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學科問題

劉江凱

明確提出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學科問題，是因為這一問題不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科建設構成了事實上的邊界與問題意識的拓展，也與其他如比較文學、翻譯學、傳播學、海外漢學（中國學）等相關學科或研究領域形成了豐富的對話可能。如果我們將這一問題納入近年來國家推出的“雙一流”、新文科建設和交叉學科設置與管理辦法的視野中，尤其是在國家加強國際傳播工作，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總體背景下，這個問題就不僅僅是單一的學科建設問題，也可能對當代中國文化與教育發展等更為寬廣的問題產生特殊的示范意義和重要的參考價值。

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作為近年來一個新興熱門研究領域，由于其興起時間短暫、研究內容跨界、前期積累薄弱、參與人員混雜、研究方法與成果不成熟、相關教研體系不完善等原因，在參與的相關傳統學科中，都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多學科參與的局面也讓它的學科問題“在每個領域都淪落為邊緣話題或附屬演練對象，一定程度上耗散了它本應該深入探查的許多問題，形成了在各領域都一直存在卻始終難成氣候的研究局面”。近年來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的發展動力更多地源自熱點效應和國家文化政策，“相對缺少來自學科內部嚴謹的學術價值與方法討論，主流學界往往將其視為一種邊緣的附屬產物”。

梳理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70年的歷史及其研究史可以見出，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從2000年以來進入快速自然發展期，2012年受到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刺激，于2013年成為當年十大學術熱點并經過短暫井噴式發展后進入自覺穩定研究期。雖然每年都有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涌現，多數卻是各參與學科立場與方法的演練，成果多聚集于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翻譯、形象、策略、方法等，或者是作家作品的案例及延展問題的研究，幾乎沒有看到從學科發展角度出發的思考。

有學者熱切地認為：“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研究完全可以并且正在成為中國文學及其研究當中的一個帶有交叉性質、極具發展前景的新興領域?！笨陀^地講，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現在確實已經成為一個交叉性質的新興領域，但它的發展前景，卻因為學科問題受到了很大的制約。這一問題不僅是一個如何發展新興交叉學科的具體理論問題，還是一個如何用教育的方式服務國家文化國際傳播的戰略問題。

一、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及其研究的不平衡性

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70 多年的歷史里累積了成體系、多語種的譯介成就，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研究從寬松的標準看也至少落后于實踐30年，嚴格的標準則落后50年以上。

1949年以后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大體上形成了和國內當代文學發展史既呼應又“延異”的學術生態體系。該體系包括了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等作品的翻譯出版，期刊報紙評論、高校課程與人才培養、學者與研究機構、文學史寫作等與國內當代文學學科相似的基本生態系統。在研究對象和方式方面，海外體系往往會比國內更為開放和寬廣，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大多不會像國內學者集中在較密集的領域，多數會橫跨文學、電影、圖像甚至翻譯等領域。從作品的海外傳播分期來看，大致可以分為20世紀50-70年代的“初始期”，20世紀80-90年代的“過渡轉換期”，21世紀以來的“多元化發展期”三個階段。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差異性、復雜性決定了并非每一個國家的海外傳播都符合以上分期，比如俄羅斯、韓國、越南就因國家關系的變化呈現明顯的不同。從傳播變化來看，70 多年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在整體上形成了由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大傳播陣營，向歐美與中國文化圈國家兩個傳播中心的地理轉換；譯介樣態也形成了從本土到海外、從政治到藝術、從單調滯后到多元同步的轉換，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整體上褪去了很多政治色彩，悄然從邊緣處生長出一種緩慢、溫和但更容易讓世界認同和接受的傳播力量。

為什么說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研究，比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實踐至少滯后了30年甚至50年？

首先，根據對該領域相關文章（近千篇）、課題（約230 多項）、編著（近百部）的統計及中國知網(CNKI)數據，都顯示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促使該領域成為2013年“中國十大學術熱點”之一，相關研究隨之呈“井噴”態勢。以文章為例，如果以1950-1980年代發表數量為基數1，那么，1990年代大約為2，新世紀10年大約為3，2011年為4，2012年為11，2013年為14，2014年為5。據2015年以來寬泛的統計，相關研究成果每年以50-100 篇左右的數量穩定發展。課題（國家、教育部）各年的立項數量分別是：2008年8 項；2009年7 項；2010年7 項；2011年15 項；2012年27 項；2013年31 項；2014年19 項。2015年 至2020年 涉及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各類課題年均約20 項。近百部編著整體上編多著少，有針對性的專著少，交叉涉及的旁著多；漢學或中國古典文學類的著述多，有關當代文學的研究少，相關編著的開始時間基本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上述文章、課題和編著，若按照嚴格意義的“當代文學海外傳播”來看，大約占五分之一。最近幾年出現了一些高質量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叢書、著作及文章，如北師大劉洪濤教授主編的10 卷本“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叢書”（2020年出版），由10 位作者分別撰寫相關著作，是近年來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方面的一項重大成果。

其次，梳理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的國內發展史，也會看出國內研究明顯地滯后于傳播實踐。其國內發展去除前史外，大體可分為“兩段四期”——第一段為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的歷史階段，包括20世紀50-70年代的意識形態化期，20世紀80-90年代的混雜過渡期。第二段為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的現狀階段，包括2000年至2012年多元化自然發展期，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來的自覺爆發期。

1949年之前中國文學海外傳播、中外文化關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雖然數量不多，但多為大家之作，可為我們提供許多參考比較的視角。比如錢鍾書牛津大學學位論文《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陳受頤1928年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18世紀中國對英國文化的影響》、范存忠1931年哈佛大學博士論文《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中華書局1977年重?。?、方豪《中西交通史》（1987年重?。?、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1983年重?。┮约癧法]維吉爾·畢諾巴黎大學的博士論文《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日]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長沙商務出版社1941年版）等先行之作。錢鍾書的博士論文重點探討了17 至18世紀英國的各式文獻中對于“中國”的特定解讀與想象性塑造，描繪出當時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演進歷程，深刻地揭示出這個時期英國“中國熱”背后所隱含的意識形態意味，開創了中國學者在“異國形象”研究范疇的先河。這些“前史”階段的成果對于我們今天研究當代中國文學與文化海外傳播，在資料來源、角度方法以及問題立場等方面有著極為特殊的價值和意義。

20世紀50 至70年代，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第一時期的材料多涉及文藝政治、中外文學交流、重要作家訪問等，從傳播方向上看，對外國文學的輸入遠遠多于中國文學的輸出，如卞之琳、葉水夫、袁可嘉、陳燊等的《十年來的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工作》（《文學評論》1959年第5 期）。毛澤東文藝思想可能是直到現在海外翻譯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當代文藝思想，如劉振瀛等的《毛澤東文藝思想在日本》（《文學評論》1960年第3 期）等。此外，對于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而言，其特點往往是作為文學外交活動的信息出現，如高娜娜的《阿爾巴尼亞評介我國的革命戲劇舞蹈》（《文學評論》1965年第2期）等。

資料顯示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研究大約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才開始發展，陸續出現關于中國文學“輸出”的相關編著，如李岫編《茅盾研究在國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孫瑞珍、王中忱編《丁玲研究在國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1990年代花城出版社成規模、有體系的“中國文學在國外”叢書有力推動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研究工作，只是其中涉及當代文學的內容很少。2000年以后開始出現偏重于當代文學的研究成果，如夏康達、王曉平《二十世紀國外中國文學研究》（2000），馬士奎《中國當代文學翻譯研究 1966-1976》（2007），方長安《冷戰·民族·文學：新中國“十七年”中外文學關系研究》（2009），姜智芹《中國新時期文學在國外的傳播與研究》（2011）及筆者的《認同與“延異”: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接受》等。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研究進入井噴式爆發階段，這一特點從莫言的案例上能得到鮮明的體現。根據對莫言作品翻譯情況的整理，1986年發表的《紅高粱》在1990年即推出法語版，1993年同時推出英語、德語版。而國內關于莫言海外傳播最早的研究文章出現在2005年，直至2012年前只有姜智芹、邵璐及筆者等人的5 篇。但在2012年至2014年短短兩三年內，莫言海外傳播研究文章就躥升達60 多篇，此后幾年包括莫言在內的中國當代作家作品的海外傳播研究始終是一個熱門領域，同時也出現了話題性、復制性、平面化等一系列平庸的研究表現。

以上梳理，可以從傳播和研究兩方面幫助我們理解兩個重要的問題。第一個是為什么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及其研究在短時間內難以獲得重要的學科地位？因為它的研究積累和貯備時間太短。和現有當代文學學科的傳統研究領域相比，它有巨大的問題空間、廣泛的對象范圍、重要的研究價值，但缺乏體系性的研究人員、成熟的研究成果、配套的課程和人才培養機制、穩定的科研投入、全國性的協調機構等，基本處于散兵游勇、各自為政的狀態。第二個是我們應該如何對待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或者擴大一點，如何對待所有涉外學科的海外傳播？處理好一個學科多語種的海外傳播和其傳統中文語境的學科關系，在中國當下的學術發展環境和未來的趨勢中，顯然已經成了無法繞開的一個重大學科理論問題。這也是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快速深入發展帶給其他涉外學科的重要啟示和先鋒示范作用。比如中國哲學、歷史學、藝術學、戲劇與影視學等，都有大量的海外傳播成果，甚至形成了和國內相呼應的生態體系。如果說“海外漢學”或者“中國學”是用來指稱海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那么中國學者當下主動向海外拓展的相關研究屬于什么？比較文學、比較哲學、比較史學能否涵蓋海外傳播涉及的復雜問題？尤其是那些有著明確的學科立場和問題意識的研究。比如我們團隊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更多地將其視為一種方法和視角，更強調把材料視野由傳統中文擴大到更廣的多語種，把觀察和比較的范圍由中文語境延展到更大的世界語境，更強調以作家作品為對象來統一海外、國內、以及個人的研究意見，將之納入當代文學的體系里，更側重從文學及其周邊的立體角度展開研究，而不僅僅拘泥于比較文學里流傳學的方法，更不會是翻譯學或者傳播學的理論方法，雖然我們也會借鑒他們的研究方法和結論。

二、海外傳播與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新挑戰

從當代文學學科發展的角度來講，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已經成為當代文學學科發展中無法忽視，但又很難在短時間內獲得重視的研究領域。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這一尷尬處境，也是目前其他涉外學科共同的困境，因此我們對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討論，同樣會對其他學科產生重要的參考價值。

海外的中國當代文學是否仍然屬于中國當代文學？我們的觀點非常明確，海外版中國當代文學仍然屬于中國當代文學，只是作品的語種版本、傳播范圍、閱讀接受對象擴大并超出了傳統的中文邊界，國內文學界存在的一切問題，在海外也同樣存在，只是更為復雜多樣，而這些共通的和多出來的部分，都是我們要認真研究的問題。如何看待翻譯出去的中國當代文學？有些學者比如德國漢學家顧彬教授認為，翻譯文學屬于所翻譯國的民族文學，這作為一種觀點無可厚非。也有觀點認為翻譯文學顯然有“他國化”的成分，但不能認定為外國文學。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當然還可以按照比較文學流傳學的方式展開，或者以翻譯文學的類型展開。不同的學科立場和方法處理的側重點并不一樣。海外傳播研究的“混雜性”特征往往會使它處于“既屬于又不屬于”的第三空間，充滿了霍米·巴巴的“文化雜交”（cultural hybrid）意味。但若從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角度看，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不過是一個更為復雜的版本和接受問題，作為當代文學跨語言和文化的研究即可，而不是切割出去成為什么其他的內容。當然，海外傳播涉及的問題范圍和復雜性要遠遠大于翻譯文學或者比較文學，幾乎是一個全方位、立體式、綜合性的研究場域，我們認為目前國內對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研究幾乎都采用了一種“分散”的方式在展開，整體上缺少“融合”的提升。

對待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國內部分主流作家和學者在思想上還有一道較為普遍的隱形“長城”把海外和國內隔離開來，海外傳播和傳統當代文學相比，是邊緣和中心的關系，是國內主場之外的客場，是一個“附錄”式的存在?；蛘咴谏鐣弦部赡苁浅錆M民族主義情緒的文學戰場，成功的海外傳播有可能被描述為走向世界的榮譽，也有可能被抹黑成為缺乏文化自信的獻媚。究其本質，仍然是單一化思維在作祟，似乎在主體和他者之間斷無第三種形態的可能。此類慣性思維很難將海外傳播作為整個學科邊界、思路、方法、內容的全新拓展，也很難以融合性思維處理海外與國內復雜而深刻的文學聯動，導致海外傳播和當代文學學科關系高度模糊，這些都極大地限制了海外傳播研究對于當代文學學科發展的貢獻空間。

事實是，“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首先從概念內涵方面開拓了當代文學的學科邊界。關于當代文學概念的生成與分裂，洪子誠先生在《“當代文學”的概念》一文通過分析“新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等幾個相關概念，討論了概念在特定時間和地域的生成和演變，以及這種生成、演變所反映的文學規范性質。從海外學界的角度看，“當代文學”是中國大陸特有的一個學術概念，特指1949年以后的中國文學，甚至主要指中國大陸文學，歐美漢學界的“現代”往往包括了我們所謂的“當代”部分。但從“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來看，這里的“中國”除了大陸的文學外，也包括港澳臺和其他海外華文文學等研究對象，它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當代”主要指1949年以后的文學，但也包括那些由現代文學轉折過渡而來的作家作品；“文學”是針對其他學科或者藝術門類的“輸出”而言，更強調文本研究；“海外傳播”則是包括傳播、接受、影響等一系列相關環節的研究，其考察方向一般是對外的，原始材料主要是外語的，其目標是發現差異，反觀自身，形成對話。從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概念的基本內涵可以看出，至少在研究對象的語種范圍、材料對象、考察標準、研究方法等方面，海外傳播已經對傳統的當代文學產生了實質性的學科邊界拓展。

其次，海外傳播的“跨界”特征，會從研究模式和思路等方面對當代文學學科的發展產生更為深刻的開拓和孵化效應。海外傳播天然地具有跨語言、跨文化、跨國界的特點，自然也會涉及跨學科或者跨行業等等，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的參與者，在興起之初就包括了翻譯學、比較文學、海外漢學甚至電影學、傳播學等學科的原因所在。如果我們從一部作品的中文寫作開始追蹤它的海外傳播鏈條，就會涉及翻譯界、海外經紀人等代理界、出版界、圖書銷售界、電影界、媒體界、評論界、教育界等諸多行業的連接與轉化。正是這種強烈的“跨界”特征模糊了其學科屬性，而整體上并不成熟的研究理念、模式、成果也難以讓它在傳統的當代文學批評、研究、文學史中自證并成為重要的角色。

最后，現有的海外傳播無疑與以漢語材料和受眾為主的當代文學傳統學界構成了一種全方位、強有力的對話與開拓關系。它對當代文學的“特定時間和地域”發起了邊界拓展、范圍擴大、語種多樣、接受差異等更為復雜的挑戰；它在材料篩選、立場方法、評判標準、學術結論等方面也會帶來一系列的新問題；它甚至還會打破傳統的基礎研究格局，在學術實踐、文化服務、國際交流等方面探索出一條全新的發展思路來。加之“當代”特有的正在發生、同一時代的共生性，其未完成性增加了更多的不確定性，整體研究難度系數由傳統中文的1.0 版以指數的形式躍升到多語種的2.0 版，而新生一代學術力量的教育背景、語言能力、知識結構、格局視野等也將更好承擔起這種與世界融合的研究升級需求。這個升級轉換的過程很難，也會很漫長，但隨著這一進程的發展，未來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與研究將會徹底扭轉過去幾十年中國學術話語在國際上“失語”或者“被代言”的尷尬狀況，涌現出一大批同時掌握中文和外語、接受了良好國內和國際學術訓練的優秀學者。中國當代文學和世界文學的關系也不再是過去和今天所倡導的“走出去”和“走進去”的問題，而是如何“在世界中”更好地融合發展的問題，是今天在歐洲國家已經呈現的那種既有鮮明的文化屬性，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關系。

海外傳播無論是作為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一個新鮮有效的研究領域也好，還是作為一種研究視角與方法也罷，或者作為一個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對象，甚至作為未來可能新興的一個融合創新性的交叉學科，盡管這些年學界對于該領域的研究有了更多沉淀，但其短暫的研究積累、尷尬的學科歸屬問題、不同的學科立場與問題意識、不成熟的研究經驗和成果以及當代文學的傳統慣性力量等，都嚴重地制約著它的學術品質和發展空間。筆者和團隊經過十多年的理論研究和摸索積累，基于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研究現狀，提出以下觀點思路，以資指正。

其一，就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與當代文學學科關系而言，我們認為“海外版”中國當代文學仍然屬于中國當代文學，是當代文學學科邊界的全面向外拓展，當代文學學科應該給予必要的關注。具體表現為研究對象的問題視野由國內擴大到國際，材料語言由中文擴展到多語種，受眾范圍由本民族內部拓展到多樣性文化環境，問題意識也由學科化邁向跨學科化。這些邊界拓展不僅會為當代文學的研究方法、評判標準以及文學批評、文學史寫作帶來一系列的新挑戰，甚至還會帶動和促生當代文學一系列新興的研究領域，成為當代文學創新式發展的突破口。簡言之，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不僅要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而且是一個可以和傳統研究全面對話的新領域。

其二，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發展的現狀和內涵，決定了它需要一個較長的發展完善期，目前我們還處于初期積累階段。這個積累期的長短，由相關研究人員、成果、機構、機制等體系性的成熟程度決定，目前國內當代文學界尚未對之進行針對學科構成方面的認真討論，這將會成為未來當代文學學科發展的巨大空間。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積累期主要的任務就是在研究觀念上改變“外掛”和“附屬”思維，變“分散”為“融合”，將海外傳播作為傳統當代文學向外生長的新領域來整體考慮。比如完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方面基礎性的補白工作，努力實現由“傳播”向“接受”的研究轉換。在積累海外材料的基礎上提高研究水平，探索與國內批評、研究、文學史相結合的批評經驗與研究模式，加強具有當代文學學科品質的研究，推出有代表性的高水準成果。通過理論闡釋提升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的學科價值，建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方面的專業機構，開發當代文學海外傳播方面的課程體系、人才培養、學術實踐、國際交流項目，展示其巨大的學科服務社會能力等。

其三，就跨學科、跨文化研究而言，根據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研究積累，我們認為“對象統一、各歸其所、跨界融合、和而不同”不僅是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的準則，也適用于其他涉外學科的研究。所謂“對象統一”是指以研究對象來統一不同國家、文化、語言及學科等因素的切割，關注同一個對象誕生后的全鏈條信息，努力避免環節局限性帶來的各種盲視?！案鳉w其所”是指每個學科的海外傳播應該屬于該學科的研究范圍，在對特定研究對象完成海外文獻基本梳理的同時，更強調將之納入學科體系里，充分利用本學科的專業知識“嵌入”自己的研究心得?！翱缃缛诤稀笔侵羔槍ν粋€研究對象，當代文學同時兼顧相關交叉學科比如翻譯學、傳播學等其他學科的方法與成果?！昂投煌笔侵父飨嚓P學科之間形成一種各具特色同時又能展開“對話”式的研究狀態。該原則可以在拓展學科邊界的同時，保證研究的基本學科立場和問題意識，提高研究的整體水平。

未來的當代文學學科發展不應該僅僅局限于漢語材料和國內視野，而應朝向一個更加國際化、立體化的發展方向。研討“域外”中國文學對于傳統中文學科在研究范圍、材料、對象、問題意識及文學史等方面構成的機遇與挑戰；探索中文、外語、傳播學、大數據等跨學科、跨語言、跨行業、跨文化的課程與人才培養模式；推動高校開發海外傳播的特色課程和教育體系；支持涉外學術實踐和國際交流的項目創新；研究涉外交叉學科與新興學科建設的可能性，提升人文類基礎研究服務于國家文化發展的綜合效能。

三、作為新興交叉學科構成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

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和現有國家學科分類里的諸多學科關系緊密，如文學里的中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語言學應用語言學里的翻譯學，新聞與傳播學下的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等。它的學科問題可以有向內、向外兩個方向的發展，“向內”是作為以上學科的新興研究領域，擴展并充實這些學科；“向外”則是作為新興交叉學科的組成部分，發展出一片廣闊的新天地來。并且這兩個方向不但可以同時展開，而且還可以互相促進。

按照“向內”發展的學科思路來理解，如果我們把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特殊研究領域，那么在2011-2013年前后，筆者主要從文學史寫作角度提出海外傳播的“入史”問題。筆者認為 “中國當代文學‘海外版’和國內一樣，也有著自己大概的生成、發展歷史，內容豐富，各類齊全，自成體系，儼然小有學科史模樣”?！爸袊ìF）當代文學及其文學史寫作應該納入‘海外接受’的研究角度，按照‘對象統一’的原則，站在中國文學的立場上，客觀考察（現）當代文學的世界接受，并與國內接受形成有效對話，這樣可能更有利于我們重估經典作品和進行文學史定位?！痹?014-2019年前后，筆者提出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應該歸屬于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并嘗試用當代文學的立場、問題意識、知識體系去寫作具有當代文學學科品質的海外傳播研究成果。

從2020年至今，筆者在大量前期研究、實踐項目和課程教學的基礎上，開始按照“向外”發展的思路，從當代文學海外傳播中走出來，在更大的跨學科與新文科體系中思考海外傳播之于當下學科與時代發展需求的教研問題，并以會議發言的形式求教于學界同行專家。應該說，這兩年教育部和國家新出臺的一些學科發展規劃以及時代的現實需求，都給作為新興學科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向外”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和保障。

首先是教育部近兩年推出的“新文科”建設。從2018年5月教育部明確全面推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到2021年3月教育部發布《關于推薦新文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的通知》，盡管目前關于“新文科”建設的內涵和路徑還處于摸索階段，但根據自身的學科實力培植和發展新興交叉學科，無疑是中國高校進行“雙一流”建設的一個重要選項。

與之呼應的是2021年11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布了《交叉學科設置與管理辦法（試行）》，其中對交叉學科的設置條件有三點基本說明。一是具有新的、明確的研究對象以及需要通過多學科理論和方法交叉融合解決的新科學問題和現象，具有形成相對獨立的理論、知識和方法體系的發展潛力；二是社會對該學科人才有一定規模的迫切需求，并具有穩定的需求發展趨勢；三是具有結構合理的高水平教師隊伍、相關學科基礎扎實、人才培養條件優良，基本形成與培養目標相適應的研究生培養體系。

從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加強和改進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集體學習中，可以看出社會對該學科的人才規模的需求已經成為一個迫切而長遠的國家文化戰略發展方向，亟需我們提供相應的教育支撐。這次會議特別強調了要在國際傳播工作方面加強頂層設計和研究布局，從多個視角進行研究，為開展國際傳播工作提供學理支撐。深入開展各種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動，建強適應新時代國際傳播需要的專門人才隊伍。各級黨校部門要把國際傳播能力培養作為重要內容，加強高校學科建設和后備人才培養，提升國際傳播理論研究水平等等。

如果把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作為“國際文化交流傳播”交叉學科的組成部分看待，參考新文科建設思路，打破傳統學科的思維壁壘，按照服務新時代中國加強國際傳播工作的迫切時代需求來考慮，那么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應該說具備了“向外”發展的基本要求，它在理論、方法上涉及較多的現有一二級學科，顯示出多學科綜合與交叉的突出特點，它也符合國家當前和未來加強文化“走出去”和國際傳播工作的緊迫穩定的重大戰略需求，而以文學、語言學、新聞與傳播學為支撐的學科群的師資和人才培養體系，也一定能支撐起滿足國家重大戰略可持續發展的新興交叉學科培養體系。

當然，從理論的倡導到學科體系的實踐創立并非易事，但“國際文化交流”方向的交叉學科建設確實可以為中國提升國際文化影響力提供持續穩定的教育支撐。據我們多年的研究，相對于新時代、新形勢下巨大的國際文化交流傳播的實際變化與需求，現有國內高校國際文化交流傳播、尤其是人文藝術類科研和教育體系，存在著傳統涉外專業科教體系難以跟緊時代發展的新要求，新型科研體系發展滯后且分散，融創型教育體系基本空白，新型科研和教育體系互相脫節等顯著問題。近年來，雖然很多大學可以短平快地成立國際傳播類的研究機構，卻很少有高校從學科體系發展角度進行長遠布局。和國家加強國際傳播工作、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重大持久的戰略需求相比，我們認為，如果缺少高校層面體系性的學科教育支撐，恐怕從理論到實踐的邏輯上都存在明顯的薄弱環節。當一項工作的相關要素都在那里時，唯一需要的就是有一小批有遠見卓識和非凡魄力的人聚攏在一起，并探索和改變這個世界。

2022年2月15日星期二01：21 初稿

2022年5月11日星期三 修改

【注釋】

①劉江凱：《影響力與可能性：中國當代作家的海外傳播》，《文藝研究》2018年第8 期。

②⑤⑨劉江凱：《世界經典化視野下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反思》，《文學評論》2019年第4 期。

③近年來，通過近十項各類課題，我們研究團隊在前期資料匯集的基礎上，正著手建設一個“中國當代文學與藝術國際傳播資源中心”數據平臺，整理了大量涉及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文章、課題、著作等資料。

④張?。骸吨袊膶W海外傳播研究書系·總序》，《認同與“延異”：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接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 頁。

⑥劉江凱：《本土性、民族性的世界寫作——莫言的海外傳播與研究》，《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4 期。

⑦曹順慶、鄭宇：《翻譯文學與文學的“他國化”》，《外國文學研究》2011年第6 期。

⑧洪子誠：《“當代文學”的概念》，《文學評論》1998年第 6 期。

⑩劉江凱：《當代文學的未完成性與不確定性：以莫言新作為例》，《文學評論》2020年第5 期。

?劉江凱：《結語：中國當代文學海外接受——作為未完成的文學史想象》，《認同與“延異”：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接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97 頁、289 頁。

?2021年11月26日，在北京師范大學“路徑與方法：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國際論壇上，筆者做《人文藝術類國際傳播的教育路徑》主題發言。2021年12月11日，在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回顧與前瞻——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叢書研討會”上，筆者做《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與學科建設》主題發言。

?“國際文化交流傳播”是筆者對新興交叉學科的一種理解與命名，有相對完整的內涵和體系表述。在該體系中，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只是一個組成部分，這涉及跨學科協同合作的一系列理論科研、課程教學、實踐項目等問題，另有文章專門討論，這里不作詳細展開。