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精神之塔

孫 郁

在諸多回憶魯迅的文章中，巴金的文字大概是最帶著痛感的，閱讀其相關的詞語，我有時會感到，那談吐中有教徒般的虔誠。如果要聆聽魯迅的精神回音，他的作品傳達的情感都頗值得玩味。與胡風、蕭紅的魯迅情結不同，巴金的凝視帶著另外一種目光，遠與近的視角映帶的意象更為神奇。他的文字一直呼應著魯迅內在的幽思，這種筆調，直到晚年也沒有消失。

出身于成都的巴金不像一般南方作家那么多幽婉、纖細的情思，他的身上有點北方的清冷與憂郁的氣質，在某些地方更像俄羅斯作家那樣冷熱交織、陰晴不定。與那些自信的、躊躇滿志的人比，他一直徘徊在憂慮與期冀之間，焦慮感流溢在辭章之間，內省與追問伴隨著各類文本，有時候讀他的作品，仿佛是讀一種譯作，因為其中染有某些異質的氣息。

雖然有明顯歐化傾向，但在他的血管里依然流著儒家的血液。他那么反對舊的禮教，內心依然有著傳統的東西，思想中未嘗沒有舊文人的痕跡，溫良恭儉讓的遺風也有所體現。他其實意識到了自己的這種懦弱的一面，并認為只有魯迅才真的走出了傳統的陰影。能夠看到，他的視野中自始至終矗立著魯迅這座燈塔，那巨大的投影在其身上未曾消失過。從來沒有一位中國作家這樣使他為之著迷，在他看來，自己一生所努力奮斗的目標，都沒有超過魯迅的精神主題。

每每想起魯迅，他都有一種傾訴的欲望，年輕時讀了魯迅的書，便找到了一種書寫的感覺，而在認識了先生之后，自己的天空忽得開闊起來。他承認，就一生的選擇來說，自己觸摸的思想不及魯迅的一角，無論為文還是為人，魯迅都是自己的引領者。

顯然的，魯迅與巴金，是現代知識人的兩種類型，前者深而大，后者清而純。一個是從老中國泥土里趟過的不倦的跋涉者，一個乃懷著期冀的青春少年。雖然出發點不在一個地方，但是他們都共同表現了知識人尋夢的苦思。在了解中國知識人的心靈歷史時，魯迅與巴金提供的話題一直被后人所闡釋?，F代文學里的西方人道主義傳統，在他們那里是有所折射的。魯迅的審美元素里，除了俄國元素外，還存在著德國、日本的詩文之影，加之魏晉之音，顯得駁雜復雜，巴金還僅僅限于法國、俄國的人文主義的背景，所以單純得如清淡的白云，不染灰塵。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他們的選擇中遇到了共同的難題，彼此在對文化的基本問題的判斷上，可以找到許多相近的地方。

巴金曾在《憶魯迅先生》一文說自己是在魯迅的啟示下走向文學創作的。1925年8月，他在北京投考大學，因病未能如愿，半個多月的時間，陪伴著他的就是魯迅的短篇小說集《吶喊》?！霸谶@苦惱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魯迅的小說安慰了我這個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藝術的力量”，“他的書是我的一個指路者，沒有他的《吶喊》和《彷徨》，我也許不會寫出小說”。在這道白里，既有感激，也有精神的呼應在。因為魯迅的文脈連通著苦路上尋夢的人，慘烈的時空里的憂思和愛意，讓絕望中的人有了新生的沖動。巴金后來從事寫作的時候，《吶喊》《彷徨》的調子一直在他那里揮之不去。

到了三十年代，巴金才有了接觸魯迅的機會。第一次見到魯迅時，他顯得異常興奮，后來在回憶里記錄了那個瞬間：

我第一次看見魯迅先生是在文學社的宴會上，那天到的客人不多，除魯迅外，還有茅盾先生，葉圣陶先生幾位。茅盾先生我以前也沒有見過，我正和他講話，飯館的白布門簾一動，魯迅先生進來了：瘦小的身材，濃黑的唇髭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見的面貌更和善，更慈祥。這天他談話最多，而且談得很親切、很自然，一點也不啰嗦，而且句子短，又很有風趣。

晚年的時候，他多次談及魯迅對于自己的影響，有一次，他這樣寫道：

我當時不過是一個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編輯一套《文學叢刊》，見到先生向他約稿，他一口答應，過兩天就叫人帶來口信，讓我把他正在寫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編》收進去?！秴部返谝患幊?，出版社刊登廣告介紹內容，最后附帶一句：全書在春節前出齊。先生很快把稿子送來了，他對人說：他們要趕時間，我不能耽誤他們（大意）。其實那只是草寫廣告的人的一句空話，連我也不曾注意到。這說明先生對任何工作都很認真負責。我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才發現不論是看一份校樣，包封一本書刊，校閱一部文稿，編印一本畫冊，事無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別人的事，先生一律認真對待，真正做到一絲不茍。他印書送人，自己設計封面，自己包封投郵，每一個過程都有他的心血。我暗中向他學習，越學越是覺得難學。我通過幾位朋友，更加了解先生的一些情況，了解越多我對先生的敬愛越深。我的思想，我的態度也逐漸變化。我感覺到所謂潛移默化的力量了。

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拿起筆并不感到它有多少重，我寫只是為了傾訴個人的愛憎?？墒亲呱线@個工作崗位，我才逐漸明白：用筆作戰不是簡單的事情。魯迅先生給我樹立了一個榜樣。我仰慕高爾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燒的心，給人們帶路，我把這幅圖畫作為寫作的最高境界，這也是從先生那里得到啟發的。我勉勵自己講真話，盧騷是我的第一個老師，但是幾十年間用自己的燃燒的心給我照亮道路的還是魯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寫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開的。他寫的全是講真話的書。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進步。他勇于解剖社會，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認錯誤，更不怕改正錯誤。他的每一篇文章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的確是把心交給讀者的。我第一次看見他，并不感到拘束，他的眼光，他的微笑都叫我放心。人們說他的筆像刀一樣鋒利，但他對年輕人卻懷著無限的好心……

在巴金眼里，只有魯迅才稱得上中國人的良知。因為在這位文學巨匠身上，巴金學會了怎樣思考和做人。他的思想深處，一直保留著魯迅所給他帶來的美好的回憶。

魯迅在與巴金的幾次接觸中，對他的印象很好。從魯迅日記零星的記載中能看感到彼此的互動。當巴金向他約稿時，魯迅便把最后一本小說集《故事新編》交給了他，也答應翻譯果戈理的那部著名的小說《死魂靈》。這是他們彼此間的默契，乃至后來有人在魯迅面前談及巴金不好的時候，魯迅顯得十分憤慨。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談到他和胡風、巴金、黃源諸人的關系時，魯迅就說：“我和他們，是新近才認識的，都由于文學工作上的關系，雖然還不能稱為至交，但已可以說是朋友……”魯迅又說：“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義’之稱，但他并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列名于文藝工作者聯名的戰斗的宣言?！笨吹贸鰜?，魯迅對于巴金有一種信任的感覺，對于其為人與為文是肯定的地方居多。他們彼此各自都吸引著對方，巴金之于魯迅，有點像郁達夫和魯迅那樣，審美和認知上雖差異明顯，但在精神的真與誠方面，彼此都是相互信任的。

民國期間，巴金的影響相當可觀，他的《家》《春》《秋》在社會的輻射力超出一般的作家，幾乎達到家喻戶曉的地步。他的情感表達方式半是現實主義，半是浪漫主義，一切都顯露在外表，熱情與憂郁都外化在詞語間，青春的明快與奔放隱含著一代新文學家的夢想。不過在他的一些作品里，也帶有魯迅的某些焦慮和痛苦的形影，在面對世界時表現的憂患意識，也是他后來與魯迅走在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巴金的閱讀趣味與辭章表達特點上看，他與魯迅有著某些交叉的地方，比如都喜歡迦爾遜、契訶夫、高爾基，對于法國的盧騷、雨果也懷有敬意，小說的某些意象也有相似之處。不過，同樣是攝取域外文學的資源，巴金體現的是夢幻的色彩，情感的單純與背景的昏暗形成反差，有時候帶有童話的意味在。魯迅的文本顯得復雜，古小說的清俊、日本文學的簡潔，還有德國思想的穿透力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拷問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漩渦。巴金自己知道，在苦苦奔走的時候，其實魯迅早已摸索出了一條中國知識人的路，但是敢于在四面陷阱的苦路上獨行的，也只有魯迅一人而已。作為魯迅的追隨者，他不過遠遠望著那背影，自己是跟不上的。

巴金走上文壇時，新文化運動早就落潮了，他所面臨的問題，與魯迅那代人已經略有差異。新文化初期的知識人，要面對舊的遺產和整理國故的挑戰，精神就不得不與舊我作戰，新中有舊，舊中帶新，文字不免有古老的幽魂在。但到了巴金那代人，面對的是怎樣成為新人的問題，只要與舊的遺產決裂即是，余下的，不過介紹域外的文化，建立個人主義和團體主義的園地。沿著魯迅那代人的路走，才是眾人的應有之義。

年輕的巴金不善交際，內傾的性格使他的文字多帶夢想的成分。那時候他被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的思想所吸引，思想里多自由的漫思?！拔逅摹焙蟮脑S多作家都有很強烈的使命感，他們的寫作是有著一種拯救蒼生的沖動的。文學研究會諸作家“為人生”的創作態度，可以代表當時文藝隊伍的主導傾向。但巴金與文學研究會的前輩們有較大的差異，雖然他也承認自己的寫作屬于為人生的，審美的方式則帶有浪漫主義的色彩。這些使他不會像魯迅那樣對于現實進行入木三分的解析，而精神走向有時候是一致的。比如，魯迅認為文學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巴金對此是認可的。他談及自己的創作時也坦言，因為夢醒不能實現，通過文學來喚起民眾的覺醒。這些可以看出那時候的作家的現實功利性。正是在這個層面，魯迅對他的吸引力，是極為強烈的。

巴金文藝思想的核心部分，應當說與魯迅有某些重合的地方。我一直覺得，他身上有著一般作家共有的藝術良知和審美特色。許多人在他那里感受到一種神圣的東西，這些仿佛上帝之光不斷地召喚著他。他那么熱愛安那其主義，以致忽略了國內的許多精神資源。只是魯迅是一個例外，他的思想是有磁石一般的引力的，其精神也影響了巴金的寫作。巴金說：“文學藝術的作用、目的是什么？……我一生都在想這樣的問題。通過創作實踐，我越來越理解高爾基的一句名言：‘一般人都承認文學的目的是要使人變得更好’?！卑徒鸬倪@種信念是始終貫穿在作品之中的。從《滅亡》到《隨想錄》，橫跨半個多世紀的創作表達的幾乎是同樣的精神主題：讓社會變得更完美些，讓人們變得更完善些。

因而，在他那里，一直表現出“圣界”與“俗界”的對立，單純的情感消解了一切世俗和欲望的東西。1980年4月4日，在日本東京朝日講堂講演會上，他訴說了自己的這一人生態度和藝術態度：

我在法國學會了寫小說。我忘記不了的老師是盧梭、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我學到的是把寫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認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給讀者。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獲。我把作品交給讀者評判。我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除了法國老師，我還有俄國的老師亞·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我后來翻譯過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父與子》和《處女地》，翻譯過高爾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我還有英國老師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師，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龍之介、武者小路實篤，特別是有島五郎，他們的作品我讀得不多，但我經常背誦有島的短篇《與幼小者》，盡管我學日文至今沒有學會，這個短篇我還是常常背誦。我的中國老師是魯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這些作家的影響。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師是生活，中國社會生活。

這里可以看出他的知識譜系和審美的背景，他所欣賞的作家，許多也是魯迅譯介和點評過的，有的對于魯迅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巴金認可這些作家，不過與魯迅略有不同，他還不能從精神哲學層面思考存在與意義的話題，而是從倫理學和審美判斷里借取外來資源。他們的作品成了其信仰的一部分而非復雜的認識論的一部分。這些域外作家支撐著其審美的快慰和表達的快慰，但還不能深化其對于生活的更為幽微的認識。他從文本的幻影里看到希望之所在，而魯迅則從文本回到現實存在中，作出追問性的表述。巴金也感受到，與魯迅比，自己的拘謹和簡單化思維，也可能忽略了域外資源的歧義性和復雜性。停留在外在性的精神體的時候，他的文字則激情有余，沉潛不足?，F代中國作家，并不是人人都能夠像魯迅那樣思考問題的。

但巴金還是以自己的真誠與勇敢贏得了讀者。他的作品像個天真的孩子的獨語，沒有一絲頹廢和荒誕的情感，一切都在陽光之下，顯得那么明快。就寫作風格而言，他的歐化傾向也簡化了母語表達。翻譯和寫作，文體幾乎沒有差異，行文是一致的。他的英語、世界語的修養，幫助他很好地打通了與世界對話的途徑。翻譯那些有趣的小說和思想讀物的時候，他的精神也是燃燒其間的，乃至我們無法分清是原作的色彩就是如此，還是他賦予了原作純然的圖景。他所譯介的著作很多，《面包與自由》《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等《草原故事》《文學寫照》《快樂王子集》《六人》《遲開的薔薇》《父與子》《處女地》《散文詩》《往事與隨想》等都有鮮明的溫情主義特點，那些作品并非簡單的個人主義的流露，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都深隱在文本的背后。巴金欣賞它們，不是唯美主義使然，使命感才是最吸引他的原因之一。

巴金與魯迅一樣，很少稱自己是作家，甚至干脆將自己與純藝術分離開來，認為自己與之有很大的距離的。魯迅曾說：“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痹隰斞缚磥?，他的注意力主要是國民性的改造，所寫的文字不過是一種憂患意識的達成方式而已。這不是自謙，在文學追求中，有一個比藝術更重要的東西。藝術是自由精神的載體，只有精神解放，才會有藝術的解放?！拔逅摹焙蟮脑S多作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走在這條路上。巴金的寫作有別一般追求，并非躲在藝術之宮自吟自唱。他說：

我不是一個藝術家。人說生命是短促的，藝術是長久的。我卻以為還有一個比藝術更長久的東西。那個東西迷住了我，為了它我自愿舍棄藝術。藝術算什么？假若它不能夠給大多數人帶來光明，假若它不能夠給多數人光明，假若它不能夠打擊黑暗。整個龐貝城都會被埋在地下，難道將來不會有一把火燒毀藝術的寶藏，巴黎的魯佛爾宮？假若人們把藝術永遠跟多數人隔離，像現在大憤怒爆發的時候，一切藝術的寶藏還會保存它們的驕傲的地位？老實說，我最近在北平游過故宮和三殿，我看過了那些令人驚嘆的所謂不朽的寶藏。我當時有這樣一個思想：即使沒有它們中國絕不會變得更壞一點。然而另一些藝術家卻誠惶誠恐地說失掉它們中國就不會存在。大多數人民的痛苦和希望，在他們看來倒是極小的事情。

新文學作家有類似感受的很多，他們以為古老的遺存和所謂藝術，與今天的活的人生是隔膜的。人存在著，健全而有趣味地活著，創造合理的社會，才是真的目的。在巨大的社會生態面前，藝術不過小小的存在，作家要關注的是更為遼闊的世界里的事物。在這個意義上說，巴金感興趣的不是己身的焦慮，而是他人的冷暖。在談論創作的時候，純粹的藝術技巧被一筆帶過，審美的話題是隱含在詞語的背后的。實際上，巴金有良好的藝術造詣，他的文采自如燦爛，流水般的詞句閃動著諸多靈光。應當說，辭章的表達糾纏著審美，只是它是一個只可意會、難以表達的問題。他從魯迅那里受到啟示，直面人生乃寫作的動因，比藝術重要的事情還有很多，陷于自憐自愛的辭章里，其實是沒有出息的。

上世紀初，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德國古典主義哲學和法國近代哲學，是頗有吸引力的。從古典哲學中流變而分離出來的人文主義思潮，曾一度風靡中國知識界。魯迅以及后來的巴金，他們認識問題時，都直接或間接受到了影響。學界普遍認可這樣一個事實，魯迅的個性主義，就有尼采、克爾凱廓爾、斯蒂納的元素，間雜俄國虛無主義和激進主義思潮。從嚴復、梁啟超等人開始，就借鑒了域外思想資源。較之科學主義思潮，人文主義在那時候影響更大。西方的人文主義思潮所以受到推崇，一方面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中國古人的天地人觀念中，人的概念是一種有善良意識的元素，只是西方人文主義將其位移到重要地位而已。另一方面，它迎合了啟蒙主義者的內心需求，啟蒙的目的是把人從非人的環境解放出來，帶來身心的自由。人文主義思想從人性和道德的角度，為人的解放與社會的解放提供了理論基礎。魯迅對于個性、自由、無偽的追求，都可以在這些思潮里找到解釋的理由。

巴金進入文壇時，也深深被這種思潮所鼓舞。他早期大力提倡克魯泡特金的學說，其精神指向十分明顯：推翻專制王朝，尋覓一個無政府的社會。在對于社會的認識上，他比魯迅要簡單和純粹，也走得更遠。他干脆拋棄了社會變革的中介環節，夢想一步到位，進入到烏托邦王國。他甚至覺得，改變中國社會，除了安那其主義，別無他途。

對于人文主義的看重，必然導致他們后來深刻的個性化寫作。這也是他們形成自己的價值理想的主要精神來源。而他們的價值觀，反而又對接受西方的有質感的審美思想，起到了強化作用。

魯迅與巴金早期的道德觀都是建立在對個體生命發現的基礎上的。價值觀是二者理性大廈的根基，這是他們文學創作的內在動力。不過魯迅攝取域外資源時，還涉及知識論的資源，相關的審美思想也受到注意。這使他比一般人要顯得廣博。因為有復雜的維度在，他的文字帶有更為斑駁的色彩。不妨說他的思想是復合型的，巴金則是單純型的。前者雜而渾厚、高遠燦爛，后者透明而溫潤，一清如水。后世研究者在對比他們的思想與審美特點時，多是看到此點的。

不妨說，他們的精神氣質里絕少物質化的東西和市儈遺風，在內心深處都有愛意的本色存在。早期魯迅的出發點是人的解放，“立人”才是根本。物質的豐富并不能解決精神的痼疾。中國清末的洋務運動所以沒能根本改變社會面貌，就在于人的素質出現了問題?！段幕琳摗肪团u了重物質而輕精神的弊端。他指出：“遞夫十九世紀后葉，而其弊果益昭，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內，取其質，遺其神，林林眾生，物欲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于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紀文明一面之通弊，蓋如此矣?！睘榱烁淖冞@一窘態，魯迅認為，提倡新的文藝是一條有意義的途徑。以感性的方式喚醒沉睡的人們，并走向改造社會的路是一種最可觀的選擇。這種從精神入手的對于民族命運進行考察的思路，實際是國人舊的儒學思想的現代版，只是到了現代，內容有所不同罷了?，F代知識人多了一種儒家曾忽略的生命價值第一的思想，魯迅正是從生命價值的角度把握世界。他早期的雜文和小說，差不多一直表現了對于生命價值觀的沉思。他在《熱風·生命的路》寫道：

生命的路是進步的，總是沿著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賦予人們的不調和還很多，人們自己萎縮墮落退步的也還很多，然而生命決不因此回頭。無論什么黑暗來防范思潮，什么悲慘來襲擊社會，什么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著跳著，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

什么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辟出來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該永遠有路。

人類總不會寂寞，因為生命是進步的，是樂天的。

無疑，這是典型的進化論色調的生命體悟。西方的進化論理念在魯迅那里是一種突破靜止感的天然之力。在傳統進化論那里，價值觀乃是生命的內在欲求的社會性的表現。因此，生命價值也只能在社會環境里得以實現。能夠感到，魯迅接受進化論的心理基礎，乃是對于生命價值追求的一種形而上的渴念。

有趣的是，青年巴金的思想起點也是圍繞著生命價值話題展開的。他說自己的作品的出發點是追求生命，自由與善良是人的最寶貴的、根本的社會屬性。衡量一個社會的標準，就是看其是否最大限度地滿足人的這種基本的欲求。巴金從價值觀入手，開始系統地研究了克魯泡特金的理論，他將其視為科學家、思想家和哲學家，其中集中體現了人的生命價值觀，這些思想是使人類擺脫異化的理論武器。在小說《滅亡》《新生》《死去的太陽》里，都能夠看到克魯泡特金思想之影。這位俄國思想家的文本在解釋世界的時候無疑有自己的偏頗，青年巴金尚無力辨別其思想的來龍去脈，但那種溫存的精神和愛意，卻開啟了其思想之旅。安那其主義對于自我意識的形成而言，有著不可低估的內力，它喚起了青年人與世界博弈的沖動和構建烏托邦社會的沖動。

新文學出現初期，人們的新的精神資源還是有限的。但這有限的思想卻怎樣鼓舞了尋路的人們。對比起來，魯迅的價值觀很快發展為一種凝視時代而又超越于時代的話語，他的自我意識縈繞著更為多元的精神因子。自我意識是人對于人自身的認識。魯迅從價值論與認識論出發，開始深入地、系統地研究了中國文化的自身結構，并且把建立在價值觀基礎上的現代理性精神高揚在文化批判領域。黑格爾認為，自我意識存在著主體必須否定客體的傾向，這種觀點對于解釋后來知識人的思想不無參照意義。魯迅在一種理性的高度上，對于傳統進行了深切的批判，其間帶出多維的精神糾纏?？墒撬趦A向上與黑格爾主義相去甚遠，倒是和康德精神有某些對應的地方。巴金與魯迅比，糾纏的元素頗為單純，價值觀與自我意識間的過渡是直線方式的。用盧梭和黑格爾主義來衡量他的思想倒是可以看出某些特色。他的審美一直停留在道德的層面，主體對于客體的克服是在一種幻象中完成的。主體與對象世界往往界限分明，不像魯迅那樣呈現一種漩渦之狀。羅素在討論浪漫主義思想的時候認為，“盧梭和浪漫主義運動把主觀主義從認識論擴張到了倫理學和政治學里面，最后必然的結局就是巴枯寧式的徹底的無政府主義”?？梢哉f，這里也隱含著認知的悖論，巴金的窘態于此也可見一斑。

是的，盡管他們的寫作在許多方面有著相似性，但二人其實是沿著兩條道路前行的。魯迅駐足于黑暗，且潛入底部，將古老幽魂攪動起來。他帶著罪感和不安的時候，周身也有光的閃爍，照出身邊的苦澀。巴金拖著黑暗之影，卻瞭望到了頭上的星空，他很快切割了后面的世界的黑影，沐浴在夢想的喜悅里。魯迅筆下的形象都是不可理喻的，巴金的小說人物往往涇渭分明。在魯迅眼里，國民的先驗形式是阻礙人性、泯滅人性的桎梏，改造國民性便成為一種必做的工作。巴金從善良意識出發，以內在純然的情感把握對象世界，其重心不是探討國民內在結構，而是苦難形態。這樣，我們在魯迅筆下看到了阿Q 形象，這一典型牽連著存在的悖謬超過了感覺閾限。如果不是對中國的文化心理有深入體味，如果不是沉浸在黑暗體驗里，這樣的人物形象將會流于單薄。在巴金小說中，沒有阿Q 式的反諷的形象，但我們看到了覺新、周如水、汪文宣一類受難者的面孔。他們折射了知識人的某些畸形心態。這里也無意中形成了魯迅式的憂郁和“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主題。若說巴金的寫作是在魯迅思想的延伸線上，也是對的。

曾經流行的存在主義哲學啟示了現代文學研究者的思考，這一思潮對于本質的理解是置于存在的后面的。有學者已經意識到了魯迅與存在主義的形異神同。他總是在沒有路的地方走路，沒有引導者的時候，內心則成了生命的向導。而巴金的頭上總有一個引導的星座，它外在于自己的世界，尋找它才是一種意義。當他看到魯迅的孤獨前行的背影時，意識到了與西方一些思想者同樣的精神震動。這正是自己要尋找的參照。魯迅的精神主題在巴金那里的投射，給他的世界帶來了一種強烈的悲劇意識。我在讀他的作品時，隱隱地感到他內心世界與魯迅的某些神似。在他的絕望、呼號以及無休止的自我折磨中，讀者也體味到了一種類似魯迅筆下“過客”的形象所展示的意蘊。

當《家》中的覺慧毅然地沖出古老的專制之門，去尋找別一世界的人們的時候，當“愛情三部曲”中的男女青年以身殉道，走向死亡的時候，巴金分明在編織一幅幅悲壯的人間之圖。他寫了那么多不幸的人們以及走出不幸的掙扎者的形象，而人的價值就是表現在這種忘我的獻身精神里。魯迅說：“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彼脑S多作品，所表達的也是類似的意識。這種悲劇意識在作品中喚起了人的道德感和幻滅感。魯迅與巴金在自己的作品中常常再現了個體情感受挫后的抑郁與苦悶，表現了現實的苦悶和命運的殘酷性。但是，巴金同魯迅一樣，他在作品中并不是單一地向人們宣泄一種絕望的情緒，他們在作品的深層結構中，表現了為實現自我的生命價值的內在欲求。這種主體對客體的抗爭，且試圖將自我從舊的文化形態中解救出來的吶喊，也是新文學里時斷時續的主題之一。

悲壯的魯迅與憂郁的巴金的作品中都有一些黯淡的顏色，幾乎看不到朗照。魯迅的《祝?！贰秱拧贰豆陋氄摺范蓟\罩在死滅氣息中，鄉民與知識人，希望的路都陷落了。巴金的《家》《春》《秋》《第四病室》《寒夜》向人展示的都是絕境之音。魯迅筆下的彷徨者的形象，大多是覺醒的青年無法實現自我的悲哀，像《傷逝》中的主人公那種恍惚的心理，無不是幻滅的悲哀：“四周是廣大的空虛，還有死的寂靜。死于無愛的人們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見，還聽得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的聲音?！痹凇豆陋氄摺防?，主人公面對漸漸消失的路，感到如墜地獄般的驚恐。魏連殳性格的突出特點是敏感、脆弱、孤獨，他總是處于生存與毀滅之間，不幸多是絕望的哀號。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布置了陰暗的刑所拷問著人的靈魂一樣，《吶喊》《彷徨》里滿是無光的曠野的暗區，人的悲苦之境可謂極矣。巴金的作品也染有類似的情緒，《家》里的覺新的憂慮、遲疑、無措的哀涼，霧一般籠罩著一切。雖然他已經接受了新的思想，但現實中不得不處處妥協，除了憂郁、彷徨，我們看不到一絲光明。不妨說，這是現代作家普遍的一種無奈之感，由此可見他們走上新文學之路的理由。寫作也有自我宣泄的時候，而這種宣泄，顯然也存在著鮮明的目的：揭出病態，引起療救的注意。

而在對這種憂郁與黑暗的揭示過程里，他們與周圍的環境顯得格格不入，諸多的寫作都帶著憂憤意味，批判性的表達在作品里形成了一種基調。魯迅不僅再現了風俗之惡，也指出了人性之惡，在對于傳統的批判過程中，不乏對自我的批判。王得后先生認為，魯迅在“看透了大眾的靈魂”的時候，自己內心是復雜的，它以攻擊性、隱蔽性與矛盾性顯示了靈魂的深。而巴金的批判性是詩意的，更多地外在于世界，熾烈、果敢、直接。多年后，巴金回憶魯迅的時候，他也深感自己的深度有限，雖然也在反黑暗的路上，而文字背后的歷史維度并不廣遠。他熱愛托爾斯泰，卻又不能以寬闊的視野凝視復雜之物，喜歡魯迅，而未能消化其身上的雜調。魯迅是個豐富的球體高懸在那里，巴金猶如風中飄帶，抖動于精神的天幕。喜歡他們的人，都感動于那種難以觸及的高貴意識。

與魯迅的無所不在的痛感相比，巴金的作品是有幻影的存在的。用他的說法，是一種醉態。這種醉態不是陶淵明式的，也非杜甫式的，而帶有宗教的痕跡。在忘我的沉浸里，一切都不一樣了。寫作是一種自我的燃燒，迷狂的時候，思想是無累的，我們在此看到他尋夢的激情。在《醉》一文里，他談到了自己的這一形態：

我從前說過我只有在夢中得到安寧，這句話并不對。真正使我的心安寧的還是醉。進入到了醉的世界，一切個人的打算，生活里的矛盾和煩憂都消失了，消失在“眾人”的“事業”里。這個“事業”變成了一個具體的東西，或者就像一塊吸鐵石把許多顆心都緊緊吸引到它身邊去。在這個時候個人的情感完全溶化在眾人的感情里面。甚至輪到個人去犧牲自己的時候他也不會覺得孤獨。他所看見的只是群體的生存，而不是個人的滅亡。

對于這一篇文章，一般研究者注意不多，可是卻體現著巴金精神的本色。我們對比一下魯迅，他也曾麻醉過自己，但很快從中擺脫出來。于是他甘愿沉默到黑暗里，身邊是鬼火與蛇跡，漸漸被那影子所吞沒。但他又在搏擊中打破了黑暗中的平衡，地獄邊上總還是開出脆弱的花，瑟瑟于風中，也未嘗沒有春天的氣息。在那孱弱的形影里，我們看到了微末的希望。魯迅太清醒，這給巴金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他才感到，自己還過于天真，而老到的魯迅，不會輕易被迷幻的影子所俘虜，總能夠在明亮中看到黑暗，于希望中悟出虛無，人在悖論里的存在，是被先生看得清清楚楚的。

1936年秋，在魯迅的葬禮上，巴金是被安排抬棺的幾個青年之一。因為那次活動是左翼作家策劃的，他的身份顯得有某種代表性的意味。如此說來，在左派看來，巴金也屬于同一營壘的人物，乃親近魯迅世界里的人。雖然那時候左翼內部沖突很多，他是置于事外的，不過從大的傾向上看，在左翼與自由主義兩個營壘面前，他是偏于前者的。

三十年代的上海，海派的氣息濃郁，但卻沒有覆蓋到他們的世界。世俗社會的花花草草，有時候不在自己的興奮點上，他們擁有著各自的路徑。魯迅遭遇的東西遠比巴金復雜，思想中糾纏著古今中外的復雜之影，所做工作之多是驚人的。晚年的魯迅傾向于蘇聯藝術，開始注意革命的話題。不過他對于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的興趣高于列寧，而巴金那時候的思想在舊俄的文學世界里。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對于他的引力，是超過蘇聯革命時期的藝術的。他雖然禮贊了高爾基，但對于這位作家的早期作品更為著迷，高爾基晚年的一切，他了解得相當有限。

舊俄的文學滿足了巴金對于人道主義的幻想，而魯迅卻覺得停留在托爾斯泰的層面思考中國問題會遇到一些難點。因為不抵抗主義中的人道主義是無力的。魯迅所以接觸新俄的藝術與理論，主要考慮的是改造社會的具體行動如何可能。在中國，滿足于象牙塔內的思考存在局限，倒是切實的社會變革才能實現知識人的夢想。但魯迅那時候也遇到諸多新的問題，一是集體意識與個人自由如何協調，他自己并無經驗。二是探索性的藝術怎樣與實際生活結合起來，還有一個問題是，在革命的時代里，舊式的遺存如何安放，還沒有確切性的答案。這些新的問題在他的文字里有所體現，而與左聯內部的沖突中，其探索中的失敗與收獲都有，說他帶著傷痕走在十字街頭，也不無道理。

魯迅遇到的難題在巴金的晚年已經普遍化了。許多新的困惑都是三十年代所沒有經歷過的。在隨后的幾十年里，魯迅的思想并不能讓他找到解決所有問題的答案。他朦朧地感到，自己與魯迅這樣的前輩其實都置身于一個巨大的漩渦里。魯迅走得太早，沒有處理他面臨的棘手難題，而自己則親歷了歷史慣性里的悲劇人生。巴金在六十年代最為絕望的時候，開始懷疑中年后的選擇，慢慢放棄了對于時代語境的接受，于是翻轉身體，回望遠去的時光里的那些亮點。他決定翻譯赫爾岑的作品，以此苦度殘生，也經由赫爾岑，重返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的傳統。而這個時候，他也意識到，魯迅早期譯介尼采等人的作品時，也有類似的心情吧。不過，在魯迅與赫爾岑之間，后者給他的撫慰可能更大，因為那紛紜的靈思滿足了自己的某種夢想。魯迅身上許多陌生的元素并不能進入巴金思想深處，但赫爾岑卻點燃了他的希望之火。這可能有三個原因，一是其思想的不妥協性有著很大的隱喻性，借著赫爾岑可以思考更為復雜的社會問題；其二是赫爾岑也是給巴枯寧、屠格涅夫帶來精神沖擊的存在，而自己也是親近這些思想者和作家的；其三，赫爾岑筆調的文學性與自己的表達方式有相似的地方，那種思想漫筆更能勾起自己的漫想。文學與思想的相得益彰，也是巴金最為喜愛的。

赫爾岑的作品對于權力的蔑視和對于純然之所的追求，也帶有烏托邦的沖動，責任、信念、自我犧牲精神，都是感人的。他的作品是哲學與詩的融合，而且有很強的近代西方哲學的背景?！锻屡c隨想》涉獵的內容很廣，古典哲學與宗教、近代藝術與激進主義、安那其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悉入筆端。他的思想是在異質的文化碰撞里產生的。巴金驚訝于赫爾岑的博雅和純然，他在流放中的情思和革命中的殉道感，都是中國知識人中最為缺失的。而且重要的是，這種精神與巴枯寧的安那其主義也頗為接近，許多俄國思想者都從其文字得到鼓舞。以賽亞·柏林在《俄國思想家》中寫道：

十九世紀俄國革命作家中，赫爾岑與巴枯寧至今仍最令人矚目。他們在義理學說與氣質上都甚多差異，但一致以個體自由的理想為思想與行動中心。二人都奉獻此生，反抗社會與政治、公眾與私人、明揭與暗藏的各種壓迫；不過，也正由稟賦才具繁復多姿，二人在這項重要課題上的觀念的價值反而有因此隱而不彰之勢。

這一段話也可以解釋巴金翻譯赫爾岑《往事與隨想》的深因。我們由此可以推測，雖然那時候已經不再提及安那其主義，但他的思想中依然殘存著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的印記，而且經由這些與赫爾岑的精神相遇。在這個相遇的過程中，巴金再一次與人道主義重逢。他晚年的《隨想錄》帶有較為濃烈的赫爾岑與托爾斯泰的影子，懺悔感與真誠感，一再在辭章里跳躍，成為八十年代思想啟蒙的另一種資源。而且巴金在呼喚俄羅斯人文主義的過程中，也重新認識魯迅的意義。他在描述魯迅的時候，已經看不到多少左翼的話語邏輯，反而彌漫著俄國個人主義者的語境了。

現在回想八十年代的那次關于人道主義的討論，巴金的影響也深入其間的。托爾斯泰主義與魯迅資源被再次以新的方式聚焦于筆下，且匯入到人的思想解放的語境里，影響了一個時代的風氣。這里，巴金功莫大焉。晚年的巴金退回到托爾斯泰與魯迅的世界，是對于自己中年后的選擇的一種否定，但這個否定過程沒有能夠回答現實里深層的文化糾結帶來的疑問，一味沉浸在人道主義的幻影里，不免對于這個世界有些無力感。越是這樣，巴金越是感到魯迅的意義。魯迅的勇猛地直面現實的精神不是人人可以做到。也由此，其分量在心中顯得不同尋常了。顯然，他對于魯迅的理解，與文壇的解釋并不都在一個場域里。當人們把魯迅符號化表述的時候，而在巴金那里，遠去的那個身軀，永遠是有血有肉的存在，仿佛心目之星。與赫爾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一樣，魯迅的文字散出巨大的光澤，在那光的輻射里，他感到了尋路時的溫暖。

【注釋】

①巴金：《憶魯迅先生》，《巴金寫作生涯》，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392-393 頁。

②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月刊》編：《魯迅回憶錄》（中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32 頁。

③巴金：《懷念魯迅先生》，《巴金選集》（第9 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6 頁。

④⑤魯迅：《魯迅全集》（第6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54 頁、556 頁。

⑥魯迅：《魯迅全集》（第4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 頁。

⑦⑧⑩巴金：《巴金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661 頁、10 頁、27 頁。

⑨???魯迅：《魯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 頁、54 頁、386 頁、203 頁。

?[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馬元德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4 頁。

?魯迅：《魯迅全集》（第2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 頁。

?上世紀八十年代，筆者在《魯迅與巴金》一文中強調了此點，此次對于這篇舊文部分內容作了調整，個別地方作了重寫。

?巴金：《巴金選集》（第8 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7 頁。

?[英]以賽亞·柏林：《俄國思想家》，彭淮棟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9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