詳見《新唐書》卷221《西域上·焉耆國》載：“十姓可汗請居碎葉，安西節度使湯嘉惠表以焉耆備四鎮?！边@里需要特別說明，“焉耆國”是中國疆域內的地方政權，不是獨立的國家。

③據《新唐書·地理志》對天寶十一載（752年）西域交通路網及軍防概況的記載可知，唐廷在天山廊道北麓自東向西部署的軍政機構分別有羅護守捉、北庭都護府、瀚海軍、清海軍、沙缽城守捉、馮洛守捉、耶勒城守捉、俱六城守捉、張堡城守捉、烏宰守捉、清鎮軍城、葉河守捉、黑水守捉、東林守捉、西林守捉等；唐廷在天山廊道南麓自東向西部署的軍政機構分別有蒲昌府、岸頭府、天山軍、南平城、安昌城、呂光館、張三城守捉、新城館、焉耆鎮城、鐵門關、于術守捉城、榆林守捉、龍泉守捉、東夷僻守捉、西夷僻守捉、赤岸守捉、安西都護府、柘厥關、俱毗羅城、阿悉言城、撥換城、小石城、大石城、粟樓烽等。（詳見《新唐書·地理志》，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047-11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